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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牟尼与马克思 文章来源:企业大学网[URL=http://Www.study365.cn]http://Www.study365.cn[/URL]
青少年时期信仰共产主义,读过多个版本的《马克思传》。当年的一大困惑,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总是心安理得地不断向恩格斯写信诉苦要钱,有的信开门见山就要钱,一点客套不讲;而恩格斯又偏偏总是任劳任怨地送钱,供养马克思一家过着并不贫穷的生活。
人过中年,开始对各种宗教的教义和教主传记感兴趣。我了解到佛教的鼻祖释迦牟尼是放弃了原本身为王子的地位,过起苦行僧的生活。但这苦行僧的生活并不是辛辛苦苦埋头耕田、打柴、烧饭来养活自己,而是苦思冥想了六年,之后又苦口婆心地到处说教了四十五年。至于衣食,释迦牟尼也是心安理得地向他人乞讨,因此有了“衣钵”之说。
想来几乎所有人在温饱之后都有精神需求,下至盗匪,上至帝王,无一例外。只是不同的人在不同时代的“温饱”标准不一样,精神需求的内容和层次也不一样。因此,社会上的生产者也就分成了两类:物质生产者和像释迦牟尼、马克思那样的精神生产者。有趣的是,物质生产者有精神需求,而精神生产者也有物质需求。
伟大的精神生产者往往不能同时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如果精神生产者为了使自己和家人过上富裕的生活而分散精力从事物质生产,那么他可能就生产不出上好的精神产品,或者数量不足。试想释迦牟尼一边耕田一边冥想,或者马克思一边经商一边写作,他们就很难产生那样深刻、深厚、深远的思想。物质生产者如有机缘供养马克思、释迦牟尼那样的精神生产者,实在是现实中的幸事,也是对人类历史的伟大贡献。而供应给精神生产者的那点金钱和物质相对于他们的精神贡献,简直是九牛一毛、沧海一粟。马克思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有把时间和精力用于经商;恩格斯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不断地为马克思提供物质支持而毫无怨言。释迦牟尼更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供养他反而是给了别人一种施舍的机会,而这种机会其实是在渡人,因此释迦牟尼到处走,给众人机会,以普渡众生。
在计划经济时代,精神生产者是靠政府之手供养的。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精神生产者是靠政府之手、市场之手和道德之手共同供养的。首先,任何精神产品在市场中也被标了价,成了可衡量、可交易的。其次,政府从税收中拨出一部分作为精神生产者和精神生产机构(如大学)的费用。另外,社会还以道德之手供养精神生产者。在现代社会,不能让精神生产者过着贫穷的日子,至少应该让他们过着社会中等或中上水平的日子,否则这些精神生产者恐怕就会转变为物质生产者而使这个社会缺乏精神产品。政府能提供的只是基本保障,因为政府更需要关注的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而靠市场直接交易的精神产品也并不多。因此,凭道德之手进行的分配是供养高水平精神生产者的主要来源。在国际知名的交响乐团里,乐手们用的昂贵乐器和不低的工资都是社会捐助的。在世界著名的高等学府里,从大学到学院直至很多教席,也都被冠以某某人或某某企业的名字(如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斯隆商学院、凯洛格商学院、IBM讲座教授等),因为这些人或机构为教育提供了巨额的资金支持,因为精神生产者和物质生产者双方都认识到了接受供养的必要和提供供养的荣耀。
整体而言,我们中国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但其实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小康,更有一小部分人享受到了富裕的物质生活。然而我们的精神生产却处于相当贫乏的状态。为什么?我想这主要是因为精神生产者大都还处于物质上的温饱阶段,或者正在物质上奔小康。如果仅靠精神生产者自身的力量,那么要解决温饱或奔小康的办法无非两种:一种是转变为物质生产者;另一种是一边从事精神生产,一边从事物质生产。如此一来,一部分精神生产者流失掉了,而其余的精神生产者也难逃营生之苦,很难专注于精神生产。
所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改变,在某些与物质生产关系密切的精神生产领域里尤为显著。吴敬琏教授到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去了就绝不再清贫了,但即使在工商管理学界,享有这种待遇的学者依然很少。优秀的工商管理学教授往往是双栖动物,既可授人以渔,也可自己渔鱼。既然自己花了时间去渔鱼,当然就少了时间研究如何渔。所以较好的方法是靠社会分工:渔者多分一些鱼给授之渔者,使他无需分心自己去渔,即便渔鱼也是为了研究和体验,而不是为了鱼。
当然,还应该把鱼分给那些研究“气候”、“洋流”等渔鱼环境的精神生产者,还有那些看似与渔或鱼不甚相关的精神生产者。譬如,释迦牟尼并不教你如何渔鱼,而是教你如何安心。安心与赚钱看似并不直接相关,但实际上人们的最终需求还是归于精神,无论物质多寡,无论哪朝哪代,无论全球何处。
今日中国,不少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每一个成功的企业都能主动地为这个社会的精神生产者做一点贡献,这个社会的精神生活就会好得多。这种贡献也许根据企业家的个人爱好分得很小很细,比如当年我身为企业家的时候就曾想过,如果企业稳定发展了,我希望能对小提琴界做一点贡献,支持一些青少年小提琴大赛,捐助几名有天赋的孩子。现在更多的人是在救灾救难,捐助弱势群体,但其实高端的精神生产者也是需要供养和捐助的。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把时间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精神生产领域,这也是物质生产者贡献社会的重要方式。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很有天赋的喜剧表演艺术家,聊起他们的物质待遇是相当一般的。难道我们好意思指望他们在清苦中为众人提供欢娱吗?当然,作为中国的管理学教授,我更关心的还是如何渔的问题,更希望我自己和中国的管理学教授多花时间在研究“渔”上,而不是在渔鱼上,不要应了最近手机短信流行语中的一句话:“教授越来越像商人,摇唇鼓舌到处赚钱;商人越来越像教授,著书立说现身讲坛。”
愿这个社会多出几位恩格斯,也许一百个恩格斯才供养出一个马克思,那也是值得的。如果期待一个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那也许就需要一个或若干个美第奇家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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