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生死两茫茫

杨过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中国有多少农民失去土地？ 　　近来频频关注三农问题的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披露，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 　　而民间一些学者的估计远远超过这个保守的数字。专家估计，伴随着“圈地运动”的继续扩张，2030年这一数字有可能达到1.1亿人，专家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8000万人既失地又失业，成为流民 　　“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造成的恶果，被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吞咽。这些失去生存根本的农民，如何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权保障？ 　　他们能怎么办？他们该怎么办？ 　　打官司？弱势的农民，能折腾得过政府公权和财雄势大的房地产开发公司？ 　　上访？在信访的洪流中，能解决多少实际问题？谁理他们都是个事。 　　生死两茫茫的失地农民，除了沦为乞丐和暴徒之外，还能有什么途径，保障他们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权？ 　　 中国又多少农民失去土地？ 　　上世纪80年代、1992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中国兴起了三波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侵蚀了面积惊人的耕地。而房地产业高居中国各大行业腐败之首，许多项目，并未产生其应有的效应，全国商品房空置率居高不下，使银行业处于崩溃边缘，中央被迫动用财政给银行输血。 　　而最触目惊心的恶果，就是使大批农民失去安身立命的根本——土地。 　　党的喉舌《人民日报》2月3日披露，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 　　官方保守的估计尚且有如此惊人的数字，更惶论民间和一些学者的估计。 　　浙江师范大学王景新教授在冀、鲁、鄂、桂、浙、滇等11省134个县作了抽样调查，分到土地人口占总人口的84.5％。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13.7％的农民无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1987～2001年，依法审批的征用土地数，加上违法占地约为4074～4420万亩，按人均0.8亩计算，失地农民数在5093～5525万。如果加上因农村超生等原因没有分到田地的“黑户口”劳动力，则可能逾6000万人。 　　一般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35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1.1亿人。专家保守估计，这其中将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处于既失地又失业的状态，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最高可达8000万人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什么？ 　　世代以农为本的农民，在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尚能维持基本的吃饭，而一旦失去“命根子”一样的土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人民日报》披露，圈地运动中，对农民的土地补偿标准普遍偏低，难以维持长远生计。一些西部地区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7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2年多的生活。相对于土地预期收益而言，郊区农民的年纯收入一般在4000元以上，按土地承包期30年计算，其预期收益约为12万元，扣除已承包年份，也在10万元左右。如果将1.8万元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按失地农民平均年龄50岁、预期寿命72.6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 　　在当前整个社会就业压力增大、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土地一旦被征占，就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基本生存保障。部分失地农民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成为彻底的流民。城市的拆迁改造史，就是一部城市居民的辛酸史、血泪史，而农村的圈地运动，相比城市，则更为残酷血腥。 　　据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研究员党国英介绍，最近10年中国“扫黄”屡扫不绝、性产业严重过剩，都是因为大量的农村失业人口过剩的供给。媒体上经常报道农民自杀或杀人、抢劫的案件，大多都是因为生活没有基本保障。这些，都与失地农民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生存危机密切相关 保护农民权益的制度缺位 　　失去土地而又得不到较高补偿的农民，被迫向城市流动寻求生存，但往往又因为劳动技能、文化水平和社会巨大的就业压力，无法找到赖以糊口的工作。回家，家园不再；进城，又找不到哪怕是清洁工这样的工作。他们面临的，是最基本的吃饱肚子的权利，而这个权利，却又因为种种制度的不合理，而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众所周知，在城乡二元化结构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是针对城市居民的，广大农民（包括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基本上就是空白。农民的生老病死，都指靠着脚下的土地。中国的农民，素有“勤苦耐劳”之称，他们用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21%的人口，还要缴纳各种各样的税费。种地，作为一种既养活自己又养活工商学政等各界人士的劳动，与工人制造产品不同，享受不到任何的劳动保障措施和医疗保障措施，病死没人管，饿死没人负责，干不动了，也没有一分的退休金。普天下享受最不公平待遇的劳动者，无疑就是中国的农民。 　　社会劳动保障制度，无法保证他们在失去土地之后的生存，无米之炊的社会救助制度，根本无法为人数众多的失地农民提供充足的食物。失去土地，又找不到工作，政府发的钱又不够生活长久，这数量庞大的“流民”群体，拿什么养活父母老婆孩子，还有自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指出，中国的农民百分之九十的医药费需自己支付，相当于城镇居民的百分之六十，但农民收入仅相当于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导致相当多农民有病却无力就医。农村和合作医疗制度，在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就濒临崩溃。占中国人口70％的农民，都没有医疗保障，更何况失业失地的农民，没钱，生病了，就只能等死 农民合法抗争的渠道缺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总人口的70％。处于统治的需要，农民自古以来就是一盘散沙，严重缺乏组织性。在改革开放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也是如此。

杨过

信访，被誉为“天下第一难” 　　所以，在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圈地运动”中，通过利益纽带形成的房地产集团和官僚集团，竞相通过暴力拆迁、野蛮圈地等残酷手段，低价从农民手中购买土地，牟取暴利。处于弱势的一方的农民或城市居民，利益往往收到粗暴的侵犯。 　　在一个法制社会，权利受到侵犯往往并不可怕，因为往往会事后得到法律的相关赔偿。而在中国，可怕的是，下层老百姓的权利收到粗暴侵犯后，却严重缺乏合法抗争的渠道。 　　对于土地权益收到侵犯的普通农民来说，选择走法律途径（打官司、告状）是愚蠢的，不仅因为法律成本的高昂，还因为司法不独立，政法机关都是在政府管辖之下。在农民与政府和有政府背景的房地产商的冲突之中，要打赢官司，可谓“难于上青天”，而且，及时有极大的耐心和毅力，花费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能把官司打赢，能不能执行又是个问题。所以，有的农民家庭，不打官司忍忍还好，一打官司却倾家荡产，成本和收益，简直不成比例。 　　所以，许多农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起来抗争的时候，首选的维权方式，就是上访。 　　然而，上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据调查，2002年，西部地区某省的农民因土地问题上访人次比1998年增长了5.8倍。据2003年12月11日出版的《瞭望东方》周刊披露的一份权威官方资料显示，仅从今年7月1日到8月20日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到北京市委门前上访的就达1.9万人次，群体上访达347批；到中纪委门前上访的人员达1万多人次，群体上访453批，平均每天达100多人，最多一天达到152人，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新高。 　　而与庞大的群众信访量相比，信访立案只是一个相当小的数字，其概率被认为与“彩票中奖”差不多。信访机构，对政府职能部门，没有直接的约束力，绝大部分信访都是在信访单位和政府职能部门之间被推来推去。 　　群众余下的选择，就只剩下到公共场合自杀以吸引媒体的注意，或直接用暴力来解决，至于游行示威等等，更是想都别想。 农村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致力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仲大军先生提出，土地所有制是农民问题的“牛鼻子”。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是要解决农民的土地的问题。让农民拥有土地的所有权，或者，土地仍然归农民集体所有，但也允许农民拥有经营权的土地进入市场，归还农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经营权、继承权、抵押权、股权、转让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多种权利，允许农民与征用土地的对象直接进行价格谈判。 　　而且，要规范各级政府管理部门在征地过程中的行为，杜绝管理部门用超经济的手段去剥夺农民的事情发生，杜绝滥用征地权、不给农民公平补偿的现象。 　　所以，当前农村改革的关键问题，就是要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及其他债权和物权的问题，在当前的土地所有制下，中国农民难以改变现状，中国的产业化结构和二元的社会结构也难以有大的改变 出处-搜狐星空

碧云

没办法，处于社会最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