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我到中山大學參加了管一二學門(OB/HR/OT/IB/Marketing/SM)的發表會,其中有兩個深入探討的議題,我將內容整理與個人心得分享如下:8 m$ H. v5 r( D7 \
[台灣管理研究的挑戰與契機][Micro與Macro研究的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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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z7 l4 J* g" W5 I, F. |! Y# o摘要: (1)研究的「量」已經太多,「質」仍需進步。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已轉向「high(social) impact」,而不看量。 (2)外國理論的「複製型研究」仍太多。 (3)理論與實務的落差仍在,研究問題應轉從實務面產生。 (4)對理論的敏感度仍需再加強。 (5)理論型學者與實務型學者的合作。 (6)深入的研究不多,自己都很少cite自己的文章,表示個人的研究並未累積;研究題目過於分散,無法看出個人特色與研究聚焦之處。 (7)本土性的議題應該突顯,尤其是「華人」議題,和中國大陸產生緊密連結。 (8)博士班的訓練以paper導向,品質有逐漸低落之情形。 (9)between person的研究逐漸到within person(micro研究而言)。 (10)Micro研究的基礎─心理學、社會心理學;Macro研究的基礎─經濟學、社會學。 (11)Micro和Macro的整合與溝通太弱,學生訓練僅偏重某一邊。 (12)研究需考量social impact,而不僅僅是投上學術期刊。 (13)目前國科會仍缺乏跨領域(水平或垂直)的整合型研究。 (14)整合型研究需要整合型團隊,目前學界仍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研究能量無法匯集。 8 W; G' l8 h" j3 s7 q. L7 o+ Y0 y
我的心得: 台灣管理學界也許目前也正面臨到心理學界30年前遇到的問題─本土化(多元文化),開始對於國外理論於本土的適用性產生不滿足(新興國家崛起之故),但受限於後實證主義之研究典範影響,要在短時間內有所突破仍有相當大的困難,可看到管理學界正面臨一個轉型過程中的過渡期,管理研究者亦面臨到研究典範轉變所帶來的衝擊。在這其中研究者可能需要面臨的轉變有: o* _5 }, X; S# A7 e( `, D: ~
(1)文化在研究中扮演的角色。因本土化議題的興起,以往被管理學界甚至心理學界所避免處理的「文化」議題,現已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究竟在研究中應該將文化從主位(emic)視角或是客位(etic)視角出發,並且被國際學術社群所接受,是當今研究者所面臨的棘手問題(亦或說是契機,例如文化心理學的熱門)。 , h) T) u$ S, w, h* t% Q( [8 M
(2)研究方法論的選擇。由於研究的social impact受到重視,理論與實務的緊密結合將成為趨勢,但傳統的量化研究典範將無法滿足此點,因此「質化研究」方法將逐漸產生影響力,從實務現象與資料去產生理論,再進行理論的實證工作並進一步解決實務問題,有可能是一個解決的方式;但目前的研究方法訓練亦有如micro與macro之間的問題,量化研究與質化研究的學生並不互相學習,更甚者於以量化研究為大宗的學術社群中,對於質化研究仍是「相當感冒」,質化研究社群對於量化研究則是「嗤之以鼻」,究其原因在於,兩者方法論背後的科學哲學典範完全不同,要溝通實有相當難度。 - t& Q* i2 r" \" ]9 E: S& r! ?, |
(3)我心中一直有個疑問,對於管理學者而言,我們是否需要建立新理論?或者只要應用理論(建立假設)或精緻理論(中介、調節與整合)即可?接續第一點提到的文化問題,現在大部分我們在研究中所應用的理論,多是國外學者在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文化)中所創建,移植到華人社會中是否適用呢?當我們移植國外的理論到華人社會進行實證出現不適用的情形,我們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假設錯誤?測量(量表翻譯、抽樣)有問題?最後才會去想理論是不是有可以改善之處(但仍不會說理論錯了),這樣我們永遠無法產生新理論,或者是說無法產生本土性理論,這個問題管理學者需要擔心嗎?
' f/ b& F8 q. ^7 U0 p( L6 t最後,我自己的觀察是,當世界經濟局勢產生動盪,學術板塊也產生挪移的現象(新興國家更受矚目),管理學界遲早要面臨典範改變所帶來的煎熬,在這階段中,不僅教師需要進行調整,學生(尤其是博士班)將會是更辛苦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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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8 \0 Z9 g/ C( R5 P0 k# z不知Kenny與各位的看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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