世界工厂这个冬天怎么过？(转载）
东莞阵痛 世界工厂这个冬天怎么过？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全球，中国也感受到寒意。
“冬天”来了，不分南北半球；紧日子来了，不分中国与西方。中国和美国像一对夫妻，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花钱。
——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发明了Chimerica(中美国)一词， 来定义最大消费国、最大资本国(美国)与最大储蓄国、最大制造国(中国) 构成的利益共同体关系。
在金融危机之前，美式生活方式已深入中国。
入冬之前，你的不相信名单上只写着房产中介、基金经理和国产奶粉；
入冬之后，还得加上所谓的中产身份、长期劳动合同和中国版美国梦。
西化的生活样板和生活“常识”界定了我们的价值观，
物欲生活方式下的中国灾民再次站在生活的拐点之上。
跟投机和纵欲相比，节俭和节制的美德一点都不时髦，
但后者可能正是我们度过严冬的救命稻草。
此外，我们还需要更多改变，来迎接中国改革开放的下一个30年。
在冬季，一个国家，有寒意，可能更清醒。
2008年的第二个生活拐点
是谁制定了生活的样板？是谁定下了生活的常识？是谁界定了生活的价值？全球性“冬天”到来，物欲下的中国灾民，再次站在生活的拐点之上。
“我今天想从自动提款机里取点钱，它提示‘资金不足’。我不知道这是指银行自己还是指我。”如果路透社早30年发表这个冷笑话，你大可嘲笑一下西方人；不幸的是，你在ATM前正如此喃喃自语。
世界果然是平的——在英女王炒股亏了37%的钱、冰岛传言国家破产、柏林一家出版社的《资本论》销量比1990年增加100倍、西班牙人离婚率下降30%、日本的修鞋铺突然火爆、香港人急甩高尔夫会籍、东莞工人因工厂倒闭纷纷失业之后，自问事不关己的你，突然发现上班的公司登上了网络流传的178家“大裁员企业”名单。
冬天就这样来了——穷忙族因裁员潮惶惶不可终日，师奶战斗在超市，小工厂老板失去了所有订单，大学生连“年薪高达5000元”的招聘广告都不放过，发够牢骚的购房者期待楼价狠狠下跌，股民如同野草般等待着春风吹又生……全球金融危机的波浪按股民、外企小白领、代工厂老板、广告商、外来工、星级酒店服务生等玄妙轨迹荡漾开去，最终将每个人都牵扯了进去。
“冬天”来了，不分南北半球；紧日子来了，不分中西方。入冬之前，你的不相信名单上只写着房产中介、基金经理和国产奶粉；入冬之后，还得加上所谓的中产身份、长期合同和中国版美国梦。
有评论说金融危机是美国式生活方式的危机。当中国的你边刷卡边用 “美国老太太”故事说服自己时，已经顺手分享了这种危机——于是，上半年还登满房地产广告的中国媒体，只好改口向你提倡紧缩式生活。
你开始怀疑：楼要够高、城市要够大、成功要有车有楼、孩子要喝牛奶不喝豆浆、大学要外国不要民办……是谁制定的生活样板？是谁定立的生活“常识”？又是谁界定的生活价值？金融灾难在自然灾难后接踵而至，物欲生活下的中国灾民再次站在生活拐点之上。
全球化生活方式之变
研究机构尼尔森对52个国家进行了调查，超过一半人认为自己国家将在未来12个月内步入衰退。最悲观的是日本人、德国人、葡萄牙人和法国人；最为乐观的是印度人、越南人、中国人和俄罗斯人。
一年多前，“恐怖红利”让华尔街一位代理法拉利跑车的“美国大妈”兴奋叫喊道：“我爱死这群孩子们了”，时尚杂志编辑构思的是如何教美国人在加勒比海买一个小岛。如今，华尔街因为金融风暴成为一个热门旅游景点，不怀好意的游客只为到那儿缅怀道琼斯指数跌破一万点的那个崩溃时刻；《花花公子》策划了华尔街女性分析师专题，当然，失业的女分析师展示的不再是头脑，而是裸体。
美国总统和好莱坞仍在向全世界推销一生换8辆汽车的中产阶级梦。事实却证明，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是分期付款的，按揭来的生活甚至需要一个国家来还——一篇《最需要变革的是美国生活方式》的评论呼吁美国人改变“享乐至上”的生活方式：“美国正站在一个历史拐点上，一场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不仅将推动当前诸多棘手问题的解决，还有望挽救日益沉沦的美国。”
