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第五项修炼——知识权力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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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楼主

发表于 2010-12-16 19:40:1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知识-权力的概念是，掌权者确定什么是正确的知识和恰当的行动。它针对的是人们行事的公平尺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阶级结构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永远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琳达·阿尔科夫和伊莉莎白·波特揭示出，占据政治、社会、经济特权位置的人们生产和认可的垄断性的知识。她们认为，实际上目前所谓的“统治阶级”应该有更广泛的意义。现在又多种形式根深蒂固的社会关系，它们使一些人享受特权，代价由其他人付出。阿尔科夫和波特列举了几个例子——种族、阶层、性别、文化、年龄。这个清单上面还要加上残障、专业科学家、管理集团。读者在必要时敏感地意识到知识-权力在进入“组织与管理”时的难题和窘境。
　　通过知识-权力的窗口去看，就需要了解其他3个窗口看到什么。在注视流程系统和结构系统是，我们提出了设计公平性的问题。我们要搞清楚，谁从流程的效率和结构的效用中受益?如果不以这种方式探究这一问题，那么进行设计时，就很可能不会怀疑设计本身是否体现了特权人群的思想。这样可能对其他人群不利，而且对他们形成排斥。这种设计将贯穿于根深蒂固的组织行为模式和社会行为模式。同理适用于处理各种形式的冲突时作出的决策，这些冲突是人们的不同意义系统互动的结果。决策可能巩固特权人群的思想。让我们考虑一下，如果任由事情如此发展，将出现哪些可能的系统后果。
　　工作场合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会影响设计的效率和效用。管理阶层的正式权力，表面上只是推动实施某项设计的动力。受实施过程的影响，有些人可能采取相应的行动，这类行动中也蕴涵着很大的力量。研究社会领域的复杂性理论提出了相互关系联合体，以及正式权力几乎不认可，却难以处理的自发性自组织人群，微观的政治互动会造成难题和窘境，从而促进形成围绕着难题和窘境的联盟。联盟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人们在对抗正式权力时可能使用的策略，是悄悄地拒绝将某种设计的潜在效率和效用完全发挥出来。实际上，如果以这种方式考虑设计的作用，那么设计只是提供可能的效率和效用。实际上是否有效果，更多的来自于被影响者在微观上的政治互动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掌权者作为设计者和决策者时制定的正式计划。
　　越多的使用正式的权力，微观层面的政治互动就越可能发生。微观层面的政治互动越多，正式权力遭到破坏的可能性就越大。然后再次运用正式权力，促进一种负面冲突的循环。在知识不均衡的情况下，这种负面冲突会更持久，会得到更大推动。
　　人们越能够察觉自身的困境，出现负面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很多地方，人们逐渐认识到他们在他们在“自然正义”的权力，对于改变的可能性增强了信心，所以这方面的意识得到了提高。在其他地方，一些运动正准备提高大家对于公平性的意识。有些人群比其他人更脆弱，所以现存秩序可能在他们中间存在更长时间。推动改变和创造新秩序的唯一方式，或许就是积极建立有影响力的联盟。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是必要的。各种策略都视公平为非常重要的一点。
　　特权阶层的人可能会问他们自己一个问题，值得这么大动干戈?为什么不以复杂性理论所说的建设性方式进行指导，即通过有利于学习、创造性、变革的方式创造一个公平的知识环境?
