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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宁波前已在巴黎学过一年汉语,我一直盼望着有机会去中国实践一下,恰好我的专业是船运技术,去年我幸运地联系到宁波的一间中国公司里任职。我与其他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人不同的特点在于,我不是在外企或中外合资公司供职,而是在地道的中国内地公司里打工,全公司只有我这一个老外,我所在的中国单位发给我每月二千元人民币的工资,并分给我一间与另一位中国同事合住的宿舍。我是那么兴奋,将成为一介白皮肤的中国员工,将每天与中国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 G* \( s4 [: `8 y, @0 i
3 y; `2 N; d1 l3 n6 | 我踏上中国的第一个印象是,中国人对一介洋面孔能开口讲中国话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宽容。每回我刚一吐出:“你好!谢谢!”这么两个词,中国人就会立即惊喜地夸赞道:“这老外中国话讲得这么流利。”到了宁波后,我对当地人讲普通话,对方居然听懂了,这令我十分欢喜,可悲的是每当人家回答我时,我就一筹莫展了。我恳请他们对我讲普通话,但每每人家都说:“我们就是在对你讲普通话呀。”看来当务之急我得尽快掌握“宁波普通话”。我这个白皮肤的中国员工在公司内是惹眼人物,若我早晨晚到一会儿或请假没来上班,人人都会发现老外缺席了。待每次我失踪后再度露面时,每一位同事遇见我时打招呼的客套话是:“你昨天没来,是不是不舒服?”或者“你今早怎么来晚了。”若哪位中国同事不见了,就不会这般引人注目。 5 m* }7 Z- V0 y* a
( |+ l% \& j1 m, f 中国公司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与西方确有着很大差异。比如,我们公司接了为德国造远洋货轮的订单,一两个月后德方开始来电话、传真咨询工程进展情况。中国人显然不适应这种不信任地追问,有中国同事对我抱怨说:“不是已签了合同吗?干吗还要盯着打听。这就如同你在裁缝店定做裤子,到了交货日期,你来取便是。交货期前一天你都不必操心,我们准时交货不就行了。”但欧洲人对于合作的态度是,供需双方应不断保持沟通联络,随时交换进展状况及商讨技术情报,这是件十分必要的工作程序。中方对于欧洲发过来刺探“军情”的传真,显然颇不知所措。这份海外来函的另一个麻烦是,通篇是英文甚至德文,我们公司得先花钱雇翻译译成中文,这对于公司是一笔额外的开销,当初没有此项翻译预算嘛。于是最常发生的情况是,欧洲的传真发过来后由于不知所云,便不知如何回复,即使已翻译成中文了,那也需等几个部门开会讨论磋商,还要请示领导批复。故传真就这么搁置在一旁不久便失踪了,回复的事自然也就不了了之了。那厢欧洲方面望眼欲穿未见到中方的只字片语,不善罢甘休地又追过来第二封“鸡毛信”。这下公司领导开始意识到事态严重,知道必须得礼尚往来了。于是公司拟了份非常中国特色的回函:“贵方的船正在顺利地施工之中,一切良好,请放心,我们会如期交货。”欧洲方面看了此回复越发地忐忑不安,他们希望了解远洋货轮每一部分的工程进展情况报告。鉴于始终得不到中方的详细讯息,于是特派一位德国工程师前来中国造船厂打探虚实。这引起中国同事很是不以为然。他们发牢骚说:“这就好像你在餐馆定了菜,厨师躲在后面做,你只需耐心恭候侍者为你端上来就是了。怎么你这个客人还想闯进厨房里指手划脚,监督炒菜过程,这算什么事。再说厨师的手艺也不能在客人面前暴露呀。”显然欧洲人很是担心中方的“菜”是否过于太酸太甜不合口味,急于在未上桌之前探个究竟,以便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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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工程师亲临现场督阵后,马上看出了不满,他要求中方立即改造船上的一条管道,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首先那些干活的工人兄弟造反了,说我们从来没这么造过船,多少代老师傅代代相传的传统造船手艺,就这么一下子被全盘否定?再说刚造好的工程全部报废,这不是败家子吗?洋人放个屁都言听计从,我们还有没有中国人的尊严。中国工人的“无理取闹”惹恼了欧洲人,他们下了最后通谍,中方必须按其要求施工。中西双方为此沟通了数天,领导、工程师亲自给工人做思想工作,又加派技术人员监督质量,一条管道的麻烦真是大了去了。职工问我:“为何我们造的好好的,非要返工。你帮忙过去跟那老外说说通融一下,看能不能不返工,重新做太麻烦了。”以前曾听到过一些西方人抱怨,中国人不尊重他们最初的回答。特别是遇到不同意见时,中方总希望通过反复“做思想工作”,试图劝说外方改变初衷。这令西方人困惑不解,中国人为何要一再地“纠缠不休”,中国人为何不能尊重他们第一次的回答。我虽粗通中国人的思维和国情,但感觉实在无法胜任中国同事交付我这个“二鬼子”的重任。我当然清楚我绝不可能做什么德国工程师的思想工作,我只能去做中国同事的思想工作希望他们开窍。经过几番棘手的交涉,最后我终于失去耐性地告诉中国人:“若你想让你造的船离开中国,你就得加上这么个他妈的、倒霉的管道。没有为什么。这是国际游戏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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