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周边诸原史话

在西安以北，由梁山、黄龙山、尧山、药王山、嵯峨山、九鬃山、千山、陇山组成的北山山系与西安以南的秦岭山脉遥相对峙，共同构成了环绕关中平原的自然屏障。俯瞰西安市区，东有灞河、浐河，西有沣河、涝河，南有潏河、镐河，北有渭河、泾河，构成“八水绕长安”之势。在秦岭北麓、河流之间，形成了环抱西安的黄土台塬，有龙首原、白鹿原、铜人原、少陵原、神禾原、细柳原、乐游原、咸阳原等，形成了“众原拥长安”的神来地貌。

铜人原

铜人原，指的是灞河以东的黄土台塬，其得名与千古一帝秦始皇有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巩固统治，下令收缴全国所有的兵器，运往京城铸成“十二金人”，放置在阿房宫的宫门外。这些铜人，“各重千石，均高三丈”，每尊重30吨以上。其胸前还刻有“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的篆书铭文。西汉建立后，这12尊铜人被移置汉长安城内的长乐宫大夏殿前。《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曾亲眼目睹，言之凿凿，并非道听途说之言，毫无疑问确有其事。但是，它们后来的下落呢？据说其中10尊在东汉末年由董卓下令凿碎铸成铜钱。后来，魏明帝曹睿试图把剩余的2尊移往洛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实在"重不可致"，没有办法，只好遗弃在这片黄土原上，从此留下铜人原这个地名。
关于铜人的下落，历史留下了意味深长的省略号。经过魏晋南北朝中国北方历时400年的长期战乱，它们失去踪迹，下落不明。和白鹿原一样，铜人原在唐代也以达官显贵墓葬众多著称。在不胜枚举的历史人物中，有著名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俗名张遂，是唐初功臣张公瑾的后代。这位"高干子女"落发为僧后法号一行。唐玄宗时，把他请到京城，担任宫廷主管天文历法的高级顾问。一行主持制订的《大衍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精确的历法，从唐代中叶到明朝末年，在中国沿用800余年之久，还被传入日本、朝鲜等国长期使用。经过持续不懈认真细致的天文规测，并与历代天文记载比较，他发现恒星并非永恒不动，首先提出恒星存在运动现象的观点，比英国著名的天文学家哈雷在1718年的发现整整提前1000年。他也是世界上首先实测子午线长度的科学家。在他主持下，于全国12处分头同时实地测量，证实日影长短与地面距离没有正比关系，而是与北极星高度成正经，每隔351里80步，北极星高度相差1度，这实际上已经证明地球是圆形的。一行测出的子午线长度，与现代测量的子午线精确长度相比，每度只相差17公里。这一科学实践开创了人类通过实际测量认识地球自身的途径，使得这位杰出的科学家以大地测量天文的伟大先驱名垂史册。一行逝世后，唐玄宗十分哀伤，诏令把这位高僧隆重埋葬在铜人原，并修建灵塔，墓碑的碑文也由这位皇帝亲自书写。千年来水土流失造成的地貌变化虽然使得一行墓湮没无存，但我们同样有理由期待有朝一日终将发现。
现在的铜人原上，铜人已经不知所踪了。据推测，很可能是由于水土流失，沉重的铜人沉入沟壑，被黄土湮没。

白鹿原

白鹿原，人们莫不被陈忠实先生笔下的《白鹿原》所感染。《白鹿原》一书的横空而出，使得历史久远的白鹿原更加声名鹊起，引得更多的文人雅士登临白鹿原，论古谈今，寄情白鹿。
白鹿原在西安城东，浐、灞两河之间呈东西走向，千年帝都京畿之地。历史久远文化沉厚。关于白鹿原一名来源有两种传说，一为周平王迁都洛阳之时，见白鹿游于其上。另一种传说汉时获白鹿于其上。白鹿为瑞兽灵物，可见白鹿原一名之灵。如今原上仍有所多和白鹿相关的村庄（神鹿坊、麋鹿、白鹿等村）。