NBC脱口秀主持人杰伊嘲笑通用汽车、通用电气、21世纪不动产公司都成了小企业。以汽车、房子、信用卡代表的生活方式被西方人怀疑——有学者回顾战后大国发展史，提出一种“失去的十年”现象：1945年到1955年，陷入战后忧郁时期的英国；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日本；上世纪90年代，国家解体的俄罗斯。“失去的十年”往往民生凋敝，却又往往带来生活方式变革。
这是全球化的魔力：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样板生活方式。提款机扮演了全世界最好的环保主义者与道德课老师——统计表示英国厕纸销量正在下降，浪漫的希腊和意大利人已开始回家吃饭，美国人在街区开办了省钱培训班，新节俭主义在全球流行。深陷在全球化之中的中国人只能傻乎乎地跟着走。
物欲生活的中国选择
三年前的全球化论坛上，印度工艺复兴信托组织创办者丽图．塞迪发问：“满大街都是美国流行音乐，年轻人做着去美国硅谷的梦想。学者们担心这些年轻人丢掉了印度的气质。你们中国也面临着这样的挑战，不是吗？”
狄更斯有一部小说《艰难时世》，里面的资本家葛雷梗将孩子们看成一些小罐子，由他灌输进功利主义的观念，直到溢出为止：“要锻炼有理性的动物的智力就得用事实：任何别的东西对他们都全无用处。”
当全球化的主导者更多在西方而非东方，我们就变成了“小罐子”——美国人是寓言里冬天还在拉小提琴的蟋蟀，中国人则是秋天就辛苦搬运粮食的蚂蚁。蚂蚁想过上蟋蟀的好日子，于是花明天钱的“美国老太太”故事对中国人就有了教育意义。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老太太”俱乐部不算受欢迎，这让教育意义很快就变成了讽刺意义——德国的圣诞树涨价，外媒就说是中国人开始消费圣诞树的缘故；粮食紧张、价格上涨，德国总理默克尔就说皆因“三亿印度人一天吃两顿饭”和“十亿中国人开始喝牛奶”。
法国人若泽．弗雷什在《中国不笑，世界会哭》一书中，甚至希望中国人保持满足于匮乏物质生活的“美德”，通过“精神愉悦”来得到“健康的身体”：“如果中国人哪天丢掉了他们的价值观，忘记了他们如此独特的思维方式，中国会不会变成4500年来它一直不曾充当的角色：一个好战的国家？所以我说，中国不笑的时候，世界会哭。”
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人正消耗掉地球能源的四分之一(而且还是分期付款)，自私的弗雷什却想让中国人保持穷美德，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在金融风暴中的遭遇，让弗雷什的话成了准预言：“我所担心的是，中国人经济条件的改善是以大笔负债作为代价，中产阶级拉着的大车将会越来越沉重。这几亿劳动者能够想象自己很可能整个后半生都在偿还银行利息吗？”
美国人由“先洗未来钱”沦落到参加省钱培训班，正好让中国人进而明白自己在地球村中的处境——或许中国人应在谨慎处理个人账单的理性之外，去直面一个相关于道德、传统与生活方式的“感性的冬天”。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11月，在广州的一个小咖啡馆里,住在邓世昌广场附近旧房子里的居民们，聚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理想生活，希望通过抱团向政府提议，为社区摆放垃圾桶、兴建一个带人工湖泊的小公园，增加福利，改变生活。
全球化让冬天不期而至，但可以预见的是，全球化会再次消解这个冬天，迎来春天。此间，中国人亦有反省：啃老族开始寄钱给父母、工作狂开始关心身边的同事、小资女开始养成记账的习惯……
一个炫耀财富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夫．弗瑞什为这个冬天下了一个断语。以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为宗旨的生活方式正在不起眼的地方发生改变，节俭、互助等传统美德或会在人们抱团取暖时重新延续。人们终究会明白一个简单道理：冬天里紧缩的是物欲，却不一定是生活的幸福指数。
2008 年11月4日，比利时观念艺术家扬．法布雷将洋葱和土豆装在避孕套中，制作了一件名为“春天就要来了”的作品。他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时间流逝，这些洋葱和土豆，发芽戳穿了避孕套，更有不少落到地上，发出腐烂的臭味——这个无意之举，像是在揭发一个繁荣春天背后的真相，更像是一个对物欲时代的隐喻。
