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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晚清金融风暴幕后的历史真相:《帝国沧桑》
宋晋站在一旁越听越不对劲,这个李鸿章两面三刀,越说越离谱,这简直就是恐吓小皇帝。“李中堂,恐怕言过其实吧?”宋晋哪里知道李鸿章当初赞成他的观点是激怒左宗棠,让左宗棠先跳出来,这样洋务派才能够在造船问题上站到宋晋的对立面,轮船招商的事情才能够借机实现。李鸿章不紧不慢,开始耐心地给宋晋好好上一堂课:宋大学士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面临多么艰难的国际形势?无论是欧美还是小日本,他们的真正目的不是要打垮我们,打仗的背后是为了银子,用西方人的话是资本,他们是要通过资本战争来掠夺我们的财富,你看看他们每次跟我签约,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开放通商口岸,你看看现在他们多少商船在我们的江河湖海上航行?他们的蒸气机轮船那么快的速度,人员少,成本小,运费比我们的沙船、夹板船低很多,我们的沙船是上千艘,可是你看看那些沙船,我可是统计核算了一下,要想维修好沙船,至少要花费三千万两白银,现在朝廷年年赤字,哪来银子修船?漕运河道淤塞,要动用多少民工疏浚?要多少粮食银子给民工工资吃喝?更危险的是暴动,元朝是怎么灭亡的?就是派十万人疏浚黄河,一帮土农民开始暴动,最后整个元朝到处烽烟四起。之前的太平军的匪患已经让朝廷疲惫不堪,难道你还想引发更大的暴动吗?
李鸿章说着说着,又从袖筒里拿出一份调查报告,哗啦一下展开:大家看看,洋人这么些年除了打我们还干了一些什么?早在鸦片战后不久,即有洋商船只航行于沿海。1842年英船“美达萨”号首抵上海;1844年,怡和洋行派“哥萨尔”号作香港、广州间的定期航行;1850年,大英火轮船公司派“玛丽乌德”号开辟香港、上海间航线。1853年美轮“孔晓修”号亦开抵上海。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在五口开放之外,又开了南至琼州、潮州北至牛庄、天津西至汉口等多处为商埠。于是外轮得以直入长江、大沽口。各国闻风而至,英、法轮船公司和在华洋行,纷纷自行其是地派轮航行于各埠。60年代的10年间,外商在港、沪、津等处设立的轮船公司,主要有:美国的旗昌,英国的会德丰、上海拖驳、大沽驳船、太古洋行,以及英葡合营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德国的美最时等等。到70年代,外轮侵入的势头继续扩大和深入。揽载客货和槽运,剥夺大利,帝国曾经兴盛航行于江海的沙宁帆船停业,咸丰年间沙船2000余只,到70年代初只剩400只,因为它们不能与迅速安全和取价较廉的外轮争衡,帝国沿海内河航行权逐渐沦于洋商之手,同时原为中国沙船、钓船所得的水脚,日益增多地流入洋商之腰包。更为可怕的就是福州将军文煜说的那样,现在很多华商依附洋商名下,大清的财税慢慢地流入到洋人的腰包。
“皇上,上海有个叫顾福昌的老头死后,英美驻华使馆却为其降半旗致哀,这是英美国王以及总统死了之后才有的最高礼节,英美大使馆却将这样崇高的礼遇给了这个老头,这个顾老头之前是上海四马路丰盛丝行的老板,1862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南北战争开始之后,国内的投资形势恶化,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设立了旗昌轮船公司,顾福昌便是大股东之一,那年,旗昌轮船公司在十六铺建造了上海滩上唯一的外洋轮船码头——金利源码头,是现在上海港规模最大的客运码头,这个码头最早是顾福昌的,后来顾福昌就用这个码头入股了旗昌,这个旗昌有一半的股份是大清的商人持有,现在这个旗昌轮船掌握了大清航运业的半壁江山。”李鸿章义愤填膺,说到动情处,声音提高了一点,“皇上,顾福昌依附洋人固然可恨,降半旗也并非洋鬼子尊重顾福昌,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洋鬼子的一个阴谋,他们是要给大清的商人作样子,吸引更多的商人将钱投给他们,对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个肇事的‘亚罗号’轮船真正的船主就是我大清子民。洋人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钱越多他们的生意就越大,控制我们的航运权就越牢靠,我们的漕帮沙船主生存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洋鬼子揍我们,他们是整个帝国的仇人,但是连年的战争、多如牛毛的税捐,而洋人跟大清打仗候签订了不少的条约,他们在我们的江河湖海航行只缴纳非常少的关税就可以,这样一来,就拉开了朝廷跟商人的距离,政府的公信力在战争与洋人利益诱惑的双重消磨下,越来越脆弱,这样的后果就是华商依附洋商,我们的税赋越来越少,我们的贸易缺口越来越大,我们的财政越来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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