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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把面具变成脸,在面具上表现喜怒哀乐。”
“不，表演的最高境界，是把脸变成面具。”
前者是艺术，后者是政治。
诿, 一为“模棱”。也就是说,这样的官员遇事哼哼哈哈, 不表态,无建言,没办法。一说到干具体事,解决实际问题,就退缩不前,置身事外,能推就推,能糊弄就糊弄。概言之,就是不干事,也叫不作为。李鸿章有句名言：“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其实，做官也有做官的诀窍，也需要“修炼”。掌握了官诀，就能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否则不但不能升官，反而可能丢官、掉脑袋。清代官吏“修炼”出不少官诀，这些官诀对于清代的吏治官风起过非常恶劣的腐蚀作用。
身历乾嘉道三朝大学士的显宦曹振镛是奉行“多磕头，少说话”官诀的典型。曹备受皇帝恩宠，死后还获得“文正”的谥号，并入了贤良祠。但他获得这样的高位和殊荣，并非因为他干过什么值得称道的政绩，而是因为他精通“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曹振镛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诀，还向门生后辈加以提倡，甚至告诫那些专负纠弹之责，本应“多说话，不磕头”的御史也行此官诀。《瞑庵杂识》记云：“道光初，曹太傅振镛当国，颇厌后生躁妄。门生后辈有入御史者，必戒之曰：‘毋多言，毋豪意兴！’”这些御史听了曹振镛的话，都“循默守位”，能不说就不说，得过且过了。
这曹振镛是怎样一个人呢
曹振镛(1755—1835)，字俪生，号怿嘉，文埴子。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选庶吉士，任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嘉庆初年，升少詹事，授通政使，历任内阁学士，工部、吏部侍郎。嘉庆十一年升工部尚书。奉命撰《高宗实录》，书成，加太子少保，调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十八年九月调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随又升体仁阁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嘉庆二十五年九月任军机大臣。道光初，晋武英殿大学士，军机本臣兼上书房总师傅，又以平喀什噶尔功绩晋太子太师，旋晋太子太傅，并赐画像入紫光阁，列次功臣之首。振镛历事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任省学政，四任省会试主考官。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官。凡所综理，事必躬亲。承书谕旨及衙门奏章、翰苑进呈之文无不反复阅视，一字一句，反复斟酌，一点一画的错误，必予改正。嘉庆十九年至二十五年间，嘉庆帝6次谒陵，5次秋弥木兰，都留振镛在京处理朝廷大事。两江总督陶澍整理两淮盐政，改行票法，先以私书请示振镛，振镛极表赞同，使改革得以实行。著有《纶阁廷辉集》、《话云轩咏史诗》。道光十五年卒，道光帝亲临吊丧，下诏褒恤，赐谥文正，入祀贤良祠。
曹振镛（1755－1835）是新安曹氏的杰出代表，当军机大臣长达13年，。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乾隆46年（公元1782年），27岁的曹振镛考取进士，入选庶吉士，是青年后备干部；到了嘉庆朝，他得到重用，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进入内阁；到了道光朝，他再升一级，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他的仕途如一马平川，一江春水，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年届80岁才退休，当官长达52年，清代官宦岁月之长几乎无人能超过曹振镛。
有不少人说身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的曹振镛一生唯唯诺诺，小心谨慎，“少说活、多磕头”。这种说法过于尖酸刻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曹振镛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从政52年的京官，政绩颇多，他没有贪污受贿的记录，能做到这一条就很难得；他一生小心谨慎、言行得体，“克勤克慎”，52年没有大的过失，可见官宦文化修炼之深。道光七年，清廷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并活捉张格尔回北京，这是道光朝平定叛乱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曹振镛作为决策人员赞襄有功，支持有力，是功臣之一。道光帝为他写下这样一段赞语：“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评价实在不低。
