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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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宋史》 -------------------------------------------------------------------------------- “天水一朝的辉煌” 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便是《宋史》，总共有496卷，包括本 纪47卷、志162卷、表32卷、列传255卷，字数多达500多万。但是同时它也是二十四史 中问题最多，后人已经或者想要重修者最多的正史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历史意识便十分强烈，不但有着完善的史学机构记载本朝的历史，而 且每一朝一代都为先朝修史。元朝虽然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蒙古族建立的王朝，但在汉族 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这一传统也继承下来了。诚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临安攻克后， 负责留守事宜的董文炳对前来招收儒士的李槃、王构所说的“国可败，而史不可灭。” （《元史》卷156）基于这一精神，元世祖至元初年（1264年）便建立了翰林国史院， 南宋灭亡后，又在已下诏修辽、金二史的基础上，下令纂修《宋史》。但因元初局势初 定，无暇顾及修史之事，《宋史》也就没有实际着手修撰；世祖以后数朝也曾多次下令 纂修三史，也迁延未就。其原因何在呢？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经筵检讨官危素 在写给中书右丞贺惟一（太平）的信中说：三史迁延未修，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三史 纂修时，究竟以辽、金、宋哪一朝为正统问题的长期争论；二是本朝攻取金朝、宋朝有 所避讳；三是经费问题；四是缺乏良好的修史人材。从当时实际情况看，其中最主要的 问题是：朝野上下在正统问题上长期争论不决，形成僵局。元朝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 立的一统王朝，若以宋为正统，在史书中以宋为本纪，辽金为载记，则失去了少数民族 的立场；若以辽金为北史，宋分写宋史和南宋史，则又引起有着传统华夷观念的汉族文 官和知识分子的抗争。到了元顺帝时，在贺惟一、巙巙等人的一再建议下，才最后下定 决心纂修三史。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顺帝下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 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 士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并遴选了一大批史官正式开局。而这一次之 所以成功，除皇帝十分重视之外，也与脱脱裁定，最后解决了正统问题有关系。《庚申 外史》卷上记载：“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史各与正统、 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脱脱的这一裁决虽然专制，但是它既为三史的纂修成功创 造了条件，而且也彻底打破了以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传统修史观念。因而在中国史学史上 具有积极意义。于是自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正式纂修三史，五年（1345年）十月， 《宋史》脱稿，前后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因脱脱已于至正四年五月（1344年）辞职，因 而《宋史》是由继任的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呈给顺帝的。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 鲁图虽名为都总裁，但因素不识汉字，因而所起作用不大；主要撰修者除上述揭傒斯等 总裁官外，还有史官斡玉伦徒、泰不华、于文传、贡师道、余阙、贾鲁、危素等23人。 《宋史》修撰的时间是相当仓促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修成后 对它的批评也极多，概括地说，其主要问题是：第一，篇帙庞大，内容繁芜；第二，对 一些人物、事件的评价是非失当之处比比皆是；第三，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 考证等方面相当粗糙；第四、事实记载详北宋而略南宋，详南宋前期而略后期，因而轻 重失当；至于史实的疏漏、前后矛盾等则更为常见了。因此易代之后，就有人开始改订， 重修《宋史》，这种行为一直延续到清代中期。 出现了不少的作品，这些作品有删繁就简的；有重点改进正统问题。其中最主要的 有：明代五洙《宋史质》100卷；柯维祺《宋史新编》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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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辽史》 -------------------------------------------------------------------------------- 穹庐里的春秋 《辽史》也是元代官修的一部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16卷，计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另附《国语解》1卷，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辽代（907—1125年）的历史事实。 