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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事报》称中国"官民比"应是1:197.69由中国人事部主管的《中国人事报》日前刊发题为《对“官民比”的思考》的文章称，从大家对“官”的普遍认识来讲，进行“官”民比应以党政机关干部数和人口数来算，这样算来中国的“官民比”应是1∶197.69。
这篇署名“任宣”的文章说，近来，1∶26的“官民比”成为一个舆论热点，特别是在网上，吸引了不少人参与讨论。从讨论情况看,对“官民比”的分析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趋于理性，笔者从中受到很多启发。
启发之一：“官”的概念要科学界定。财政供养人员不一定都是“官”。1∶26是从财政供养人员4500多万人与全国人口之比算出来的。实际上，财政供养人员又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据统计，党政机关干部人数为653.67万人，事业单位为2903万人(两项之和仍比4500多万少1000万)。事业单位人员主要从事教育、卫生、文化、科技等政府公共服务事业，从大家对“官”的普遍认识来讲，进行“官”民比应以党政机关干部数和人口数来算，这样算来中国的“官民比”应是1∶197.69。
事业单位人员虽然是财政供养的大头，但他们从事的工作是政府提供给民众的公共服务。据统计，县以下事业单位人员为2395万人，其中从事教育、卫生、农业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占到65.67%，多为中小学教师、县乡医护人员，还有农机、农业技术、畜牧兽医等，他们的工作服务主要面向广大农村乡镇。但对于基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来说，这些人才不是多了，而是依然偏少。据统计，我国农村人口中，78人中有1名教师，384人中有1名医护人员，678人拥有1名农业技术人员。从实际需要出发，对这些人员不是“减”的问题。他们已不是传统概念中的“官”，而是政府公共服务产品的制造者。
启发之二：现代政府和古代封建社会的政府不可比。在封建社会，官是代表封建朝廷“治”民的，在当时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官吏是完全靠农民养活的。而现代社会则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包括维护社会治安，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事业。国家越发展越富有，提供给公众的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就越发达，在公共服务领域就职服务的人员数量也就越多，这已成为现代发达国家的一个发展趋势。据有关资料提供的财政供养人员与人口的比数：美国为1∶15，法国为1∶11.5，德国为1∶15.77。政府的钱用在服务民众上是应该的，至于其中的腐败现象以及服务质量不佳等问题才是民众声讨的目标。“官民比”的多少在这里已经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了。
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刚刚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提出“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强调“切实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面建成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加强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和卫生队伍建设”等等。国家能拿出公共财政资源来做这些事，直接惠及百姓，也是国家有实力的表现。随着加强社会管理以及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加大了对人才的需求，扩大了就业渠道，有什么不好呢?
当然，转变政府职能，精简人员，始终是政府机构改革不断深化的课题。如何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益，加快事业单位改革，特别是通过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激发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人员素质和能力，从而提高公共事业服务产品质量，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探索和追求。相信随着两项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水平会不断得到提高。(任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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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争鸣“官民比”讨论综述
一、“官民比”的比例究竟是多少
1、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王通讯在《人民日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我国“官民比”只有1∶198，这个比例与国外相比并不高。
2、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认为，我国目前所谓的“官民比”是1∶198。
3、《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必须占用行政编制。按照这一规定，纳入公务员管理范畴的，暨行政编制总数，2004年底的统计数字为640万，和我国13亿人口相比，这一比例是1∶203。
4、在“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指出“我们的官民比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5、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实际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公务员和准公务员性质的人员超过7000万人，官民比例高达1:18。（据2005年6月13日法制日）
6、此外，“官民比”还有1：26，1：34等说法，主导着社会舆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而且比例悬殊之大，实难调和。那么，究竟哪种比例比较符合我们的国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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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官民比”差距之大的原因一般认为，“官民比”差距之大的原因在于对“官”理解的差异，由此导致统计口径的不一致。
作为人事编制主管部门认为，“官”就是指公务员，因此，从行政编制数的确定来看，自然官民比例就很小。
但是，这种看法受到许多质疑，认为把“官”仅仅理解为公务员，完全是偷换概念的做法，既不符合历史，又不与我国实际相符合，还与国外情况不一致。这种看法认为，所谓“官”就是指财政供养人员。这样，“官”就包括了机关和事业单位所有工作人员。
三、官方与民间之争的具体内容
在“官民比”争论问题上，主要存在官方和非官方两种看法。官方代表人物是王通讯和侯建良。非官方的观点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为田奇庄，其争论的焦点如下：
1、将不将事业单位人员纳入“官”统计范畴。