曹振镛三次当学政，主持乡试、会试各四次，都能尽心尽力；阅评考卷能守法遵纪，不淹没博学有才之士；对到金殿面试的考生，必预先一一校阅考卷，工作一丝不苟，不出差错。曹振镛是盐商子弟，祖上以盐业起家，有一批亲属是扬州盐商，世代享有特权，是曹氏家族的命根子。两江总督陶澍提出盐政改革，取消商盐垄断权，实行凡纳税皆可贩盐的盐票法。这一改革严重损害盐商利益，也损害曹振镛亲属的利益，亲属叫苦不迭，纷纷投诉到曹振镛，曹振镛说：“焉有饿死之宰相家？”一笑了之。他能把祖传利益、家族利益撇在一边，支持盐政改革，是识大度开明的。
嘉庆皇帝出巡，曹振镛以宰相身份留守京城处理政务，代君三月，歙县民间至今能听到“宰相朝朝有，代君三月无”这句俗谚。“四世一品坊”屹立在歙县雄村村首曹氏宗祠前，是一座三间三楼，四柱冲天式功名牌坊。为乾隆褒奖户部尚书曹文埴祖孙四代而敕建的，也是曹府新厅之门坊。实则如列入曹振镛在内作为魏武帝（曹操）后裔嫡脉的新安曹氏即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绝无仅有的五世一品。特别是曹文埴、曹振镛父子，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到道光十五年(1835)，历三代皇帝。把持朝政75年，清王朝几乎有大半历史都在他们父子的影响之下。
在嘉庆皇帝逝世后，朝廷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等几位军机大臣草拟遗诏，其中说到乾隆皇帝生在热河避暑山庄。这份遗诏颁布后，文武百官（包括道光皇帝）都没有挑出什么毛病，偏偏让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挑出了一个“小毛病”：乾隆不是生在避暑山庄，而是生在雍和宫。
乾隆是道光的祖父，竟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所以，道光龙颜大怒，很快就将这几个军机大臣赶出军机处，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三个月后，曹振镛又交上了红运，荣任军机处领班，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奇怪的是，曹振镛不仅得宠让人吃惊，其固宠也让人吃惊。在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没见这位曹大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迹，却见他仍然一个劲地往上蹿，许多荣耀接连不断地落在他的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在玉澜堂赐宴15位老臣，曹的年龄最小，却也分享到了赐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出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未来皇帝的师傅头儿。道光六年（1826年），平定张格尔叛乱，曹振镛又晋升为太子太师。次年，张格尔被擒，道光将曹振镛提升为太傅，赐予紫缰，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此外，道光还亲笔题词，嘉奖曹振镛：
“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节庆典，曹振镛被赐予双眼花翎，他们曹家真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曹振镛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
“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所以，《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可是，只要我们细心点，就会发现：无论是品德，还是功业，这位曹大人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看来，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曹公的一贯作风。据说，嘉庆十八年（1813年），当天理教首领林清突袭紫禁城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宫，群臣都劝皇上暂时不要回京，先调兵Ｚ压再说，只有首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皇上回銮，以亲自掌控局势。至于正留守北京的曹振镛，则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维持城内的秩序。所以，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讥讽曹、董二人：
“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
因为确实没有多少大事可以记述，所以《清史稿·曹振镛传》的篇幅很短，只有700多字。那么，既然曹振镛平平庸庸，无所建树，为何能在政治上平步青云，长盛不衰呢？其中肯定大有“奥秘”！
据《瞑庵杂识》记载：
