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营企业并不是我最爱干的事情，它只是我的职业选择而已。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我们那一代人可以选择的职业机会并不多，而我选择了经商，一开始做得并不出彩——因为我内心里并不喜欢做生意，不喜欢和金钱打交道。但是在做生意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除了能力差异之外，我和别人有底线上的差别——比如说，光明正大做生意，不行贿，这一条我做到了。比如说，我没有两本账，从来都是一本账，从来没有过假发票，从来都是堂堂正正做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做人的底线。 坚守底线成为长项 有人说，做生意不行贿怎么可能呢，那我说“可能”；别人说规范经营很难，的确很难，但是我也做出来了。这样一来，坚守底线成为了我的长项。 记得1988年我们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时，要向公众募集资金，就要承诺遵守招股通函上的规定。对于公司是否要遵循“规范、透明、守法”这一条，管理层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检讨了我们当时的一些灰色做法。按照当时的规定，进口产品只能在特区销售，而我们变相地拿到特区外的地区销售，这样做赚钱更容易，也会有更多客户。作为公司的主要创始人，我的意见非常明确：既然我们承诺了，就按照承诺的去做。如果未来的公司都是很规范的，而我们还在走钢丝，那我们就走不到未来。反过来说，我们如果规范了，又没被淘汰掉，那我们就代表着未来。 不看短期利益 我做企业的另外一个心得就是要看长远利益，不要急功近利。 1995年万科在合肥拿了一块1,000亩的地，签了土地合同。后来我去交定金的时候，当时的土地局局长说：对不起，给不了你们1,000亩，只能给500亩。其余500亩被另外一个集团公司看上了。但是呢，万科也不要有意见，少给的这500亩地可以给你们补偿。每亩地3万块，500亩就是1,500万人民币的补偿费。等于万科一分钱还没交，1,500万已经到手了。 我回答说：500亩地你给别人吧，这笔补偿费我不能拿。假如我一亩地3万块钱套现了，等于空手套白狼，一个合同就赚了1,500万。当时公司一年的利润也就是五六千万，我现在突然1,500万利润到手，肯定在公司成为一个传奇故事。这样的话，以后谁还安心给我搞设计？给我搞建设？给我卖房？大家就都学董事长圈地去了。我每年都能赚到这种钱吗？肯定不能！我不是土地买卖公司，拿这1,500万对公司的长期发展没好处。 行业需要自律 2008年我遇到了两个“门”，一个是捐款门，一个是拐点论，让我遭遇了空前的危机和孤立。 捐款门事件，还只是对于我个人道德的判断，对万科影响更大的是我当时抛出的拐点论。这个说法触动了利益集团。地方政府不喜欢降价，因为房产降价，政府就无法维持高地价；同行也不愿意降价，降价会让利润大幅缩水。尽管受到了来自两方面的孤立，我还是认为，像前几年那样的房地产高涨是不可持续的，行业需要自律。行业不自律的话，一旦泡沫破裂了，首当其冲的是这个行业里的企业。今后房地产企业不能再依赖粗放式经营，而是要通过精细化管理来赢得持续发展。 2011年我在哈佛大学学习，专攻美国商业史。我的关注点就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那20年的美国与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贫富差距非常大，社会道德非常糟糕，污染非常厉害。看到美国是怎么过来的，就对中国的未来有了希望。所以，我原来对中国是谨慎乐观，反而到了哈佛之后，现在又增加了一些乐观的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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