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秋雨的倒掉

罗林志

（作者：罗林志 浙江传媒学院4-1信箱 310018 EMAIL：llz3301@hotmail.com） 论余秋雨的倒掉 听说，浙江余姚的余秋雨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余秋雨，西装革履，装腔作势的样子映掩于传媒商业之间，风景+典故+感慨，就是“文化散文”，中国散文十景之一。“文化散文”的真景我也在书上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 然而一切中国散文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余秋雨。我的老师曾经常常对我说，中国散文就败在《文化苦旅》下！自五四倡导白话文写作以来，散文创作蒸蒸日上，后来余秋雨上了台，文化的祖宗都归他了。他随着凤凰卫视到处招摇撞骗，舌灿莲花，也真亏凤凰怎么就看上了他了？对善意批判意见他是决不留情，还来了个《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到底是教授，动不动就把对自己的批评提高到了关系中国文化未来命运的高度；又能撕下儒雅的伪装，咋呼要严惩“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做《辞海》的形象大使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余秋雨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来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余氏散文，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研究发现，《文化苦旅》硬伤累累，但余秋雨却讳莫如深。那么，批判余氏散文的学者确是多起来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http://www.google.com/或者http://www.baidu.com/的网页搜索，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被余秋雨所杀的中国散文抱不平，不怪余秋雨太跋扈的？ 余秋雨本应该只管从事戏剧理论研究。散文不犯秋雨，秋雨何犯散文？他偏要卖弄学问充任“学者明星”，大约是怀着罪恶目的罢，那简直是一定的。 听说，后来连《咬文嚼字》资深编委金文明也都怪余秋雨信口开河纰漏百出了，以至为天下计，闭观三月，遂携二十万金针，布得《石破天惊逗秋雨》一阵法——想要拿办他了。他一推二尽，一干事情都放自己通讯秘书金克林那搁着，他依然东行西旅，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咬文嚼字一类事，腹诽的也不少，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抹杀中国散文案，的确应该由余秋雨负责；金文明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奇怪我现在打听了这话的出处，非但在http://www.baidu.com/中，却也在http://www.people.com.cn/中罢了。 春暖花开时节，中国民间所多的是散文，正襟危坐之后，无论取哪一篇，仔细阅读来，里面就有善，有美，更有真。先将这些看完，即一定忘记曾经还有一个有头脸和身子，戴着一副眼镜，周游列国，三句不离文化，四句不出人格却又左手写散文，不落其浅薄，右手著理论，也不失其艰涩难明的老头来，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就是风光一时昙花一现的秋雨先生。 当初，中国散文被压在《文化苦旅》的铁蹄下，余秋雨在反攻倒算“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现在却只有这位老先生等着被审判了，非到中国散文断种的那一天为止飙不起来。莫非他当初搞文化苦旅的时候，竟没有想到文化苦旅是终究要倒的么？ 活该！ 2004.1.23浙江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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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八点： 一、 霸道而无气——文风和态度的霸道却掩饰着本身的虚张声势 二、 猥亵而无耻——语言和情节的低俗却包含了心灵的恬不知耻 三、 流氓而无状——历史与灵魂的拷问却拒绝了自身的历史忏悔 四、 八股而无知——空话和套话的伪情却暴殄了自己的浅薄无知 五、 腐儒而无术——个体和写作的摆架却显露了自身的拾人牙慧 六、 童稚而无辑——推理和论证的欠缺却表现了自身的牵强附会 七、 商贾而无端——商标和广告的滥情却暴露了儒雅的荡然无存 八、 硬伤而无视——矫情与臆测的苦旅抹杀了散文的庄严和深邃 论余秋雨的倒掉 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携一本《文化苦旅》横空出世，大踏步中国文坛，刷新了一个彻底平庸和彻底苍白的时代。有人说，《文化苦旅》是一条河系，在星光灿烂的中国散文的天空里，其中的每一颗星星都散发着一种魅力非凡的深不可测的光晕。