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美大学的发展寻找我们大学“不景气”的原因（1）

国内的大学发展到今天，从上到下都意识到是不成功的，或者说，至少发展到现在，大学进入到一个“不景气”的时期，其中，最主要的是大学创造知识的功能在逐渐丧失。说到这，就不得不说说大学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我们都是大学教育的受益者（受害者？或许有人这样说，但是我还是认为自己是受益了的），但是，大学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呢？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大学教育的发展史：

西方最早的大学可以追溯到例如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这样的在13世纪成立的机构，在它们成立最初的600年中（没有错，是600年啊！！！！！），大学教授被局限为仅仅是讲授。也就是说，他们教授的是由古希腊人创造，随着6世纪西罗马帝国的衰败而遗落在欧洲，并在13世纪被重新发现的知识（阿拉伯人留下的礼物）。那些大学教授们的学问在中世纪并没有建立、改进和拓展在古代手稿中发现的思想。相反，由于强调注解学（hermeneutics），学术成就被局限于对古希腊，尤其是正规的三巨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托勒密（Ptolemy）和伽林（Galen）的成果进行解释。说到这里，我先插一句，我们的传统教育不也是有很漫长的历史时期是在解读“诗书礼易乐春秋”吗？在我一个学中国古代文学的博士同学的案头就可以看到不同人对《左传》解读的版本，相比这个时期是东西方都存在的。接下来，书归正传。西方直到科学革命（1500-1700）时期，才进入现代大学的崛起期。之所以说是现代大学，是因为这一时期大学开始“创造知识”。科学家（当时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在17世纪形成了一种创造知识的新方法：将他们在柏拉图“批判的讨论”方法中找到的批评、思索以及理由同（a）对亚里士多德的谨慎观察和三段论逻辑的强调，（b）数学的强大工具，以及（c）在可能的地方使用实验（如伽利略的争论），这三者结合起来。科学及其方法发展了，并不是因为大学的影响和支持，而是来自于他敌意方和强大的反对者的力量。大学在17世纪无一例外地有着宗派门户之见，而科学也威胁着宗教的权威。

通过论证，新的知识可以由科学方法产生，而不是由权威、神意默示或者神秘的经验所揭示，科学使得1810年柏林大学的建立成为一种可能的“重要的协定（grand compact）”。柏林大学是第一所“现代”大学，他专注于研究生教育（博士生）和科研。根据其创立者所说，它将成为“自由科学研究的工场”。对于柏林大学的全体教员来说，德国这一国家批准了学术自由，也就是说，进行研究所具有的不受制于教会和国家的特权。德国对柏林大学全体教员的要求是对客观知识的理想做出贡献。也就是说，作为独立于来自政治和宗教集团的压力的一种交换，教员们在柏林大学所做的学术研究应该做到对宗教和政治观点没有偏见。

对社会而言，大学研究的目的是确保其研究的可信赖性。在不长的几十年中，柏林大学成为一所格外杰出的大学。渐渐地，“重要的协定”蔓延到了德国其他大学，是他们成为教育界的领袖，尤其是在科学教育方面。随后他又蔓延到欧洲其他大学，并且在19世纪下半叶穿越大西洋来到美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