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
前二天《管理人》杂志与我沟通说因本次版面有限,在二篇相当的稿件需要撤销一篇,我不加思索同意撤销我的这份稿件,先不探究其撤销的原因,本文的观点只代表我个人的一些不成熟的观点!
正文如下:
“狄德罗效应”作祟
“狄德罗效应”也称配套效应,指人们在拥有了一件新物品后,不断配置与其相适应的物品,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一些“成功人士”为了使自己的名片更符合“成功人士”身份,便努力追求各种硬件的配套,开始了“狄德罗效应”之旅……
《管理@人》:“打工皇帝”唐骏的博士学历被质疑的同时,唐骏校友名单也在网上流传。最终,还是媒体从唐骏校友名单中的北京招润投资公司总经理叶军证实,其西太平洋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是花5万元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得到的。如今,唐骏的学历是真是假已似乎不那么重要的了,其后的禹晋永等造假疑团,也基本没有什么新鲜之处。作为人力资源总监,又有着怎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刘林:我对此事件看得比较平淡,排除事件本身的价值判断,当今社会,使用假文凭、假学位作为装潢品或敲门砖的大有人在,对这类新闻我本人也并非第一次听说,只不过当事情发生在公众人物身上,再经媒体热议,就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该事件在某一层面上可以把它理解为“狄德罗效应”的体现,当然也不排除为了积累自己的人脉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
《管理@人》:这种名片效应目前在中国很普遍,但问题是,“君子爱学历要取之有道”,您是如何看待的?
刘林:我认为人们追求华丽名片的心理与现实社会的限制产生了冲突,在中国要考一个博士谈何容易,光入学考试准备就足以让你身心疲惫,正规的学校教育相当耗时,很多成功人士本身已经是曲线救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花费在学历与学位上了。相反,根据效用最大化的消费心理,更趋向于去参加各类海外教育项目,一方面可以积累较强的人脉关系及接受西方教育,另一方面,洋学历真伪难辨,一些中介机构可以令你很轻松甚至不出国门就可获取学位。在社会对“名片”的要求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很多人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以最小代价去获取最大的利益。
企业难辞其咎
在企业中,员工总有诸多无奈,在学历造假方面当然有违职业道德,但企业与社会就毫无责任?
《管理@人》:现在很多企业在招聘时,对学历都有很高的要求。很多有能力的人由于学历不够,被挡在门外,学历与能力主次不分,您对于两者怎么看?您作为人力资源总监,实际工作中,如何来规避学历等造假之类的行为?
刘林:近年来受人才高消费的影响,一些地方和用人单位越来越注重个人的学历和出身,动辄非硕士、博士免谈,患上了严重的“高学历崇拜症”。这种“求高”风气,一方面造成现今就业市场结构性失衡,另一方面让很求职者不得不去“博”一把。据此,我们可以断定,某些造假行为泛滥和企业自身不无关系。某些造假现象出现,正是由于企业制度不完善、流程不规范造成的,再比如,某企业规定,员工入职需出示原工作单位开具的离职证明,但某员工若是通过猎头公司从竞争对手那挖来的,原单位当然拒绝开这份证明。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为此造假也实属无奈之举。相反,如果两个企业都能改进一下管理制度,并作为HR为员工办理离职手续的一个固定流程,就能使员工有充分的空间保守自己的诚信。
至于员工为了达到职业门槛,以伪造的方式充实自己的硬件条件符合要求,是否可以得到原谅也不能一概而论。像学位造假就相对严重,对这个人的品质多少有些影响,但若员工以造假的方式去规避企业管理中的教条主义,我会看得比较平常。
要摒弃“学历崇拜”
学历并不等于能力,高学历者不一定是高能者,低学历者并非低能者。企业中,员工的学历固然是考评的一个方面,但并非唯一。
《管理@人》:刚才您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分析了学历造假并不全是个体的责任,企业用人制度的设计也有自身问题,您认为学历造假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刘林:很多学历事件的背后,其实折射出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学历崇拜”观念。如今,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着一种很可怕的社会价值取向,那就是“唯学历”论,不论是企业招聘、公务员录用,还是职称评定,首要的条件无不都是学历限制,这就不难理解,我们的街头巷尾、手机短信里的假学历、假文凭小广告为什么会那么多了,因为它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一些人甘愿冒着失去诚信的道德风险,以获得向上的机会与可能,就变的顺理成章。
归根结底,我们今天议论的学历造假,其根本的原因是整个社会现行的用人制度在观念上出现了问题。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能力和知识创新才是衡量人才优劣最重要的标准,打破对学历的崇拜和以学历、学位为本位的人才观与用人观,唯才是举,在全社会建立多元化的、以能力为核心的公平竞争的人才评价指标体系是当务之急。
不诚信,太沉重的道德符咒
某种程度上,道德判断是对一个人本质的评判,所以道德判断要慎用,尤其是不要轻易就一个人的错误做道德上的评判。
《管理@人》:造假背后有多重因素,也有多样责任。也正因此引发众多争论,以唐骏“学历门”为例,有人认为唐骏还是成功的,他的学历是假但能力是真;也有人认为,唐骏之辈所谓的成功和能力,其实要大打折扣,排除时代、机遇等客观因素不谈,一个道德上不诚信的人,成功和能力的根基能有多么深厚?一时间更以学历/能力、成功/道德两大辩题广受人热议,概括而言,您的观点是?
