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取經”到“對話”：論“文化話語權”的掌控 - 中人网

根據瞭解，現在各界對於《中國評論》所發表的言論愈來愈重視，不僅掛在“中國評論新聞”上的文章點閱率動輒有數千萬人次，大量被其他媒體轉載，連美國智庫也樂於與《中國評論》交流交往。

　　在我看來，受到國外具有指標意義之智庫的重視，反映出《中國評論》的作者群在國內或國際事務上掌握有愈來愈大的“話語權”。這種趨勢和“中國崛起”的現象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因為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所以西方國家的智庫才會想要瞭解：中國知識菁英對各種國內或國際事務的觀點。如果中國的國力微不足道，西方國家會把中國當做“研究對象”，培養一批“中國專家”來研究中國，可是卻不會太在意：中國的知識菁英在想些什麼，或說些什麼。

　　美國的霸權主義

　　對於西方霸權及其對文化話語權的掌控，我有十分深刻的體會。1976年，我獲得美國東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獎學金，到夏威夷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我才發現：美軍太平洋總部1947年1月成立於夏威夷州的檀香山，是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最高作戰指揮機構。其轄區東起美國西海岸，西至非洲東海岸，南北方向遠至兩極，包括45個國家和地區，總面積約1.6億平方公里，相當於地球表面的52%。

　　腦力汲取

　　任何人都不難理解：單只憑龐大的軍事力量，絕不足以維持國家的強盛。一個國家要維持其國力的蒸蒸日上，還必須要能夠吸納各方面的人才，來維持整個國家體制的運作。在東、西處於二元對峙的冷戰時代的1957年10月4日，前蘇聯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史普尼克號上天空，震撼了整個西方，也引起美國極度的恐慌，並激起之後美、蘇兩國之間二十餘年的太空競賽。

　　由於自己培養人材緩不濟急，當時美國想出的對策之一，就是利用戰後美國持有的雄厚財力，砸下大把銀子，吸引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到美國各大學及研究機構任職。這項“腦力汲取”（brain drain）的計劃也包括由各大學提供獎學金，吸引開發中國家優秀的研究生，到美國大學攻讀博、碩士學位，一方面培養人才，一方面幫助教授做研究工作。

　　這項策略確實收到極大的效果。當時屬於“民主陣營”的許多國家，大學生畢業之後，最好的出路之一，就是申請美國大學的獎學金，到美國留學。台灣亦不例外。當時台灣社會中普遍流傳著一種說法：“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潮流。

　　掌控“文化話語權”

　　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龍頭老大，美國除了向其屬下各開發中國家汲取人才之外，還必須要能夠掌控他們的意識形態，讓他們接受美國的價值觀，能夠附和美國，說美國喜歡聽的話。這就是所謂“文化話語權”的掌控。在這方面，美國主要的佈局，是1960年美國國會批准國務院在檀香山設立東西文化中心（East-West Center），並針對當時開發中國家的需要，設立科技發展（Technology Development）、人口（Population）、傳播（Communication）、文化學習（Cultural Learning）及開放基金（Open Grant）等五個研究所，每年都舉辦一系列的研討會，由東西文化中心提供經費，邀集亞太各國的知識菁英前來參加研習。

　　舉辦這類研習會的目的，據稱是要促進美國和亞太各國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問題是：當時美國和亞太各國之間的國力差距極為懸殊，到美國參加研討會的亞太菁英大多是抱著前往“取經”的心態，希望能學到一些“現代化”的竅門，哪裡談得上什麼“對話”？結果所謂“話語權”，就變成開完會後回國“替美國幫腔說話”的權力。

　　除了不斷舉辦各式各樣的短期研習營之外，東西文化中心最重要的計劃之一，是提供獎學金，徵募亞太各國年輕的知識菁英，到夏威夷大學攻讀各個不同領域的博、碩士學位。這些學生平常在夏大各個不同科系修課，下課後全部住在一棟叫作Hale Manoa的宿舍裡。這棟十二層樓的學生宿舍由名建築師貝聿銘所設計，通風、採光、生活機能均十分良好。來自三十幾個國家的學生住在一起，自然有許多溝通交流、建立關係的機會。

　　然而，夏威夷畢竟不是美國本土。當年接受東西文化中心獎學金的每一位外國學生，在學業結束之前，都有機會到美國本土各地作一趟“田野研究”（field study），去認識美國的“地大物博、文明先進”。在那個時代，到美國留學的亞太學生在完成學業之後，許多人都千方百計的想留在美國，可是，接受東西文化中心獎學金的唯一條件，就是學業完成之後，必須回國服務，不得留在美國。