有人称余秋雨是20世纪最后一位大师级的散文作家，是开一代散文新风的第一位诗人。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人争读余秋雨。紧接着，《文明的碎片》（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秋雨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9月）、《霜冷长河》（作家出版社，1999年3月）、《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等相继问世，余式“文化散文”被人们口耳相传，而余秋雨本人也俨然成了传媒争夺的骄子和时代文化的代言人。他滔滔不绝谈论中国文化在当前的状况以及在21世纪的走向，扮演着无所不知的预言家的角色，他似乎成了一驾将中国文化拉向复兴的马车（余杰语）。但令人遗憾的是，余秋雨这些在相当程度上由于各式炒作而使声望越来越高的散文作品，事实上已成为对中国散文的一次精致的谋杀，在所谓的“文化散文”的包装下，其实是既见不到文化也见不到散文，只见到对散文这一文体的致命的颠覆。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对于散文的颠覆和谋杀，因为余秋雨本人的名气，竟然被相当多的读者和评论家嗜痂成癖般地当成是对散文的开拓和拯救（1）。余秋雨先生俨然成了中国散文的救世主和庇护神。 自余秋雨踏上香港凤凰卫视的“千禧年之旅”列车，一路走来，面不改色地走向未来，仿佛成了一个敢于独步于遥远的旷野，一个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的文化使者，所到之处，都大立特立“文化”牌坊。2003年倒数几天里，余秋雨被聘为笔者所在的全国两所培养广电类专门人才基地之一的传媒学院特聘教授，俨然是文化与传媒的珠联璧合，文化与传媒俨然因余秋雨而得达成了最佳的联姻。在他所做的《现代传媒人的文化人格》的讲座中，大谈特谈文化与人格密切联系。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讲了5点：1是整体思维;2是道义敏感；3是有效判断；4是证伪能力；5是形势直觉。“文化”的意义，外延很大。它可以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 ”，却与人格无关。小而言之，“考古学用语，指同一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综合体”，在这里也找不出人格来。再小一点，“文化”就是知识，还是不行。现在说文化人，相当于说有知识的人，那就多了，也不合余秋雨先生的要求。 余秋雨心里总有一种文人情结。正如在《千年庭院》中，他用饱含深情的笔写道：“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就像传播圣火的使者，余秋雨带着文化使命一路走来。整个报告厅被围得水泄不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余秋雨着实又高潮了一回。那些手捧着余秋雨著作围着他签名的和一丝不苟记录着他的讲演的青年们，有谁会想到他们尊崇的，温文尔雅的余秋雨，妙笔生花的余秋雨，却是对中国散文一次精致的致命谋杀呢？站在中国文明的高台上，余秋雨却跌入了衰败自负的深渊。 然而，余秋雨终究是要倒掉的，余秋雨散文也是要倒掉。余秋雨因他的“文化散文”而倒掉；余秋雨散文因余秋雨而倒掉。种种铁的事实如一道道紧箍咒，将加速口口声声不忏悔他的文化散文的余秋雨先生的倒掉和速朽。余秋雨现在是文化明星，在开始阶段，他对于我们的趣味是有益的；因为他的“文化散文”掀起了散文热，使我们的眼光能够投入到以往没有十分注重的东西，这不仅对文坛是一种促进，对于整个社会与市场也是一种促进，对于我们的趣味更是一种促进。但就像任何事物都会发展一样，当他被市场推到一种明星的地位时，他已起了某种变化，“余秋雨”这三个字，已经成为市场—明星—大众文化—时尚—市场中一个环节，这三个字已被市场异化了。此时的“余秋雨”不再是他本身，他是市场的“杰作”。不管是我们创造了“余秋雨”还是市场创造了“余秋雨”，作为一种明星，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时尚，它迟早会被淘汰，这一点毋庸质疑（2）。 现代传媒良莠不分、一哄而起的拙劣炒作，使“余秋雨现象”成为与中国文化传承和中国文化精神相悖逆的现象。越来越浓厚和得意的作秀扮演，使他与一心想树立的“中国文化散文大师”相去甚远。既要做导师，要做大学者，又要名播天下，流芳后世，其任重而道远，然而过度的表演却是对他自己心中理想的无情亵渎。余秋雨却巧妙地借助于媒体的炒作，把自己包装成中国大学者的形象，其著作也被包装成了中国散文文化的正宗。精英文化成了“包装文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余秋雨散文无非是皇帝的新衣包装着的一些滥情和浅薄的东西，这又恰恰迎合了现代人的胃口。余秋雨散文还有它生存的土壤，自然还可以生存下去，但是这种不正常的土壤终究是要消失的，余秋雨就会如同他兴起时那样被灭掉（3）。 散文读者整体水平不高也是余秋雨散文大为盛行的原因之一。学者出身的余秋雨为他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渊博的文史功底和丰厚的文化感悟力”以及勇气。历史利用文学获得“美丽外观”，而文学利用历史获得了“精神深度”。