与《宋史》一样，《辽史》也是元朝至正三年（1343年） 四月开始纂修的，但《辽史》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在至正四年三月（1344年）便完成了。要想修成一代之典籍，无论如何，一年时间是不够的，因而《辽史》完成之后，即成了二十四史中缺陷最为明显的正史之一。这一点既与如上所述的《辽史》纂修时间短促，元代史官不能仔细整理、考订有关；也与旷时日久、与辽有关的文献散佚太多有关系。 辽朝是契丹族建立的，开国于公元907年，1125年为金所灭，共历218年。辽朝时，也沿用唐及五代各国的制度，设立有国史馆，修纂有起居注、日历、实录、国史等，但这些原始材料大部分已经散佚。元后期修《辽史》依据的主要是辽、金、宋人的著作中的第二手资料。原始文献主要只有以下几种：一、辽耶律俨的《辽实录》70卷。二、金陈大任的《辽史》。金灭辽之后，曾两次下令纂修《辽史》。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1141—1149年）由耶律固主持修纂，由其弟子萧永琪最后完成的《辽史》75卷，但未刊行；一次是在章宗时期，因为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这次修《辽史》颇花了些功夫，时间长达17年之久，参加的史官除陈大任之外，还有党怀英、郝俣，移刺益、赵沨等十余人，最后由陈大任完成。后人一般称此书为陈大任《辽史》。不过此书亦未正式刊行。三、南宋叶隆礼的《契丹国志》。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原金朝状元，时任元朝翰林学承旨的王鄂，向元世祖忽必烈建议修辽、金二史，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但因军事繁忙，时局未稳，没能实行。 至元元年（1264年），王鄂再次建议修辽、金二史，时元翰林国史院也建立起来，但这一次也未见诸行动。以后仁宗延祐、文宗天历曾多次诏修辽、宋、金三史，都因正统问题的争论未决，义例未定，因而都未成功。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总裁官是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太平）、张世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等4人分别执笔撰写而成。与金章宗时修《辽史》不一样，元代在组织撰写、成书，特别神速。从至正三年四月（1343年）始修，至次年三月便大功告成，只用了11个月时间。 《辽史》所据资料既少，又匆匆成书，存在许多缺点便是很自然的了。因此，数百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批评和指责。清代史学家顾炎武、钱大昕、赵翼等对它都有过评论。概括地说，其缺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过于简略，以致漏载了许多修史所必不可少的内容。如建国后，曾几次改变国号，先称契丹、后称大辽、后又称大契丹、又后复称大辽。这样重大的事实，在《辽史》中竟然没有反映。又如从整体上看，《辽史》有116卷，卷数为《宋史》的1/5，而字数却仅47万字，只有后者的1/10。第二，记事前后矛盾。如《太祖记》载： “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毕离遏，因遣使谕其主乌母主可汗。”而《属国表》记载同一事件却说成是“天赞三年，获甘州回鹘都督乌母主可汗。”究竟俘获的是毕离遏还是乌母主可汗？使人无所适从。第三，记事错误甚多。其中既有纪年错误，如《太祖纪》：元年（9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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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金史》 -------------------------------------------------------------------------------- 草原与田园的交响诗 《金史》也是元末官修的一部记金代历史事实的纪传体正史，全书共135卷，计本 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书后还附有《金国语解》一篇。 《金史》的纂修，我们有必要从为《金史》作过重大贡献的王鄂说起。金哀宗天兴 三年（1234年），蒙古军队包围了金朝廷的最后据点——蔡州，因蔡州的抵抗，元军恼 羞成怒，攻下蔡州后下令屠城。正在这个时候，蒙古军统帅张柔发现原金朝状元——王 鄂也在被俘者之列，张柔马上救下了他，从此，王鄂便成了张柔的座上客。他们二人为 《金史》的成功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之后，王鄂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为元初朝廷上下的文字制作及各 项典章制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鄂向忽必烈建议，设立史馆，并且纂修辽、金 二史。 他认为，金辽二代皆有善政，如不及时记录，便可能逐渐被人遗忘，“宁可亡人之 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元名臣事略》卷12）忽必 烈听从了他的建议，建立了国史馆，并命编修辽、金二史。于是王鄂即开始搜集金朝材 料，并亲自拟定了《金史》的体例并将它委托给王恽。但《金史》的纂修工作并未从此 具体展开；后来数朝因为正统义例问题的争论，《金史》的纂修也与宋、辽二史一样被 耽搁下来了。