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孔子》，感受儒圣真精神——从儒家思想看人力资源管理 ... ...

电影《孔子》问世，一时引起热议。有褒有贬，众口不一。从还原历史真实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角度看，影片有哗众取宠之嫌，对历史并未完全遵从，而是作了不少艺术化处理，如老子赠言、离鲁之因、颜回之死等。然而历史真实究竟如何，逝者已久，俱已往矣，史家亦有争论。不过，即便如此，电影《孔子》仍坚实地把握住了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根本，给予了观众足够的思考空间，让孔子及儒家思想再放光芒。

电影《孔子》从孔子51岁任中都宰开始。当此时，孔子已名满天下，并广收弟子，但正式入仕，对孔子也还是第一次，他渴望用自己的儒家主张去强大鲁国、拯救这个礼崩乐坏的世界，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及至任职一载，就将中都治理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中都大治。为此，鲁君极为赏识而任命其为大司寇。正当孔子期待一展大志的时候，邻邦齐国惮于鲁国的强大，便厉行离间，诱惑鲁君。而平庸的鲁君胸无大志、无力把持、自甘堕落。无奈之下，孔子只好背井离乡，周游列国，期待他国能给予自己机会以实现理想。然事与愿违，孔子无法得志，漂泊十四年最后黯然重回故乡，以整理六书聊慰平生。

电影《孔子》用一些重要的场景将孔子生平加以贯连，并突出其思想，具体可概括为: 受重任、救逃奴、夹谷会、隳三都、愤离鲁、见南子、困陈蔡、颜回死、重归鲁。

历史上，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享年73岁。在其有生之年，勤于思考，上下求索，历经磨难，一以贯之，终成一代儒圣。其思想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被中国历代捧为至宝，被民间百姓尊崇推行。至于如今，世界各地亦兴起孔子学院和儒学热，现在又将其拍成电影，可见孔子及其所创的儒家思想影响之深、生命力之强。

究竟孔子真正的儒家精神是什么样的？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上如何加以经世致用？就着电影《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脉络，结合相关史论及今人评述，笔者试作分析，期成一家之言，供同仁参考。

一、孔子的儒家精神是什么？综合来说，就是仁治、礼治、德治、人治四个方面。

孔子之后，后世流传的儒家思想，多半经过了修饰与注解，已经不是最初的孔子儒家思想了，甚至可以说是曲解了孔子真实的儒家思想，是变了形的、仅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儒家了。事实上，孔子真实的儒家思想，是不被当时统治者待见的，是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是历经周游列国而不得用的，最后只能著书立说的思想。

在此，笔者只谈孔子的儒家思想，即先秦时结合孔子生平而论的儒家思想。具体如下：

1、仁治论：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和根本。“克己复礼，仁者爱人，推己及人”，这是仁的主要内容。这是同现代社会人权文明发展相符合的。从这一点看，仁治永不过时。

孔子认为，仁的最高境界就是克服自己、遵从礼制、关爱人和尊重人。他认为，礼制在保持人伦秩序和尊重关爱人的方面，是值得推崇和保持的。人们只有按礼去做，人与人之间才能和谐相处。由于人的群居性，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共处，既然共处，人就应该克制自己的不足，遵从礼的规范，从而不侵犯到他人。同时，人不应该只爱自己，更应该爱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始终把人看得非常重要，甚至是第一位的。无论是自己，还是他人，都应如此。

“仁”，在影片《孔子》救逃奴的情节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季孙家的逃奴漆思弓被子路救下，孔子回家时看到了，子路开始怕连累大家，就说先把漆思弓送到他内兄家去，但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毅然留下了漆思弓，面对公孙狃的搜查，他亦慨然面对，毫无畏惧。不仅为此，在三桓召开的国君参与的议事会议上，孔子适时提出废除奴隶殉葬的旧俗，并舌辩群雄，最终让漆思弓得以保全性命。从此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仁的理解，不仅表现为“仁者爱人”，而且表现为对“以礼杀人”的完全反对。他主张仁治，是希望将仁作为指导意思，作为内在的文化意识，让大家都互相关爱，有一颗爱人之心。同时，礼制习俗，绝不能伤害到对人的关爱。惟此，才是真“仁”也。

2、礼治论：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外在形式表现。孔子主张以周礼为基础，“国礼损益”，使之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从而修补天下已然礼崩乐坏的局面。“为国以礼，礼让为国”，即是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规范人们的和谐相处，使人们“克己复礼”。惟此，才能实现国之大治。

孔子是崇尚周礼的，这一点从电影《孔子》开篇即可看到，孔子感叹未梦见周公已久矣，这说明周公在孔子心目中的份量。孔子学无常师，周公可算是他最早也是最久的老师了。在孔子的眼里，周公制礼，使战后初周变得更加规范与和谐，是最值得赞赏的。周朝几百年，到春秋时已经是诸侯并立、连年争霸，在这里看不到礼让，看不到关爱，只有战争和杀戮，完全违背了“仁”的精神，这是孔子不忍见的。孔子的礼治论，源于仁治论。“礼之用、和为贵”，是“仁者爱人”的外在表现。