但语文基础知识的缺乏，对语词望文生义的理解和对自创新词的盲目自信使他的散文最终真正成了“文化的碎片”。余秋雨散文的先天优势就是这些碎片，这些由学者收集而来却没被散文习作者用好的文化与历史的资料，在文中反客为主发出耀眼光亮。古人留下来的金镂玉衣，是用金丝线把玉片连结而成。如果把散文比作一件这样的玉衣那么在余秋雨的散文中玉片是早有了，他缺的就是那根金丝线，他现在用的简直就是草绳（4）。草绳是速朽的，所以我们大可守株待兔般等待余秋雨连同他的文化散文倒掉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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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文化苦旅》还是《山居笔记》，文化人成为一个载体，他们承载了中国历史中重要的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他们承载了文化散文的所有线索，他们承载了文化的价值。也正是这个载体，使文化散文在表面上脱离了大众文化，成为精典散文的一员。但是，这种表面的辉煌却无法掩饰内象的煽情，所以我们大可以说余秋雨散文无非也是大众文化的边缘球，余秋雨散文充其量是煽情散文。煸情是大众文化必不可少的。其紧要之处在于能够在与大众交流时点燃大众的激情。而煸情与艺术本身的激情是有区别的。艺术的激情往往是内敛的，需要读者仔细体味的。比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诗中呈现着一种优美宁静的境界，诗人在写作中并没有考虑要如何地激动读者，而只是用心地写他的诗，读者在这种诗句与氛围里，是容易被真正感动的，这是艺术的煽情，也是艺术的魅力。而煸情是不同的，它在一开始就是有目的的要激起读者的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才能使主观意义上的读继续下去，成为一个完整的阅读者。它只需要技巧，一种文字上的游戏。余秋雨文化散文的横空出世，正是因为作者娴于此道。《文化苦旅》一反小女人小男人的笔触，以学者姿态为基轴，以山水风物为载体，以文化灵魂为契机，以历史命运为己任，带着一点孤傲，带着一点殉情，在大家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东西之外，加进来一些道听途说的佐料。在大家大嚼汉堡包和其他一些甜腻腻的西餐时，他却精心打造了一道地地道道的中餐，让人食之嘴软。余教授不愧是研究观众心理学行家，实在是太聪明了。他利用文化散文制造了一种陌生感，文化的散文使它不同于其他散文，散文中的文化又使它带上一点脱俗的意味。这种投机取巧的小聪明，是只有余秋雨才制造得出来的，它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早以南辕北辙了。一种远离真实的东西，一种脱离文化的东西，一种煽情的东西，它到底能够走多远，它的生命意义有多伟大，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如果说《文化苦旅》谈山谈水，《山居笔记》谈史谈鉴，尚带点清高的知识分子卖弄学问的架势，到了《霜冷长河》中，余秋雨则完全剔除了身上的精英文化因子，完完全全的变得世俗与功利了。因为这本所谓的“文化散文”看不到一点文化的影子，而成了一本既非文学又非文化的大杂烩。有人毫不留情指出，这是“一个庸俗人在谈人的庸俗”，“一个世俗功利的人谈世俗功利的人生”，“书中众多文章充满了大师气导师气和浓重的个人恩怨、人身攻击”。其所谓的谈人生却总是以自己为中心，个人恩怨、怪戾怒气充分介入其中，所谓的经霜后的中年不是理性的冷峻，而是浮泛的无聊了。《霜冷长河》最终不过是一本市侩味十足的庸俗读物。有批评者一语破的，文章看不出增删，看不出润筛，更看不出心血的沉吟；行文失去了情感顿挫、岁月跌宕，文字沦落了文采风华，沉思韵致，所谓的风流蕴藉，书卷弥漫则更是随着余秋雨告别书斋而烟消云散。《霜冷长河》的出现事实上是余秋雨与精英文化做了一次真正的告别，那么，余秋雨连同他的所谓文化散文也将结束了罢？我想这一定的。 虽然很多人都在批判余秋雨，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连同他的文化散文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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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霸道而无气——文风和态度的霸道却掩饰着本身的虚张声势 朱国华在《别一种媚俗》很精辟地说道，余秋雨散文的基调“永远具有学术权威口吻的居高临下，遗老遗少式的吊古伤今，牧师布道时的悲天悯人，并且还夹杂着旧式文人特有的似乎聊充派遣之用的故作通脱。”权威驾驭着文风，遗民决定了态度，余秋雨散文没有半点真诚，而没有真诚的散文充其量是空中花园，好看却缥缈。故作感伤是煽情，故作通脱是伪情，煽情与伪情和余秋雨发生关系，就变成了余氏矫情。 如果说《文化苦旅》多少还带有些文化内涵和品位的话，《霜冷长河》简直就是作秀，昭示着余郎才尽。浪漫没有文化来释放，悲壮没有历史再可以负载，于是余秋雨选择了另外一种手法：在造作里虚伪，在虚伪里造作。而这种不负责任的，天马行空般的余氏笔法，却是一种再也保不住的虚幌，再也掩饰不了的虚张声势：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中国的词汇那么多，大家居然统一得那么准确，可见在文化人格的一些基本概念上，仍存在着稳固的共识。