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对我这个家庭来说，带来的只是沉重的负担和不幸，
哭泣没有作用，
悲伤没有作用，
这世界没有救世主，
人世的苦难，
由人类一个个身躯来承受、来承担。
我的身体被吞噬掉，
惨淡日月，
我感觉劳累了。
———一位病重工人写的诗
2009年，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湖南耒阳风钻工人在深圳集体维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两年后，一群大学生重返耒阳看望患病工人，震惊地发现他们身后的一个个负债累累的家庭，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又将被迫辍学，远离家乡，南下打工。一群来自北大、清华的高校老师由此发动了一场捐助尘肺家庭的孩子继续读书的活动。
9月8日，下午4点半，刘洪云坐在自家房子一楼的柜子上，不顾眼前十几号人，开始抹眼泪。
刘洪云的家离湖南耒阳导子乡小学有几十米远，当天下午放学后，一些尘肺病人家庭的小孩，被家人叫来，在刘洪云家参加“尘肺无情，社会有爱———北大清华师生公益助学”举行的一个简单仪式：发钱，小学每年1000元，初中每年2000元，资助尘肺工人的孩子读书，17个孩子构成了首批捐助对象，他们的爸爸均为尘肺三期（尘肺病晚期）或去世。
当天从北京赶来的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沈原老师，在现场简单解释了这项助学计划的起源———2009年，100多名在深圳打工的耒阳风钻工人，在深圳集体维权，获得深圳市政府以“人文关怀”的名义的资金补偿，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建筑业农民工劳动权益与保障”调查小组参与了调研。两年后，当年参与调研的大学生们，重返耒阳看望患病工人，现实却令他们震惊，已有十多个工人，在两年间先后去世，剩下的也大都开始发病，当初的“人文关怀”补偿多已经花费殆尽，而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工人，却至今都还没有拿到赔偿。他们身后往往是一个个负债累累的家庭，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又将被迫辍学，远离家乡，南下打工。
学生们记下了这些家庭的状况以及孩子的读书情况，他们的老师成为首批的捐助者，按沈原的话来说，这不是一个策划已久的救助计划，他们本来是做学术的，突然看到了这样的状况，他们不能假装当做没看到，“要做点什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老师、郭于华老师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老师共同发起这项活动，9月8日中午，最早去深圳打工的徐志辉，在耒阳等着沈原、卢晖临，带他们来到导子乡。
不要再重复我们的命运
和卢晖临老师聊天时，37岁的刘洪云一直咧着嘴笑。身高175厘米左右的他不到90斤，看起来极为消瘦，胳膊、腿呈现出不合比例的细，站一会，他的身体就在发抖，虽然人还是笑着。
刘洪云的尘肺病已经是三期+.有两个小孩，女儿10岁，儿子6岁。这两年发病后，他的妻子就在家里照顾他，然后生活处处都需要钱，烧煤、买米、药费、孩子的学杂费，发病后住一次医院，就要一万多，以前打风钻攒的钱、获得的“人文关怀”的补偿都几乎已经花费殆尽。
屋子里其他人看起来都差不多。男人们很瘦，不时发出尽量抑制的咳嗽声。女人们很沉默，紧紧抿着嘴，手里拽着孩子，将他们拉在自己的身前，眼睛红红的。每天面对着绝境，但有人关心时，她们仍然抑制不住自己的委屈。
面对眼前这些压抑的人，讲着来龙去脉的沈原，突然哽咽了，“无论家里怎么困难，孩子也不能失学，不能让孩子没有未来”。
这时，坐在他背后的刘洪云哭了起来。
他一直哭，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又想到儿女将来的命运。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10岁时，刘洪云的妈妈离开了他。爸爸要外出打工，他常常两三个月一个人在家，自己做饭，自己照顾自己，“我知道没有父母是什么感受。”初中毕业，15岁的刘洪云南下打工，31岁回来时，已经成为尘肺病人。前几年，身体干不了重活，他仍外出打工，做木工。这一年，他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走路都随时会突然摔倒，状况很不好，一边的肺钙化部分非常大。
“我现在就是慢慢等死，就是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以后没有爸爸。被人欺负了，谁来帮他们，”刘洪云看着十岁的女儿，哭着说。女儿茫然无措地看着爸爸和满屋子的人，她知道大人世界发生着什么，知道家庭的困境，但也许不知道刘洪云的恐惧———他恐惧自己的孩子又将重复他的命运，他想看着自己的孩子慢慢长大。
生活很难
和刘洪云类似的故事这里比比皆是。一个绝望的尘肺病人的背后，是一个绝望的家庭。尘肺病人到最后都骨瘦如柴，动辄气喘不已，满身虚汗，闻不了煤烟味，连饭都做不了，他们需要照顾，妻子一般也无法外出工作。家里没有劳动力，只有东借西借。一个本来因外出务工而渐有起色的家庭，又因职业病陷入贫困，继而进入新的恶性循环。
尘肺病人已经去世的家庭，孩子常常会被托付给亲友，妈妈出去打工赚钱，支付孩子的学费、生活费；很多家庭的孩子为了给家里减轻负担，也为了能让弟弟妹妹可以上学，十几岁便外出打工。