东莞阵痛：难过的“世界工厂”
面临企业倒闭潮的传言，东莞市长不得不出来澄清。它是城市发展的中国标本，也是危机下的中国暴风眼。
2008年初冬，正午12点，38岁的王洪江一个人悄悄爬上了6楼天台。
他的左脚下是“特区窗口”深圳，右脚下是“世界工厂”东莞。他的对面，是合作了6年的生意伙伴深圳市恒强盛公司，这家研发出了中国第一只扁平显像管、通过了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生产商，在11月7日立冬日的晚上突然宣布倒闭。
王洪江收到消息赶紧扑来，却只看到一封“告债权人书”和一排法院封条。恒强盛欠下他192.9万元的货款，这是供应商中最大的三笔欠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恒强盛至少欠下100余名供应商1600多万元的货款。
王洪江是安徽省天长市兴龙电子公司驻深销售员，按照公司规定，销售提成为3%，出现欠债个人须承担40%的责任，依此折算，王洪江一夜之间将负债80万元，他在深圳10年的血汗转瞬付之东流。
平湖镇鹅公岭村天鹅工业区上空的风有些凉，他在厂门口坚守了5天，一筹莫展，这一天，他没有吃早餐，也没有吃午餐，绝望像水一样漫上胸口，几乎让人窒息。
“193，快下来！别一时想不开呀！”有人发现了王洪江，这群来自湖南新化、广州、惠州、东莞长安、深圳宝安等地的供应商因为债务聚集在一起，彼此不以姓名而以欠债数目相称：11，39，50，180……
王洪江没有动，他试图“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社会的觉悟，把借金融危机之名恶意骗取货款的老板绳之以法”。
不太平的工业区
恒强盛在立冬日的倒塌，不过是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珠三角的一个残酷插曲。
早在10月，东莞合俊玩具厂、深圳宝安百灵达等电子厂、玩具厂、服装厂的相继倒闭，就已让人感觉到金融危机带来的丝丝寒意。
11 月，天涯网友“我叫梁山伯”发表的万言书《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搔到东莞痒处，这篇被认为是“比较客观”的网文，引发东莞政府高层集体学习、研讨对策以及民间智库热议“东莞如何过冬”的热潮。“一九二九，怀中揣手；三九四九，冻死猪狗”，东莞的冬天似乎才刚刚开始。
东莞市樟木头镇银洋第三工业区，倒闭已经一个月的合俊玩具厂门前，一片空寂。经营出租屋生意的吴老板叠着手蹲在门口晒太阳。今年5月，他看到合俊“厂里人多生意好”，便在对面租下一栋民房，改建成50间单间，当时人满为患，每间能租两三百元，现如今，出租屋里只剩下合俊厂一个工人，“他请了律师要索赔，平时早出晚归去找工”，那些来自四川、湖南、广西等地曾经的租客，“已经打包回家”。吴老板改了招租牌上的价格：“长期出租，不收押金，120-150元(包水不包电)”，很快，他又调了价“80-120元(包水)”。价格虽然便宜，却只能吸引到少量远处的工人。
吴老板的隔壁，是一间挂着“转让”牌的电话超市，来自潮州的刘老板在这里开了两年店，“我有 10台电话，以前一个月话费能打一两千块，现在一天不到两三块；以前一天卖水能卖三四百块，现在只有十几二十块。”刘老板准备再等两个月等厂重开，“如果做不下去，也只能是走。”在拐角处开米粉店的张老板则显得比较悲观，“前面一间饮食店刚刚投资几万块装修，开张不到两个月就倒了。我也是在关门吃老本，现在形势不好，去找个地方开店很好找，最怕就是厂子突然倒掉。”
在樟木头的沿途，到处都能看到“清债”、“办证”、“厂房租售”、“商铺转让”的广告招贴，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也是某某厂的倒掉。每年接近年关，东莞的工业区总会变得鸡飞狗跳。工厂倒闭，除了拖欠工人工资、甩给当地政府一颗烫手山芋外，通常还会拖垮产业链下端的一批小工厂以及一群供应商。
在天台上足足站了3个小时的王洪江，最终在当地街道办、派出所和政法委书记的劝说下走了下来，“李书记和我讲，你放心，我一定帮你跟踪到底，把这个老板绳之以法。说句良心话，谁也不想死，李书记提到老婆小孩的时候，我感觉到有希望了。” 王洪江摸着刚刚打完点滴的手上的纱布，显得异常疲惫。