“曹文正公（指曹振镛）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人见人爱（皇帝也不例外）；“少说话”，就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古人云，“伴君如伴虎”，曹公“多磕头、少说话”就能让“萬歲爷”满意，能让道光皇帝15年如一日地满意，曹公的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多磕头、少说话”是曹振镛为官几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至于他为什么要奉行这一“六字真经”，关键是他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因为道光是一个守成的皇帝，但他所处的时代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大清王朝正在由盛转衰；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国家体制正在走向尽头，即将分崩离析；东方文明正在与西方文明进行大碰撞。面对这个“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这条古老大船的船长，道光皇帝显然是不合格的：他缺乏进行变革的魄力和能力，只能抱残守缺，一味坚持“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了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这条大船日渐沉没。
在政治上，曹振镛和道光跟得很紧：道光喜欢求全责备，曹也喜欢挑小毛病。曹振镛一生曾3次充当学政，4次主持乡试，肯定会做文章、看文章，但在文章的评判标准上，此公却与皇帝保持高度一致——专挑小毛病，是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只要八股文做得好，滴水不漏，道光帝肯定喜欢，否则“龙颜震怒”，可就不得了了。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國Ａ邦的“真知灼见”，那倒是无关紧要。
其实，道光也想治理好国家，但他个人能力有限，力不从心，又缺乏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命令很多，落实的很少，经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最后，连他自己也对朝政失去了信心，心灰意冷。
当时，道光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一个人精力毕竟有限，实在是苦不堪言：要是仔细看，夜里不睡觉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怕被臣下欺骗。这时，对皇帝的心态“了如指掌”的曹振镛便献上一条“妙计”：
“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
道光一听，不禁暗暗称绝。于是，他依计而行，果然省时省力，大臣们都战战兢兢，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朝之错，只好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所以，Ｔ灣史学家苏同炳称：
“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史载，道光帝对曹振镛“恩眷之隆，时无与比”。曹振镛死后，道光十分伤心，下诏对他“盖棺定论”：“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
古人云：“上有所好，下必有效者焉！”在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下，既然有道光皇帝，就会有曹宰相；有了曹宰相，就会有曹振镛式的大小官吏。曹振镛的这套做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对这种圆滑、颓废的官场习气，有人作了一首《一剪梅》以讽之：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襄赞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可以说是对曹宰相“多磕头、少说话”的六字做官真经的绝妙注解！
在曹振镛的手里，“多磕头、少说话”上升做为之官道，成为官场上屡试不爽的“葵花宝典”。虽然曹振镛的一生没有什么事迹可以“名垂青史”，但这个“做官六字诀”绝对可以流传百世。要不然，这条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又怎么会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曹振镛门生中较著名者有潘世恩、林则徐等人。