2009年10月，46岁的刘功清去世，留下了三个孩子。他在深圳打了七八年工，打了4年风钻。（风钻爆破，是深圳建筑行业必不可少的工序，作业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工作辛苦，但工资相对较高。）2006年，他开始发病，不得不回家养病。那时大家还都不知道“职业病”这个名词，有些人去世了还以为得了癌症。刘功清去了长沙、衡阳、耒阳的医院检查，直到2009年才确诊了尘肺病三期。
刘功清的病情发展得很快，后来连话都说不出来，去世的时候只剩下一把骨头。“死前的那个晚上，他总是盯着看儿子。儿子在笑，他就跟着笑，儿子大吵大闹，他还是笑。”刘功清让妻子把儿子送人，担心她无法给儿子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我女儿死都不肯，说无论做什么，都会把弟弟带大”。
现在家里还有两亩地，刘功清的妻子种了稻谷、花生、茄子，用以糊口，大女儿21岁，在深圳一家酒店当服务员，一个月赚一千多元，省吃俭用，每月多则给家里寄回来1000元，少则寄回来七八百元，这就是家里全部的收入。
生活依然很难。刘功清的妻子算了一笔账：家里三个人的吃穿用度再节省，一个月也要花七八百元。家里一天烧煤要两块多钱，炒菜用的油也是要花钱的，电费一个月二十几块钱，小女儿上初三了，学杂费一个学期要1000多元。她没有余钱让儿子上学前班，看到儿子因为去学前班，被人嘲笑，她只能自己偷偷地哭。幸好，这次，小女儿列入了大学教授们的资助名单，不然，小女儿也很有可能面临辍学。
9月18日，在捐赠仪式上，刘功清的妻子一直沉默地坐在角落里，听老师们说话。沈原哽咽的时候，她也擦起了眼泪。
谁来承担这些家庭的悲伤？
谁来帮助这些家庭？职业病造成的危害，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
导子乡的双喜村是一个出名的尘肺村。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双喜村陆续有一百多人前往深圳，老乡拉老乡，成为风钻工，甚至一度垄断了这一行业。徐志辉是当时最早去深圳的几个人之一，现在多数人已经去世。那时，深圳还没有几座高楼，十多年来，他们几乎参与了大多数深圳高楼的建设（每座高楼之下，都有在恶劣环境中工作的风钻工人）。
20多年来，这批风钻工已有70多人被诊断为尘肺病，近三十人病故。最早病故的人是在1997年，但一直到2009年，他们才知道，这是由职业引起的疾病。2009年深圳耒阳籍尘肺工人集体维权事件，双喜村的风钻工成了主力军，2009年6月15日，由于对医院没有确诊为尘肺病的不满，徐志辉和村民们拉着医院的负责人去了深圳市政府，要求给一个说法。这事惊动了深圳市政府及劳动、卫生等各有关单位。
去导子乡的路上，徐志辉向北大的卢晖临老师详细描述着当时的场景：“反正我们豁出去了，都要死了，还怕什么。”最终深圳市政府同意以“人文关怀”的名义支付给耒阳籍尘肺病患者每人尘肺一期7万元、二期10万元、三期13万元不等的补偿。一部分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工人，迄今没有拿到任何的赔偿，仲裁、复议、初审、再审，他们似乎陷入了法律的怪圈，在不断地往返耒阳和深圳的过程中逐渐耗尽自己的生命。对于今年8月进行的二审，一直到9月8日，徐新生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是双喜村依靠法律途径维权的村民，然而，他不知道是否能等到成功解决的一天。
对其他人来说，当初的赔偿，如今已所剩无几了。家里本来的经济支柱倒下了，尘肺病治疗又是一个长期、需要持续支付高昂医疗费用的过程，住一次院，有时一天的药费都过万。很多人干脆放弃了治疗。
把钱拿来，给妻子、孩子留着，自己则“活一天，算一天”。
面对残酷的现实，学者们很清楚以个人力量和民间救助只能缓解一部分人的困难，17个孩子，17个家庭，是近百万的尘肺工友中的极小一部分。他们期望，以自己的行动，引起更多的关注，让更多人一起参与进来，督促国家从政策层面，解决农民工职业病问题。
卢晖临认为，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国家应该建立一个尘肺救治基金，由国家对尘肺病人进行救治，建立赔偿制度，然后向担负赔偿责任的企业追责。唯有通过长期有效的赔偿，才能解决一个家庭的困顿。
在沈原眼里，对尘肺工友的救助，实质上是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中国对农民工应有赔偿。“30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就是以牺牲农民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农民工就像是一个国家的‘肺’，国家依靠他们呼吸、成长、腾飞，如今这肺正在衰竭。”频繁“爆发”的群体性尘肺事件，实际揭示了我们时代的创伤。
今年，耒阳市政府为尘肺病人办理的低保，每月75元，一家只能办理一人。这项措施，几乎是政府对尘肺家庭给予的最大帮助。（转摘）
职业病造成的危害，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难道就是这些孩子吗？中国的劳动者背后是什么？劳动保障部门是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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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4 19: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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