恒强盛老板孙国平在《致债权人的信》中这样解释工厂破产的原因，“在今年严酷的经济危机中，由于资金链断裂，迫于无奈选择不辞而别。原因有三：一是美金升值，订单下降，原本可以赚钱的出口产品变成了亏本的东西；二是原材料涨价，工人工资提高，将微薄的利润挤压为负；三是贷款难收，到处求爹喊奶，像孙子一样收款，夜不能寐，急出一身冷汗。” 孙国平还说，“不少供应商都知道，我是一个癌症病人，为三四百人的生存操心实在太苦太累，如今金融风暴之际，生意特别难做，整天面对众多供应商追偿，原材料供应又不及时，生产时断时续，我只能选择放弃。”
但供应商们没有相信这位原本“忠厚”的“知识分子”的说法，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一场借金融风暴之名行“金蝉脱壳”之实的走佬计划。
小老板的过冬计划
肖功俊是东莞市大朗镇屹立印刷公司的老板。9月以来，他以一个小工厂主的身份，在广东几家报纸上发表《东莞10亿“利市”，拿出不易分配更难》、《谁来引领我们中小企业前行？》、《“求大”或会误导企业》等9篇评论，从而在东莞企业主中声名鹊起。在被“我是梁山伯”于《东莞：“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一文中致敬之后，他欲以“我是祝英台”撰文回应。
下午5点，肖功俊的工厂便已歇工，他开着黑色别克将在艺术幼儿园上学的女儿接回办公室后，抽起“五叶神”来，偶尔接到催货的电话，他便耐心解释。
“ 今年特别难做，去年开始难，今年特别难。我的厂，今年经营的困难主要是水灾，我这里就损失了100多万元。”2000年，在中央级研究院做过电子工程研究的肖功俊创办了这家小印刷厂，8年来他只有四个月出现过亏损，“2007年一个月；今年2 月份过春节，生意非常差；再一个是六七月份，6月是因为水灾，7月份是没定单。”
肖功俊的印刷厂主要是给一些电子厂做包装盒、说明书、吊牌，处在产业链的下端。从去年5月开始，他开始明显感觉到生意难做，竞争者增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原材料价格、劳动成本上涨导致成本增加，“就算有订单也很难做，因为做下去是亏损的。即便帐面不亏，但是货款不能及时回笼，风险太大。加上现在经济环境、法制环境非常不好，动不动就遇上走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损失，去年一次，今年有两次”。
今年，就在肖功俊所在的沙步土地坑工业区就有七八家皮革、电子厂倒闭，“有些是山寨工厂，有一家从水灾到现在都没有开门”。
肖功俊从几个细节感觉到金融海啸对东莞的影响。一是厂里的工人越来越多请假，理由是“弟弟或者亲戚的厂倒闭了，要到车站送他回家，以前没有这样的请假理由 ”。二是大朗汽车站的返乡潮提前到来，“以前这个时候回湖南邵阳是134块，现在回家的人多，票价涨到了220或230块，跟过去春运一个价。”
原材料涨30%、工人薪资涨40%、订单缩减30%……压得肖功俊喘不过气，纸张从去年年初的每吨6300元左右，攀升到现在每吨约8000元。劳动力成本由去年的每月七八百元，涨到现在的1200元左右。印刷厂的利润比去年下降了5成，以前效益最好时每月能赚10多万元，如今只有两三万元。
东莞市长安镇荣发电子科技公司总经理陈秀鹏已经4年没有出去旅游，一双皮鞋穿了一两年没换，“一是忙，二是做生意难挣到钱”。为了节省开支熬过经济危机，他将厂房里的三根灯管拆成只剩一根，对工人宿舍用电也用电表控制，自己24小时待在厂里，许多事情亲历亲为。
东莞市长安镇祥宇五金厂的老板易冰也发现，因为金融危机，身边的许多同行变得小心翼翼，“很多人有生意都不敢去做，都是怕自己拿材料帮别人做了，几个月后收不到钱。”他所在的五金业，许多工厂处于半停厂状态，有的正大批裁员，“反正快到过年了，有些工人宁愿回家待两个月，看看外边的情况怎么样再决定是不是出来做工。”
计划一：减少人数，身兼多职。比如让文员兼职管理仓库，会计兼职人事经理。计划二：老板亲自抓采购，将采购销售两头各吃5%回扣的额外成本削减掉。计划三：或者学习日本企业生产管理方式提高生产力，或者干脆“冬眠”，或者缩小规模，将500人减成100人，留下一二十个骨干搞技术，关闭生产线转做贸易，订单照接，转发给其他工厂生产，减少风险。计划四：上下游几个工厂合成一个进行生产，不合并不重组，你还算你，我还算我，但这样可以省掉租金，节省生产成本，风险和利益共担，等经济转暖，就可东山再起。计划五：引入阿里巴巴的“三企互保贷款”，三家企业联合起来一起贷款，如果一家企业出现了风险，另外两家一起承担，这样几家企业“抱团取暖”能减少风险促成紧密合作。
