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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国与中国人的信仰

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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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楼主

发表于 2004-12-16 09:28:0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谈中国与中国人的信仰关键词：信仰宗教制度谈中国与中国人的信仰，首先信仰应该是直抵心灵的，而能持久有此功效的，在我看来只有宗教可以担当。国人的信仰如何，从以下小诗可以看出。“敬神如神来,可来可不来。敬神如神在，不敬神不怪。”国人所有的信仰，要么是常规的仪式，要么是交易一一供给神多少就得到神的多少恩赐，对“老天爷”的崇拜最能表现这一本质。问一个人，为什么要定期祭拜“老天爷”，他会告诉你：“因为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粮食和衣服。”即使他对“老天爷”的存在茫然无知，仍会按仪式照行不误。祖先们这样，他也这样做，至于是否有用，“谁知道呢？” 　　国人崇拜神，仿佛西方人参加保险。一般人认为，“最好相信神存在”。也就是说，他们不存在，相信了也没害处；假如确实存在，又被人忽略了，他们可能会生气、报复。人们认为神和人一样，也受一定动机的支配，有句俗语说，一个羊头（作供品）可换来一切。那些没有特殊可以赐给人的神，例如“三圣”，常常是穷神，而观世音菩萨和关帝则既尊贵又富有。　国人对神的崇拜不仅仅建立在纯粹假设的基础上：信神“有益无害”，而且走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人们经常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也似乎认为确是如此。这种表述方式（很难称为思维方式），就像在说：“相信皇帝存在，就存在；不相信，就不存在。”这样类比，国人很乐于接受，可他们自己就好像不能通过一定的推理认识到这一点。佛教传入中国这么多年，实际上一直很隔膜。在信仰状态上，出家修行的僧人和一般香客的区别，远远大于基督教中神父和信徒的区别。香客的状态一般比较功利，信仰成分比较少。基督教的言说方式对国人来说更加陌生，比如讲到上帝、爱、悲悯、宽容时，国人都不但陌生而且常常觉得别扭。即使不从信仰状态而是仅仅从文化理念的角度，中国人也不大容易接受这些理念，有时甚至会产生本能的敌意。所以我们整个社会跟基督教还是处于比较隔膜的状态，跟别的宗教信仰也亲近不到哪里去。再看看西方，支撑西方社会（美国、英国）的是科学与宗教两大主义。西方文明对人的看法来自基督教，一般也公认西方文明的根源是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又夹杂着马丁路德"改教运动"，那是对圣经精神和纯正基督教精神的回归。而文艺复兴、马丁路德改教和后面的启蒙运动同时是推动西方近现代发展的三个决定性的运动，传统上我们只关注到了他们文艺复兴和启蒙这个层面的民主、自由与科学。我们应超越了"五四"以来在认识西方方面眼光的局限，看到了比"五四"更深的层次。从先思考宗教信仰对个人伦理价值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信仰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指导个人的伦理价值、提供个人的生命意义。一个民族关注信仰问题，只有两种情况是明显的时机，一是社会政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人们急于寻找信仰，像韩国与台湾。二是社会政治问题没有讨论和用力的余地，不可能指望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体现尊严，人们绝望之后唯有信仰可谈，像俄国历史上的毕巧林时代。但愿后一种情况不要再在中国出现。（毕巧林在十二月党人进行社会变革失败之后，他回归到个人，回归到对生命的存在意义的绝望以后，他开始新的灵魂层面的寻求。）现实的中国危机四伏，现在大多数人处于一种比较具体的目标当中，把精力放在社会目标之中，一个是遮蔽了社会自身的矛盾、危机，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经济的发展、政法制度的建设和心灵的重建是中国现代化的三大根本问题。所谓心灵的重建，即提供对于人生意义的解释，和由此基础上完成的道德伦理的重建。其中心灵的重建是常常被忽略的问题。要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除了好的制度之外，还需要另外一种层面就是心灵层面的保证。制度或法治有一重大功能，就是在对人性的可靠性的怀疑的基础上，对可能产生的错误和罪恶的一种消极的戒备和警惕。但是个人的信仰和个人的道德自我约束是积极的约束，所以我们在看美国的整个社会的时候，它除了有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民主之外，它信仰层面也起到了维持社会运转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制度层面的建设出于一个很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人是有罪的，因此你把过分的权力交给他是危险的，所以需要制度对他的约束；从基督教观点看，因为人是尊贵的，所以有对生命的尊重，所以要发展造福于人的社会制度。　　美国特别强调人的自我管理，因为从每一个人主观来说：我出于我的信仰导致愿意做一个诚实的人，我愿意做一个有爱的人，我愿意做一个自觉承担责任的人。这种自我管理与制度的维持一起，共同使它的社会发展得非常良性。现在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仅仅依靠制度的变革就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一点片面。精神生活的追求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就是从有限的绝望，从对现实的绝望走向对存在的绝望，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从这角度来说一个富足安逸的社会对信仰的需求往往不大，因为现实的一切都能满足人，现实的富足顺利给了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处在苦难的社会人就需要信仰。所以当代中国人追求信仰的主要是在底层，而一些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太去寻找这些东西，而更多的年青人他们正在追求人生的价值的时候，他们认为只要你把技术学好了就会有完满的人生，但是我想这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因为一个社会是不能长期没有精神价值的依托的。当社会危机有爆发的时候，而那些精神上的需求也有呈现的时候，特别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整个宗教的背景就会呈现出来。我老是有这么一种感觉，觉得中国社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比较悲惨的事情。一旦遇到这样的语境，底层人显然没有能力关注社会制度的言说，他只能向精神方面发展。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关于制度的言说又一次遇到巨大挫折，甚至会感到制度言说本身是无效的，这样也就逼着他向精神方面更多地投入他的注意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个民族对宗教信仰更加关注的时候。国人对宗教信仰的态度面对中国的问题时，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视角变换一下，我们是否可以来寻求一下在内在心灵的意义上、在存在的意义上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问题是比制度层面更深刻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当很多自由主义者在进行制度变革的探索的时候，或者说对个人独立性的价值进行强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要尊敬他们，他们思考的结果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非常重要的资源，那我们能不能试着在人和心灵这个层面，或者说在信仰这个层面进行一些探索，由此来为我们个人心灵的饥渴提供另一些资源。当前的中国会不会有一种直抵心灵的国民中千万人所遵从的信仰，我认为不可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信仰在转型期的解构，造成了国人的信仰真空状态，使各种拜物教和泛神教乘虚而入，引发了体制内、体制外的叛逆倾向，它表现为高级干部的腐败堕落、群体犯罪、法人犯罪，和民心、民魂的离散。因此，兴道德，讲法治，扬哲学，谈人文（治表的办法，治本的办法暂时没有），是治理社会郁闷、扫除人气萎靡的权宜之法。信仰问题的建立，往往也是民族涂炭的的时候，路漫漫，中国一贯是不主张休克疗法的，让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但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