“全盤西化”的危機

　　在諸如此類的精心設計之下，在美國留學的亞太學生回國服務之後，幾乎都成為傳播“美國先進文明”的先鋒隊。他們對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為美國所主張的“普世價值”作辯護，美國所謂的“普世價值”也因此而獲得了許許多多的“代言人”。由於亞太國家的大學教科書大多是從英文翻譯而來，這種“全盤美化”或“全盤西化”的現象，尤其以學術界最為嚴重。

　　資本主義的鐵牢籠

　　我們可以舉幾個例子來說明：台灣學術界“全盤西化”所造成的問題。1990年代，前蘇聯及東歐國家崩解後，西方學者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勝利，歷史學者Fukuyama(1989)甚至出版《歷史的終結》一書，以為二次大戰後兩種意識形態對峙的冷戰格局已經結束，“自由民主是人類最完美的政治模式”，從此之後全世界都將走上“西方式民主”的道路。唯獨中共仍然堅持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到了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發生，引爆全世界的金融危機，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內在問題完全暴露無遺，美國為因應其燃眉之急，大量發行紙鈔，至今全世界均蒙受通貨膨脹之害。葡萄牙、冰島、希臘、西班牙等老牌“民主國家”也因為負擔龐大的國家債務，淪為“歐盟四豬”（PIGS），而一籌莫展。

　　這些問題讓許多學者紛紛思考“另類世界秩序”或“另類政治秩序”的可能。其實，德國社會學大師韋伯(Max Weber,1864-1920)是最早指出資本主義經濟體制內在危機的西方知識分子之一。在其名著《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的結尾部分，他很悲觀地預言：資本主義的現代經濟秩序與機器生產的各種技術、經濟條件結合在一起，變成一種無法脫逃的鐵的牢籠（iron cage），統治著處於這種機制中的人類生活，直到最後一噸煤炭燒盡為止。“在它發展程度最高的地方，譬如美國，追求財富已經喪失了宗教和倫理的意義，反倒和純粹世俗的情感結合在一起，從而使它具有娛樂競賽的特徵”。

　　“沒有人知道：未來人類將如何生活在這個牢籠之中，或者，在這場巨大發展告終之前，是否會出現一個新的先知，或者會出現舊觀念、舊理想的大復興。如若兩者皆非，人類社會是否會變成以病態的自我陶醉粉飾太平的機械殭屍”。因為就這種文化的最後發展階段而言，我們確實可以這樣說：“沒有靈魂的專家，漫無心肝的縱慾者，造成一切皆無意義的現象，意味著人類文明已經到達前所未有的狀態。”

　　“理論”與“實務”的分裂

　　在韋伯所處的時代，他預言資本主義的“鐵牢籠”將迫使人類“燒盡最後一噸煤炭”；在現代，有愈來愈多的人擔心：它會迫使人類“耗盡最後一桶石油”，或者引爆“最後一座核能電廠”。儘管資本主義體制的危機已經一覽無遺地暴露在世人眼前，台灣學術界也有愈來愈多的人對西方社會科學理論感到懷疑，但在“全盤西化”的陰影籠罩之下，卻很少有人敢於建構本土性的社會科學理論，來向西方理論進行挑戰。

　　去年（2011）元月28至29日，在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資助之下，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舉辦了一場“傳承與創新：中華民國發展史學術研討會”，在“百年學術發展”部分，社會科學的各個不同學門對於自身學門的“百年發展”，也分別作了回顧與檢討。

　　中央研究院院士于宗先回顧“經濟學”在台灣的發展後，指出：台灣的經濟學內容是由“英美教科書的移植”演變成為“西方經濟學內容，本土化實例”，“經濟研究的趨向分為兩大派，一為數理學派，一為務實學派。”

　　“前者似乎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學問，可是他不但在國際學術市場有賣場，而且在國內更受到學術當局之青睞；後者研究的對象是現代的台灣經濟現象，這種研究在國際上缺乏賣場，在國內雖不受重視，但對政策形成有影響。這種偏頗的現象會使前者走火入魔，而使後者自覺無學術地位而消沉。”

　　在我看來，這是十分怪異的現象。康得在其《實踐理性批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主張：理論建構的目的就是為了實踐；宋代理學大師朱熹也強調：“道問學”的目的是在“尊德性”；明代的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中國民間更普遍認為應當“學以致用”。然而，台灣學術界“全盤西化”之後，學術研究竟然可以和社會實踐分裂為二！

“情緒性的民族主義”

　　台灣的學術界形成“全盤西化”的格局，在戒嚴時期，學術界中的“自由派”便以“民主”作為對抗國民黨的口號；現在則是朝野一致，要以“民主自由”作為對抗“中共併吞”的工具。

