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方案、正常组织生活的终结
还原论是一种主流思考方式，它将科学独立于我们的生活和我们所在的世界。它认为世界是由物理、生物的、社会的对象组成、而实践者和研究者是独立于世界外部的观察者。这使人们把现象当做实体进行思考，认为这些实体就像孤立的现实物体那样，根据固定的因果关系行动，能够被全面理解。科学在我们头脑中将世界和我们的生活划分成碎片。它将各部分与我们身处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节奏分开。生活的丰富性和神秘性被简化为不切实际的心智模式，就是那种简单的“A造成B”
“A造成B”的推理是人们生活中很多挫折和痛苦的根源。如果工作中出现某种困难局面，“A造成B”的心理就会揪出某个人或某些人，作为造成问题的原因。例如，假设萨莫亚因公开批评CEO哈利德而遭到责备。萨莫亚因这样做而受到了惩罚，这种惩罚被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以应对她进行反抗的问题。这个问题就这样被认为得到了解决，组织生活被盼这回到一种正常和舒适的状态。
虽然萨莫亚本可以让这个所谓的问题不发生，但是她还是感到愤愤不平，因为在她看来，她只是对哈利德和他亲信的经理塔哈的行为作出相当合理的反应，然而萨莫亚受到了责备，在“私设的公堂”上“被判 ”。然而，系统思想家会认为，本案例中，问题源自于萨莫亚、哈利德、塔哈的互动中。在这个世界上，对萨莫亚们来说悲哀的是，责备心理总是以NIMO的否定模式在加强，NIMO的意思是“问题的原因不在我的办公室”(the cause of that problem was Not In My Office)。尤其像哈利德这样有正式权力的人，都想摆脱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在出现困难之时，虽然他们有系统连带关系和道德责任，但他们还是想抽身出来。
科学家和技术统治者沉迷于还原论，而且还会继续严重、直接地影响刚才讨论的社会行为中的社会规则和习俗。如果我们开始将自己看做一个单独，自主的自我，那么我们就会将部分和整体分离，将人与知识分离，最终做到将问题与背景分离。我们使用诸如此类的语言和分析，“我知道是这个人造成的问题”。还原论的思考方式指导人们根据因果要素寻找解决方案，而非通过系统察觉。
可以预料，受还原论心智模式和因果思考影响的人，会很难直接跳进系统察觉的意识中。还原论和整体论是两种思考方式，位于两个极端。正如彼得·圣吉所说，挑战和改变心智模式通常需要花很长时间去学习和孕育。认知过程不会是这样：现在是这种方式，然后按照惯例，下一刻换车另一种方式。然而，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头脑散步的确可以促进学习的过程。作为系统思考分支之一的复杂性理论，已勾画出一种头脑散步。
在复杂性理论的内容中，有着伊利亚·普利高津和伊莎贝尔·斯滕格的著作《混沌中的秩序》。这种理论认为，相互关联的世界存在巨大的复杂性，这可以被体验为混沌，但是其中的确有值得注意的秩序和连贯性。这种关于秩序的论调来自于围绕还原论的辩论。
正如前面所说，还原论试图建立因果律。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规律是确定性的，因为它们是固定的，而且到现在为止经受住了任何反驳。有了对固定规律的了解，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行为就成为可预测的。如果是这样，就可能通过改变一个变量去控制另一个变量。控制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以按照启蒙运动的思路改进人类处境，成为这种思考方式的一种延伸。通过技术队因果律的应用已取得“进步”。然而，“进步”付出了代价，比如环境污染和工作场所的非人性化。这种反直觉的后果，可归咎于科学对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中行为的误解。
系统思考认为，最好将行为理解成不同的环的结果，在环那里有相互关联的不同变量。萨莫亚对哈利德的行动会传递到塔哈那里，然后又反馈到萨莫亚这里。要理解萨莫亚的行为，就有必要理解萨莫亚，哈利德，塔哈之间的环的反馈动力学。
反馈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产生稳定的平衡，叫做负反馈。另一种导致不稳定，叫做正反馈。由于人们仍认为，向环提供推动力的是定律，而确定定律的是变量(它们是固定的一些变量)，
所以用确定性反馈系统的说法来对此进行描述。圣吉的系统基模所描述的行为，就属于此类。在某些情况下，定律中的条件是随机性的，所以就用随机性反馈系统的说法来描述此时的行为结果。然而，这两类型行为的结果是非常相似的。
这时出现了个问题，既然这些系统描述已到位，为什么我们仍无法预测和控制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例如，为什么不可能对天气变化作出长期预测?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地解决所有组织上的困难问题?