即便粗粗一打量，大家凭着直觉就可判断出眼前这个人的人格定位。壮士，能被素昧平生的远近同胞齐声呼喊的壮士，实在久违了。 华夏的山川河岳本是为壮士们铺展着的。没有壮士的脚步踩踏，它们也真是疲塌多时了。松松垮垮地堆垒着，懒懒散散地流淌着，吵吵嚷嚷地热闹着。突然，如金锤击鼓，如磐石夯土，古老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壮士，他来了。迟到了很多年，又提前了很多年，大地微微一颤，立即精神抖擞，壮士，他来了。” （《壮士》） 余秋雨的霸道还表现在把别人的批评意见一概拒之门外，而对别人却又毫不手软。在《文化苦旅》中始终缺乏一种强者形象，这是否也恰好折射了余秋雨的内心世界的悲弱呢？在《道士塔》里有一句：“‘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活生生的一个跪着的灵魂。 最初看到《抱愧山西》这一题目，我大吃一惊，还以为余先生做了什么对不起山西人民的事，心里很内疚，于是来书里面悔过。赶忙看完，扬扬洒洒万余言的一篇文章，主要讲山西人的“生意经”。余先生抱愧的地方在哪里？文章一开始说：“我在山西境内旅行的时候，一直抱着一种惭愧的心情。长期以来，我居然把山西看成是我国特别贫困的省份之一，而且从来没有对这种看法产生过怀疑……”原来他一直把山西看成是我国最穷的省，而且这个观点一直在自己脑海里盘亘，结果是山西不是最穷的省，治学严谨的余教授心里难为情，于是就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心情，单是哭哭啼啼还不够的，余教授要把这种感情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高度。抢占了文化的制高点，从文化的高度来“抱愧山西”。所谓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余教授一抱愧，就知泣鬼神感天地。单单就是这几十个字，当然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是纵观全文，虚张声势，韵味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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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猥亵而无耻——语言和情节的低俗却包含了心灵的恬不知耻 在余秋雨散文中，总是充斥着一种自以为是的浪漫色彩，他似乎想在学术散文背后，用一种诗性思维来强调，强调什么呢？强调自己的浪漫情怀，抑或是江南才子的风流秉性。于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他的散文弥漫了意淫心理。 在《牌坊》里有段：“孩子们渐渐大了，已注意到，女教师们都非常好看。她们的脸很白，所以一脸红马上就看出来了。她们喜欢把着孩子的手写毛笔字，孩子们常常闻到她们头上淡淡的香味。‘你看，又写歪了！’老师轻声责备，其实孩子没在看字，在看老师长长的睫毛，那么长，一抖一抖地。”本来牌坊是一个很郑重很沉重的话题，作者却以一种欣赏的口吻，发散的思维来描写自己儿时暗恋过的女教师。行文庄重不足，意淫有余。 像这种例子，《吴江船》里触目即见。“女子游泳，在城市游泳池里屡见不鲜，但在这里却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她们平时穿着破旧衣衫下田，繁重的农活使他们失去了性别。每天，在田埂上，当她们挑着绝不比男学生轻的稻担迎面走来的时候，男学生从来没有想到这是一些青春灿烂的姑娘。现在，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座略带腼腆的生命杰作。风撩了撩她们的散发，她们的步子轻轻盈盈，如踏着音乐，向太湖走去，走进波提切利的《维纳斯诞生》里边。男学生们被震慑了，刹那间勾起了遗失的记忆，毫无邪念地睁大双眼。他们和她们都20余岁。此后的日子，渐渐过得暧昧。” 好一个浪漫风流的江南唐伯虎，因为忘了性别，所以引起巨大的骚动，并且被震慑；继而又失忆复活，虽然毫无邪念，但是日子过得暧昧。如果我上述逻辑成立的话，天那，我倒想问问锦心绣口的余大教授，你这是什么东西呀！ 接着，“把她打捞上来时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一个胖乎乎的男卫生员连忙做人工呼吸。折腾了一会毫无效果，卫生员决定直接给心脏注射强心针。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一个漂亮、热情、善于交际的女学生，受审继而失踪后，在湖边找到她纱巾的是“几个男同学”，做人工呼吸的是“男卫生员”，为了注射强心针，“她的衣衫被撕开了，赤裸裸地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这是在抢救人还是在怎么的呀？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年代，所以我宁愿相信确有其事，余秋雨说的就是在抢救，没有猥亵，没有意淫。