白鹿原古称首阳山，在《三铺黄图》中载有黄帝铸鼎于首阳山。商周之际有高士伯夷、叔齐、叩谏武王而不得隐于此，耻食周粟，釆薇而食，终老于此。《论语》和《史记》中孔子、太史公对其备加推赏，赞誉为“仁人志士”。至今白鹿原上仍有伯坊村（今长安区炮里伯坊村）为伯夷坊并有庙祭祀。鲸鱼湖早称伯夷湖。秦二世曾修行宫于白鹿原畔，浐水岸上二圣宫（今长安区鸣犊二圣宫村为旧址）楚汉相争之时高祖初入关中，驻军于此（《史记》中灞上）并由此赴鸿门宴，从原北坡下马度王村（今霸桥区席王街办马度王村）过灞水而归。汉兴文帝、景帝尝偕大臣常游猎于原上。汉文帝与其母薄太后，其妻窦太后长眠于白鹿原上。汉文帝陵为霸陵。白鹿原又名霸陵原。汉武帝建鼎湖宫于原上，改伯夷湖为鼎湖，守卫鼎湖宫部队为长水校尉，汉武帝晚年曾修养于此。唐时白鹿原也是皇室宗亲、达官显贵的聚居之地，如开国功臣郧国公殷开山，在鼎湖岸修建郧庄，湖池桥亭，楼阁相叠。当时谚云“上有天堂，下有郧庄”足见当时之盛景。近40年来，原上先后出土了包括皇室亲王、公主及刺史等高级官吏的墓志铭百余方。五代时后秦主姚苌改长水为荆谷，荆峪湖后谐音为鲸鱼湖，鲸鱼沟。宋时大将狄青驻军于原上（今狄寨镇），人们又称白鹿原为狄寨原。迨至清末白鹿原上又出了一位令人们顶礼膜拜，流传故事胜不可记的关学传人——蓝川先生，牛兆廉、牛才子，更增加了白鹿原的神秘感。

神禾原

神禾原位于古樊川、御宿川之间。呈东南—西北走向。南起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北江兆村，北至韦曲镇何家营，贾里村等村。其范围包括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镇、杜曲镇、王曲镇、韦曲镇、郭杜镇部分地区。
神禾原的历史久远，文物故迹众多。其时间最久者为王曲遗址（王曲镇北堡寨，藏驾庄之间），其遗迹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西周文化三个时期。
神禾原王曲原段古称“绝龙岭”。传说商朝末年，周商之战时，商太师闻仲战败，自刎而死于此处。后人哀其忠烈，在此修太师洞，四时祭祀（其故址在今神禾原南坡，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北堡寨，南堡寨之间）。
西周宣王时，大将军仲山甫平殷商后人樊国之乱有功，周宣王封仲山甫采邑于樊，且迁古樊国民于此地（史载；樊，尧之支孙）。其筑城故址今神禾原北坡三府衙村（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三府衙村。山甫谐音三府）。
秦时称神禾原北坡以下为樊乡。秦始皇七年（公元前二百四十年240），始皇祖母、庄襄王母夏太后薨，独葬于杜东（贾里村东神禾西北部原头上。《史记》有载）。此墓日前得以发掘，其规模堪称“中国第二大墓”。尤其堪称国宝的“天子驾六”车马文物的出土，更增加了神禾原历史的厚重感。
秦朝末年，天下大乱。汉高祖刘邦入关中，大将樊哙出蓝田取秦樊川。汉王朝建立后，高祖刘邦以功封樊哙为舞阳侯，赐食邑于秦之樊乡。其范围东起义谷（今西安市长安区引镇大峪），西至下杜城，谓之樊川，西狭东广，又名后宽川。（今西安市长安区潏河两岸古樊川左近，在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兴盛坊村附近原有汉舞阳侯樊哙祠遗迹，今已无存）。汉惠帝末年，太尉周勃平诸吕之乱时，吕产、吕禄等曾到樊川中，见樊哙夫人吕嬃（事见《史记》、《汉书》）。汉武帝时扩建上林南苑，将樊川，御宿川尽括其内。御宿川在城南四十里，东至石鳌谷（今西安市长安区石砭峪），西尽沣水，东西五十里，南北十五里。因武帝在滈水岸畔筑王宫别馆，禁御不得使人往来。汉武帝常夜间微服出猎，夜宿王宫，后来名此川为御宿川（事见《史记》、《汉书》、《类编长安志》《西安通览》等）。汉武帝修王宫时，筑渠一条名王渠，后谐音为王曲，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一名的由来。汉上林苑之大，之广。汉司马相如、扬雄等后人皆有著作描绘。足见昔时辉煌之景，令今人难以想象。西汉末天下战乱不息，赤眉军、绿林军等，对汉上林苑大肆毁坏。汉光武帝派大将马援驻长安时，马援驻军上林苑，看到一片荒凉破败景象，令附近民众耕种上林，以支军需。随着东汉建都洛阳，古樊川、御宿川，只有任其发展无大的修建。
