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加冕礼之后（重磅推荐）

灵动2008

《财经》记者 胡舒立 王烁 王欢等=文 2008年8月24日


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从贫困孤立中突围至今30年成就的加冕礼，然后呢？

　　再没有什么，能比8月8日晚8时举行的奥运会开幕式，更集中地折射了焦灼与兴奋中的中国人身上所纠结的奇妙矛盾。
　　——虽然在其他绝大多数对外场合，我们强调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与此相称的责任；但在全世界都注目的那一夜，我们尽情地展示富足，挥洒主人的豪情与慷慨；
　　——我们几乎想尽一切办法，在开幕式所有节目中注入温情、善意与创造力；但也不得不动用了数千名训练有素的解放军战士作演员，确保大型群众场面以团体操的标准实现整齐划一，精准到位；
　　——我们深知这首先是一场体育的盛会，于是要求自己以及他人把体育与政治区分开来。不过，云集于看台，应我们盛意拳拳邀请而来的80余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深知且不讳言，你得把中国人最重视的东西给中国——面子。
　　是的，人人都说，北京奥运会属于全世界；但也无人不晓，北京奥运会也是中国从贫困孤立中突围至今30年成就的加冕礼。我们想要全世界都分享自己的荣耀，我们想要做到最完美——不管是用新思路还是老办法。中国习惯了与矛盾共存，它没有妨碍中国增长了30年，也没有妨碍中国人与全世界在那一夜共同沉醉。它是阻力也是活力，是过往也是将来。有一些已成过眼云烟，有一些将坚硬地继续存在。
　　“没有邓小平，没有开放政策；没有开放政策，没有奥运会。”8月9日接受《财经》专访时，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字正腔圆，用汉语精准解读了现代化中国与奥运会的血肉关联。在前一天晚间出席奥运会开幕式时，他已经向邓小平之子邓朴方说了同一番话。
　　这位能操流利汉语的西方领导人相信，奥运会奠基于中国30年前对外开放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决定，其本身则为中国进入全球化新阶段提供了平台。
　　“尽管我已经学会随时随地在中国发现新东西，看到开幕式上的精美艺术与精准执行，再看到中国能将所有人齐聚一堂的能力，我还是感到震惊。”科威特石油公司CEO萨阿德阿尔－舒维布（Saad Al-Shuwaib）告诉《财经》记者。看台上还有15位与他一样留下深刻印象的世界最大能源公司CEO。
　　任何一位中国人或者熟悉中国的观察者都能指出，开幕式展现的只是中国的一面。“只是现实的一个角落，”路透社总编辑史进德说；“北京不是中国，上海不是中国。”WPP集团CEO苏铭天说。
　　但是开幕式所展现的中国这一面，与中国的任何一面同样真实。无论是在现场还是通过电视屏幕，对于许多目睹这场奢华开幕式的人们来说，现代化中国的形象第一次如此真切，决定性地替换了贫穷中国的形象。这既是中国在这个关键性时刻的自我定位，也将成为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定位。
　　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的努力曾经有过清楚的航标。在任何一个意义上，加入WTO都是中国与世界所签下的最重要协定。它无愧于“世纪之约”这一名称，我们只是没想到，在它的催化之下，中国此前改革开放所积累的力量像化学反应一样释放巨大能量。中国至今不过刚刚完成WTO过渡期不久，加冕礼便实至名归。与世界再度定约的时刻，竟然又已降临。
　　与WTO不同。WTO是一个多边贸易协定，有厚厚的数百页文本，有明确的上百个缔约方，但现在中国面临的约定，没有清晰的边界与定义。
　　它要求中国担负与其新地位相称的责任；它承认中国的独特文化，但希望中国向国际公认的价值观接近，由此远远超越贸易规则与经济领域；它的影响绝不会止于中国与国际的关系，必将重塑未来的中国社会，而且使中国成为未来新的国际规则的制定者之一。中国面临这个约定已经很多年，现在更不容回避。
　　“中国已经太强大，在经济上太重要，不能再保持以前那种事不关己的对外政策。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麦健陆说。
　　“中国履行全球性责任，将成为未来几年发展的最大特点。”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说。
　　“清洁的空气与水是权利。”联合国副秘书长阿齐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说。
　　“按国际规则办事。”李宁说。
　　“最好的方法是透明。”苏铭天说。
　　一千个人有一千双眼中的奥运会，也有一千个对于未来中国的期待，你能看到共同的方向。
　　再度定约，意味着中国需要在既定的方向上前行，不能摇摆。在接受《财经》采访中，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是陆克文之外另一位提到邓小平的人。“邓小平当时定的这几条到今天还是非常对。”他反复强调，发展是中国第一要务，不发展，既解决不了环境问题，解决不了弱势群体问题，也解决不了民族问题。“根据市场经济路线去制定方针政策。我相信就没错。”
　　从开幕式后到本期截稿的一个星期里，每一位被《财经》采访的人士，都面对着我们提出的既简单又困难的问题：中国朝向奥运会发生了什么变化？哪些变化将超越奥运会？回答这些问题的人有有中国人，有外国人，有一国总理以及前总理，有联合国高官，有前体育明星现商界闻人，有跨国广告业巨头、有供应中国的资源巨人、有新闻界大佬，有出入新闻界与商场但始终不离中国20年的前畅销书作家……无一例外，他们深知中国，不论是出自血缘还是热爱、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
　　加冕礼之后，中国需要听听他们的回答。
　　——编者

“没有开放政策，就没有奥运会”

奥运会是一种象征。它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从市场的角度，同时也从全球政治秩序的角度

2008 年8 月9 日下午4 点，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澳驻华使馆接受《财经》杂志专访后，动身前往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晤。