在对复杂性的认识中，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动力学行为能够通过自发性自组织产生出乎意料的新变化和新事物。这里，一组变量相互联系，产生多重反馈，就会自发性地创造新秩序。自发性意味着突现出来的东西是无法预测的。行为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之间摆动，自发性地产生不稳定的和稳定的效果。这时产生的秩序是易变的，多变的，无法预测的。突现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它源自于动力学的细枝末节，而这方面基本上是不为人类所知的。
复杂性理论学家喜欢用一个形象的说明：亚马逊雨林的一只蝴蝶引起气候格局的变化。这只蝴蝶起飞时开始拍打的翅膀，造成空气运动。这时，形成了高度地方化的大气运动格局。这个地方的气候格局与其他地方的气候格局相互联系，产生一种新的气候格局，随后经过一系列的改变，三天后全球气候格局的变化造成了香港的飓风。然而，如果这只蝴蝶在另一时间以另一方式拍打翅膀，那么会造成德克萨斯的龙卷风。由此说明，复杂行为依赖于所发生的细节性事件。要全面解释行为，就需要了解所有这种细节。所以，对于气候，还可以用笼统的语言对其不规则的格局进行描述，但动力学的细节却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无法在几天前进行预测。甚至先进的，有着强大运算能力的计算机技术，也无法应付其中的复杂性。在这种情况中，我们所了解的，到目前为止的还经得住考验的确定性定律和随机性定律，都派不上用场。
将复杂性理论扩展到了社会领域，社会规律的构成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规律。自然科学规律是确定性的或随机性，而且一直在经受考验。另一方面，社会行为的规律通过社会规则和习俗表达出来，是被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同意了的”。例如，我们所说的公司文化，就是用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和习俗来约束人的行为——它们或则设身处地为顾客着想，或者极力追求高销售额。人类系统是不同的，因为人类不但遵循社会规则和习俗，而且可能想改变它们。人类系统是适应性的。社会规则和习俗是可以修正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会科学中，复杂性的本质是不同的。
“人类系统”牵涉到很多人，对于影响他们的社会规则和洗漱，每个人有自己的解释和体会。因此，人们的行动与这些规则和习俗合拍或冲突。人们以这种方式进行学习。圣吉关于心智模式和团体学习的修炼就暗示这样一种动力学。然而，斯泰西显然不同于圣吉“一团和气”的思想状态，他强调政治互动的重要性和“合法性”，在挑战心智模式和推动团体学习的过程中，政治张力是很重要的。斯泰西对其中的动力学作了如下解释。组织环境中的几个人注意到某一难题，就会围绕着一难题形成一个联盟。联盟努力将此难题纳入组织日常当中。如果成功，这个过程将在某个时候改变组织规则和习俗。这样就可以认为，变化来自于自发性自组织的突现，而自组织就是围绕这项难题的解释性的存在物。这种动力学并非接受中心权威的指导，并非来自于正是的规则和习俗!
当然，社会规则和习俗的确可以长久存在。一个社会特质可以持续几个世纪。公司文化可以多年保持完好无损。可能会有某种特定动动力，会在一段时间内推动各方朝同一方向前进，不管环境如何变化——这或许可以认为是“油轮综合症”。然而，“人类系统”归根到底是无法预测的，不能拿常用的“预测和控制”方法来处理。人们不是凌驾于自己生命或任何他人之上的超级规划者和主人。复杂性是巨大的不确定性的源泉，它防止凌驾于自己或他人之上的事情发生。
对于雄心勃勃的“解决问题者”来说，复杂性理论显然包含了非常重要的道理。传统的“解决问题”描绘的是一幅“组织与管理”的图景，在那里可以确认问题，找到并实施解决方案，因此一切都在掌控之下。复杂性理论证明了一个更加现实的解释。“解决问题者”必须理解复杂的相互关系，已经本质上不为人脑所知的突现行为。让我们面对现实，用复杂性理论查明一个重要的“问题”，“问题”的概念。
本帖最后由 鹤见尚 于 2010-12-3 19:04 编辑
本帖最后由 viviangemini 于 2010-12-9 12:56 编辑
好高深的理论哦{:5_257:} 太高深了 学习了啊 {:5_257:}蝴蝶效应就是复杂性理论的延伸吧 好深奥！！！ 弗勒德的这本书的确非常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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