在这里我们要说一下曹振镛的父亲--尚书曹文埴，他可是京剧的鼻祖，1790年8月13日，是乾隆80岁寿辰，曹文埴把自己私家的“廉家班”更名为“庆升班”，赴京晋庆。曹文埴家班的这次演出，共演了《水淹七军》、《奇双会》等八出戏，皇亲国戚们于是称赞不已。“庆升班”沐浴龙恩，给当时在京城献演的“三庆”徽班也壮了声威，更为后来的春台、和春、四喜等徽班晋京开辟了道路。一时间，“徽戏”名声大噪，看“徽戏”成了京城一度流行的时尚。“四大徽班”进京后，经常与来自湖北的“汉调 ”艺人合作演出。在不断的同台演出中，逐步以徽调的“二黄”和汉调的“西皮”为基调，又吸收昆曲、秦腔以及梆子等戏曲的曲调、演技，揉和在一起，形成了日后成为国粹艺术的京剧。
官场上最大的特点是到处都是秘密，其实什么都不保密。
升官是为了提高待遇。职务级别上去了，政治的、精神的、物质的种种待遇一应水涨船高。但是，中国官员的待遇如果仅仅按照政Ｆ规定恐怕也未必有人看得上。真正具有诱惑力的，恐怕是职务背后那些有形无形的、若明若暗的各种利益。
做官到底有没有秘诀？好象是有的。天下有道时，一个人有才干，干得好，为民兴利，就能升官，没有什么秘诀可言。天下无道时，光干就不行了，有“秘诀”就有了捷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对此有精彩的描述：
很重要的一个秘诀是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你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的秘诀，做官是一定得法的；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难闻着了。
按说，中国人是最讲面子的，官员更是如此。有面子的事情很多，升官就是其一，而且是很大的面子，官大面子就大，面子大就有人羡慕，就有人敢来“不怕难为情”。
“投桃、报李、拍马、捧场，此手腕也；标榜、拉拢、结拜、连襟，亦手腕也；排挤、造谣、掠功、嫁祸，又手腕也。如何模棱、如何对付、如何吹牛、如何装病，形形色色，无往而非手腕也。一切皆手腕，也就是一切皆作态，一切皆做假，便做官矣。打官话，说假也。做官样文章，写假也。官场的道德，假道德也。官场的事务，假公济私的勾当也。”
1、是多磕头，少说话。
曹振镛是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元老。晚年，他的门生请教官场之术，他说：“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曹振镛型的官僚的形成，是官场千年风波冲刷激荡磨砺的结果。因为大凡买官之人，总要做“市场分析”的，而且会发现卖官粥爵多半是“卖方市场”，仅仅从送礼的数量上与他人竞争肯定会有许多不易，必须另有一套，送钱外加送尊严。
2、圆滑避趋之术。官场常常是不平静的，同僚之间勾心斗角，上司喜怒无常，政敌互相倾诈，政局变幻莫测，都是官场上常见的现象。因此久历官场的人便揣摩出了圆滑模棱、以时趋避的做官诀窍。靠此就可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谁也不得罪，顺利地做官升官。官场上的普遍观念是：圆滑是明智，刚正是狂愚。
3、唯上是从。在官场上，上司对下属的升迁安危起着极大的作用；上司喜欢的下级，就可能升迁得快；厌恶的下级则可能官位不保。为了让上司喜欢自己，做下级的大都掌握了一条诀窍：唯上是从。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说，唯唯称是就行了。清代官场上还流行着一条官诀：“得罪小民，得罪朝廷，不得罪上司和乡绅。”这也属于唯上是从一类。得罪小民，小民不敢Ｚ反；得罪朝廷，天高皇帝远。得罪了上司就不一样了，上司会处处整你。
4、逢迎巴结，不怕难为情。对上司逢迎巴结，并且不怕难为情，是谋官、做官的重要诀窍。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千万要记着“不怕难为情”五个字。如果心中存了“难为情”三个字，那是不但不能做官，连官场的气味也闻不得的了。
5、笑骂由人，好歹我自为之。谋官只有不怕难为情才能谋到，做庸官、黑官要想做得心安理得，也要不怕难为情。
当下跪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时，它就成为一门学问，如果把其中很多的心理体验与感悟总结出来，是很有指导性的。下跪的时机、姿势、形态、时间这些元素就会有很多规范性的东西标例出来，成为后人下跪的理论。
其中的集大成者，应该是张之洞。天下似乎没有比他更聪明的人。他总结的为官之道只有六个字，却把深奥的当官秘诀说得很朴素，谁只要依了这六个字，就可能玩转一个官场。这六个字就是：多磕头，少说话。磕头就要下跪，磕头就不好狡辩。
在官场上，如果说没有一定的手腕，只靠老老实实地干，一般情况下，想要有更大的作为是不太可能的。聪明的人，要么先打击对方，要么先安抚对方，只有对方稳了，才能为实现自己的想法找到通道。
想当官就要掌握官场上的四句箴言：善窥探、敢争夺、会应付、能揣摩。要在谋权、用权、固权、奉上、驭下五大环节上下功夫。
仕途险恶，宦海风涛是官场中人，特别是久历官场、遭遇过坎坷的官吏们经常感叹的。有些官员虽然坐着八抬大轿，官派十足，但实际上提心吊胆，因为他们知道，别看今天是高官厚禄，明天就可能锒铛入狱。
仕途险恶突出表现在官场倾轧上，官场倾轧往往是残酷无情的，甚至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社会的世态炎凉、人情势利在官场上表现得极为突出：
1、对权势大者逢迎巴结，对无权少权者冷落不睬。
2、是与权势人物攀上关系后身价倍增，从而格外受到尊敬。
3、同一个人，官势显赫时，人们溜须拍马；失掉权势后，人们则眼睛朝天，甚至加以凄凌。
4、权势者失掉权势便身价一落千丈，如果死了，就更一文不值。