　　陆克文（Kevin Rudd） 澳大利亚总理
　　8月9日，在接受《财经》专访的同一天中午，专程前来出席奥运会开幕式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午餐会。主宾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CIC）董事长楼继伟，中方出席者包括宝钢集团、中信、中钢集团、中铝、中电投集团、中海油、国开投、大唐集团、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石化的 “一把手”，澳方出席者则有必和必拓集团、力拓集团、FMG集团的董事长或者CEO。中国所有对澳大利亚资源感兴趣的最大公司以及澳大利亚主要的资源公司，在一张10米长、1米宽的长桌上把酒言欢。
　　“他们的市值总和，既超过中国的GDP，也超过澳大利亚的GDP。”陆克文事后这样告诉我们。再没有什么比这份午餐名单更能说明中澳为什么必须相互接近的了。资源大国澳大利亚和资源需求大国中国相互的利益诉求，构成了中澳经贸关系的主轴，这一特征只会愈加明显。
　　去年11月，陆克文击败执政11年半的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联盟，当选澳大利亚第26任联邦总理。他是第一位能讲流利汉语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他曾于 1976年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主修中国语言和中国历史；后进入澳大利亚外交部工作，先后被派驻过斯德哥尔摩和北京。他的大儿子在复旦大学学习，小儿子也在学中文，女儿则嫁给了一名澳籍华人。
　　正因如此，陆克文被认为最为了解中国，也最有可能在中国与西方领导人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他既定的目标，是使澳大利亚成为西方世界中最懂亚洲文化和心理的国家。推行“中等强国外交”是陆克文希望给澳大利亚外交带来的新意之一，重视多边合作和机制的力量正是这一外交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专访中谈到如何发挥桥梁作用时，他谦称自己只是“小伙计”，可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帮助中国一起面对全球性挑战。
　　采访结束之时，他抱歉地告诉记者，他不得不走了，“胡主席在等我”。

　　《财经》：你不仅是日益寻求接近亚洲的澳大利亚的总理，也是研究中国多年的政治学者，对中国有近30年的观察。在你看来，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
　　陆克文：在奥运会开幕式上，遇到了邓朴方，我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开放政策；没有开放政策，就没有奥运会。”奥运会对中国很重要，因为奥运会将中国带入其全球化过程的新阶段。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中国一直奉行开放的政策，并且逐渐融入经济全球化时代。奥运会是一种象征。它为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平台，不仅从市场的角度，同时也从全球政治秩序的角度。

　　《财经》：通过出席北京奥运会，你想向中国及国际社会传递什么信号？
　　陆克文：即使在几个月前形势比较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三四月间关于西藏问题争议出来以后，我也在说，各国对奥运的参与本身就很重要，因为奥运会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第二，如果你看了令人叫绝的奥运开幕式，你会看到一个现代的中国。开幕式非常棒，非常现代，非常成功。开幕式可以给人们非常非常好的印象。我女儿从伦敦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了不起。”
　　
　　《财经》：中国近年来发生的所有变化中，你最重视的是什么？
　　陆克文：最关键的是，30年前你们意识到计划经济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市场经济才能促进国家繁荣，使农民和工人富裕起来。在那之后，中国到处可见赋予年轻人的机会。这是一个伟大的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仍在进行之中，而且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也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伟大的变化”这个说法是没错的。
　　中国现在是个令人兴奋的地方——看看墙壁上悬挂的绘画艺术作品、现代中国艺术家、文学作品就可知道。我昨天去王府井书店买了几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书。现在中国的电影也不仅仅局限于张艺谋的或陈凯歌的，包罗万象。太令人兴奋了！太有活力了！我想中国有着很好的机会成为全球文化的创新者，就像唐宋盛世时那样。

　　《财经》：你被认为最有可能在中国与西方领导人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你准备怎样发挥这一作用，弥合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
　　陆克文：我就是小伙计而已（笑）。中国领导人非常有经验，他们知道如何向世界解释他们的立场；美国领导人在处理美中关系上也非常好。如果你比较一下八年前与现在的美中关系，你会发现两国关系现在非常好，这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双方都发挥了很好的领导作用。两国之间曾主要在台湾问题及贸易问题上存在过困难时期，但总体而言，双边关系很好。
　　我能帮到什么？可能是从一些小的地方入手。我想说的是协助中国一道应对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直到现在，很多国家还只是密切关注同中国的双边关系。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需要与中国一道应对全球性问题。
　　让我举气候变化的例子：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技术、清洁煤技术。直到2030年，70％的中国能源仍将来源于煤。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而中国是最大的煤炭进口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的煤炭生产国。两国之间应该通力合作。这对中国有什么好处？这可以使中国逐渐成为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积极贡献者。第二个例子是最近在日内瓦举行的WTO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多哈回合中密切合作，我希望我们能在未来几个月内通力合作，以确保多哈回合最终获得成功。所以我对你的回答是澳大利亚和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合作，而不仅局限于两国关系。

　　《财经》：你当政后，澳大利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完全转向。你对中国的气候变化政策有什么期待？
　　陆克文：我们批准了《京都议定书》。以前的澳大利亚政府曾经同美国一道拒绝批准该议定书，但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希望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分子。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参与下一步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澳大利亚接受“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发达国家有其减排义务，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必须采取具体行动。
　　第三个领域是技术，比如清洁煤技术合作。如果我们在这个领域合作，建立一个商业上行之有效、大规模的、由清洁煤作为燃料的发电厂，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复制，这将是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所能做到的最大贡献。我希望中澳两国政府能在这一领域开展合作。中澳两国已经同意建立关于气候变化的部际委员会。

　　《财经》：中国与澳大利亚在未来的多哈谈判中还能发挥什么作用？
　　陆克文：最好的例子就是在刚过去的日内瓦谈判中，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克林（Simon Crean）与中国商务部长陈德铭密切合作。多哈回合成功与否，取决于美国、欧盟、中国、巴西、印度、日本、澳大利亚七个主要谈判方的努力，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和中国。实际的挑战是找到共同解决之道，为发展中国家敏感的农业领域提供保护。这既是技术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我希望贸易部长们能够合作共事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他们找到方案，那我们能达成一项协议。