　　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一个难题，那就是解决决策和设计的道德性经常被忽略。即使忽略人们的微观政治行为对效率和效用的影响，对于你准备认可的决定或设计所产生的可能后果，你在感情上有何反应?你是否存在为自己喜欢的那种生活作出贡献?你正致力于创造那种的世界秩序是否有一天会产生你认为不公平的决定?如果你的朋友、兄弟姐妹、父母、子女或爱人受制于这种决定或设计，你将作何感想?如果你获得权力和金钱时需以他人的无助和贫困为代价，你还能称之为正义?你是否有决心致力于社会变革?引入知识-权力动力学，可深化对效率和效用的理解，并进一步使人更敏感地意识到那些设计和决定的道德本质。
　　有一个地方适于作为引入知识-权力的出发点，那就是性别研究，尤其是女权主义的文献。人们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很多，所以存在更普遍意义上的广泛讨论。阿尔科夫和波特在所编辑的书籍明确指出，投稿人提出的难题不限于或不能归结为单纯的性别研究。他们对种种知识-权力的难题的探讨为研究多种形式、根深蒂固的社会行为提供了真知灼见。
　　阿尔科夫和波特在这一领域的作品具有系统性的特点，所以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她们说，性别或说任何形式的知识-权力，“如果不能作为与其他系统的复杂相互关系的一部分，就无法得到充分的理解或察觉”。在生存知识的过程中，有太多种类的意识形式在起作用。巴特·埃米·巴伦解释了女权主义思路如何质疑马克思单纯以阶级为轴心考虑特权的做法(虽然马克思同样关心妇女的处境)。她设想出更加复杂的社会网络，这就是提出了非特权人群间的相互关系问题。知识-权力系统的主张与女权主义研究者的发现相一致。
　　改进公平性的范围一端，是提高特权人群的意识，需要帮助特权人群从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中释放出来，因为这些导致了对非特权人群不公平待遇。这就准备好了方法，让特权人群能够更公开地参与深度会谈。协作探询采取的就是这类路线。在范围的另一端，是培养弱势群体的自理能力，则需要帮助非特权人群从被剥削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困境源自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这就需要培养费特权人群的自立能力。自立的共享性研究即遵循这一路线。在这个范围的中心区所采用的战略，如对话干预战略，采取从这两个方向一起努力的方法，只是程度各有不同。
　　彼得·里森的协作探询致力于帮助特权阶层和掌权者从固有的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以更好地应对下层人群的各种需要。里森将协作探询解释为一种培训人的方式，这可以培养社会走向一种共享未来的意识。目标就是通过一个共同发展的过程，把个人和社会都解放出来。
　　协作探询创造意义深远的遭遇际会，这类遭遇可能会改进大家共存的状态。里森谈到“更大效用和更高正义”。用合乎道德的方式追求效率和效用，要达到这一理想，需要引入人权动力学的问题。
　　协作探询鼓励人们在连续的学习过程中一遍又一遍地构筑现实图景。这里的学习是指一个挑战传统智慧和根深蒂固的生活模式的过程。对有些人而言，这种体验是令人不快，所以不能保证有始有终。双方认可的重点，或许是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或多个轴心。
　　在开始时，协作探询这就学习的重点达成一致意见，然后介绍各自在这方面的知识和想法。最后他们定下来学习的程序，包括记录和解释每个人自己的和他人的体会。协作探询者之所以探讨个人的体会，为了让自己的角度在讨论的主体中变得更自由。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重组成不同小组，根据探询问题的背景分享各自的体会。经过这个过程会有结论出来，或者重新定义问题，开始新一轮的学习。
　　与协作探询不同，法尔斯·博尔达和拉曼致力于培养非特权人群或下层人群的自立能力。这有助于非特权人群和下层人群追求独立的努力。它可能启动一个变革过程。除此之外，这种做法还可以保留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并抵御同化作用的冲击。这经常被作为一个宏观的社会话题，但同样适用于组织生活。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非特权人群的目标就是增强自信心，享受到同等的知识。人们会逐渐意识到，他们有能力变革与知识的关系。
　　行动可能牵涉到提升意识的问题，目标就是掀起真正的群众运动。另一种可能性就是通过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我提高。第三种概念就是重新谈判确定以什么方式从组织或国家背景的等级关系中获得支持，从而减少人们对更高权威的依赖性。
　　霍舍尔和罗姆提出了对话干预战略的概念。对话干预战略是知识生产的一种明确形式。它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教育环境密切相关。它还会牵扯到特权人群和非特权人群。这种方法致力于揭示缺乏深度会谈的互动，包括结论性的共识，未作广泛研究就做出妥协，操纵和不予考虑的情形。由一个调查者选定一个或多个社会关注的难题。这些难题可能与巴伦认可的多个知识-权力轴心相关。然后其他参与者加入到有关难题的深度会谈，以探究人们理解事物的不同方式。调查者将大家的论点进行总结。在对大家的体会作了总结之后，还需有针对性地进行进一步的深度会谈。这样做就是为了培养大家对于相反立场的接受能力。然后，所有参与者以可解释的行动为形式，确立新的规范，使之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