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也谈中国人的“劣根性”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熟市场与新兴市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以上任何一点都足以决定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因素市场的各异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有那么多的“劣根性”，但其中重要的隐意便是：“劣根性”并非中国人所独有，老外也有，不过方式（很多时候也表现在程度上）不同而已。
举例来说，我相信长期的管理方式浸染会改变很多事情，包括企业文化。而实际上管理方式的选择又是与其文化背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所说的“路径依赖”。所谓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y）理论，说白了就是你过去的行事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你现在和将来的行事方式。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国与西方的管理发展史：中国长期的封建管理历史所体现的主流是人治或无为之治，而其自然的表现形式即独裁（不论是强权还是圣王之治）；而西方法治的的探索与完善由来已久，系统的民主发展努力更是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因此，中国与西方都走过了自己独有的路径，而这一路径的不同也会决定后来的道路选择。当然，正如黑格尔所说，一切事物都包含有对它自身的否定，路径依赖性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成熟的经验引导能够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另一方面，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路径依赖所导致的行为惯性容易将组织（或人）引入自己无意间挖下的陷阱。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之一便是如何在必要时打破路径依赖性（解决恶性循环的问题）。
造成中西路径差异的根源，在我看来，与社会主流对人性的哲学认知紧密相关。历史上，中国与西方都曾有过对人性“善恶”的争论。所谓“劣根性”其实已经涉及到了人性善、恶的命题。这里对人性善、恶说不做赘述，但纵观历史，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持“人性善”说；而西方恰恰相反。既然人性本善，那么管理人的方式就应侧重引导而非限制，因此圣人、圣王、明君等以身作则（或榜样）的理念一直是“治”的主题词，在中国，至今犹是。而“多迈出一小步，真理便成谬误”，由“圣王之治”演化为“皇权至上”就是因为多了这一小步；人性本恶，便需要外界因素来限制、甚至惩罚——这是法治凸显的根源之一。不要忘了，西方的主流经济、管理理论都是建立在“人是为了满足/最大化私利”的假设基础之上的。当然，中国的秦朝也重法治，过于极端的施政方针造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法治尝试的失败，其代价是秦朝的灭亡。
总结一点，人就是人，不可否认很多因素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但人的“劣根性”普遍存在（尽管表现方式或程度或许不同）的事实却不容否定，不论其身属哪个国家。
身为中国人，自然希望为中国、为中国人感到骄傲、自豪。但这不应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借口——我们必须扬弃历史、接受现实、建设未来。“劣根性”虽非国人所独有，但在当前的大环境下，很显然，“中国人”已经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因此“一定要有所交待”！
解决这一问题还是要从根源上找答案。拙见以为，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以“人治”与“法治”的动态平衡为标志，即针对不同的管理背景达成最适的人治与法治比例。而目前全球正处在“人治”与“法治”融合的时期（全球化是重要推动力之一），中国也不能独外其身。还是以中、西方为对比：中国正在加大“法治”的比重、减少“人治”色彩；而西方正在增加“人治”的比重、在某些方面淡化“法治”的色彩。这样说是有事实和理论依据的。从事实来看，中国企业在管理方法和制度上的学习与进步有目共睹，外国企业的人性化色彩渐浓也是不争的事实；从理论上来讲，相信大家对交易型领导（transactional leadership）和渐适型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的区分并不陌生。交易型领导认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属于利益交换型的，以制度为保障框架；而渐适型领导则强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社会关系、情感交流，以私人关系作为维系、依托。这样区分并非意味着这两者之间是互相排斥的，实际上，基于大量的研究事实，学术界普遍认为两者或多或少地共同存在，而两者的合理平衡应该是最理想的方式。这一理论在本质上是将经济人与社会人相结合，或者说将理性人与感性人相结合。话至于此，相信大家应该明了，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特定的国家，“劣根性”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在这里了——平衡是关键。当然，如何平衡，那是实施中的具体问题，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虚静无为斑竹提到了“劣根性”的用途，我认为是很有道理的——这也符合“事物两面性、相对性”的普遍原理。不过本人对其思考较少，一时难以深入分析，欢迎补充。我相信，这会是很实用、很令人兴奋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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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上的懒惰是最严重的。RE:[转载] 也谈中国人的“劣根性”
人本身具有两面性，至于表现出显性还是隐性很大程度上受到周围环境等因素的影响RE:[转载] 也谈中国人的“劣根性”
写得很好，人治与法治平衡是关键点，但也是一个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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