　　《财经》：近来中国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投资迅速增加。你是不是有所担忧？
　　陆克文：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今天中午与许多家中国大公司的负责人共进午餐。所有这些公司的市值合计可能超过澳大利亚的GDP，也可能超过中国的GDP。我们谈得很好。
　　我们对外资的政策非常明晰。第一，澳大利亚欢迎外来投资，而且历来如此。为什么？澳大利亚地广人稀，需要外来投资来促进发展。第二，澳大利亚对外资采取非歧视的政策。几十年来，澳大利亚一直有着来自日本、韩国、美国、英国的大量外来投资。第三，从经济整体状况来看，外来投资占到了我们总体经济规模的 23％，在资源和能源领域，外资更占到了50％。我们对外资进入的心态很好。
　　跟中国一样，澳大利亚会对每一笔单独的外来投资申请作国家利益的考量。但实际上，在过去15年时间里，澳大利亚政府只拒绝过一次外来投资的申请。
　　我对中国读者的挑战是：当澳大利亚想要投资中国资源行业的时候，中国会不会也放开所有的外来投资限制？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中国的投资还只有30亿美元。而在澳大利亚资源行业，来自中国的投资却远大于这个数，更多投资还会不断而至。跟过去一样，我们会在衡量每笔外来投资时考虑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

　　《财经》：你说过，将使澳大利亚成为在西方世界中最了解亚洲的国家。怎么才能做到？
　　陆克文：举例来说，澳大利亚学校里设有关于亚洲语言和文化方面的课程。由于之前澳大利亚政府所采取的政策，现在澳大利亚有75万学生在学中文、日文、印尼文或韩文。只要这部分学生中有十分之一有所建树，将来成为医生、律师、经济学家、MBA、工程师和教师，这就意味着，在澳大利亚人中形成了一个既能娴熟掌握本国语言和文化、又具专业技能的阶层。我认为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将会更加了解我们的邻居，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对亚洲可能还比较欠缺了解的欧洲和美国来说，我们也可以对它们提供帮助。

“奥运标准可以推广到各方面”

昔日的“体操王子”，今日的商业巨子、北京奥运会主火炬手认为，奥运对中国的最大改变就是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奥运标准”对各行各业都是一个教育


2008 年8 月14 日下午，李宁（右一）邀请阜阳的30 名艾滋病致孤儿童来到北京，观看了奥运会的射击比赛，并游览北京名胜古迹。

　　李宁 李宁集团董事长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被普遍看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的一次“加冕礼”，那么，无疑，李宁就是它的“加冕人”。
　　8月8日午夜零时，当45岁的李宁以“夸父追日”的姿态，在40米高的鸟巢上空迈过500米长的巨幅卷轴、点燃祥云主火炬的那一刹那，这位昔日的“体操王子”、今日低调的李宁集团董事长，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国家英雄。
　　李宁公司的成长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近20年的进程同步。1988年，25岁的李宁在汉城第24届奥运会上意外失利，黯然退役。第二年，他在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的帮助下，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创立了一家体育用品公司。
　　现在，这家公司的市值已达40亿美元，规模列同业全球第四。作为创始人的李宁，这时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越来越远离公司日常运营，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体育推广和公益事业中。
　　8月14日下午，他邀请了数十名安徽阜阳艾滋病孤儿来北京看奥运比赛。在北京通州开发区的李宁公司园区，他带着另外两名世界冠军杨扬、潘晓婷，投篮、打乒乓、唱歌、签名、合影，陪孩子们玩了两个多小时。
　　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李宁认为，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但这已经是过去式，以后还要靠每个中国人一点一点去努力。在谈到奥运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时，他向《财经》记者强调：规则最重要，希望以后“奥运标准”能推广到社会各个方面。

　　《财经》：举办奥运对中国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给中国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
　　李宁：中国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大型的活动、这样全球瞩目的大事，即便不在中国举办，平时中国人也很关注奥运会。第一次在自己国家举办，肯定会有更多投入、更多梦想、更多期待。
　　奥运会是一次教育。毕竟是在家门口发生的事情，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关注、认识体育，包括如何欣赏、了解竞赛规则、感受奥林匹克精神。对任何国家来说，这都是一次很好的体育交流，这是首要的。
　　另外，筹办奥运是一个系统工程。通过组织这样大型的活动，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办事，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训练。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但也要尊重国际习惯做法。怎样既尊重国际习惯做法，又能把自己最强的那一部分表现出来、投入进去，创造出一个更大的硕果？对中国来说是个难得的训练机会。

　　《财经》：筹办七年来，你认为中国在跟国际规则接轨方面，有哪些主要收获？
　　李宁：其实七年过来到今天能够顺利举办，就是一个遵守规则的过程。如果没有遵守，肯定早就拐弯了。一直能够顺利进行，正说明是一直按照国际奥委会、国际社会认可的规则在做，同时也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理念。
　　顺利就是因为你遵守了规则，不然早就被开除出场了。奥运会谁是主人？运动员是主人，首先要保障运动员，而不是说谁官大先保障谁，等等。这些都是基本的游戏规则。应该说，做到今天，中国在奥运会的组织方面，还是相当出色的。

　　《财经》：这次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火炬手，对你个人和对李宁品牌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李宁：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没有更多的意义。主火炬手就是中国奥组委交给的任务，这个任务交给谁，我也好，许海峰也好，熊倪也好，都不是个人的，都是代表大家，是中国运动员的激情、百年奥运的梦想、13亿中国人的力量。我自己也只是努力把这个环节完成好，尽全力不要让大家失望，不要辜负导演的创意。
　　对于李宁公司来讲，这一次也不见得会带来多大的收益。一个品牌要发展，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人。我们今天看到的阿迪达斯（Adidas），它的创始人早就去世了。李宁如果要想成为世界级的体育用品品牌，就不能靠我一个人，也不能靠某一次特有的机遇，而只能按照行业的标准，按照市场竞争的机会，逐步积累，最后实现这个目标。当然，我相信，从精神层面来讲，担任主火炬手肯定对员工有一种鼓舞。当初我创立公司的时候，已经是奥运冠军，我们一直用体育精神来激励自己，这与我们的公司文化也是吻合的。