孔子心目中的礼，着重指的是规范社会秩序的制度规范，以周礼为基础，包括了其他各个方面，如刑罚等。孔子说“礼乐兴，刑罚中”，即是说明。孔子主张改革周礼，因为周礼中的许多内容并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更不符合仁的理念。他提出废除奴隶殉葬，改革旧俗，即是说明。

3、德治论：这是孔子儒家思想的中心和指导思想。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德主刑辅”，“宽刑慎杀，反对冤狱，赦小过，无讼”，认为应“重义轻利”，教化百姓，反对“未教先刑”。

电影《孔子》伊始，孔子任中都宰，施行德政，注重教化，一年时间就使得中都大治，结果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剧中，孔子带领弟子先到了卫国。卫君问政，孔子答“让天下富足”，又问“卫国已经很富足了，又怎么办”，又答“教化之”。说明德政的首要在于用礼制、德行教化百姓，让百姓知道礼义廉耻。

所谓德，是一个大的道德体系，主要指的是个人品德修为，具体包括忠、孝、仁、义、礼、智、信、勇等，其渊源于仁。所谓德治，就是宣传推广道德体系，让大家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与习惯，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与氛围。

可能有人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德政是难以实施的。其实不然，这是对孔子德治的误解。理解孔子的德治思想，需要从孔子整体思想上考虑，而不可以忽视其他。单独的德治如果离开仁治、礼治，将会失去基础，没有可行性。德，源于仁，没有实质的仁，只有外在的德，那么所有的仁义道德都将是虚假的形式，从而导致言行不一，失去重要的信，没有信则无以治国。孔子提出“治政三道：富、兵、信”，如果只能选择一样，他毅然选择信。孔子还说“人无信不立”。事实上，孔子之后的秦国商鞅变法，也以信为先，“徙木立信”便是例证。

4、人治论：孔子认为，“为政在人”。他说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而此思想，体现了孔子儒家对人的关注和人的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孔子儒家思想“人当其位”的观点。后世孟子亦说“惟仁者宜在高位”。虽然这也正是孔子儒家最大的弊端，有着不少的负面影响，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君主独揽大权，无人制约，或制约无足轻重，人治论有着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和适应性。

电影《孔子》中，孔子周游列国，先是到卫国，卫君昏庸，国内混乱，子见南子时，感慨南子“如此好德如好色”，预测卫国必起叛乱，就离开卫国。经曹国，至宋国，过郑国，到陈国，迁蔡国，走叶城，行楚国，返鲁国，就是没有一个国君愿意或有心用他。即或有，如楚昭王欲分封孔子，也被大臣劝止。整个周游前后共计十四年漂泊，孔子感慨大道不行，主张无以实施。这就是人的作用。

再延伸开来，春秋初期齐国，有管仲辅佐桓公，齐国九合诸侯，成就霸业，管仲死后，霸权消解；到春秋中期，有晏婴为相，齐国保持了一时霸权，晏婴死后，霸权又被消解；在郑国，有子产主政，郑国一时强大，子产死后，郑国沦落；秦国穆公时，有百里奚、蹇叔为相，秦国于西北边陲崛起，穆公之后，百年沉寂，到孝公时，商鞅变法，又始自强大。这些著名的例子，举不胜举。有英明的君主、贤能的大臣，国家自然强盛，反之，则国必衰亡败落。

除了 “人当其位”的观点外，孔子还说主张“人率其位”， 十分重视人的表率、示范和导向作用，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电影《孔子》中，我们能时时看到，孔子处处以身作则，保持言行一致。如救逃奴时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自己亦敢以担当，不仅救下，还一举废除奴隶陪葬习俗。

综合孔子儒家以上“仁治”、“礼治”、“德治”、“人治”四个方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儒家思想的根本在于对人的关爱与尊重，其治国主张外在表现为“礼治”和“德治”两个方面，同时主张“人当其位，人率其次”，极为重视人在治国中的重要甚至是决定作用。

二、孔子儒家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经世致用上，表现为组织使命、组织文化以及组织建构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具体如下：

1、对孔子儒家思想“仁治”的应用，集中体现在组织使命上。

一个组织，其存在的意义，追求的目标，即为该组织的使命。 将“仁治”作为组织的使命，就是指在组织中，应该以关爱和尊重人为根本，在组织运行中，将人视为第一重要的独一无二的集体与个体。人不仅是资源，不仅是手段，不仅是工具，更是万物之精华，是组织存在终极目标。组织运行，不仅要追求经济价值，更应追求社会价值。组织不仅是为了获取利润，更是为了让组织成员生活得更加美好。

总体来看，将“仁治”设定为组织使命，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仁治”就是从根本上关爱人、尊重人、发展人、快乐人。讲究“仁治”，就是讲究持续关注人，以人为根本，而不是以物为根本，不是以经济追求为根本。