东汉年间到魏晋以至隋，王朝的迭替犹如走马灯似的，这一带虽几为京畿之地，面对变换无常的时局，谁也无心思观赏古原古川美丽景色，只有晋代—前秦时期，前秦王苻坚迎国师当时佛教界领袖人物道安法师入都城长安五重寺（又名义安院，唐宋后称道安院，道安寺），在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镇北新村神禾原畔，此地名曰鸡子山，当地又称鸡子殿。登临此地，前俯绝河清流四时不断，古樊川四季美景饱览无余，右望少陵原畔兴教寺如在眼前，左望杜曲镇楼舍饮烟，桃溪堡桃林柳燕。桃溪堡，唐时文人崔护进京赶考，在此留下一段佳话，使“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的诗句从此流传天下。在唐代，樊川，御宿川由于紧邻京师长安，又一次得到空前发展，以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围猎起始，后来有“城南韦杜，去天尺五”之称地韦氏家族和杜氏家族，在神禾原两侧居住，当时人们游乐之处“城南五曲”（韦曲、王曲、杜曲、章曲、另一处地名遗失难辨有宣曲，黄曲等众说纷纭莫能定论），神禾原两边占三处即韦曲（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周围）杜曲（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一带）王曲（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一带）使得樊川、潏水两岸楼阁亭台隐隐相接，佛塔寺庙暮鼓晨鼓相闻于野，奇花异木竟相开放，两川古地名扬宇内。古道之上车马竟弛，冠盖云集，引得达官贵人，王孙公子，游宴管弦，乐而忘返。文人雅士，高僧大德，登临咏颂，美文佳篇不绝于世。
唐太宗为其母祈福而修建常宁宫，其故址神禾原南坡首高河岸畔（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高湾村北），此地远望秦岭诸峰竟秀，前俯古御宿川四时美景，滈河清流缓缓逝于脚前，极目神禾原上风物几变。唐皇亲韦氏家族居于韦曲一带，宰辅杜氏家族居于杜曲一带。唐高宗显庆年间中书令杜正伦居于神禾原与潏水之间的下杜（今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镇新街北村一带）。唐玄宗时附马郑潜耀居郑公庄（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小江村），后来唐僖宗时诗人郑谷所居，又称郑谷庄。唐大文学家韩愈送子韩符读书处，韩愈别庄，唐昭宗时宰相韩偓居于此称韩偓村，又称偓村（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岳村）。诗人杜牧生活过的瓜州村（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瓜州村）。唐天宝年间大将军郭子仪部将何昌期驻军处何家营（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何家营村）。唐宰相裴度别居（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小江村以东）以上这些地方均在神禾原与潏水之间。