　　《财经》：现在你已经基本脱离了日常公司管理，而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公益事业中。对你现在来说，体育意味着什么？
　　李宁：过去做运动员的时候，体育更多是技术、竞赛，包括为国争光。现在作为普通人，体育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带来了很多快乐。由于对体育的热爱，这次奥运会上，我们关注那些创造出优异成绩的运动员们，关注他们带给我们的荣耀。
　　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机会去推广体育，让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学校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这是提高我们生活品质，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个好方法。
　　我始终看重，体育有一个特殊功能，就是它提供了一个平台，无论是不是有年龄差距、文化差距、收入差距，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都可以平等地竞争，平等地交流。我还是相信，体育会帮助未来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不光会带来很多快乐，而且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等的机会。


“信息不是力量”

控制信息不再可能，开放和透明于是十分重要


WPP 集团CEO 苏铭天表示，信息不是力量，管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才是力量。

　　苏铭天（Martin Sorrell)　WPP集团CEO
　　“苏铭天”——Martin Sorrell爵士的中文名字很“中国”。
　　他一手操作了全球传播业几起最大收购案，几年之内把一个生产超市购物篮的英国小工厂WPP，变为统领奥美广告、伟达公关等一流传播公司的世界四大传播集团之一。自从20年前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苏铭天来华已不下30次。
　　但2008年8月的这次中国之行，因为参加奥运会而显得特别。苏铭天给开幕式打了150分的“超满分”。“现在的麻烦是，伦敦该怎么办？风传伦敦已经决定取消2012年奥运会，”他向记者开起了玩笑，“或者就请中国人去帮忙。”
　　8月10日，在WPP集团麾下的奥美公司北京办公室，先后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上海2010年世博会、伦敦2012年奥运会提供顾问、咨询的苏铭天侃侃而谈，从中国经济到国际公共关系的处理。“让我直接地说——”这位63岁的传播业巨子总以这句话开场。

　　《财经》：你第一次来中国至今已有20年，能不能讲讲你的第一次经历，以及从那至今你觉得最深刻的变化？
　　苏铭天：1989年，我们公司在广州开董事会，我第一次来中国。从香港坐火车到广州大概要花三个半小时。那是一个星期天下午，只有一条铁轨，如果火车从另一个方向过来，我们就必须停下来错开。
　　但是，同在1989年的那个星期日下午，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扛着横梁、铁轨的枕木，把它们放到正确的位置上去。我想，如果中国人在星期天的下午还在坚持建铁轨的话，西方没有可能竞争得过。那是我第一次对于“规模”的真正理解。
　　奥运会开幕式给我印象最深的东西是什么？当然有很多东西，创造力、高科技、精准执行，但更多的是承载这些东西的规模。
　　1989年至今，这场巨变的速度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时，占世界GNP的40％，今天它们将在短时间内重新占到世界GNP的40％。历史上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变化。这是13亿人身上发生的巨变，奥运会证明了这一点。
　　仍然有许多公司，特别是美国公司，仍是以美国为中心，但我想，世界已经发生了改变。奥运会开幕式是这一改变的很好例子，对于那些还没觉醒的人来说，这是一个警醒的信号。

　　《财经》：你掌管着全球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对经济的晴雨有着切身体会。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奥运会之后会不会有所变化？
　　苏铭天：奥运会很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顶点。此后，经济增长率可能会有所放慢，虽然不会很多。中国经济增长率会维持在7％-8％左右，但可能我们不会看到百分之十几的增长率了。
　　美国经济在放缓，西欧在放缓。这会对中国、印度、亚洲、拉美产生影响。世界不是脱钩而是相互联系的。比如说，巴西是中国最大原料供应者，但巴西卖到中国的东西，必须通过中国卖向世界其他地区。如果美国“打喷嚏”，我们也许不会得流感，但肯定会着凉。不可避免地，美国经济如果放慢，世界其他地方也会同步放慢。我想，全球经济2009年可能会比较困难，但2010年会有所转圜。

　　《财经》：据你的观察，中国的公司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苏铭天：北京奥运会的顶级赞助商中有联想，在本地赞助商中有伊利。不只是中国公司想在中国内外建立品牌，外国公司也一样，想在中国国内建立品牌，这是一个双向的车流。世界上30家市值最大的公司有8家来自中国。他们不仅是要在国内发展，还要在世界上发展。
　　我们每年跟《金融时报》合作做品牌调查，有意思的是，世界第五大价值品牌是中国移动，过去连续三年都是这样。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在过去四五年中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是朝好的方向改变。中国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大广告市场。今年中国广告市场的增量将占全球第一。以前都是美国，今年第一次是中国。我们行业最大的机会在中国。
　　过去三四年中非常引人注意的，是中国和印度正越来越自信。我想，过去无论是中国公司还是印度公司，都认为西方跨国公司更智慧，管理更优，业绩更好。但从过去几年来看，情况反过来了，中国的公司在全世界公司中市值居前，印度有塔塔集团、有米塔尔集团。结果是，中国的公司变得非常自信，危险是他们也许会变得过于自信。这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转变。

　　《财经》：作为公共关系专家，你觉得外部世界应当怎样与中国打交道才能有助于相互了解弥合分歧？
　　苏铭天：历史证明，最好的做法是“安静外交”，不是通过“狂轰滥炸”，或是公开的指责，或是引起公众的普遍注意。我认为应该“以一种私下的形式来公开地讨论”——如果你对中国的政策有所保留或是有所关切的话。
　　坦率地讲，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没有人两手干净。每个国家都有一些事情是他们不想去处理的。英国有一句谚语说，“在玻璃屋里别扔石头”（people in glass houses shouldn’t throw stones)。处理的方法是一对一地私下讨论，而不是恐吓或是使其尴尬。这没用。正确的做法不是对着干，而是在体系内行动。这才是能够发挥作用的方式。

　　《财经》：从奥运会申办至今，中国政府在信息透明上有许多作为，但也有很多节制。你的建议是什么？
　　苏铭天：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透明。中国有2亿网络用户，还有6亿手机用户，仅中国移动就有4.5亿用户。开放和透明变得非常之重要。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开诚布公，因为隐藏一件事或说对一件事保密，在我看来，已经不可能了。现在是不可能“控制”了。
　　过去的说法是，“信息就是力量”，再也不是这样了，信息不是力量，管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才是力量。

