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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参加一个BestBuy的社会责任培训,其实就是北美客户要求所有的供应商必须达到一定的人权责任要求,即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72小时,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使用童工,不得违法使用学生工等等,这一系列规定可以在名为SA8000的认证要求中找到。受训对象是BestBuy供应商的业务代表和人力资源管理者代表,培训师是BestBuy公司负责该项事务的部门主管。4 t, K% d6 Y0 G( M' f$ d+ U: e
3 L0 i( P# I9 X1 y- i6 V% _这个培训比较有意思的环节是现场各位“学员”的讨论部分。由于大家都是来自内地的制造厂商,讨论用工合法性问题自然比较有共同语言。我们这一组分到的题目是:为什么会出现学生工问题。学生工问题指的是大中专院校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将未毕业的学生以实习的名义输送到企业中作员工等类似行为。学生工一般属于未成年人范畴,即“16-18周岁”,就这个范畴来看,我国现在仅有《未成年人特殊保护规定》(1994)以及《教育部关于大学生勤工助学工作的意见》(2005)两项规定,前者没有规定劳动时间,只是规定某些工种不得使用未成年人,后者规定了劳动时间,每周不得超过8小时,每小时报酬不得低于8元,这样的“意见”,过于理想化,因为既然使用了学生工,就不可能每周工作8小时,更不可能每小时给8块钱,要知道现在有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不到4块钱。所以,前一项规定勉强可以达到,后一项基本上是个厂商就会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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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2 A8 E/ C# a. z- D那么,为什么厂商非要使用学生工呢?这个问题正是我们小组的讨论议题。大家的意见很一致:企业招工难,学校就业难,双方“互利”,以及社会供需矛盾,教育导向问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提,小组发言之后,会场的其他企业大胆地提了出来,那就是:我们的薪酬水平太低。$ Y ~- \% d5 e; ~5 w, ~. X0 J
7 `5 v/ h) N. U6 ^) `0 n- }那为什么薪酬水平会低呢?如果你仔细看光明网的这篇文章《中国: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的沉重代价》(http://guancha.gmw.cn/show.aspx?id=1231,作者:袁剑,光明观察,http://guancha.gmw.cn)就会发现,他说出了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中资企业(包括本土内陆资本、港资、台资)主要面临的竞争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的加工厂商,这些厂商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由于缺乏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导致他们的产品附加值低利润低。于是,这些制造厂商都以降低成本作为主要竞争手段。成本的降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物料成本的降低,二是劳动成本的降低。而物料成本的降低基本来自更下游厂商对成本的控制,而他们也同样采取控制物料成本和劳动成本的方法。这样我们不难发现,为什么这些厂商创造的GDP越多,工资的刚性越明显,即使政府每年看似会调节一次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刚性的是工人的工资一直都刚性地处于最低线上,或根本还达不到最低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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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6 S3 Q/ H0 d# K# F4 ^1 k最可笑的是,那些享有国际声誉的跨国集团在中国进行所谓的全球采购策略时,无非就是在用价格决定采购地点,而他们却以SA8000来要求中国满足他们的所谓人权保护规定。而实际上,当你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话,就知道我们在会上提出的那三个原因都不是“学生工”等一些社会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我们的生意做得太可悲,世界工厂根本不是荣誉而是一定程度上的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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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的沉重代价》一文中,还提出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现实:由于全球采购的成本战略,导致工资的刚性或下降,于是导致内需不足,于是政府为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力发展外需,于是出口被继续扩大,回到原点:全球采购,成本下降,工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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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R" I O/ O" X4 M资本主义的新世纪罪孽在于将一切负担交给了一头扎进GDP漩涡的发展中国家,将荣誉和财富带给了自己。