唐时宰辅杜正伦为保护长安城开凿杜固，改道潏水时（其故址人们称凤凰嘴，又称马蹦崖，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彰仪村附近），曾修申店渡头（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申店村）。城南之盛，不可胜计。更引得上至帝王将相，下及黎庶百姓，文人雅士来往不绝于此者，据不完全记载，唐时至此游览樊川佳景秀色，颂咏的诗人名士有；李世民、文德皇后、司空曙、宋之问、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韩愈、柳宗元、祖咏、僧子兰、胡曾、谭用之、罗隐、钱起、刘禹锡、孟郊、岑参、杜牧、王建、崔护、杨巨源、高适、司空图、李贺、罗邺、卢纶、韦庄、郑谷、韩偓、王贞白、贾至、张乔、温庭筠、杜奕、鲍防、谢良辅、郑慨、樊旬等等为城南樊川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颂之不厌的美丽诗篇，使得我们今日读之，犹如回到当年盛唐盛世下美丽的城南盛景，樊川秀色，神禾风物，历历往事，好似眼前。
唐代佛教文化的空前兴盛，在神禾原两侧所建著名寺院不可胜计。尤其以樊川八寺最为有名，在潏水两岸樊川中，神禾原与少陵原相对着八大寺院即；少陵原畔从东南到西北依次为，兴教寺（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寺坡村）、兴国寺（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东、西杨万村之间）、华严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局连村）、牛头寺（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双竹村）。神禾原畔从东南到西北依次为；观音寺（故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南樊村），洪福寺（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岳村，西樊村之间），禅定寺（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杜曲镇小江村南），法幢寺（故址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瓜洲村）另外还有晋时所建道安寺（其址见上文），隋时慧炬寺（又名智炬寺，其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太乙宫镇上湾村西），皇甫寺（又名塗山寺，约建于隋，相传隋文帝之妹在此出家为尼。唐白居易诗文中提及，宋时又名开利寺。故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王曲镇皇甫村），安澜寺（故址在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何家营村北）。由于这些寺院佛事兴盛更引得许多高僧大德在神禾原两侧留下足迹，当时名冠一时的高僧有；明谵法师、遍照法师、华严五祖法顺法师、智俨法师、法藏法师、澄观法师、宗密法师及圆窥法师、圆基法师等。佛教几大宗在当时神禾原两测逐渐形成，净土宗、华严宗、慈恩宗等影响至深，时至今日，每年海内外佛界诸高僧大德，追宗溯源之时，都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虔诚礼拜，一览樊川周围四时风物。
唐朝“安史之乱”时，大将军郭子仪曾驻兵滈水河两岸，与乱军三战三捷，收复都城长安。从而使得唐玄宗皇帝和肃宗皇帝父子重返帝都长安。当时郭子仪步将何昌期驻于神禾原畔潏水之滨，人们称为何将军营，后又谐音为何家营（今西安市长安区韦曲镇何家营村）。后来何昌期解甲归田时，将此地修建为山林别业，在此安度晚年。随着唐王朝后期盛极而衰，宫廷人员为避战乱大部分走出内宫，许多宫庭艺人将宫内皇家音乐等带出，传播于民间，逐渐形成了宫廷与民间相结合的传统古乐，使得古城西安周边传统鼓乐流传于今天，令人们赞颂不绝。何家营传统古乐当起源于此季，至今余音犹在。