　　然而，台灣實施民主政治的經驗，是不是真的讓台灣的政治決策走上理性判斷的道路？政治人物是不是從此不再挑動所謂情緒性的“民族主義”？

　　任何人都不難看出：台灣民主政治的運作，是建立在“藍綠對立”的基礎之上。政治人物的首要考量是：用什麼樣的政治口號來動員自己的支持群眾，而不是要解決什麼樣的社會問題。其本質是一種“民粹政治”，而不是西方意義的“民主”。這種以“族群動員”作為基礎的“民粹政治”，恰恰是波柏所謂“開放社會”的最大敵人。

　　在李登輝主政時期，1995年，我曾經出版過一本《民粹亡台論》，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批評當年國民黨所搞的“民主”改革，其實已經流為“民粹”政治，將帶給台灣巨大的災難。所謂“民粹”主義，是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所推出的各項政策，旨在討好選民，吸引選票，而缺乏長遠的理性考量，看起來好像能帶給選民立即的利益，其實卻會給社會招致長遠的禍害。

　　這種現象看在有識之士眼中，自然會感到憂心忡忡。在“中華民國百年學術發展研討會”上，政治學門的回顧，由朱雲漢、林碧炤、蕭高彥三位教授聯合執筆。他們在其合寫的〈中華民國政治學發展史〉中指出：“長期以來國內政治學在理論與方法上無法擺脫對西方政治學的倚賴，對自己社會的分析與理解均以西方歷史經驗為主要參照，難以形成在地化系絡的思考，長此以往將難以產生原創性的知識貢獻，也無法回應二十一世紀的知識挑戰”。

　　然而，西方式的選舉制度也是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一隻“鐵牢籠”，任何社會一旦開始實施“民主選舉”，就再也無法走回頭路。在“全盤西化”的格局之下，台灣的政治學界對於這種現象雖然“心有不懌”，擔心它無法“回應21世紀的知識挑戰”，大家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得過且過。

　　文化認同的危機

　　台灣情形如此，大陸的情況又是如何？文化大革命期間，造反派紅衛兵發起的“破四舊、立四新”，不僅對傳統文物造成了巨大的破壞，教育體系中的高等院校甚至遭到關門停課的命運。在那段期間，不只是文史學科的研究中止了，社會科學的進展更留下了一大段的空白。

　　“本體論的焦慮”

　　1976年毛澤東過世後，新領導人鄧小平廢除了人民公社，恢復家庭制度，推動“四個現代化”，並在1979年宣佈“改革開放”政策，以“社會主義法則”為基礎，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計劃。文革期間許多被打為“反動學術權威”的學者恢復了地位；高等院校的大多數科系恢復了教學，成千上萬的研究生被送往國外“取經”，文革期間受到嚴厲抨擊的儒家思想再度受到重視。

　　然而，諸如此類的改革措施，並不能減緩中國文化“氣若遊絲”的危機。大家都知道：學術研究是學者長期累積的志業。文革期間大陸學術思想界所造成的真空狀態，正好由“海外歸國學人”來填補，他們所帶回來的西方理論，以及蘊含在其中的個人主義文化價值，也迅速佔領了年輕一代的思想領域。在改革開放初期，主張“全盤西化”而喧騰一時的“河殤派”，以及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都是這種價值觀的具體展現。

　　自從鄧小平在1979年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過三十年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中國的社會型態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文革時期被消滅的資本家和地主階級重新崛起，當時被打成“臭老九”的知識分子，再度成為新的社會菁英。過去一度被吹捧為已經“當家做主”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群眾，仍舊沈浮於社會底層。在“思想解放運動”和西方觀念的持續衝擊之下，中國卻面臨了“價值真空”的危機。目前的中國社會，不僅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現象日趨嚴重，社會上也瀰漫著“一切向錢看”的功利主義之風，人們不再相信共產主義，學校體制也不知如何進行道德教育，人們精神世界空虛，不知人生的意義何在。

　　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有能力出手援救陷入財政和經濟危機的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知識分子卻面臨了嚴重的文化認同危機：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世界大國，中國似乎已經有能力在國際舞台上和列強並駕齊驅，可是，經過歷史的幾番折騰，中國不僅自身的文化面貌模糊，而且保留了許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糟粕”。如此缺乏文化魅力的“大國”，不僅不知道：自己的“崛起”究竟是憑藉什麼樣的文化力量？而且也不瞭解：什麼樣的文化力道可以支撐自己未來的持續繁榮？諸如此類的問題，形成了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林曦所謂的“本體論的焦慮”（ontological anxiety）。