官方认为，事业单位人员不宜纳入“官”统计范畴。一是要明确事业单位虽然多数是在“吃财政饭”，但不是“吃白饭”，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是创造价值的。不能以为只有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才产生价值，服务、管理也产生价值；二是事业单位的发展壮大是显示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主要标志。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从事公共服务的事业发展相对落后，从事教、科、文、卫的人员偏少，例如农村人口中，每78人才摊得上1名教师，每384人才摊得上1名医护人员；三是政府对事业单位的投入还是偏少。只要查一下世界各国政府对社会事业的财政支持水平就可以发现，我们国家的投资比例明显偏低。所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财力物力等公共资源更多地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倾斜”，要“大力发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我的体会是，各级政府要重视解决当前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加大力度，继续推动能够走向市场的事业单位走向市场。但关键是这一块人员不能当作“官民比”计算的基数。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了。
非官方认为，官方的看法是有意混淆视听，表现在：一是混淆了公务员的数量。从编制上看的确不多。但是，别看编制看办公楼。如今一栋栋打着建设干部培训中心的豪华办公楼如雨后蘑菇，成为城市最耀眼的风景。楼高必然人多，可公务员并不多，这也是事实。原来政府早对职能进行了重新划分，纯粹的政府职能划为公务员，他们由财政全额开支；权力不大，但能够创收的人员列为差额事业单位。有较大权力，有较强执法力度的单位被划为自收自支单位。其中政府部门中能借权力创收的事业单位人员大都成了二老板，再由他们雇佣大量临时工。不少政府部门公务员、事业人员、临时工的比例为3：3：4，有的甚至达到2：3：5。政府公务员享受全额财政，他们把执法创收权力转让到事业单位，就可从事业单位分一杯羹。事业单位借此谋生，便会把权力最大化地转变成利益。制造各种借口扩大罚款权限，然后交给雇佣临时工出面执法，把权力变成金钱。这就是政府收费高、罚款多屡禁难止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务员的数字固然下降了，但依附于公务员的食利者却增加了不少。对于企业和老百姓来说，负担不但一点没减，反而日益沉重。
二是政府自收自支单位已成为社会公害。有个颇具中国特色的名词，叫做：“事业单位，公务员管理”，属于自收自支事业单位。恐怕没将此类部门计算到公务员比例。如今的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等就是这样的单位。工商局以前花费精力建了不少市场，并以此为名收取了不低的市场管理费。后来国家强令工商局把市场划出去。工商局不再建设市场，也不从事具体管理，却在别人建成的市场里坐收管理费。个体门市从来得不到工商部门任何服务，可工商局收的费比地税还高，令商户苦不堪言。年检营业执照是工商局重要收入之一，工商部门靠企业养活，提前通知企业年检本是应尽职责。可他们为了创收恨不得企业个个超期，只要超了就往死里罚。国家设置技术监督局本来是为企业服务，使之提高技术管理水平。它们成为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后，便成了企业克星，工作人员不辞劳苦地拿着放大镜到企业找毛病，找到一点差错就狮子大开口罚款。公安局的车管所也属于这类机构。新车也要年年参加车检、不让每年审驾照了，他们又发明了年年对驾驶员体检，加上高价兜售汽车牌照，发财的确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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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是中美官民比没有可比性。王权威说我国“官民比”只有1∶198，美国“官民比”为1∶94。同美国相比，我国的比例显然是比较低的。王权威却只字未谈另一个现实：美国一个城市只有一个市长，一个州只有一个州长。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组织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各厅、局、委员会、科分别设厅长、局长、主任、科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设副职。就字面理解：应以不设为原则，设立为例外。而现在政府的普遍做法是没有例外，有官位就有副职，一正五副、六副，乃至八副、九副也不希罕。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一年GDP比我们国家都多，该州只有施瓦辛格一个州长，一个副州长。据说美国不少城市根本没有副市长编制，顶多有个市长助理。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GDP只有加州的几十分之一，可省级高官不会少于一个连。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县级官员大都超过千人。设了副职就要有相应待遇，要有与之相匹配的办公条件、小汽车、住房、医疗及各种福利补贴，要有办公经费、差旅费、招待费，还要有秘书班子为之服务。且不论副省长的花费，一个副市长直接间接费用加起来，哪年不得开销上百万元？王权威对此讳莫如深，如果想澄清事实，为什么不把中美同样级别的官员有多少做个对比，那才能说明问题。
四是中美政府的职能差异。
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占比重较高的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部门。政府雇员不仅有联邦政府雇员、州政府雇员、地方政府雇员，还有教师、环境卫生人员、灌区管理人员、公共图书馆管理人员、公园管理人员、公共安全人员如警察、消防人员、证券管理人员以及公共交通人员、公共服务人员等。 这些人员在平常的工作中都是处于社会的最基层，起到一个公共服务的目的。（以上转自：新华网的《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的大部分，主要是用于为纳税人服务的公共安全、医疗保障、社会保险、教育项目、贫困救济等领域，政府雇员自身的支出和日常的管理费用支出比例却较低。而在中国，政府部门不仅自身运转的支出占到了相当高的比例，甚至出现了许多乡镇、县级财政实质上已经破产的情况下，仍然不改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寅支卯粮，“有钱养兵，无钱打仗”，成为普遍现象。政府部门不仅花钱多，而且常常大量截留公共服务支出，甚至挪用救灾扶贫款。（以上转自：新华网的《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王权威拿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比。可美国公职人员绝对要看纳税人的脸色，如果徇私舞弊、滥用权力被投诉就会丢饭碗。我们这里的谁敢批评政府？媒体与政府沆瀣一气，企业知道自己迟早得过政府的门坎，从来都是打掉牙往肚里咽，绝对不敢造次。
中国与美国官民比仅仅是个数量比。其实为官数量多少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能满足公众需要，努力为公众服务，官越多越不嫌多。如果为官总是坑民害民，即使数量不多老百姓也受不了。谁都知道有权者都想滥用权力，关键在于对政府部门如何进行有效监督，保证其恪守职责为公众好好服务。
中国面临的问题是，民众没有直接选举官员的权力，媒体及人大不能（或无法）代表民众进行有效监督。许多摆在桌面上的问题如买官卖官、两千亿公款大吃大喝、三千亿公车消费、两千亿出国考察等只会越来越严重。不解决这些问题，官民关系就不可能改善，上访还会与日俱增，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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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字形容:"臃肿""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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