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天生不爱国？（史彦）

林白

5月21日看到一条消息《万科“正名”1亿元无偿投入灾后重建》，过去10天，王石因为200万元捐款搞得“民怨沸腾”，当他试图做出一种解释——希望“慈善不要成为负担时”，批评的声音铺天盖地，面临同样质疑的还有马云，因为网上盛传他只捐助了一块钱，虽然马云说这是一个假新闻，但没有人再去关心阿里巴巴募集和捐助的四千多万善款。

王石和马云被定到了道德沦丧的十字架上，尤其在一个群情悲愤，举国同哀，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的时候，这些站在“民意对立面”的富人们被一些天然拥有道德优势的人们所抨击，只因为他们的捐款数额未能令某些人满意，好像他们天生冷血。即使万科捐款1亿元，仍未能平复许多人的质疑——这家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捐助的这些钱仍旧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去年的净利润就超过了48亿。

问题是，企业到底该捐助多少钱？企业家应该承担的到底是一种无限责任还是一种有限责任？善款表达爱心，但它是否首先应该合法？

我们倾向于用道德来评价慈善这件事，但根本没有标准。到底应该捐多少款？大家只是用一种简单对比的方式进行排序，人心就是一杆秤，排名靠后名气偏大的便会被拎出来痛斥，看到史玉柱个人捐款1000万，就有人说“这让人看到了一个无良商人的另一面”，似乎史玉柱买了一个良民证（此前他因为一些所谓“恶俗广告”和不够掩饰的性格而成为某些人眼中的无良商人，这两种评价都令人费解），相比之下，王石的200万似乎就显得没有任何说服力，金钱似乎是衡量爱心、爱国的唯一标准，而他试图理性的说服只能召来更强烈的、以无理智的谩骂为主的回应。

这也衍生出一种危险的结论：富人天生不爱国。因为他们更透明，他们总是被排序，然后被称为“恶劣”的部分被无限放大成为一个群体的标签，比如这次的王石和马云。

当他们的捐助额能够令人满意时，这是他们应该做的，而且很快会被忘记，当他们的捐助未能令人满意时，他们受到口诛笔伐。一些人甚至也不反对面对灾难类似王石这样的企业家应当承担无限责任，倾家荡产投入灾区才是爱国的终极表现，而他们的其他举动，比方灾区的房屋评估和重建则被认为毫无意义。（对于那些受灾者来说，现在一盏明亮的灯光、一幢可以安睡的房屋可能是他们最需要的）

我们也习惯用与西方对比的方式来评判中国富人群体的慈善行为，但很少探寻这种差异的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基督教国家是采用“制度+宗教”的方式来解决慈善捐款问题的，每个人只是代替上帝做一个财富的看守人，当离开时仍旧作拥大笔财富的人进入天堂就像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这种信仰深入骨髓，所以我们会感叹盖茨和巴菲特的爱心，但很不幸，这种文化并未深入中国企业家的根脉。制度可以起到替代的作用，比如善款的免税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仍旧存在巨大的争议，使许多善款二次征税。

中国是一个泛道德化的国家，标准藏在人们的舌头底下，可大可小，可生可死。一个充满道德感的举动可以拥有天然的豁免权，而我们不好意思再去追究这些善款是否合法，这些行为是否合理。但我们是否更应该让法律、制度的标准来使我们的生活更有秩序。
我们不清楚数额庞大的善款是否经过了这些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同意，这是任何一个制度健全的公司应该履行的程序，而不是其领导人一时的个人冲动。之前也有爱心泛滥的老板，言之凿凿说出一个捐助款数，但股东不同意，只好扯皮，好多年都未能了结。

秩序可能会丧失一些速度的优势，比如另一个被批判的群体：跨国公司。民间的短信在流传，包括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没有捐款的跨国公司被抵制、被谴责、被诅咒，似乎他们只是一群利益动物，似乎他们从未拥有感情。但任何一个了解这些公司管理流程的人都会明白，即使面对灾难，他们的制度决定了他们所能做出的反应，他们更倾向于接受“企业社会公民”的概念，这包含一些基本的内容，比如照章纳税、比如劳动保障，他们只承担确定范围的社会义务，甚至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比如汶川地震不属于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它可以关心，但不关心也不为错。

这与中国人悲天悯人的传统相比有些冷酷，但最起码它圈定了企业的边界，而不会面临王石的困境：没有边界的企业责任，以至于大到企业无所适从。

章诒和先生说，一场地震“让权力学会靠近人性，让人心学会仁厚悲悯”，这句话适用于所有人。

壁立千刃

我赞成流程、法制，但我相信，相对成熟和健全的流程和法制在面对“万分危急”和“重大灾害”的时候都应该有“特殊处理流程”和“特别措施”。
温总理能在2小时内出发，我不相信他原来的工作日程没有安排？我更相信是因为灾害的危重使得他临时调整了所有其它的国事安排！
万科和跨国企业遵守流程没错，但这么重大的30年一遇的灾害，这么多生灵涂炭的人间惨剧，难道不值得他们临时召开全球决策会议来迅速决策出他们的赈灾方案？
别用流程做借口！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也能能理性分析、也有智慧的人！！！我理解和欣赏理性和智慧，但鄙视借理性为名的冷酷！！！:o :o :shit :sh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