未来30年会怎样？

世界不会仅仅着眼于8月这两个星期


路透社全球总编辑史进德认为，在这短暂的30 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　路透社全球总编辑
　　“冷战”年代，“驻莫斯科记者”往往是一名记者攀向职业生涯顶峰的关键一站；现在，这关键的一站成了“北京”。路透社全球总编辑史进德(David Schlesinger)对中国并不陌生。他在香港加入路透社，担任编辑工作21年，曾任路透社北京和台北分社社长。
　　此次率领200多名记者报道奥运会，史进德依然不忘做一个记者：不仅参与奥运报道，写博客，还用重达5.4公斤的400毫米镜头，为路透社拍下了“水立方”的比赛图片。
　　尽管已经算是“中国通”，史进德表示，现在的中国同十多年前他做北京分社社长时的中国相比，有了巨大变化；路透不仅会扩大对中国的报道，也会尽力扩展其在中国的业务。

　　《财经》：你对北京和中国并不陌生。这次北京奥运会给你留下了什么新印象？
　　史进德：比较今天的中国和我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来访时的中国，变化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这短暂的仅30年的时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开幕式上每个人都被9.1万人环绕的时刻，我很感动。不过，会场里没有一丝风，太热了。

　　《财经》：此次奥运对中国和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史进德：首先，它向世人展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一面。有2万名注册记者和1万名非注册记者在北京参与报道。路透社在北京有常驻机构，即使这样，我们还派来了200多人。这3万名记者发布新闻和图片、电视转播，展示现代化的中国和现代化的北京。
　　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奥运会之后要发生的事。两周的激动、发展、开放是一回事，如何在这基础上着眼未来，则是另一回事。
　　中国已经对外开放30年，带来了我们已经看见的这些变化。那么，在未来30年会怎样？世界不会仅着眼于8月的这两周，还要关注接下来9月、10月、11月、12月，以及2009年、2010年和未来，都会发生什么变化。

　　《财经》：中国人希望通过各大媒体报道此次奥运会，向世界展现真实面貌。你觉得他们会如愿以偿吗？
　　史进德：我觉得媒体报道的仅仅是现实的一个角落。媒体反映现实，反映正在发生的事实，但仅仅是一部分。不能把奥运会期间的北京视为正常的北京或者正常的中国。要真正理解中国社会，就需要把所有不同的画面，不管好坏美丑，不管是奥运会时还是平时，不管喜剧还是悲剧，都集合在一起。这才能构成一个复杂的全景。一小部分不是真正的中国。■
寻找新的平衡点

“我们会逐步参与到让中国担负更多责任的过程中”


2008 年8 月10 日，正在北京观赏奥运会的法国前总理拉法兰（右二）与塞内加尔前总统、现任法语国家与地区组织秘书长的迪乌夫（左二），在奥运会新闻中心参观，与接待他们的志愿者握手。

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 法国前总理
　　“力量的最好表现在于持之以恒。”时任法国总理的让皮埃尔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在2003年SARS肆虐期间访问中国时说。他这样形容中法关系，也鼓励中国战胜SARS。他是那年春天惟一不畏SARS访问北京的西方领导人。
　　这句话用来形容他自己与中国的关系也是恰到好处。自1976年首次访华以来，30余年间，拉法兰每年均要访问中国。
　　所以，在今年春天中法关系突然坠至冰点时，他成为最理想的法国特使，向北京表达善意。等到夏天再来出席奥运会，则完全是一次快乐的回归。

　　《财经》：自1976年开始，你几乎每年都来中国，哪一次给你留下最深的印象？
　　拉法兰：没有哪次回忆会比奥运会的开幕式更美好。当圣火传递者在天空行进，和平鸽传达着和平讯息，梦幻般的美丽画景徐徐展开，这是个难忘的时刻。

　　《财经》：对于中国而言，奥运会是否成为一种转折？
　　拉法兰：奥运会使中国人自己有了圆梦的感觉，也令他们体会到了世界对于他们的认同。此外，这场盛大赛事的圆满成功，传递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信息。这不但给予了中国人以骄傲，与之同时的，还是相应的责任。因为中国已然跻身于世界大国，而随之相伴的，是承担责任。
　　中国需要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寻找到新的平衡点。我个人对此非常乐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积极的一步。

　　《财经》：你谈到了责任问题，我们看到在准备奥运会的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国家，包括法国，发生了很多碰撞。
　　拉法兰：中国要知道西方体制中带有西方文化特色的部分，包括西方的媒体机制和其中的复杂问题。西方世界也应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对于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稳定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人们谈论中国，却不真正了解它。因此，常常会有一种只求大概的形象，加深了双方的误解。
　　至于中法关系，没有走下坡路，这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我自己也是这种友好关系持续的象征。中法关系已经重新变得非常积极。我相信，围绕着奥运圣火在很多国家遭遇风波是令人遗憾的，但历史的一页已经被翻过。现在很清楚的是，误解已经澄清，萨科齐总统兑现承诺参加了奥运会开幕式，也没有接见达赖喇嘛，立场已经非常鲜明，两国领导人也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会谈。中法关系又回复到了从前的那种战略性友谊。

　　《财经》：你如何看待中国“后奥运时代”的发展？未来的挑战主要来自哪里？
　　拉法兰：在度过一个举国欢庆的狂欢后，回归到日常工作和生活总会有一点点的困难。法国在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后，也经历过同样的过程，必须要重新动员整个国家来投入日常的生活。盛会之后，总是会有一些小的困难，但相信很快一切就会走上常轨。
　　我相信，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得千千万万名中国人脱离了贫穷，我希望这种政策能够坚持下去。另外，我们会逐步参与到让中国担负更多责任的过程中。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大主角，为此也将承担相应的责任。我认为中国履行全球性责任将成为未来几年发展的最大特点。


告别事不关己时代

中国以现代化强国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接下来的挑战是将这转化成为能化解西方对中国崛起忧虑的积极形象和国际关系哲学