少陵原

少陵原，位于浐河、潏之间，汉代称鸿固原。后来汉宣帝陵建在杜城南，原名杜陵，亦称杜陵原；汉宣帝许皇后葬杜陵南，陵墓较小 (古代“少”、“小”二字通用)，所以又叫少陵原。现在少陵原泛指两河之间的地区，南起引镇，北到陆家寨。长约1.8万米，海拔470-630米，高出河面80-150米，北望长安，南接秦岭，地势高亢，视野开阔，整个原面呈阶梯状上升。
诗圣杜甫生前在长安一直居住于此，自称“杜少陵”、“杜陵布衣”、“少陵野老”、“杜陵野客”，流落外地时便自称“杜陵远客”，在此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熠熠生辉的伟大诗作，其诗集也以《少陵集》命名。
伟大的旅行家、翻译家，唐代高僧玄奘大师的葬地兴教寺，在长安区杜曲东少陵原半坡上，寺内有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圆测三座舍利塔。玄奘塔位于中央，五层，另二塔左右面对而立，三层。兴教寺在唐时为著名佛教寺院，被列为“樊川八大寺”之首。玄奘大师的功绩和成就，在此不做赘述。
佛教华严宗祖庭位于陕西长安县少陵原半坡的华严寺，为唐代樊川八大寺之一。始建于唐贞元十九年(803)。华严宗始于隋代杜顺，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而得名。又因其实际创始人法藏被武则天赐号“贤首”，亦称“贤首宗”。还因该宗发挥“法界缘起”为宗旨，故又称“法界宗”。华严宗强调“圆融无碍”是观察宇宙、人生的法门，也是认识的最高境界。杜顺先从寺僧道珍修习禅定，后在终南山讲《华严经》。其弟子智俨随师在终南山至相寺出家，著作颇多，对后世影响较大。唐代智俨弟子法藏对其师学说详尽发挥，真正创立华严宗。三祖法藏是实际创始人，葬于华严寺南。华严寺现仅存砖塔两座，东为初祖杜顺禅师塔，西为四祖清凉国师塔。四祖法名澄观，于三祖法藏殁后私淑其学，住五台山清凉寺，撰新译《华严经疏》等，后世称之“清凉大师”。

乐游原

乐游原位于西安市南郊大雁塔东北部、曲江池北面。塬面长约4公里，宽200－350米，高出两侧平地10-20米，最高处海拔467米。乐游原实际上是由于河流侵蚀而残留在渭河三级阶地上的梁状高地。乐游原的南面有大雁塔、曲江池，上有青龙寺遗址，遗址内建有空海纪念碑、纪念堂，寺内遍植名贵樱花，是人们春游踏青的好去处。
乐游原得名于汉代。早在2000多年以前的秦汉时代，曲江池一带就以风景秀丽而负有盛名。汉宣帝时，这里被称为乐游苑。一次，汉宣帝偕许皇后出游至此，迷恋于绚丽的风光，以至于“乐不思归”。后来在此处建有乐游庙，乐游原就以庙得名。
乐游原是唐长安城中的至高点，地势高平轩敞，为登高览胜最佳景地。太平公主在此添造亭阁，营造了当时最大的私宅园林——太平公主庄园。韩愈《游太平公主庄》诗云：公主当年欲占春，故将台榭押城堙，欲知前面花多少，直到南山不属人。”仅在乐游原上的一处园林，因太平公主谋反被没收后，就分赐给了宁、申、歧、薛四王，足以想见当时乐游原规模之大。后来四王又大加兴造，遂成为以冈原为特点的自然风景游览胜地。乐游原地势高耸，登原远眺，四望宽敞，京城之内，俯视如掌。同时，它与南面的曲江芙蓉园和西南的大雁塔相距不远，眺望如在近前，景色十分宜人。因此，京都居民来此游赏者绍驿不绝。尤其是“每三月上已、九月重阳，仕女游戏，就此拔楔登高R26;幄幕云布，车马填塞。” 杜甫形容乐游原是：“乐游古园翠森森，烟绵碧草萋萋长”；唐彦谦称赞乐游原：“杏艳桃娇夺晚霞，乐游无庙有年华”；李频描述了春天乐游原的景色：“无那杨花起愁思，漫天飘落雪纷纷”。而“爽气朝来万里清，凭高一望九秋轻”、“万树鸣蝉隔断虹，乐游原上有西风”，则描述的是乐游原秋天迷人的景色。