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才正式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皇帝 的支持下，并由中书右丞相脱脱裁定，解决了正统问题，《金史》才与其他二史一起修 纂成功。《金史》是至正四年四月（1344年）始修，次年十月完成的，用了一年半的时 间。三史的都总裁官是脱脱，《金史》的总裁官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太平）、张起 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由纂修官沙刺班、王理、伯颜、赵时敏、 费著、商企翁等撰写而成。可见，这个写作班子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班子。 与《宋史》、《辽史》不一样，《金史》修成以后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好评。学者们 一般认为，《金史》在二十四史中虽谈不上是上乘之作，不能与《史记》、《汉书》、 《三国志》等比美。但是，在元末所修三史中却是最好的一部。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说： “《金史》叙事最详略，文笔亦极老洁，迥出宋、元二史之上。”（《廿二史札记》卷 27）《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仓促成书 者不一样，所以本书首尾完备、条例整齐、简约而无疏漏、周赡而不繁芜，在宋、辽、 金三史之中，是最为完善的。”确实，与宋、辽二史相比，其优点是比较突出的。首先， 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 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 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各《本纪》的末尾， 设立了《世纪补》一篇，专门记述了几位未曾即位称帝，而被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 迹，这在体例处理方面十分得体，为后代修史者所继承；此外，《金史》在最末尾专立 《金国语解》一篇，用汉语标出了表现在官称、人事、物象、姓氏等等之中的女真语称 谓，是参照释读《金史》及研究女真语言文字的重要资料；《金史》还根据具体需要， 创立了《交聘表》，以编年体表格的方式记述了金朝与邻国（如宋、西夏、高丽）的和 战及来往关系，形式新颖，内容清晰。 其次，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 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 记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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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元史》 -------------------------------------------------------------------------------- 因以往之兴废，作将来之法戒 《元史》是记载自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建立大蒙古国至元朝灭亡160余年历 史的史书。 1206年，蒙古族卓越的首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各部落后，建立了 蒙古帝国。1271年，忽必烈在接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同时，也接受汉族儒士的建议，改国 号为大元。1276年，元朝灭南宋统一全国。元朝自成吉思汗始，共传14位皇帝，立国 162年。元顺帝统治后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军队攻克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逃到漠北，元朝灭 亡。 明朝建立的时候，元朝的残余势力仍然很强大。元顺帝在漠北地区仍然维护着自己 的统治，史称北元。参与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在陕甘地区与北元协同抵抗明朝，元朝 残余势力还占据着东北和云南，江南的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不肯与明朝合作。朱元璋面 临着巩固统治和统一全国的任务。为了巩固政权，笼络元朝遗民，招抚和平定割据势力， 朱元璋利用编修《元史》这一举动，来表明自己建立明朝的合法性。 《元史》修成也就意味着一个朝代的结束，从而打消元朝残余势力复国的幻想。明 朝在建国之初即急于编修《元史》是有着良苦的政治目的的。同时，明朝修《元史》也 是为了总结和吸取元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为明朝的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明军攻克大都后，获得了元朝大量的文献典籍，为《元史》的编修创造了必要的条 件。 洪武元年十二月（1368年），朱元璋下诏编修《元史》，命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 修，宋濂、王祎为总裁官，并组成了16人的编修班子。第二年二月正式开局修史，至八 月就完成了元顺帝元统元年以前的部分。接着又派人到各地征集史料。 洪武三年二月（1370年）再次开局，继续修史，这次除仍用宋、王2人为总裁官外， 只有1人参与了前一次的编修，其余人员都是新人。至七月，全书修成。