麦健陆表示，通过奥运会，中国以现代化强国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

麦健陆（James L.McGregor) 北京麦健陆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麦健陆（James L.McGregor)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近20年，曾担任《亚洲华尔街日报》台湾分社社长、《华尔街日报》中国分社社长、道琼斯通讯社驻中国首席代表以及中国美国商会会长。最终，他将自己在中国多年的经历和观察写成《与龙共舞——十亿顾客的商机与挑战》一书，奠定了其“中国专家”的声誉。
　　两年前，麦健陆创建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北京麦健陆顾问有限公司（JL McGregor & Company），并在不久前获得美国投资银行高盛700万美元投资。他目前担任公司董事长兼CEO职务。
　　
　　《财经》：奥运会将使世界重新认识中国吗？
　　麦健陆：虽然绝大多数世界500强公司在中国做了很久生意，虽然有75万中国学生海外留学，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其实还是对中国不太了解，也不了解中国发生的变化。奥运会使全球电视的焦点集中于中国几个星期之久，所以，将塑造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开幕式完美无缺。它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并将观众们直接带到了现代中国，将其间的200年屈辱史略过。我相信奥运会后世界将把中国看作一个现代国家，而不是一个政治不稳定的贫穷国家。

　　《财经》：中国的现代化强国形象，对西方世界意味着什么？
　　麦健陆：通过奥运会，中国以现代化强国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接下来的挑战，是将这转化成为能化解西方对中国崛起忧虑的积极形象和国际关系哲学。中国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国际关系指导思想，致力于证明中国将发挥领导作用，使世界更和平稳定繁荣。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担心中国只关心自己，而中国在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使中国更富，有时候还使他们受损。与新的全球领导地位相一致，中国需要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中国已经太强大，在经济上太重要，不能再保持以前那种事不关己的外交政策。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了。

　　《财经》：这些变化都是积极的吗？
　　麦健陆：大多数变化都是积极的。中国有机会重塑国际形象，而奥运会是过程的第一步。如果有什么东西是负面的话，那就是假如中国在奥运会后不继续保持开放。
　　在华外商们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中国也许会关上大门。有些人相信，中国已经花了很多年来获得外国技术、资本、知识；也有人认为，不应向外国人真正开放中国市场。奥运会前限发来华商务签证的事令人担忧。它发出的信号是，中国政府不再认为在华外国公司是重要的了。

继承“环境遗产”

奥运会不应只是一个为期17天的烟火盛会，应是中国向清洁发展转型的一个契机


阿齐姆· 施泰纳是“绿色奥运”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

　　阿齐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　联合国副秘书长、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
　　奥运会火炬手阿齐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最关心的，并非这场体育盛会本身，而是主办城市北京的环境问题。
　　这位联合国副秘书长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是“绿色奥运”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奥运会开幕前后，他也穿梭于北京各处、场馆内外，以切身了解和体验这座超级大城市在环境保护方面的进展。
　　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一直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施泰纳则认为，一些媒体的报道比较片面，忽视了北京环境质量的显著改善；在各种公开场合，他多次为东道主辩护，并强调“北京的环保成绩需要更多时间来证明”。
　　施泰纳还对北京筹备“绿色奥运”的过程中，国内外多家非政府组织和大量志愿者的贡献表示赞赏。在他看来，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公民社会的积极参与。在此次北京奥运会上，他领导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还宣布，将该机构首个“环保冠军”授予姚明，希望这位篮球明星“帮助提高民众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意识”。
　　8月7日，在联合国驻华系统与北京奥组委联合举办的一个志愿者激励活动之后，施泰纳接受了《财经》的采访。

　　《财经》：你是否担心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特别是PM10(尺寸10微米以下的可吸入颗粒物)和臭氧的浓度？
　　施泰纳：自从北京赢得奥运会主办权，联合国系统，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内，就在环境方面与中国进行合作。
　　我们与北京奥组委的合作内容之一，就是探讨“绿色奥运”承诺的具体指标。去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已经发布了一份独立报告，评估了北京奥运会兑现了哪些承诺。
　　报告显示，中国政府承诺的绝大部分指标都已经实现，甚至超出了当初的承诺。在奥运会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北京这样利用奥运会，过去七年中在环境方面做出如此巨大的改善。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北京的环境保护已经没有问题。我们都知道，北京的空气质量确实还值得关注，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可吸入颗粒物，其浓度仍然是中国公民在今后生活中不希望看到的水平。
　　我相信，北京市政府部门在非常认真地对待环境质量问题，即使在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绿色奥运”带来的经验教训和激励也不会结束。

　　《财经》：从你了解的情况来看，你觉得奥运会的17天是否可以达到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准则？
　　施泰纳：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些天很多媒体都在报道的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是2005年更新的版本。对于发展中国家，这个准则提出了过渡期三个阶段的目标。
　　公正地说，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当中国在2001年做出申奥承诺时，世界卫生组织原有的空气质量准则还在生效。对于原有的空气质量准则，中国肯定可以符合；对于新的空气质量准则，中国也可以符合过渡期第一阶段的目标。
　　我真正担心的是，我们或许会因为过分怀疑而忽略了很多事实。
　　当奥运会结束时，有两点是清楚的：
　　第一，如果天公作美，北京的空气质量会变得更好一些。
　　第二，如果天气不好，空气质量可能会更差一点；但这也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果奥运会不在北京举办，这里的空气质量可能会比现在差得多。各种改善空气质量的努力，已经为这个城市留下了巨大的遗产，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
　　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空气质量准则，其实是为常住居民制订的。对于永久居住在北京的人们来说，这些数据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些来访者和运动员，也就在这里待上17天；也许我们不用像媒体这些天所渲染的那样，过分担心北京的空气质量问题。当然，运动员希望在比赛时的空气非常干净，希望拿出最好的成绩，我尊重这一点。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负责人，我每一天都在努力，让各个政府更加积极地承担其责任，而呼吸干净的空气也是人们理所当然的权利。