在官场上混，你一定要有很好的“装功”——该装正经的时候装正经，该装孙子的时候装孙子，该装傻子的时候就装傻子。比如领导找你谈话，他说的明明是套话，你也要装出心悦诚服、有所领悟的样子，如果你不会装，流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那你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中国有句谚语，叫“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提醒人们走亲串友的时候，不要忘了两件事。其实，天气可以不看，表情却不容不察：
从古至今，没有表情就没有事业，没有表情就没有政治。表情与政治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古人工作的百分比：97% 都看上级表情行事，这也折射出对表情政治的讽刺。一些人习惯于看表情度日，干工作不是以实事求是、为民负责的态度，而是以主子脸色为转移，上面的脸色哼哼哈哈，下面的表情毕恭毕敬。为了主子的好脸色，可以朝令夕改，可以不计成本，可以杀鸡取卵，甚至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
当察言观色成了“政治敏锐”、曲意逢迎成了“执行力强”的时候，那么，读懂主子表情的就当主子，读懂群众表情的只能做奴才，如此一来，许多人是上半生纠葛于揣摩上级高深莫测的表情，下半生则摆谱于唬住下面官模官样的表情。
表情政治维系的是脆弱的官场生态，成熟政治从来不需要表情作依托。。整日唯唯诺诺如惊弓之鸟，一顿批评就愁得心神不宁、夜不能寐；一次表扬、甚至一个不那么凌厉的眼神，又喜得张牙舞爪、得意忘形。表情之累，让人失去自我、丧失立场。
因为表情政治是官场中的潜规则、是常态，一些官员深知表情的重要，便利用表情演戏，这又是表情政治的延伸了。
官场不是江湖，更容不得激浊扬清的倔夫硬汉。倘若你一直勤奋敬业，而且政绩不俗，只要坚持不懈地熬下去，肯定会有“和牌”机会。但在关键时刻万万不可义气用事，犯官场之大忌。如果为某件事与领导顶真较劲，就是你自己“放冲”痛失良机，待醒悟过来，已是江心补舟、悔之晚矣。
官场就象牌场，四个人朝那里一坐，基本上只能由级别最高的一个人赢牌。官场变成了牌场，牌场的游戏规则就让位给了官场的游戏规则，同时也掩护着官场的游戏规则。而被牌场掩护着的“官场规则”，“杀”起人来，也就更加隐蔽、更加残酷。
牌桌上有一个规律，只要领导在场，部下的牌技绝对不可能比领导好，因此牌局上总是领导胡牌。
牌场其实就是官场，这打麻将跟做官完全是一回事。你的上家就是你的上级，你必须对他摸得准，挖空心思奉承他，讨好他，巴结他，能力跟他搞好关系，将他侍侯得舒服了，他就会把好张子放给你，给你和牌的机会；你的下家就是你的下级，你必须对他握得住，给他点小甜头，又不能让他翘尾巴，该看紧的时候要看紧点，尽量限制他，控制他，处处留一手，关键的张子坚决不能放给他，叫他和不了牌；你的对家是你的平级，更是你的对手，你必须摆得平，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吃什么张，放什么张，你得看清楚，想方设法摸清楚他的底细，弄明白他的意图，时刻提防，多方设阻，拿出一切能够拿出的手段来制止他和牌。
“搓麻将”是老百姓对大规模调整、安排干部的俗称。干部们既是搓麻将的人，又是被搓的麻将，因为你在搓你的下级，你的上级也在搓你。而麻将呢，又张张都是变幻莫测的。
拍马屁本身就是一种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的艺术，多少人拍在马腿上，赔了夫人又折兵。能把马屁拍得炉火纯青，绝对是人杰。在官场混，该当“爷”时你就当爷，该当 “孙子”时你当“爷”，那就完蛋了。要善于变脸，莫把人格看得太值钱。官风不正，你要想活得滋润，要么“破相”，不能把面子看得太重；要么“破财”，舍得花点钱；要么“破身”，这又只有少数人才有条件。
当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
一部中国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你看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所言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所谓“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所谓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之威严。
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权？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自己智力有限，他就是个天神也是有限的，毕竟是个人，不可能事事英明阿。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