但是，根据我所认识的过来人对我所说的，在那个年代，碰见这种情况，避嫌犹不及，哪里还敢撕破其衣裳，看一个女性垂危时的赤裸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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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氓而无状——历史与灵魂的拷问却拒绝了自身的历史忏悔 近来，对余秋雨的各种批评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新千年伊始，青年学者余杰的新作《想飞的翅膀》出版，对余秋雨的批评再度升级。余杰在新作中的《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中称余秋雨为“文革余孽”、“才子加流氓”，批评矛头直指余秋雨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 余秋雨说：“别再担心我历史上有什么严重问题”。是的，一来历史已经成为历史，法律不预追究；二来余秋雨已是文化名人，没人能奈何他；三呢，就是请各位不要再老是抓我的痛处了。给人的感觉就是余秋雨一提他“文革”的历史就特别敏感。这些年来，凡批评文化散文的，他可以置之不理，但一涉及“文革”，余秋雨火气就来了，这从他频频为之辩解中可以看出。 张伯存先生很客观地评价说：“在求索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上，在反思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历史命运上，余秋雨是一个拷问者，他有着拷问者的焦灼、痛苦和愤激。”然而，真正的拷问者，自己也应当同是受拷问者。由于“受拷问者”身份的缺席，使得余秋雨散文本来能够达到的思想力度严重被削弱了。历史出现了断裂，人格出现了断裂（5）。张育仁先生亦写道：这种拷问不会救赎任何一个灵魂，而只能将其推入灾难的渊薮中。拷问者就是判官，就是行刑者，他们居高临下，口含天宪，是无须拷问自己的。（6） 对于余杰死死抓住不放的文革问题，余秋雨玩起太极，他理直气壮地说：“关于文革，他们说的那些材料是伪造的。他们始终抓住一个叫‘石一歌’的事情，说我是其中一个。我倒想问一下，‘石一歌’的哪一篇文章出自余秋雨的手笔，请拿出证据。石一歌小组的那些人也都还在上海，可以去问一问他们。 这里面有些基本的疑问很多人不去想： 首先，文革过后石一歌小组是经过清查的，清查的时候有余秋雨出场过吗？ 第二，文革清查在中国历经了整整三年，可以说每个字都曾经查过。清查结束后，我又没有什么背景，居然作了正厅级的上海戏剧学院院长，这难道合乎政治常识吗？ 第三，我做这个院长，是全学院三次民意测验第一名的结果。我不是从外地调到上海的，文革中一直在学校。如果我做了什么，全校那么多双眼睛能看不到吗？当时我是中国最年轻的校长，为什么做了那么长时间的校长没人举报我？ 现在石一歌的等级被闹得越来越高，这很可笑。你现在把‘石一歌’和‘梁效’放在一个等级，很多人都搞不清，但在那个时候连在一起就很可笑了。石一歌那时候连外围的外围都谈不上。至于他们在一些学报上找到的文章，当时的署名、写作、文章来源的状态跟今天想的是完全不同的。”（7）为什么会“完全不同”呢？“完全不同”在哪里呢？既然别人写的文章可以署你的名，为什么署别人名字的文章就不能出自你的手笔呢？而出自你的手笔却署上别人名字的又有多少呢？这与前面刚落口的“我倒想问一下，‘石一歌’的哪一篇文章出自余秋雨的手笔，请拿出证据”岂不自相矛盾起来了？ 当白纸黑字署上余秋雨自己大名的《胡适传》摆在他面前时，余秋雨更是极尽一教之授之能事，毫不吝惜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斯文扫地，他情绪愤激，“我真希望他们能打电话问问我，什么是《胡适传》？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署了我的名字？为什么只发了一个开头不发了？”洋场恶少，上海流氓的尾巴不知不觉或者有知有觉地露了出来。且看余杰的文章：自从毛泽东50年代发起批判胡适运动以后，胡适在大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余秋雨的这篇《胡适传》显然是“应制之作”，语气霸道，文风恶劣，以主子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以主子的厌恶为自己的厌恶，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 余秋雨在《胡适传》中，对胡适百般辱骂，泼尽污水。例如写胡适刚刚留学美国，“对美国的一切，尤其那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他实在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看到街上摩托车多，他就站在街头赞不绝口，看到资本家带来了老婆孩子到郊区游玩，他欣慕不已，甚至在宴会上看到晚礼服，他也要击节赞赏一番。这样，他踏上这块土地不多久，就兴高采烈地得出一个结论：‘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 ”（8）如果这些都可以让人接受的话，那么后面的事实就叫人忍无可忍了。余秋雨接下来对胡适一首“见月思故乡”的《百字令》结尾一句“凭栏自语，故乡真在何处？”上以弦外之音，他说：“（这）就是说：故乡究竟在哪儿，在美国还是中国，他有点搞不清楚了。胡适差点就说出了‘我不是中国人’这句话。” 回想余秋雨在全国各地到处播种，总是一副宽容，博大的面孔，对于身外之事，他说得头头是道，论据凿凿，对于一干与自己沾边的问题，他就讳莫如深起来。