　　《财经》：奥运会结束之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对它的环境评估报告？
　　施泰纳：北京奥组委、中国科技部和环境保护部目前正在讨论这个问题，以确定怎么评估奥运会（各种环境保护措施）的经验教训，包括对一些数据的评估。
　　我不知道他们发布评估的最后日期，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有兴趣合作参与评估。
　　我们相信，这里面有大量的经验教训，不仅是举办奥运会本身，还有公共交通的改变、能源供应的改变、公众环保意识的改变等。这些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也很有参考价值，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希望帮助不同的国家相互学习。
　　因此，希望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能够拿出第一份北京奥运会之后的环境评估报告。

中国仍会有惊喜

国际市场对铁矿石、铝、铜等矿产资源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这种趋势仍将继续


艾博年（右二）选择了以“个人休假”的形式前来观看北京奥运会比赛。

　　艾博年（Tom Albanese） 力拓集团CEO
　　此次北京奥运会，力拓集团（Rio Tinto)CEO艾博年选择了以“个人休假”的形式前来观看比赛。不仅仅因为这是奥运会，而是因为中国实在让他无法忽略。
　　力拓为全球第三大矿业公司，是世界重要的铝、铜、铁矿石等矿产品生产商，公司法定注册地为英国，澳大利亚则是其重要的生产基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令力拓受益匪浅。2007年，力拓向中国出口铁矿石约为8000万吨。
　　今年50岁的艾博年（Tom Albanese）1993年加入力拓，于2007年5月1日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职位。不过，艾博年上任未久就遭遇了一项考验：全球第一大矿业公司必和必拓集团发起的换股收购。
　　2007年11月，必和必拓提出，建议以3股必和必拓股票换取1股力拓股票，将两家公司合并。必和必拓于今年2月6日正式发出收购要约，并将换股比例提高到3.4比1。就在必和必拓发出要约前夕，中国铝业公司联合美国铝业公司，出资140.5亿美元，在1月31日购买了力拓9％股份，成为力拓最大单一股东。
　　8月9日，在澳大利亚使馆为总理陆克文举行的午餐会上，艾博年意料之中地见到了中铝总经理肖亚庆。毕竟，在这场大博弈中，“个人休假”的空间太小了。

　　《财经》：中国举办这么大型的体育赛事，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所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艾博年：北京奥运会似乎在告诉全世界：“中国在这里，中国的国际领导力在不断增强”——这既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文化、政治方面。我希望未来中国可以在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环境问题上发挥更多的作用。
　　
　　《财经》：你如何看待奥运会后的中国经济？有人担心此后中国经济会出现放缓。
　　艾博年：过去几周里，我与许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是有人认为奥运会过后中国经济将出现放缓，但我不这样看。我们认为，中国经济2008年将比去年有所放缓，但GDP增速仍接近10％，2009年GDP增速可能降至9.2％或9.3％。增长将变得稳健一些，2007年的增速是过快了。北京附近有些工厂因为奥运会召开停工，这并不是因为经济放缓，而是为奥运会的准备工作。我认为到九十月份的时候，中国市场仍会带给我们惊喜。
　　国际市场对铁矿石、铝、铜等矿产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这种趋势仍将继续。
　　
　　《财经》：矿业的高速发展还能持续多久？
　　艾博年：这完全取决于供给与需求。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公司一样，我们一直在努力扩展我们的供应能力，从2003年开始，中国方面的需求也在持续增长，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2009年、2010年、2012年的GDP增速能达到多少？印度会怎么样？其他新兴国家又会如何？美国何时能走出经济衰退？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决定市场需求的因素。我们认为，这种供应紧缺的局面仍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我们仍会继续追加投资。
　　
　　《财经》：很多中国公司去澳洲投资，特别在矿业领域。有人说政府将收紧来自中国的投资。从澳大利亚的角度，你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担心吗？
　　艾博年：这些年，很多外国公司投资到澳大利亚的资源领域，这也正反映出这个产业的活力。政府的法规在六个方面规定了如何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我们认为这些政策是正确的，提供了一致性、清晰性，令外国投资能够无歧视地进入澳大利亚。我个人认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是国际经济和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澳大利亚曾受益于来自日本、法国的矿业领域投资，某种意义上中国企业也在做同样的事。
　　
　　《财经》：20世纪60年代日本对澳洲的投资和目前中国的投资有何不同？
　　艾博年：日本是资源小国，中国则有很大的矿业投资市场。我建议中国能够无歧视地向外国资本、外国公司开放投资。在我看来，中国的矿业市场远未达到完全开发的程度，比如铁矿石。像力拓这样的公司可以给中国带来技术，给中国的矿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不要摇摆

“两件事决定中国经济未来：一、坚持发展路线；二、继续走市场经济之路”


柳传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说到底，发展是硬道理。”

　　柳传志 联想控股总裁
　　作为中国最具标杆性的民营企业——联想集团——的创始人，现任联想控股总裁的柳传志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说到底，发展是硬道理。”
　　在8月11日的专访中，他将这句话重复了很多次，似乎每一次重复都在更强化它的意义，更拓展它的内涵。在他看来，这是中国前30年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经验。
　　柳传志承认自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北京奥运会的受益者。1984年，40岁的柳传志参与创办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联想集团前身）。这原本是中国科学院旗下衍生的国有企业。24年后，联想控股发展成为综合营业额近1500亿元，横跨IT、投资、地产三大业务板块，拥有两家上市公司——联想集团（香港交易所代码：00992）和神州数码（香港交易所代码：00861）的“巨无霸”。而联想集团更成为一家股权分散、创始人和员工均在其中持股的股份制企业。
　　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走向全球；同一年，联想集团以6500万美元代价获得北京2008年奥运会全球合作伙伴资格，成为第一家进入奥林匹克“TOP计划”俱乐部的中国企业。
四年来，联想投入了几乎相同规模的营销配套费用，并赞助了奥运火炬全球传递等活动。它对奥运的参与和投入，常常被拿来与汉城奥运会时的三星相比。
　　而柳传志自己，在24年中安然度过了“改制”“宏观调控”“多元化”“国际化”等诸多考验，他期待着奥运之后的中国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世界，也期待着中国更坚定地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
　　“你的目标就是要发展，那么一旦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就不要被其他东西所左右，（向前向后）摇摆都不是好事。”他说。

