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林匹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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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马兰奇/著　孟宪臣/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相信雅典奥运会的收入会超过16亿美元。看来奥运会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笔不错的生意：运动员可以获得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奖励；组委会可以为东道主城市建造最先进的基础设施；而国际奥委会可以获取用于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各种文化性人文性计划的资金…… 改变“坐吃山空” 1980年7月16日，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成为国际奥委会主席（这一职务一直延续到2001年）。当时最迫切需要我处理的是国际奥委会的财政状况，其处境用一句俗话来说就是“坐吃山空”。记得布伦戴奇主席在任时，他不相信电视媒体的能力，不认为它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出积极贡献。我和布伦戴奇等前任的观点完全不同，我相信未来电视媒体会帮助我们打开一片新的天地。摄像机的威力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它可以将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的人和奥林匹克运动之间的距离拉近。当我肩负起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体育运动领导责任时，我最先想要达到的目标有两个：力图摆脱经济困境，实现资金独立；传播奥林匹克运动友谊和克服困难的精神。这二者可以一起完成。 1983年，国际奥委会市场营销委员会成立。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对于获得转播权的美国广播公司来说，这已是一笔非常不错的生意。而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关于电视转播权的谈判，却进行得相当复杂。很明显，国际奥委会要做到自给自足，其主要经济来源就是举办奥运会所得到的各种收入。于是，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我们采取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做法。不过那时我们也意识到，如果将电视转播权视为我们惟一的资金来源，那将承担怎样的风险。有鉴于此，我们在协议上商定了一项基本原则：电视媒体不能干预奥运会的进程和国际奥委会所做出的决定。我还明白，如果我们希望奥林匹克运动保持完全独立，就应当均分在电视转播中所得的一切收入。市场营销委员会创造的经济效益都是在国际奥委会、奥组委、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之间平分的。 巴塞罗那奥运会是一次考验我们新思想的机会。自那时起，市场营销委员会的工作一直成效显著。亚特兰大百年奥运会，全世界有二百多个国家作了电视转播，全程直播总共超过3000个小时。四年之后通过转播观看悉尼奥运会的国家增加到220个，各国九成的电视频道作了转播，播出时间总计29600个小时。电视转播收入也在大幅度增长，洛杉矶奥运会收入2.87亿美元，而悉尼奥运会收入超过14亿美元，相信雅典奥运会的收入会超过16亿美元。看来奥运会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笔不错的生意：对于运动员，他们可以获得总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奖励；对于国家奥委会，他们可以在其所属的运动员和运动设施上进行投资；对于各国际联合会，他们可以为自己的运动员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对于组委会，他们可以为东道主城市建造最先进的基础设施；而对于国际奥委会，我们可以为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各种文化性（奥林匹克博物馆）和人文性（帮助发展中国家）计划提供资金，等等。 于是我们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样一项事业中：奥林匹克运动的赞助工作。1985年出台了第一份国际市场营销规划，由此便出现了一系列名为“奥林匹克合作伙伴”的开发计划。我还嘱托市场营销委员会为我们的未来找到新的契机，开发新的资金来源。毋庸置疑，因特网已经让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0年12月4日、5日两天，我们在洛桑召开了一次大会，讨论和认识未来我们可能会采用的各种新型媒体，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因特网在体育上，或具体地说在奥运会上的使用。现在平面广告在各体育场地随处可见，但奥林匹克运动会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体育场馆里不得出现任何商业广告。自萨拉热窝奥运会起，我即注意到我们可以利用体育场馆里的空间推广奥运会的会标，用五环旗来装饰各个体育设施。 为反兴奋剂而战 服用兴奋剂恰如残害体育事业的癌症，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而且是坑害我们青春年华的陷阱。在过去的21个年头里，我一刻也没有松懈对这一棘手问题的警惕。创建于1967年的医学委员会是国际奥委会手中的一把利器。医学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是禁止服用兴奋剂，列举出一系列违禁药物及违禁措施的清单，强制奥运会参赛运动员接受医药检查，以及对违反相关医药条例包括运动员医药护理规定的人予以惩罚。 不惜一切代价的求胜欲会诱使运动员的领导求助于非法手段。比赛愈来愈激烈，这也间接导致了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可是这种一味追求创造体育辉煌成就的念头不应该置社会道德、职业道德于不顾。为了挽救这种局面，我们必须制定长期的教育计划。不幸的是，那些试图改变体育成绩的幕后黑手总是先我们一步，他们在一些所谓专家的帮助下，寻求着新的出路，试图运用科学方法，人为地扰乱自然的生理反应，并用多种手段掩盖他们幕后操纵的痕迹。而运动员在很多情况下对此却一无所知。 第一桩因服用兴奋剂而致命的事件要追溯到1879年的自波尔多至巴黎的自行车比赛：英国运动员林顿因服用他的经纪人（一位自行车厂老板）提供的兴奋剂而死亡。到了1910年，吸氧的做法在比利时和英格兰的足球运动员中广为盛行。此后，拳击运动员开始使用马钱子碱以及烧酒与可卡因的混合物。在1960年罗马举行的第17届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卡努特·埃内博格·简森死亡，原因是他摄入了大剂量的安非他明和一种提纯于尼古丁的酸性物质，大家传闻是他的教练所为。1936年拳击运动员比略因摄入海洛因而死亡。在1960年获得400米障碍赛铜牌的迪克·霍瓦德也因过多地服用了海洛因死于1967年。这仅仅是引起舆论哗然的事件中的几件。这一现象日趋严重并且威胁着所有的运动员，它吞噬了奥林匹克理想原则及其灵魂。1988年，加拿大著名百米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涉嫌服用一种兴奋剂，有人却试图不追究他的责任。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处理该事件毫不手软：制裁了那个加拿大运动员，同时把金牌授予真正的冠军。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服用兴奋剂是我们这个时代让人感到可耻的问题。我们所关注和捍卫的是：1、保护运动员的健康；2、维护医学道德、体育道德；3、所有运动员参赛机会平等。在一些座谈会上，人们经常问我：为什么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已经对服用兴奋剂宣战，而那些独立于国际奥委会的职业体育联合会却显得漠不关心？谁又能突发奇想去控制那些艺术家、文人、企业家、政客或者卡车司机不服用兴奋剂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社会一如既往赞赏优异成绩，却不管他是用何种代价取得的！ 服用兴奋剂已成为社会问题。为此，1999年2月在洛桑举行的大会上，一致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创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英文缩写WADA，法文缩写AMA）。该机构独立于任何组织，并且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正式开展工作，它的宗旨是强化《奥林匹克宪章》中构成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基石的道德准则。我坚持认为，政府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各国政府应开展预防教育运动，承担起职责。然而现今与我们的期望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各国的立法迥然不同。我们必须协调好在进行反兴奋剂斗争中所依托的全部法规。一份违禁药物的清单不应因国家而异（有时，就是在同一个国家还存在因地区而异的现象）。此外必须协调好判罚尺度，不能因为国家不同，判罚的尺度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