他在《山居笔记》中写道，自己在文革中因为生了病，到乡下疗养去了，所以有幸逃过浩劫；他在岳麓书院演讲的时候则对某学者的提问不置一词。或者滴水不漏，或者反戈一击，总之，余秋雨对待批评的态度正如阿Q对于额上的疤痕，只要有人提起就一概挡回去。 最后余杰很痛心地写道：一个不忏悔的人，一个缺乏起码的良知的人，一个履历充满肮脏的记录的人，一个在遗忘中再次犯罪的人，却奇迹般地成为新一代青年的“偶像”，成为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学者，成为年轻人的“人生导师”——他在文章中教育大家要有理想，有良心，要做善良的人、真诚的人。他的文章是优美的、流畅的、有感染力的。喜剧以正剧的方式登场了——这才是时代最大的悲剧。（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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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股而无知——空话和套话的伪情却暴殄了自己的浅薄无知 以地理之奇为悬念，来做他文章的眼，以历史之奇为准线，牵来各种故事跌宕起伏去穿那个眼，历史地理这么一相乘，乘出来的，就是奇而又奇的余氏新景观了。余秋雨散文的套路在《文明的碎片》中初露端倪，在《山居笔记》的时候基本形成，到了《霜冷长河》的时候，除了腐朽的八股气外，基本没有其他东西可言了。（10）缺失了弹性和活力，失去了自由和随意，只剩下一具阴冷的干尸，在秋天的雨后，糊弄一下过路人罢了。 但是姜老师，你又何曾冒名，何必道歉！你不知道，自从学生我不小心出了一点小名，竟然有好几个从未给我上过一节课的人热衷充任我的师长，编造我的行迹，而且越说越离奇。我的名字，那个过去在课堂上老被你批评或表扬的名字，如今却长久浮动在各色盗版书的封面上，映现在那些我从未“指导”和“顾问”过的影视作品前，甚至还怪诞地成为筹款集资的旗号。为此，我十分理解今天已经五十出头的女同学们遇见当年老师时为什么会突然孩子般抽泣起来。你是我确证无疑的老师，看着我长大，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由你在公共场合宣布我是你的学生，是我的荣幸。 （《老师》） 明贬实褒的自我吹捧，故作谦卑的虚伪表态，空话加套话的深情演绎，然后很果断地肯定：“我的名字只有在你口中叫出来才是最真实的”，言下之意，别人叫起来都是不但不真实而且伪情。 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摊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都江堰》） 一会苍生，一会大地，一会水神，一会傩戏。把人都搅缠不清是身处天宫还是脚踏黄土地了？不知是在神话中飘摇游荡，还是在人间里穿行苦旅？种种大而空而泛的话，出自以严谨闻名的余秋雨教授之手，实在是很费思量。 五、腐儒而无术——个体和写作的摆架却显露了自身的拾人牙慧 杜甫有诗句云：语不惊人死不休。到死方休语是否惊人那是盖棺论定，自己早已零落成泥。余秋雨是明白之人，才不会用一生来追求惊人之语，于是他走了另外一条康庄大道。为了下笔惊人，为了有一种煽情的功效，余秋雨常常把一些小事无限上纲上线，拔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是一种又酸又咸的老学究味，腐朽而无术。 天一阁，我要靠近前去怎么这样难呢？明明已经到了跟前，还把风雨大水作为最后一道屏障来阻拦。我知道，历史上的学者要进天一阁看书是难乎其难的事，或许，我今天进天一阁也要在天帝的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今天初次相见，上天分明将“天一生水”的奥义活生生地演绎给了我看，同时又逼迫我以最虔诚的形貌投入这个仪式，剥除斯文，剥除参观式的优闲，甚至不让穿着鞋子踏入圣殿，卑躬屈膝、哆哆嗦嗦地来到跟前。今天这里再也没有其他参观者，这一切岂不是一种超乎寻常的安排？ （《风雨天一阁》） 无非就是头天晚上下了一场暴雨，第二天去参观时适逢整个院积水了，他却大做文章，煞有介事的。什么卑躬屈膝，什么剥除斯文，装腔作势自恋到如此地步！真当自己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了。而开篇的“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阁对于我，一直有一种奇怪的阻隔”，是，连读到这句话的人，也想问问作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干吗装神弄鬼来了？ 在《文化苦旅》后记中有这样一句“当时我远在国外讲学……”，这与《围城》中那位教育部视学大人“平均每分钟一句半‘兄弟在英国的时候……’”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掉书袋，摆花架子，俯首皆是，尤以余秋雨为最。 当李白们早已顺江而下，留下的人们只能把萎弱的生命企求交付给她。“神女”一词终于由瑰丽走向淫邪，无论哪一种都与健全的个体生命相去遥遥。温热的肌体，无羁的畅笑，情爱的芳香，全都雕塑成一座远古的造型，留在这群山之间。一个人口亿众的民族，长久享用着几个残缺的神话。……船外，王昭君的家乡过去了。也许是这里的激流把这位女子的心扉冲开了，顾盼生风，绝世艳丽，却放着宫女不做，甘心远嫁给草原匈奴，终逝他乡。她的惊人行动，使中国历史也疏通了一条三峡般的险峻通道。 （《三峡》） 为了追求一种耸人听闻的效果，余秋雨常常把历史与想象混为一谈。信口雌黄，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种随意，正如文集名字《文明的碎片》，不偏不倚地揭示了在余秋雨笔下，中国散文被剪得支离破碎，成了名副其实的“文明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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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童稚而无辑——推理和论证的欠缺却表现了自身的牵强附会 余秋雨散文中不合逻辑、有违常识的描述层出不穷。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做了道士。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道士塔》） 谁在对牛弹琴了？一上手就给王道士扣上几顶高帽子。“卑微”、“渺小”、“愚昧”、“无知”，够了够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古有秦桧罗织的“莫须有”罪，今有余秋雨添织的“无知者”罪。好大胆也！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 （《阳关雪》） 没有理性，只有火性，没有推理，只有结论。他放弃了起码的学术理性，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情绪化生物。对于一个以理论家身份迈步文坛的作者，我们当然有理由以高标准的视点来评判余秋雨先生。然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又是一番什么别样的景致呢？一曲凄壮的挽歌，一呈唯美的悼词，让所有的人都沉寂于这份安静中。他分明就是在暗示着，我口含天宪，不要站起来批判我，你们批判不倒我，你们的批判我只当你们是“文化盗贼”“文化杀手”，或者它们的帮忙、帮凶和帮闲。我火大了再来一个《余秋雨教授二告全国读者》，怎么着？谁还有话说？ 七、商贾而无端——商标和广告的滥情却暴露了儒雅的荡然无存 在新浪网上，一个有关余秋雨的问题是凤凰卫视为什么吸引他，他从凤凰得到了什么？余秋雨答道，他和凤凰卫视和中央台关系都非常好，无论是凤凰卫视还是中央电视台它们都具有高层次的文化判断和一种君子风范，这是现在中国文化界里面所不太容易找到的。说凤凰，他硬要把中央搬进来，所谓“近朱者赤”，余秋雨之所以抬高俩台，目的何其明显，到处滥情，何谈君子风范。 读《文化苦旅》，有点像看余秋雨的个人简历： 一位 “好多年以前写过一些史论专著”的学者；纽约大学著名教授以新著相赠的朋友。钻研古代线装书的文人；应邀到各地，甚至逛到国外讲课的 “流浪艺人”；敦煌学者；研究莫高窟，希望建立美的宗教的美学家；追寻王维踪迹的诗人；脚踏沙原，目视老尼，心存普罗米修斯和康德的通才；在石碑间踽踽而行，悲悯读不懂碑文的少年的遗老；以诸般学问皆不如钻洞有诗意的考古学家；研究上海市民性的人类文化学者；三十年前为了应付暑假作业，一不留神便得了优秀作文奖的少年天才；上海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中文学科组组长……（11）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吹捧为自己写评论的人。比如《后记》中写鄂西大学学报因设《文化苦旅》笔谈，因此就 “特别严肃而见水平”，就连他自己也“很惊讶鄂西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散文艺术的思考水平”。给为自己抬轿的人抬轿，轮番抬，越抬越高，儒雅的态度随后便荡然无存了。 在《霜冷长河》的自序中，余秋雨开篇即以令人吃惊的口吻说道：几年前，有一次我到北京一位朋友那里去玩，见到一位异人。他见到我，双目炯炯地逼视良久，便说：“这位先生，你从小是不是产生过一种遥远的记忆，在一条长长的大河边，坐了很多年，在你边上，还坐着一个人，相差大概只有十步之遥？那人就是我。” 接下来，余秋雨借异人之异见，居然写出这样的句子： 难道，上一辈子，我曾坐着狗拉雪橇驶行在冰封的黑龙江上？ 那么，我上一辈子为什么会来到黑龙江？父辈们是戍边还是流放？江边是否还有家族遗留？ 一个号称负载有“文化使命”的作家和学者居然如此煞有介事地写自己前半生，简直算得上是对文化的侮辱和调戏。 《遥远的绝响》中“收到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唐翼明博士赐赠的大作《魏晋清谈》，唐先生在书的扉页上写道，他在台北读到我的一本书，‘惊喜异常，以为正始之音复闻于今。’唐先生所谓‘正始之音’，便是指魏晋名士在正始年间的淋漓玄谈。唐先生当然是过奖，但我捧着他的题词不禁呆想：或许不知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与自己所惊恐的对象产生了默默的交流”。被人抬得自喜到发呆发神：与魏晋名士交流，很可怕的想象。《华语情结》里“半夜……他要进好几道门：花园的铁门，楼房的栅栏门，屋子的木门，以及他的房门，但他竟然可以不发出任何一点声音，为的是怕惊动我。”一个人半夜回到住宅区时尽量不闹出大的响动，这是一个人的基本修养的问题。但余先生居然看得出其他更温馨的含意来。一个人可以自恋，但最好不要到这种程度。《这里真安静》“我应该是在研究鲁迅和周作人的时候顺便了解了这位文学家的”。