　　知識論的困惑

　　時至今日，中國大陸的有識之士雖然已經清楚察覺到：自身文化真空而盲目移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必然造成更嚴重的文化危機。可是，文化大革命對傳統中華文化所造成的禍害，卻很難立即恢復過來。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經說過一句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又說：“不管白貓、黑貓，能夠捉住耗子，就是好貓”，這是他在否定“文革”路線之後，為了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不得不提出的“實用主義”判準。當時大多數的中共幹部都不知道未來該怎麼走。因此，中共改革開放初期社會上還流行另一個口號是：“摸著石頭過河”，言下之意為：既然我們無法提出穩妥的社會科學理論，作為改革開放的指引，而“改革開放”又是勢在必行，那就祇好一面摸索一面前進，“走著瞧”。當時還有一個流行的說法，很具象地描述了這種社會心理：“群眾跟著幹部走，幹部跟著領導走，領導跟著小平走，小平跟著感覺走。”

　　我跟大陸學術界的朋友談到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問題，許多人也都承認：當前中國的發展確實是“實踐很偉大，理論很蒼白”。目前大陸的學術界面臨了三個明顯的“斷裂”，1949年之前的三十年，是一面倒式地“全盤俄化”；1979年之後的三十年，則是一窩蜂地前往歐美國家“取經”，飢不擇食地“全盤西化”。學術界連消化西方理論都力有未逮，更不用談什麼學術創新來跟西方“對話”或向西方理論挑戰。今天中國各級學校不僅找不到合格的師資來傳授中華文化，有些學校想開設相關課程，也可能遭到“左派”地方官員的反對。更嚴重的是：在高等院校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許多“海歸派”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在從事研究工作的時候，也是盲目移植並套用西方個人主義式的研究典範，成為西方學術殖民主義的幫兇而不自知。他們的研究成果或者和母社會脫節，或者根本解決不了母社會面臨的問題，甚至還可能造成更嚴重的社會問題。用林曦所提出的概念來說，諸如此類的現象，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知識論的困惑”（epistemologi calconfusion）。

文化話語權的爭取

　　我一貫主張：台灣是中華文化現代化最好的實驗室。中國大陸在現代化過程中所遭遇到的許多根本問題，台灣都曾經遭遇過。台灣應付這些問題的方式，有得有失，有成功有失敗，其成功或失敗的經驗，都可以作為中國大陸的參考。

　　“沒有靈魂”的臨床心理學

　　在“文化話語權”的爭取和掌握亦復如是。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我的論點：2009年9月26日，台灣臨床心理學界最資深的柯永河教授退休九年後，在台灣心理學會第48屆年會上，以“我心目中的台灣臨床心理學”為題，發表主題演講。他對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狀況做過深入的回顧之後，說道：

　　臨床心理學在台灣發展到現在，筆者深以為最重要的是建立純屬於自己的臨床心理學理論。在台灣自從有臨床心理學史以來，它的定義、工作人員稱謂、臨床心理師工作場所、工作方法與工具、工作理論、使用的讀物、課本，無一不是從美國移植過來的。時間已過了半個世紀，目前台灣的臨床心理學界人士無論是學界的或是實務的，情況還是一樣；外界人士看來，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人都深信不疑地對自己說：“美國臨床學者在他們本土開拓出來的這條臨床心理學路線是絕對不會有誤，它有多長，我們就走多久，而且不必要改變什麼，繼續走下去就對了！”（p.55）

　　為了作這次主題演講，柯教授特別針對22位台灣臨床心理學者進行一項調查，結果發現：他們常用的理論有六種，包括：認知治療（81.8%）、行為治療（77.3%）、折衷治療（45.5%）、個人中心（31.8%）、精神分析（22.7%）、存在主義治療（22.7%），“但是那些都是舶來品，沒有一套是土產的”。因此，他認為：

　　如果在台灣的臨床心理學希望成為“台灣臨床心理學”，它必須擁有一個或數個核心理論，而且那個或那些理論是台灣特有而其他地方所沒有且可以和其他地方平起平坐，或甚至優於且可包容其他地方的理論在內的；不然，現在的台灣臨床心理學，充其量，只能稱為“在台灣”的臨床心理學，而不能被稱為真正的“台灣臨床心理學”。

　　基於這樣的見解，他希望有些教師在職位升至教授之後，能夠：善用退休前的剩餘教書光陰，整理或統整累積多年的諸多零散心得或資料，並從中努力尋找出一個或數個核心概念，將雜亂無章的諸多學術經驗串成系統性的知識，由此企圖建立一套“自認不錯”的理論系統，根據此一系統反省與解釋舊有的及新增的資料，並進一步據此預測前有的理論系統所無法預測的新心理現象。