《元史》编修 前后总共用了331天，参加修史的人员前后共31人。 明朝修《元史》时，元朝的各位皇帝的《实录》、《后妃功臣列传》是《元史》本 纪和列传的重要资料来源。《元史》的《志》和《表》则主要取材于元朝所修《经世大 典》。 《元史》全书210卷，其中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 《元史》有14位皇帝的本纪，《太祖纪》除记载铁木真一生活动外，还记载了其以 前10世的简单情况和世系。 《元史》各志，按时间先后记述事实和制度的变化沿革，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 《天文志》记载了天文学家郭守敬所制作的天文仪器的制作、使用方法、用途和效果， 以及引进西域的天文仪器。还记录了元代的各种历法，特别是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 《地理志》记录元代考察黄河发源地的情况，是汉唐以来对黄河河源考察最具体、记载 最详细的文献。《祭祀志》对蒙古族生活习俗的记载为研究蒙古族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 宝贵资料。 《元史》有列传人物1281人，去掉重复者，实有1270多人。《外夷传》记载了20个 国家和地区的情况。 《元史》由于编修时间仓促，使它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同时也因为它多 照抄史料，所以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使它具有比其他某些正史更高的史料价值。元朝 的13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部分内容只是靠《元史》才得以保存下来。《元 史》的本纪和志占全书一半，而本纪又占全书近1/4，保存了大量失传的史料。列传部 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资料可以参考，而一 些蒙古名臣的资料常常无处可找，因此立传的不及一半。就列传中的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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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贤奸托布衣” 《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国明朝（1368—1644年）历史情况的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其中目录4卷、本纪24卷、志75卷、表13卷、列传220卷，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认为它超越了宋、辽、金、元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1644年3月，农民军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而死，明朝灭亡。次年5月，即顺治二年五月（1645年），清朝政府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奏请下，即下令设立总裁官、副总裁官，开始纂修《明史》。但是因为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而清朝政府反动强暴的“剃发令”又引起了江南老百姓的坚决反抗和抵制。在这种战火纷飞、政局动荡的情况下，当然是无暇顾及修史的。 朝廷的意图也主要是想借此宣布明朝已经不复存在，以及笼络明朝遗老及降清明臣。加上当时明朝的大量档案、邸报等材料也没来得及整理，史料非常缺乏，因此纂修工作并未实际展开。直至康熙十七年（1678年），随着三藩之乱的基本平定，政治局面完全稳定，经济、文化各方面得到恢复和发展，人力、物力得到充实，明朝史料也大量发掘整理，修《明史》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才正式开始《明史》的纂修工作。这一年，康熙试博学鸿儒143人于体仁阁，取上等20人，二等30人，命他们组成班子，纂修《明史》。但康熙也带有强烈的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政治目的，对修《明史》并不特别热心，因而纂修工作也就时紧时松，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直至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后才完成四部《明史》稿本，一种是313卷本，一种是416卷本。这是所谓万氏《明史稿》，即由民间史学家万斯同审定的两种明史稿本；另外两种是王鸿绪分别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进呈的205卷本（列传部分）及雍正元年（1723年）进呈的310卷本，但王鸿绪这两种稿本完全是在万氏稿本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 经过近50年的努力（1878—1723年），《明史》纂修的主要工作可以说已经基本完成了，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重开史局，以隆科多、王顼龄为监修，张廷玉为总裁，在王氏《明史稿》（310卷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损、考订、修改，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二月，由大学士张廷玉进呈，乾隆四年（1739年）正式刊行，《明史》终于完成了。如果从顺治二年（1645年）始修算起，直至乾隆四年正式刊行，《明史》的纂修至刊行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明史》经三次纂修，延时近百年，经手之人众多。