一石三鸟，一句话就搞定了三个人。真不愧是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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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硬伤而无视——矫情与臆测的苦旅抹杀了散文的庄严和深邃 用臆测和余氏矫情代替严密的逻辑过程，削足适履地阉割史实，从而将中国散文引导进了信口开河，六经注我的境地。对于硬伤，余秋雨是最耿耿于怀的。因为它相当于最直接地否定了余秋雨仗以横扫天下、雄踞中国文坛的文化水准。 《洞庭一角》中写道：“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他后人不平，另建三醉亭，祭祀这位道家始祖。”“道家”是哲学概念，创始人是老子。在这里把道家跟道教混淆起来了。道教创始人是汉代的张道陵，吕洞宾是唐代的道士，怎么轮得到他呢？作为教授的余秋雨先生，不应该是不知道的。 《洞庭一角》第三章中写道：“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它的腹地，有舜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忽瑰艳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山海经》、《尸子》、《大戴礼记》、《竹书纪年》、《世本》、《路史》等书的记载，娥皇、女英是尧的女儿、舜的妻子这一身份，却始终没有被混淆过。余秋雨先生把娥皇和女英说成是“舜的女儿”，这简直是信口开河，凭空臆测来了。 《沙原隐泉》中写道：“为什么历代的僧人、俗民、艺术家要偏偏选中沙漠沙山来倾泻自己的信仰，建造了莫高窟、榆林窟和其他洞窟？”据资料显示，莫高窟是建在距敦煌五十里的鸣沙山上，而不是沙漠中。看看余秋雨的文章，就知道有多少历史可以胡来。 《道士塔》中写道：“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任性随意的虚构代替了严格缜密的考证，臆测猜度换取了历史的真实存现。为什么偏偏说涂了石灰水的雕像就是王道士做的？而不会是若干年后的一个李道士，或者说是政府为了保护雕像不受风蚀而特意抹上去的呢？余秋雨别老是把什么都说成仿佛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要灭掉文化，方法有二：一是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二是将一切统称为“文化”。余秋雨虽然处处以文化的守护者自居，却早已在不知不觉间充当了中国文化的杀手，守护人变成了刽子手，俨然是中国文化的掘墓人。 余秋雨笔下的各类人物，帝王、政治家、藏书家、文人、妓女，等等，只是一种简单的，粗略的历史在现，没有来自内心最深处的真实。可以说，余秋雨笔下一干人等，无非是其散文哗众取宠的应急之物，其散文没有“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没有了文化内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石，没有了起码的基石，也就失去了起码的存在意义，而没有存在意义的东西，终究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要走向灭亡的。 救助已经很脆弱的文明力量和创造群体，让它们不要受到野蛮无知的侵害，这是每个所谓的文人学者教授必须面对的。对于缺乏真诚，缺少忏悔意识的民族，是永远也走不远的。一种矫揉造作的文化，在开始是会新鲜一阵子，只要一认清其庐山真面目，这种新鲜就会过期，变质，腐烂。为了防止最终的臭不可闻，我郑重地规劝余秋雨放下其文化苦旅，不要到处再乱贴文化标签，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如果余秋雨愿意接受我的劝导，甚好；如果还是老马不死旧性在，那么，这当正是余秋雨要倒掉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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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3）（10）《“审判”余秋雨》 聂作平，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6 （2）《谁造就了余秋雨》 （4）《文化的碎片——重读余秋雨》 （5）（8）（9）《想飞的翅膀》 余杰，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１ （6）《灵魂拷问链条的一个重要缺环》 （7）《中国新闻周刊》 （11）《书屋》 《文化苦旅》 余秋雨，知识出版社，1992.3 《文明的碎片》 余秋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5 《山居笔记》 余秋雨，文汇出版社，1998.9 《霜冷长河》 余秋雨，作家出版社，1999.3 另外：更多更完整的文章，请见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2184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