　　他說：如果沒有人肯做這樣的工作，“則可預期到往後幾年，台灣臨床心理學界人士還是過著‘沒有靈魂’、‘行屍走肉’，仍然捧著外國臨床心理學理論，而被它們牽著鼻子走津津有味，樂在其中的治學日子。”

　　“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

　　柯永河是台灣臨床心理學界的大老，退休之後以八十高齡說出的這番話，可謂肺腑之言。從科學哲學的角度來看，西方的社會科學理論都是建立在個人主義的預設之上，非西方國家的社會科學家唯有充分考量自身的文化傳統，建構“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才能夠解除其“主體性的焦慮”；也唯有這種具有主體性的理論，才能夠消除其“知識論的困惑”，而能夠和西方理論“平起平坐”，展開“對話”。

　　然而，理論建構是歐洲啟蒙運動發生以來，西方文明之菁華，是以西方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的，若是對西方的科學哲學缺乏相應的理解，要想建構“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真是談何容易！

　　我從1980年代致力於推動社會科學本土化運動之後不久，即深刻體會到科學哲學對於建構本土社會科學理論的重要性，因此，花了十幾年的時間，撰成一本《社會科學的理路》（黃光國，2001），介紹西方科學在二十世紀內發展完成的五大典範，包括：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結構主義、詮釋學和批判理論。

　　多年來，我一直致力於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主張：非西方國家必須以“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作為基礎，針對自己的文化傳統，建構本土社會科學理論，來解決本土社會的問題。在這樣的前提下，我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也發表了上百篇的論文。兩年前，我整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出版《儒家關係主義：哲學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黃光國，2009），其英文譯本，Foundations of ChinesePsychology: Confucian Social Relations已由Springer出版（Hwang,2012）。最近，我又出版《心理學的科學革命方案》（黃光國，2011），主張以“關係主義”取代西方主流心理學中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的心理學理論。

　　由“取經”到“對話”

　　世界上最先將“華人心理學”（Chinese psychology）帶入國際心理學社群的學者是目前業已從香港中文大學退休的加拿大籍彭麥克教授（Michael H. Bond）。他在1986年出版《中國人的心理學》，以後又組織大批的中、外學者，編撰了兩本《華人心理學大全》（Bond,1996；2010）。然而，一位任教於西班牙巴塞隆納的華裔學者Y.T.Lee（2011）針對他2010年出版的《華人心理大全》作書評時，卻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書引用的研究，大多是在“套用西方的研究典範”，“整本書沒有清楚的結構”。

　　2010年，台大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召開了一項國際研討會，邀請國際本土及文化心理學界十位知名學者前來討論如何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在會議旨趣書中，我們直接指出彭邁克著作的弱點。在研討會上，我也很坦率地表明：彭邁克教授採取的研究取向，是將中國人放置在西方心理學理論中的某些向度上作跨文化比較，我的研究取向則是把文化視為整體系統。“泛文化向度”（pan-cultural dimensions）的研究取向，雖然能夠累積許多瑣碎的研究發現，但它卻會使華人文化面貌模糊，唯有把中華文化當作整體系統來加以研究，才能保持華人文化的主體性。

　　彭邁克教授完全同意我的說法。可是，他說：他只是這本書的編者，“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當中、外學者都在套用西方心理學的研究典範時，他又有什麼辦法?他說：在他即將出版的《中國組織行為大全》的“結論”（Huang& Bond,2012），他甚至奉勸中國心理學者“有多一點的文化敏感度”（be moreculturally sensitive）!

　　最近我收到這本書，打開一看，發現最後一章“結論”的題目竟然是：〈沒有比中國組織行為研究更美國化的東西了：邁向更有文化敏感度的未來〉（There is nothing more American than research on Chinese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nto a more culturally sensitive future）。換句話說，我們的學者盲目套用美國心理學的研究典範，連西方人都看不下去了。這本書的封面，還印了孔老夫子所說的一段話：“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最後一章首頁，還將這段話翻譯成英文：Learning without thinking leads to confusion; thinking without learningends in peril。這段話的第一句讓我想到當今中國學術界的“知識論困惑”，第二句則讓我想到中國知識分子“本體論的焦慮”：倘若我們的知識分子既不瞭解自身的文化傳統，又不知道西方文明的菁華，只知道盲目的向西方“取徑”，我們怎麼可能建構“含攝文化的社會科學理論”，來和西方學術界對話?我們又怎麼可能消除中國知識界“本體論的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