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热点：大师饥渴症

只要不是脑子太有些贵恙，就不能不承认当下的学术界乃是一个大师沦灭的时代。

正因为真正够得上格称为大师的学者如陈寅恪、王国维、黄侃、吴宓等辈早就驾鹤西去，归于道山；而且，我们所居的这个时代根本就是一个不适合大师生长的时代，所以，我们这些人如今才如此急切地“仰望星空”，急三火四地盼着新的大师能够横空出世，以期给我们平淡的生活增添一丝亮色，给毫无希望的学术界平添些雄起的信心。

这个情结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大师饥渴症”吧。

当然，我们的社会虽有很强烈的“大师饥渴症”，但“大师饥渴症”本身却并不能保证大师能像宝马车的生产线一样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大师本就是个稀罕的玩意儿，只有在合适的土壤和空气里才能孕育出来。明知道没有大师，于是，我们中的有些人就开始生造大师。瞅准一个活像大师的人，就急切地把大师的帽子往人家的头上戴。在这样的运作之下，也就跟真的有了大师似的。

比如说，刚刚辞世不久的季羡林老长期以来就是这样一个被戴帽子的对象。季羡林老在印度学方面的造诣应该是有目共睹，但能不能够上大师的水平，恐怕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才行。但是，还在他生前，大师的帽子便被无情地强加到了他的头上。而且，给他扣上的不是别的帽子，竟然是一顶“国学大师”的桂冠。季羡林老即便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至多也就是个印度学方面的大师，岂能叫“国学大师”？这未免有点太风牛马不相及了。

不过，季羡林老直到去世之前还算是比较清醒的一个人。几年前他就在上海的《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声明坚辞所谓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这三顶大帽子。季羡林老不愧是在德国留过学的，日耳曼民族实事求是的精神毕竟还有一些，他的这种科学的精神在他去世后显得更加珍贵，也令人倍加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