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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上世纪20年代出生，说她年轻的时候，刚好是抗日战争，那会日本人的飞机经常在我们镇的上空飞来飞去，时不时扔炸弹下来，外婆用被子盖在八仙桌上，然后人躲在八仙桌下面，以此抵挡炸弹。
我有三个舅舅，两个阿姨，我妈妈是外婆女儿中的老大。外婆说，本来我应该还有一个舅舅、一个阿姨，都比我妈妈年纪大，可惜小时候没养活，生病死了。
妈妈上世纪50年代出生，说她小时候，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公社里粮食吃完了，家里常常吃萝卜粥，其实是基本上全是萝卜，只有几粒米，吃到吐为止，于是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饭桌上从来看不见萝卜，连胡萝卜都没有。
妈妈说她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小学时候还是学校的大队长，可惜有一次被外婆拉去念佛，学校知道了就撤了她的职。
妈妈和爸爸是初中的同学，他们刚好在初三那年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投入到浩浩荡荡的革命浪潮中去，于是文化程度永远停留在了初中。妈妈常说，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她应该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爸爸不行，他的成绩相当一般。
爸爸说他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跟着队伍从家里一直走到杭州，完全不用交通工具，口袋里揣一叠介绍信，到一个招待所就给一张，白吃白住。
二舅舅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是我们镇上的造反派头子之一，红小兵们往往提前一天开会，确定第二天要去批斗的对象，于是当天晚上，外公外婆就去告诉将被批斗的那家，让他们避避风头。
妈妈不读书以后，就帮家里做活，主要是跳着担子，去十几里外的地方卖瓜秧，很辛苦，所以妈妈是三个姐妹中个子最矮的，我看主要就是被担子压的。我小的时候也帮外婆插过瓜秧，不过是收费的，插巴掌大的一块瓜秧5分钱。
我三伯伯参军当兵，做部队的司务长，回家探亲的时候，镇上的大小干部全部列队迎接，我爷爷笑的合不拢嘴。我们家俨然成了镇上的大户人家。
妈妈生我的时候已经是第二胎，姐姐比我大三岁，那一年刚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外婆帮我算了下命，说是男孩，于是我才能诞生。我出生后，妈妈便被学校开除，没了老师做，同时大队里罚了我们家50元。妈妈那时候认为很值得，因为那时候的老师并不是一个好职业，也只是拿工分而已，要是现在，估计我就是田里的肥料了。
我小的时候穿姐姐的旧衣服，玩姐姐的旧玩具，骑的三轮车都是没有踏板的，穿大红花的棉袄，可怜我一个男孩子穿红花棉袄。那时候流行新阿大，旧阿二，破阿三，因为一件衣服，老大穿的时候还是新的，穿完给老二穿，已经是旧的了，再轮到老三穿的时候，就成了破衣服了。我大舅舅有三个小孩，人们都叫我三表哥“破阿三”，他的本名很少有人知道。
我小时候拿着粮票、肉票、油票跟爸妈去买米买肉买油，现在我们家抽屉里还有一堆粮票没用掉，妈妈说那是历史的见证。
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暑假去上海的锦江乐园玩，那时候爸爸在上海工作，然后在锦江乐园门口的饭馆里吃一碗糖醋排骨，糖醋排骨是我小时候认为最美味的菜，直到现在，我每次去饭馆吃饭，必点糖醋排骨，也常常能唤起儿时美好的回忆。
我4、5岁的时候，吃过绿豆棒冰，5分钱一根，绿豆含量占整个棒冰的1/4，读小学的时候，奶油雪糕2角钱一根，冰砖6角钱一块，现在，同等的雪糕也就2元钱一根，从棒冰来看，物价其实是下降了。
我5岁的时候，家里买了第一台电视机，上海金星牌的14寸彩电，是爸爸靠关系买到的，998元，用了12年后报废。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家里买了第一台录音机，第一台电冰箱，还装了电话机，那个时候镇上没几户人家有电话机，电话机也是和革命战争片里的一样，需要先拨通镇上的中转站，然后告诉接线员接到哪里，才能接通，我每次打电话给我爸爸的时候，接线员就先和我聊天，可见工作很轻松。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电视机换成25寸的，还买了个录像机，可以唱卡拉OK的，是高级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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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5-12 17: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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