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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困于新劳资关系难解之结

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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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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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3-7 16:37:00 |只看该作者 |正序浏览

中国制造如何才能摆脱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　　那些肉眼几乎看不清的小螺钉，被员工用手捏起，快速地拧紧，十几个细小的零件在几秒钟内就被一双灵活的手安装到一寸见方的线路板上。中国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仍在从事着在外国人看来相当初级的劳动，他们不仅在和跨国企业进行竞争，也在和高度自动化的机器进行着某种竞争。　　就是这种低成本的大量劳动力的供给，支撑了中国制造的快速蔓延。但是，中国依此而获得的比较优势，能被看作是中国企业保持持续竞争力的源泉吗？　　超前的《劳动法》？　　“近几年，我一直在想，难道是《劳动法》制定的超前了吗？”在劳动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关注我国劳资关系几十年的研究员哈晓斯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疑惑。　　2004年，《劳动法》公布十周年，哈晓斯认为，这部10年前制定的法律即使在今天看来，似乎仍有些超前。10年来，它并没有解决劳资关系的关键症结。　　在中国某些地方，GDP增速与劳动争议案件的双增长成为一个突出的发人深思的现象。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在浙江调查后发现，1978-2002年，浙江GDP年均增速为13%；但在1998-2002年期间，劳动争议案件却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　　自2003年一位四川农妇大胆向中国总理温家宝提出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后，中国政府在春节期间掀起了一场由政府主要领导出面为农民工讨工资的运动，此后得到披露的一个数据显示，目前中国9400万进城务工农民，被拖欠工资竟高达1000亿元。另一张17岁青年背煤的照片也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被中国网民评为“2003年最应该记住的十张照片”之一，他冒着生命危险一年只能挣2000元的景况，让很多人开始默问，中国有多少人正在有毒、有害甚至完全亡命状态下，为着少得可怜的收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及尊严、健康和性命。　　哈晓斯认为，欠薪可以说是劳资争议中最严重的一种，也是目前最普遍的一种。而总理帮农民工讨欠薪，恰恰说明了法律体制的失效。　　一位国际贸易政策分析家曾写到："中国有很好的《劳动法》，但是并未得以实施。很多工人不清楚自己有休假的权利、加班要有限制，甚至连劳动合同都一无所知。在很多工厂，工时被无限制地延长；工作环境危机四伏：有毒化学品、火灾隐患、工伤事故处处都有。" 　　是什么使得资本敢于如此胆大妄为？夏小林在一份名为《经济增长的背后——解读浙江省的劳资关系与协调机制》的报告中分析到，政府在解决劳资矛盾中的目标与行为的二元结构偏差、工会组织薄弱，是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因担心资本抽逃和过于重视经济增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与雇主达成妥协或合谋，劳工利益则成为被牺牲的一方，雇主得以过度攫取‘绝对剩余价值’。”夏小林说。　　GDP与劳动力价值　　外来资本的入驻必然会带来相应的增长与就业，“招商引资”至今仍是一些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顺手在门户网站上搜索一下就会多有发现。比如东莞市，声称将用5至6年时间完成现代制造业名城的建设，届时东莞全市生产总值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整体经济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为达到这一目标，东莞市将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但这种发展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策研究室研究员王春法完成《利用外资与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研究》报告后提出的问题。2003年1-4月，王春法带领课题组在北京、上海、苏州、东莞4个城市对近400家FDI企业进行了调研。“现在我们一谈广东的时候，就说是劳动力充分供应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王春法举例说，20年前才撤县建市的东莞2002年GDP已达670多亿元，去年更登上某中国城市竞争力排位第7名。　　“但看一下当地工人的工资水平。20年前老子去打工，一个月工资400块钱，20年后儿子在那儿打工还是400块钱，你能说经济发展了吗？”王春法对目前世界工厂的发展路径提出质疑。　　而且，对于资本的纵容对地方政府其实并不长期有利。夏小林提醒说：“企业延长劳动时间，等于减少了就业机会，加剧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状况，事实上冲击了政府和工会的就业目标。” 　　因此，哈晓斯认为，需要法律、政府、社会舆论的共同努力，并加强工人的工会组织化，在劳资关系上建立良好的谈判机制，才能真正解决目前的“血汗工厂”问题，　　“世界工厂”之忧　　但问题在于，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正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本身可能就意味着赚的是“血汗钱”。事实上，在劳工待遇问题上，仅仅有“同情心”并不能解决问题：曾有这样的案例，有一家企业迫于各种压力，取消了员工的加班工作，但由于收入相对减少，引致所有工人一起抗议，要求恢复加班工作。　　很多三农问题专家也指出，相对国家的发展，有大量的农民需要在制造业中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实现从农民到工人的转变，这才是农民问题真正的解决。　　但目前我国的国情是，农民工的“无差异大量供给”使得劳动市场上的严重供过于求。带来了劳资关系的极不平衡，即雇主在劳动市场上处于过强的主导地位，而工人则多属于“无差异的大量供给”，基本没有谈判能力。2月底，社科院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高达5倍以上，为世界之最，这使得农民工不得不接受极低的工作条件，占据绝对优势的资方显然缺乏提高员工待遇的动力。　　重重的矛盾使得许多人寄希望于借助外力解决：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正尝试将有关尊重劳工待遇的SA8000转为国际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体系(SA8000)由美国SAI(社会责任国际)组织于1997年推出，旨在通过在采购活动中附加道德标准，以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最终达到公平而体面的工作条件。其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性劳工、健康与安全、组织工会的自由与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要素。　　近几年，中国一些地方的工厂和矿场利用超时工作、缺乏安全保障等压榨工人的现象不断被曝光，一些国际采购订单已经因此附加了SA8000标准认证，并发生多宗中国出口企业由于达不到标准而失去订单的案例。　　据美国相关商会组织调查，有超过50%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表示，如果SA8000标准实施，将重新与中国企业签订采购合同。　　但对于那些中国出口企业的工人们来说，这却未必是一个福音：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正是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对外贸易中，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本身可能就意味着赚的是“血汗钱”，若不执行SA8000标准，也许会因此失去订单；若提高劳动力工资则加大生产成本，则可能会由于失去低价的优势而丢掉订单，而工人也同样丢掉了工作。　　也许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摆脱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也就是，中国目前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否需要改变，以及怎样改变才能拥有某种新的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