据葛洪《西京杂记》载，“乐游原自生玫瑰树，树下多苜蓿”，又“风在其间，长萧萧然，日照其花，有光彩”，故名苜蓿为“怀风”，时人也谓之“光风”或称“连枝草”。可见，玫瑰和苜蓿都是乐游原上有特色的花卉和植物。直至中晚唐之交，乐游原仍然是京城人游玩的好去处。同时因为地理位置高便于览胜，文人墨客也经常来此做诗抒怀。唐代诗人们在乐游原留下了近百首珠玑绝句，历来为人所称道，尤以李商隐《登乐游原》一诗流传最广：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龙首原

龙首原位于长安城北部，地势高亢。唐长安著名的大明宫就位于龙首原的高地之上。据考古实测，大明宫周长7628米，面积3．3平方千米，平面形制是一南宽北窄的楔形。它西墙长2256米，北墙长1135米，南墙为郭城北墙东部的一段，长1674米，东墙的北部偏西12度多，由东墙东北角起向南(偏东)1260米，转向正东，再304米，又折向正南长1050米，与宫城南墙相接。它是唐长安城规模最大的一处宫殿区。
唐贞观八年(634年)十月，唐太宗李世民为了给太上皇李渊“清暑”，由百官献赀助役，开始营建大明宫。但是，宫还未建成，李渊就在第二年的五月病死了。大明宫的营建工程也就此停工。大明宫再次大规模营建是在高宗龙朔时期。“龙朔二年（662年)，高宗染风痹，恶太极宫卑下，故就修大明宫”。当时为修此宫曾征收关内道延、雍、同、岐、幽、华、宁、鄜、坊、泾、虢、绛、晋、蒲、庆等十五州121钱，且在龙朔三年二月减京官一月俸，以助修建。经过这次大规模营建，大明宫才算基本建成。当然，此后大明宫尚有多次营建和葺修，如玄宗开元元年(713年)曾修大明宫，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十三年又曾二次增修大明宫宫殿，“新造蓬莱池周廊四百间”，浚龙首池，起承晖殿。不过这些工程只是增修补葺罢了，
大明宫在唐朝三大内中规模最大，建筑布局以丹风门、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和玄武门为南北轴线，官厅、别殿、亭阁与楼观等四五十所分布于东西两侧。大明宫的南半部为朝政建筑区，其中三大殿又构成前、中、后三个空间，前为“大朝”，以高大雄伟的含元殿为主体，面朝宽阔的丹凤门广场，国家盛大的庆典多在此举行。中为“中朝”，以宣政殿为主体，朝廷各重要机构如中书省、殿中内省、御史台、门下省、弘文馆、史馆等均设在其左右，为皇帝常朝和百官办事的行政中心。后为“内朝”，以紫宸殿为主体，紫宸殿是紧连后宫的便殿，官员召人此殿朝见亦称“入阁”，在当时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大明宫的北部为生活建筑区，富丽堂皇的宫殿楼阁环绕着风景如画的太液池，以太液池为界又可分为东西两大活动区，东部为蓬莱阁、浴堂殿、绫绮殿等，为皇帝与后妃的活动区。西部以麟德殿、金銮殿和翰林院等为主，是皇帝在内廷引对臣僚，举行宴会和观乐赏戏之处。这里最有名的宫殿莫过于麟德殿了。麟德殿大约建于唐高宗麟德年间，故以“麟德”池风景区，西近大明宫西墙的九仙门，便于大臣出入，故“凡．蕃臣外夷来朝，率多设宴于此，至臣下亦多召对于此也”．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和长安三年(703年)曾在此殿两次宴见日本使节粟田朝臣真人。会昌五年(845年)六年，武宗曾在此殿会见南诏、契丹、室韦、渤海、胖柯等少数民族与边境地区贡使。宫城的北部尚有作为宦官的衙属内侍省，中唐以后，宦官逐渐掌握中央禁军，进而干预朝政，形成“北司”。北司长期与中书、门下省代表的“南司”分廷抗礼，造成了唐朝后期政治上的混乱和腐败。