肖功俊对2009年的预期是“前途迷茫”，“2009年能不能好就看7月，因为圣诞节和感恩节的产品生产旺季都是在7月至11月，如果7月份没有圣诞节的好消息，没有显示出转暖的迹象，那就麻烦了。”
谁的东莞？
“东莞到底是谁的东莞？是160万人的东莞，还是1200万人的东莞？现在在东莞的1000万产业工人没有幸福可言，这里除了宿舍就是工厂，连家都没有，这是个问题。”
肖功俊所担心的是，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一代打工族能吃苦耐劳，生于八九十年代的新一代打工族已经“靠不住了”，“家里要是受点委屈，还可以找村干部评理，在东莞打工经常要吃哑巴亏。东莞这座城市也非常困惑，留人也不是，不留也不是，如果全部走了，剩下一堆工厂土地，怎么办？”
天涯网友“摩陀”写道：“我在东莞待了六七年，见证了这个城市的部分发展，没有家的感觉。经济衰退潮来临之际，民工兄弟姐妹在常平火车站返乡，昔日各镇区熙熙攘攘热闹的景面也变得肃静起来，秋意正浓，冬天来了，我的兄弟姐妹们，你们做好防寒措施了吗？”
来自四川南充的打工诗人、农民工人大代表郑小琼是众多打工者中幸运的一位，但她并没有东莞户口，也完全支付不起在东莞买房的首付。7月份，她辞去上海铭好贸易有限公司东莞销售业务员的工作，不再推销丝攻、铣刀、螺纹塞规和搓丝板，转而参加广东省作协一个扶助农民工写作者的学习项目，“我并不认为东莞经济的冬天来了,我反倒认为这给东莞企业的升级带来了机会。现在说东莞的冬天来了,还有点早,可能在过完年后,才是真正的冬天，还会有相当多的企业比现在生存更为窘迫”。
她依然清晰地记得，2001年刚到东莞，她就被莞樟路一带借招工幌子骗人的工厂所骗，而她刚到一家家具厂上班才三个月，就遇到了“9．11事件”对东莞家具业的冲击，郑小琼成为被裁员的员工之一。她的东莞8年，基本在工厂里度过，六年在东坑镇，一年在常平镇，待过塑料厂、玩具厂、家具厂、鞋厂。“这8年是东莞极其兴盛的8年，对于东莞，我一直深怀感情，现实中它给我的内心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不愉快，我把青春丢失在这个城市 ,时间会把这座城市慢慢融入到我的骨肉,这种融入的过程是尖锐的疼痛，也是一种无奈的心酸，我想我的感受对于这个城市的农民工来说是相同，我们也许只是这个城市的过客，留给我们加班、低薪的不愉快，但若干年回过头看，你在这个城市遇到的不幸与苦难，幸福与喜悦，都会是另一种风景。”
郑小琼说，东莞的“打工诗人”群体，大多是工厂里的文员、拉组长、内刊编辑，他们每月能拿到 1000多元，混得好的，慢慢进入了广告公司或工厂管理层。她并不愿意将8月1日因无法支撑房贷重负而选择上吊自杀的吾同树归入“打工诗人”之列，理由是 “他2005年毕业来东莞工作，便将户口由单位迁入东莞，两年又开始供房。而我或者刘大程、陶天财等‘打工诗人’群体来东莞8年以上,连在这里买房的可能性基本都没有，‘打工诗人’中大部分都没有迁户,也不可能供房”。
“珠江三角洲有4万根以上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都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我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将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这是令郑小琼成名的其中一首诗。
很难说，选择自杀的“东莞诗人”吾同树是被金融危机所累，还是失业所累，总之，他在离开人世之前写下了这样一首名为《消失》的诗：“物质坚持物质的腐烂/梦在无形地蒸发，一切在缓慢地/消失，于相近或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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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文章之后觉得危机的影响超乎我的想象，一直对这具体的影响没有什么概念，现在觉得真的有些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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