第一次纂修时诏谕中提到的总裁官有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第二次纂修时，监修都总裁官有徐元文及李霨、王熙、熊赐履、张玉书，总裁官有叶方霭、张玉书及徐乾学、汤斌、陈廷敬、王鸿绪，另有编修、检讨50余人。此外还包括一些未入史馆或不署衔的人，如“布衣”万斯同等；第三次再修《明史》时也有总裁张廷玉、朱轼、徐元梦以及纂修官23人，最后由张廷玉进呈于皇帝。可见，《明史》经过三代学者精心撰写、勤奋钩考，历时近百年始告完成，因而它成为二十四史中的佳作之一也就不奇怪了。而《明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其功最伟，用力最多的当数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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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同，字季野，浙江鄞县人，幼年即阅读古书及家藏明朝史料文献；后与兄万斯大一起从著名学者黄宗羲学习，尽窥其史学蕴奥及治世致用的学问精神。康熙八年（1669年），他在越城（绍兴）姜定庵家，精读姜所藏明十五朝实录，并参以其他野史、笔记等，从此熟识明代史实，为以后写明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康熙十八年（1679年），应都总裁官、大学士徐元文之请来到北京，居其家中。当时修史之人，都可拿七品俸禄，称翰林院纂修官，但万斯同因祖宗四代效忠明朝，又受其父万泰、其师黄宗羲忠于故国思想的影响，不愿做清朝官，所以他不署衔，不拿俸禄，只作为徐氏门客，以“布衣”身分参加史局。与一般的总裁、编修不一样，万斯同是作为总审稿人参与纂修的，对明史稿的最后定稿起了关键作用，据后来全祖望在《万贞文先生传》中说：万入史局后，“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问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明史稿》五百卷，皆先生手定。”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四月初八，万在京师王鸿绪家中去世，为《明史》可谓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黄宗羲《送万季野北上诗》所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贤奸托布衣。”（《南雷诗历》）即反映出万斯同在《明史》修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史》之成功当然也与所据史料十分丰富有关。明朝自朱元璋开国至崇祯灭亡共历16帝，历276年。在这期间，产生了许多官私史书、笔记、文集，积累了大量的公文、档案。 这些在清初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加上修《明史》时还征得了不少的私人文集、遗事等，因而《明史》修撰所据材料是十分丰富的。尤其明朝十三朝实录完整地保存下来更是史事之渊薮。万斯同便是通过熟读明朝实录而熟悉明代史实的，其余官修政书、方志，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万历会计录》以及大量奏疏、文集、笔记和私人所撰明史，如郑晓《吾学编》、李贽《续藏书》、陈建《皇明从信录》、谈迁《国榷》、王世贞《弇州山人史料》等都成了《明史》的重要参考材料。既有如此丰富的史料，《明史》的史料价值当然是比较高了。 但是《明史》是否就那么完美无缺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综观《明史》，其缺点也是很明显的，除了任何史书都难免的史实错误，前后矛盾之外，最主要缺点就是隐瞒事实之真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清在建国之前曾臣服于明的事实；二是清入关之后南明诸朝廷存在的事实。清是建州女真人建立的，建国之前，曾经长期臣服于明，其首领经常朝见皇帝，上纳贡品，朝廷也常授予或允其袭替官职。这些事实，《明史》都一概讳见，以致明朝督抚辽东的文武诸臣，即使《明史》中有传，其在辽之事迹亦隐晦不明。明灭亡后，在南方各地先后有弘光、隆武、绍武、永历朝以及鲁王监国等南明政权，时间达20多年，《明史》亦隐讳未书。此外对于规模宏大的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斗争，也无专门的列传予以记载，而只零见于明朝有关官员的列传中。这些都是我们阅读《明史》必须注意的。 这些隐讳，如果再结合清初因私修明史屡兴大狱的事实，表明了封建的桎梏已经在严重地束缚着中国的发展，封建官修正史已经走到了它的穷途末路。《明史》的“完善”不过是它的回光返照而已，何况这一“返照”还有赖于一位“布衣”史学家呢！ 《明史》刊行后，清乾隆、同治、光绪诸朝及民国时皆有刻本，现在通行的是中华书局于1974年出版的标点校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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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读通鉴论》 -------------------------------------------------------------------------------- “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 《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卓越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崇祯十五年（1642年）壬午科举人。