刘林:个人认为, 对人的评价最好不要上纲上线,尤其不要动辄上升到道德层面,大加谴责和批斗。今天也许是因你的能力而让自己成功,只是成功以后给自己的一项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不能一味地将成功与之对等,唐骏今日的成就与社会地位也不是靠一纸博士学位而来,在我看来只不过是负有价值和行为导向的作用,提升到道德层面是否有些过于严重。
其次,某些名人的收获并不简单地归由一个学位便赢得一切。在当今的社会不乏也有因教育项目的品牌、社会声誉、美誉度高在大众眼中得到认可,甚至远比国内某些重点名牌大学的认可度还高,从总体来看社会多半真正还是要看个人的能力。遗憾的是,尽管很多人不是因为他的学位而视其为偶像,但当发现偶像的学位是假的时候,很多人接受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作为公众人物必须要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基于其言行对社会可能起到的引导和影响,批评其污点有损于大众是没有问题的,但前提是,不要认为这就意味着他是有意欺骗,是道德上的不诚信。
《管理@人》:有管理学家说,有才无德的人才是危险品;也曾有企业家说,做企业“小赢靠智,大赢靠德”,如果没有道德的评判,会是什么结果?
刘林:这两句话说得都很对,我深有同感,但倘若单纯就以“造假”的行为来判断唐骏是个“有才无德”的危险品,我觉得这个观点也不一定就站到了道德的制高点。既然事情已然发生,关键在于观察和反思的角度,如果视为道德问题,可以说多严重就能有多严重,但是道德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其对于企业管理而言,也是一个长久的工程。我们一味地批判其道德败坏,能给社会带来的直接推动就一定很强大吗?
如果将这件事情简单化一点,比如不去关注那些学历、证明等瑕疵,更多地关注成功者、名人们经历、能力强于一般人的地方,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予以认可和尊重,毕竟学历不过是能力提升的一个证明或补充。,
也许,我们更需要的是改变自己的认知,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更没有偶像,很可能那些一夕成名的人,从前曾犯过不小的错误,但是这些错误不一定全部都和他的成名有关系,等到成名之后这些错误被曝光,作为公众的你不能因此就批判对方是欺骗、是蓄意挑战。如果自己的认知能到位,很多事情其实不难想明白。
“修行”不完全在个人
提及道德品质,很自然地想到了个人的内涵问题。在这个高速运转、充满压力的时代,传统文化以及宗教活动,似乎重新成为人们医治心灵的良药。但是这种形式的修行,多半只能是个体的举动,作为一个囊括了众多员工个体的企业,又能怎么做才有效助其道德和品行提升呢?
《管理@人》:不得不承认,现代人都面对很多诱惑和挑战,维护好道德底线(遵纪守法)似乎已算是成功。基于此,锻炼、提升自我或为自己堕落忏悔的各种拓展训练、强调自修的禅宗或佛教式活动似乎特别盛行,其中不乏名人和成功人士的身影。据此,您从提高企业员工修为的角度有何看法?
刘林:一个人的思想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东西,我周围就有朋友很推崇禅宗、佛教等修行方式,但是他们的目的是缓解压力,使心灵平静,而能够学会释放压力,对健康也是有好处的。
但个人以为,修行没有问题,但不一定要皈依,所谓“心中有佛”即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博采众长,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就包含了不少加强修行的思想,比如“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能这样要求自己,也算是一种修行吧。
当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深化,员工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发生了较深刻的变化,因此对企业来说,一方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的合力作用,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应不断创新学习与教育载体,建立健全学习、培训制度,促使理论学习活动落到实处,取得成效。与此同时,是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用优秀的企业文化来提升员工的思想道德素质,通过企业哲学来指引员工前进的方向;以企业愿景来吸引、保留员工;以团队文化的力量来凝聚员工;以创新文化来激发员工。我曾经接触过一家大型民营企业,老板带头在员工内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个人认为这种方式很有意义。毛泽东也曾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作“扫灰尘”、“照镜子”、“洗脸”。他说,房子不打扫就会积满灰尘,人不照镜子、不洗脸就会肮脏丑陋。同样的道理,人的思想也需要经常“打扫”和“清理”,否则就会受到灰尘的侵袭。
总而言之,基于员工的心态调节、修身养性等方面的管理,目前而言确实比较欠缺。现在,通过媒体的传播,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地开始关注到这个方面,但是深入了解的不多,企业也比较难以倡导,更多地是在员工培训过程中,有同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和思想不谋而合的观念和道理。但道理归道理,在价值观上还是应该坚持无神论及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教育和培养的根本性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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