2）“仁治”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说白了，就是讲究管理应从人的本性出发，正视人性的优点，也正视人性的弱点，把人当人看。孔子没有讲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但他的后来者孟子与荀子却持有炯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以为人性本恶。实质上，这同西方管理理论中的X理论与Y理论是完全相同的。事实上，发展到现代，相信大家都明白，人性本善亦本恶，这源于人的动物本能。在西方，最终发展到了超Y理论，亦即如此。

3）“仁治”就是讲究在组织运行过程中，时时地地用行动体现出这种精神。“仁”决不能只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口头或书面上，而是要坚决贯彻到行动中。时下的很多企业，标谤自己的企业以人为本，却无时无刻不在做着违背以人为本的精神，极尽克扣剥削员工之能事，极尽违法不犯法之能事，极尽忽视破坏环境之能事，眼里看到的只是利润，而利润赚来后俱是落入个人腰包，毫无价值分享的胸襟与气度。这样的企业，是根本不配称“仁”的。

2、对孔子儒家思想“礼治”的应用，集中体现在组织建构及制度建设上。

1）孔子的“礼治”，就是推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让上下有序、尊卑有度、亲疏有分、长幼有别，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就是讲究建立起组织的有序架构，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组织的流程与制度。

2）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意思就是，礼是所有人们都应该严格遵守的，不可以越礼。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就是要求大家严格按各自的职掌行事，不可以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与流程设计。只有这样，大家各司其职，尽职尽责，才能使得组织管理规范化、职业化。

3）对于“礼治”，孔子十分推崇，并极力维护。孔子对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十分痛心，说明他对社会的无序和纷争充满着憎恶。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就是对于组织中破坏职能分工及制度流程的人和事，应严格予以处理，决不姑息，以维护组织的规范化秩序，以保障组织运行的效率和无偏差。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凡事不讲流程，不讲制度，随心所欲，管理将毫无成效可言。

4）对于“礼治”，孔子并不讲究完全照搬周礼，虽然他十分推崇周礼。他主张对周礼加以损益，保留适应时代发展的、符合仁的东西，而将不适应时代的、违背仁的东西加以剔除，如废除周礼沿习下来的奴隶殉葬习俗等。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就是在组织架构与制度建设中，应该充分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对范本加以修订，使之完全适用于本组织。完全地照搬照抄，只会形成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最终贻误组织。

3、对孔子儒家思想“德治”的应用，集中体现在组织文化的构建与宣导上。

1）孔子“德治”思想，根源于“仁治”，是将“仁”的思想加以分解，成为道德规范标准，如忠、孝、仁、义、礼、智、信、勇等，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宣传推广，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就是组织文化建设，应根源于组织使命，在组织理念的基础上加以归纳总结，从而引申出组织的价值观，经过组织实例的丰富化，使之成为组织文化。

2）注重及时宣导礼制内容，做到“先教而后诛”，而不是“不教而诛”。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就是讲究组织架构和制度等内容建设好后，应及时予以公布，加以宣传，使得组织成员充分了解和掌握相关内容和颁行的意义，从而为形成合意和严格遵守打下坚实的基础。

3）孔子“德治”思想，讲究“有教无类”，主张宣传教育应有针对性，讲究方式方法与具体策略，因人而异。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在进行文化宣导及培训活动时，应注重针对性，注意到相关内容及对象的特异性，使用合适的方式方法，以达成最佳的效果。

4、对孔子儒家思想“人治”的应用，分别体现在组织建构、制度建设与组织文化上。

1)孔子主张“人治”，是因为君主权力至上，没有有效的制约。源于此，国家的一切制度规范，都离不开君主的个人行为控制。君主可以遵守制度，推行法治，当然也可以彻底废除，完全人治，也可以半人治半法治。因此，孔子说“为政在人”。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如果组织没有实行董事制度，组织一把手没有制约或没有足够的制约力，组织只能是人治，或“变种”的法治，即表面的法治、实质的人治。在此情况下，组织建构、制度建设、文化构建，都必须十分关注和重视人的作用。

2）孔子主张“人治”，绝不是忽视“礼治”。即便在“人治”的列国中，孔子亦不懈推行自己的“礼治”梦想，幻想着恢复周时的“礼乐时代”，以改变当时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推及到组织管理中，即便在“人治”的组织中，亦应建立及相适应的组织架构、制度规范及流程体系。因为在“人治”的组织中，虽然人在其中的作用是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但依然离不开规范，离不开标准。

3）孔子主张“人治”，更讲究“人当其位、人率其位、人尽其用”，因为“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与人是不同的，贤能的人与昏庸的人是不同的，正直的人与邪恶的人是不同的。因此，必须重视人，将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子上。孟子说了句孔子没说的话，但肯定是孔子的思想传承，“惟贤者宜在高位”。推及到组织究管理中，就是讲究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的专业方法，做到“人当其位、人率其位、人尽其用”，这样，组织效率才可保障。
    综上所述，通过电影《孔子》，我真切感受到二千多年前孔子儒家思想的朴素的极具生命力的管理真理。孔子通过私化教育和周游列国所呈现出来的治国思想，通过历史变迁的洗礼，绽放出惊世的光芒，于后世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人力资源管理上，它就象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足以指引现代管理人的境界与视野、意识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