　　《财经》：你在现场参加了开幕式，有何观感？
　　柳传志：开幕式很壮观，唤起了民众的热情。办奥运会的整个过程，显示了中国的凝聚力。
　　中国人这么重视奥运，是因为第一次举办，这就如同运动员第一次得奖，一定很激动。中国过去是穷人，现在富了一点，希望得到世界的尊重。在这个时候，我们努力争取到把奥运放到家里来办，把客人请来，看看中国实际上是什么样。所以，从上到下都很激动。
　　这次奥运会和奥运会前的很多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最近有本书叫《崛起的四大国》，有助于我们了解外国人现在的心态。书中谈到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打破了以往的格局，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抢了别人的饭碗，会有人心里不舒服。但是，对着干不是办法。中国要理解这种心态，政府和老百姓，特别是政府，要研究出一条路线来处理这些事。

　　《财经》：这次奥运给中国带来的变化中，哪些最重要？奥运之后能否延续？
　　柳传志：奥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要大过对经济的影响。它让中国人更有凝聚力，这极其重要。这是因为，经济高度发展，文化跟不上，最后会迷失方向。此外，奥运也把环保提到一个高度。像北京的空气质量，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

　　《财经》：政府为奥运做了多方努力，出台了很多新政策，行为方式也有许多调整，哪些在你看来最重要？
　　柳传志：奥运会前，中国在处理西藏“314”事件等问题上都表现得更开放和透明，效果非常好。汶川大地震后，中国也对记者全面开放。过去我们不习惯这么做，总想收拾好了再让人进来。现在这么做了，效果很好。我希望坚持做下去。
　　中国申办奥运还有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加入国际大家庭以后，要遵守国际大家庭的规则，才能被大家举手通过，以前加入WTO也是如此。中国由此更加明白按国际规则办事的重要性。中国的目的是继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让国际社会更有利地接受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和透明的做法，是最重要的。

　　《财经》：你个人对北京奥运会有过什么期待？
　　柳传志：我对奥运会最大的期待，就是希望通过申办，让中国老百姓凝聚力进一步增强。近年来改革开放初步取得成果后，中国一度经历了对政治淡漠、价值观混乱的时期。申办奥运，使得中国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华民族有了强烈的认同，民族热情高涨，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

　　《财经》：如何区分民族热情与民族主义激烈情绪？你对后者是否存在担心？
　　柳传志：非常担心。像那次抵制家乐福的行动，我就不赞同。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国家，都要想清楚自己发展的目标和方向，然后分析中间会遇到什么障碍，如何克服。不能赌气，不能抵制，不能仇恨。对于不满意你的人，要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
　　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那是一个让群众性狂热最充分表现的年代，越“左”越受欢迎。但光喊口号爱国却不用付任何代价，要坏事。

　　《财经》：很多人认为奥运会可以拉动中国经济成长，现在又有对于奥运后经济下滑的担心。你怎么看？
　　柳传志：以为奥运会来了政府会怎样，那还是计划经济一套的想法，是不懂经济才这么说。能够拉动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现实动力，还是那几点：第一，中国有相当高素质、廉价的人力，泰国、越南等的规模都没法跟中国比；第二，中国市场潜力非常大，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时，有非常大的需求空间。这依赖于民营企业的成长，带来更多的就业和消费。
　　中国这些年的经济政策未必全都正确，但为什么经济一直往上走？就是因为前面提到的这两个拉动力带来的空间太大，犯点小错误根本不影响大势。
　　我坚持认为，中国经济还会好下去，因为这两个因素依然存在。只要发展大方向明确，政策不左右摇摆，心无旁骛坚决走下去，中国就没问题。
　　中国现在确实存在若干重要矛盾，包括贫富差距、环境问题。我觉得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发展还是第一要务。谈到贫富问题，我想提醒一点：正常致富与通过不正常渠道致富千万别混为一谈。因为正常致富是以发展作为基础的，带动了社会经济财富的增长，这是良性循环。

　　《财经》：现在经济增长有所放缓，许多人说广东、江浙一带的出口企业倒闭了很多。又有很多人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是否需要政策有所调整？
　　柳传志：不是所有企业都有问题，你说蒙牛受影响了吗？根据我信服的经济学家所讲，人民币汇率偏低鼓励了很多企业的出口，但这不是真实的竞争力。早些年就该把汇率降下来，让大家干点出口之外的，否则占的是国家的便宜。
　　现在真正让人担心的是政策来回摇摆。如果现在人民币松口、贷款松口，让没有竞争力的企业继续活着，就会带来更大问题。通货膨胀加剧，危险更大。
　　我这些方面研究得不透，我只懂一条：就是研究透以后，该怎么走就要坚决走。只有明确政策导向，才能逼着企业往新的路上走，逼着他们去研究技术，打国内市场，去做品牌，这样才有前途。在这个过程之中，有一部分人会痛苦，但是应该承受得起。
　　奥运会对中国经济既没有什么大的推动，也不会有低谷效应。我只担心政策摇摆，担心中国能不能坚持发展的路线，走市场经济的路。这才是真的。

　　《财经》：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次展示。这条发展道路已经走了30年，奥运会之后是否需要重新定位？
　　柳传志：奥运是中国的一次“加冕礼”。我觉得中国完全不存在重新定位的问题，邓小平当时定的这几条到今天还是非常对。
　　发展是中国第一要务，和谐社会跟发展之间并不冲突。不发展，既解决不了环境问题，也解决不了弱势群体的生活提高问题，也解决不了民族问题；中国要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坚决走下去，根据这个路线去制定方针政策，就没错。
　　市场经济往下走，要面对难题，如垄断以及特权这些东西。上世纪80年代末，整个计划经济准备改革之际，就存在大批的批文、配额，这实际上是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土壤。
　　还有就是现在控制通货膨胀的方式，严重影响了市场经济规律。现在对油价、粮价的控制，让全世界受益，中国人吃亏。中国的市场经济还在积累的过程，处理国际和国内经济关系，尽量按市场规律去做，才能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