但中国的皇帝（国君）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后，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学会了使用天下能人来辩论综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来促成各项政策的出台——注意，这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阿，其实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带来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谓的周礼，那么就应该“继绝世”地承袭血统之权才对的——如此之结果，就造成了朝中官员众多，终于导致了做官学问的精密化和高深化了。大家互相辩论，也就难免出现利益的冲突，甚至彼此倾轧，但裁决权在皇帝那里，于是，上有皇帝、周有同僚、下有愚民之做官环境，成了中国做官学必须面对的真实处境。
于是，你通过儒家学说倡导的经史子集来阅读中国做官学，就可以窥探到中国做官学的高深之处了。特别是他的经和史两个部分，充满了这些深刻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做官要做到 “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不可直抒胸臆、学会装傻充呆、两面三刀才能生存、残酷斗争同僚不要手软”等等做法之理论依据和事实论证，正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正是中国做官学的精密之处了。
特别是官僚之间的彼此倾轧，最后要通过皇帝来最终解决，如何把握之并趋利避害，更是最重要的学问了。
有史以来，有关做官的学问真是浩如烟海，只是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它是做官学这个本质没有——帝王制存在的时候肯定没有敢明说是这个东东的，原因自然是毕竟做官学其实就是阴谋论，大概会引发皇帝的愤怒的。所以，直到了Ｍ國初年，随着帝制的崩溃，便有了直观的做官学问，这便是《厚黑学》为特征的在中国如何做官的经验性总结之论著了，随后便发展成了从文化上、國Ｍ性上论述的做官学了。
因此，关于做官，便有了“厚黑说（李宗吾）”、“奴才说（鲁迅）”、“酱缸说（柏杨）”、“潜规则说（吴思）”，其中最伟大的，当数厚黑说和潜规则说。前者你拿来就可以用；后者却从理论上让人服气起来而拿来就用的——当然，吴思先生的本意却是批判这个东东的，不多言。
你看，做官该是多么复杂的东东阿，而从事实上看，做官也的确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清官难做，毕竟社会整体黑暗，要“众人皆浊我独清”地搞个人英雄Ｚ義，充大头，还是很麻烦的。出头的橼子先烂么。这样的例子就不多说了，无论是海瑞，还是包青天，都有过灾难的时刻；今番就是说说贪官也难做，诸位可能就觉得新奇了。
贪官也难做？是的，就是如此的。君不见历史上的赵高、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巨贪，伺候皇帝的时候，是如何艰难的？他们的能耐全都表现在正确揣摩圣意上，做到了如何让皇帝满意，才保证了自己的贪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该是多么艰难！历史上该有多少变态的、失常的、神经病的和装聪明但本质上是笨蛋的皇帝的，要伺候他们高兴，难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有自尊心，为了伺候皇帝不得不不要脸，就凭这个，也可知道贪官之难了。
何况，信息封闭的时代，你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贪官还是清官？难道你自己说了算？历史上被诬蔑为贪官而被处死的清官真是海了去了，不都是这种艰难情况的证明么？
“ 主子”的主要特点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视下人如猪狗，“奴才”的主要特点是不问是非、唯命是从、俯首贴耳。当然，“主子”和“奴才”是相对的概念，大臣对于皇帝是“奴才”，而对于下人和下级则又成了“主子”。因此，要当下人和下级的“主子”，就必须当好皇帝的“奴才”。我们每每看到那些三朝元老都敬佩不已。我们很佩服他们什么呢？佩服他们变态的程度。中国的情况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却把新桃换旧符之不同皇帝不同政策的，没有什么连续性，夏天的天说变就变，何况是皇帝本人都不同了？但这些三朝元老真厉害，都能一直跟随下去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作官的学问，就足够我们大家研究得了。
说一千道一万，那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情况只要存在，但凡你只要做官，做清官也罢，做贪官也罢，都是艰难的。一句话，“中国做官实为天下第一难”，因此必定学问高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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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7 16: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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