而中国管理者们却妄自尊大以为自己在将中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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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 x" D. P+ F' f+ _9 K- k7 ]+ M) R对于国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政策偏向(对于外资的偏好,在《中国: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的沉重代价》一文中有一种解释,说的是政府中有大量的与外资文化自觉靠拢的“全球化”官僚,他们在无意识地偏袒国际资本),使得中资企业与国资、外资企业相比,缺乏土地、税收等资源方面的利润空间。正巧,在读《中国:政府中心主义发展战略的沉重代价》文章之前,上一周的《南方人物周刊》重点评述了2006年民营企业遭遇的几次滑铁卢,石油、发动机、家电等等行业的民营资本都受到了抵制,有一个观点值得考虑:由于WTO,2007年外资将可以长驱直入,在国有资本和外资的双重挤压下,民企的空间将越来越小,血汗工厂将成为可以生存的少有的自留地。多么可怜的自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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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不光是企业主,还有我们这些HR。就像BestBuy培训那天在场的所有HR们一样,大家的脸上几乎都写着两个字:忍受。忍受着为外企服务的中国人用中文教育着中国企业如何维护人权,忍受着中资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而压制工资。压在中间的就是这些HR。在课间的饭桌上,每个人都在小心地探听对方企业的情况:你们通过了BestBuy的审厂吗?你们加班时间是多少?你们的加班费是按照1.5倍计算吗?每个人都在忍受着这些问题,每个人都在对这些问题集体无意识。没有人可以正面回答继续这样工作下去的原因,无非就是混口饭吃。当然混饭吃很容易,混得有尊严就不容易了。4 X7 l8 v3 z0 j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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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的中资企业家们是有野心的,是希望获得尊严的,他们普遍希望做大做强,希望在知识产权上获得自主权,希望增加产品附加值,增加利润空间,最终为员工创造满意的生活品质。于是,他们愿意拿出大量的资金来投入人力资源,来吸引大量的高端人才。可惜的是,我们大量的高级人才都去了外资企业,在我们需要研发人才的时候,他们去了“微软亚洲研究院”等等诸如此类的企业,在我们需要营销人才的时候,他们去了宝洁、欧来雅等等诸如此类的企业,在我们需要管理人才的时候,他们去了各类跨国公司,出来之后却难以适应中资企业的环境。请问,微软有几个新产品是从“微软亚洲研究院”出来的?请问,宝洁有几个销售渠道是你去了之后创立出来的?如果我们真的在外企中学到了管理的精髓,那为什么那么多外企高管进入民企后一个个被湮灭?仅存的硕果也许在于遍地开花的咨询公司中,而他们对于一个中资企业来说,真正的作用又微乎其微。如果说我们要学到并且用好这些精髓造福中资企业,也许我们至少需要20年。所以,与其说外资需要人才,不如说他们不想让中资企业获得人才。这才是最悲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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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华为好,华为投入了百亿元搞自主知识产权,结果现在为止还没有一项关键技术是华为自己的。任正非在华为2006年终总结中依然在痛诉华为没有技术上的突破。他怎么可能有突破?不能否认华为拥有比国内同类企业拥有更多的优秀人才,但更不能否认的是国内本科毕业生、硕士、博士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人并没有去华为,更没有去其他中资企业。有多少人把华为的offer当作最后的救命稻草,实在没有美国院校的offer,那就去Intel、IBM、Microsoft吧;实在没有Intel、IBM、Microsoft的offer,那就去华为吧。这样你怎么指望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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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到技术工人,高到博士硕士,中资企业面临的供需不平衡是这些企业难以突破的首要原因。没有人,你凭什么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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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都是即得利益者,我们不可能要求人民群众在房子车子票子的压力下,在工资刚性物价弹性的压力下,以中华复兴为己任。于是,我们会宁愿在看似体面的企业中从事看似高雅的职业,身着职业套装,口操半洋中文,将中资企业抛在脑后,他们有没有人才,他们有没有利润,不是我们的事情。* q: B1 I9 R. e4 s; I- @/ 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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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是谁的事情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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