大明宫中最宏伟的宫殿建筑是位于丹凤门正北的含元殿，它是大明宫第一大殿。也是当时整个长安城中最宏伟的宫殿，它修建在龙首原上，殿基高四丈多。殿前东西两侧建有向外延伸的阁楼，东名翔鸾阁，西名栖凤阁。殿阁之间以回廊相互连接。唐李华《含元殿赋》描写说：“左翔而右栖凤，翘两阙而为翼，环阿阁以周墀，象龙行之曲直。”含元殿的作用和太极殿相似，它与丹凤门配合是举行“外朝”的地方，每至元正、冬至，皇帝则临此殿听政和举行朝会。所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就是描写当时含元殿大朝会的盛况。含元殿南去丹风门四百余步(约588米)，东西广五百步 (约'735米)，殿庭极为宽阔。由于它高高地屹立于龙首原南沿之上，殿基高出地面四十余尺，为了百官朝见的方便，于是在殿前修建了二条平行的斜坡砖石阶道，共长70余米，每遇朝会，群臣即由此两道而上。这两条阶道由丹凤门北望，宛如龙生而垂其尾，极为壮观，故称为龙尾道。龙尾道的修筑更加映衬出了含元殿的高大雄伟，但也因这条道坡长阶高，成为年边大臣朝见之畏途。大中十二年(858年)正月，宣宗在含元殿卜尊号为“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当时太子少师柳公权年一八十，从坡下步行至殿前，力已委顿，误听封号为“光武和孝”，结果被御史弹劾，罚了一季俸。总之，含元殿的高大宏伟历来为人所称颂，统治者为建此宫也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李华在其《含元殿赋》中有着详细的描述，其中建筑木材是由江南山林中精选运来的所谓“择一干于千木”的荆杨之材。为了砍伐这些木料，“操斧斤者万人”，然后“朝泛江汉，夕出河渭”，运至长安，“拥栋为山”。建筑工人都是能工巧匠，所以殿屋修得非常壮丽，站在含元殿前，终南山清晰可见，长安街道尽收眼底。现在建筑物已荡然无存，但在宫殿遗址上仍可体会到当日登高望远，视野开阔的情景。
由于大明宫是贯穿唐代整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中心，因此这里名殿很多，唐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均发端于此，它是唐代最重要的政治舞台。如位于含元殿之北的宣政殿，为大明宫第二大殿，规模也与含元殿相仿，这里也是皇帝召见朝集使、贡使与策试举人之处。从德宗贞元七年(791年)至宪宗元和三年(808年)，皇帝每年的五月一日都要在此殿大会群臣。京官九品以上，外官因朝集在京者，一律就列，场面极其隆重。
紫宸殿为第三大殿，是大明宫的内衙正殿，皇帝日常之间的一般议事，多在此殿，故也称天子便殿。由于入紫宸殿必须经过前宣政殿左右的东西上阁门，故人紫宸殿又称为“入阁”。能够“入阁”与皇帝商议军国大事，在当时是大臣颇为荣耀的事情。在紫宸殿西侧的延英殿，中唐以后也颇为有名。它是皇帝在内廷引对朝臣、议论政事的主要殿所。从代宗时起，皇帝每有咨对，或宰臣有所奏届，即在此殿召对，称为“延英召对”。开始仅限于宰相，以后扩大到群臣，而且初无定时，以后或双日开延英，或皇帝不御正殿，就在延英殿视政。由于殿内旁无侍卫，礼仪从简，君命名。其位置在大明宫北部太液池之西的高地上。这里东近太液臣之间比较随便，臣下也可以知无不言了。
大明宫北部的太液池是当时皇宫中风景最优美的景区，位于大明宫北面的中部低洼处，凿于贞观与龙朔时期。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闰五月，又加浚修，并在池周围建造回廊四百问，使其周围绿水弥漫，殿廊相连成为一处著名的宫苑风景区。池中又垒土成山，名蓬莱山。据考古实测，太液池西大池东西长500米，南北宽320余米，位于宫城北部中间；东池南北长220米，东西宽150余米。可以看出，两池面积均不小。太液池中盛植莲花，且池中富产鱼，当时东内皇帝赐宴，“皆蓬莱池鱼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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