明亡后参加南明抗清斗争，后来放弃政治活动，退隐乡闾间，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以著述终其身，共计成书数十种，达300余卷。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阅读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笔记，全书30卷，其中秦1卷，西汉4卷，东汉4卷，三国1卷，晋4卷，宋、齐、梁、陈、隋各1卷，唐8卷，五代3卷，另附《叙论》4篇为卷末。 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历史著作。首先，它是阅读另一部历史巨著的笔记，其中每一节都是针对《通鉴》所记的某一段史实而发的议论，如果不参照《资治通鉴》而单读《读通鉴论》，就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其次，这部书是一个思想家的历史沉思录。它既折射了明清之际那段血与火的历史之光，又积淀了一个当时心境极为痛苦与矛盾的思想家的深邃反思。所以，总体水平远超出一般史书。 王夫之是一个忠于明王朝，又具有浓厚汉民族意识的文人。对于明亡于清这一事实，他从其字里行间透溢出痛苦和悲愤。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借古史来发泄自己的民族义愤，而是希望“推本得失之原”，“立一成之型”，所以，其史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感。明亡后，若干史学家探讨其灭亡原因，或批评政治混乱，或分析制度弊端，或抨击君主专制及其流弊，深度不一。其中，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批判专制君主制度的思想最为深刻。王夫之与大多数史学家不同，他不仅具有这种现实感，而且能将其与历史的沉思融合起来，试图从中总结出更高层次的历史哲学来。 首先，他清醒地反观自身，认为“夷狄之蹂躏中国，亦非必有固获之心，中国致之耳。”于是他在《读通鉴论》中，批评君主与大臣聚敛财富，批评君主贪巧自矜滥杀忠良，批评奸臣败坏纲纪使国家衰微，批评大臣拥兵自重强枝弱干，批评学风日衰邪说日盛，批评纵客商贾舍本逐末，批评奸臣引狼入室屈膝投降……批评几乎涉及到历代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他心目中，前朝旧事只不过是明朝现实而已。 其次，在历史的沉思中，王夫之得到了一个启示，就是“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他从远古人类的“异于禽兽无几”与今天人类文明中看到了“世益降，物益备”；从三代的“沈酗”、“淫奔”、“黩货”与唐代的“天下帖然受治”中看到了今未必不如昔；从三代的封建诸侯与秦始皇改郡县制的成功中看到了“势相激而理随以易”。历史的变化使王夫之得出了一个哲理性的结论：“势之顺者，即理之当然者矣”，也就是说，顺应历史潮流的就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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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势合一”、“理因乎势”是王夫之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的最有光彩的结论。“变”是这个历史哲学的核心。正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王夫之批判了封建史学中最要害的命题“正统论”，“统者，合而不离，续而不绝之谓也”，就是说，所谓“统”是统一了国家并能较长久地持续下去的政权，不论是靠武力统一的，还是靠阴谋“篡弑”而来的，只要它顺应了大势，使国家“合而不离，续而不绝”，就是合理的、正统的，并不在乎它姓李还是姓赵。他说：“论之不及正统者，何也？ 曰，正统之说，不知其所自昉也。自汉之亡，曹氏、司马氏乘之，以窃天下，而为之名曰禅。于是为之说曰，必有所承以为统，而后可以为天子，义不相授受而强相缀系，以揜篡夺之迹，抑假邹衍之邪说，与刘歆历家之绪论，文其诐辞，要岂事理之实然哉。”史书从朱熹著成《通鉴纲目》以后，正统的争论已成为封建史学家所最关心的事，甚至影响到宋、辽、金三史的修撰，迟迟未能定稿。而王夫之此说完全粉碎了那些一无可取的谬论。如果说黄宗羲是从明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出发得出了批判明朝君主专制的理论，那么，王夫之则是从历史的不断变化发展中得到了这一思想。千百年来，天不变道亦不变，宋元以来，为一家一姓而争正统的喧吵热闹非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成则为王、为神、为圣，便是得天命、当正统，永远私有天下，无人敢说不字。而黄宗羲、王夫之却否定了这天经地义的结论，从历史变化上指出了顺应“势”者才合天理，无疑是一个进步。 当然，历史遗留的负担毕竟太沉重了，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积淀的毕竟太深厚了，当这位思想家在进行历史沉思时，常常不自觉地沿袭了传统历史观与道德观，陷入传统的保守观念之中。如他认为封建君主不能变，能变的只是具体的措施与制度；封建思想观念不能变，能变的只是个别的方法与观点，这便成了王夫之思想中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矛盾。他理智上承认“势之所趋”即“理”这一哲学命题，但感情上却不能接受真正扑面而来的“势”。他骂与正统理学相左的学派，如宋代的苏学、浙学及明代李贽等人的异端史学，指斥李贽的《藏书》为害尤烈。当张献忠请他加入起义队伍时，他“剺面伤腕，誓死不肯”，而清兵南下时，他却举兵反抗，将民族大义与忠君思想糅在一起。所以，在阅读《读通鉴论》时，既要注意到他表露的进步史学思想，也不能忽视那些阻碍这种思想升华的种种保守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