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没有史玉柱 中国没有乔布斯

hushan1985

对比一下乔布斯和史玉柱，这两个各自国家商界中的标志性人物，应该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 i, F' C$ V: S8 D7 l# ~

　　两人都是本国知识青年里的佼佼者，不但脑子好使还天不怕地不怕，早早投身高科技领域创业，并在三十岁左右就达到了事业的第一次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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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人都习惯于蔑视陈规，一副特立独行的“范儿”，一个永远是黑色套头衫配牛仔裤，而另一个光头红白运动衣。

　　两人都有着与生俱来的商业敏感，是真正的跨界高手。乔布斯在PC、音乐、电影、手机等多个领域都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史玉柱则在软件、房地产、保健品、金融投资、网游等战场纵横驰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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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苛求细节的完美主义者，都能把一个产品做到惊天地泣鬼神。卖了10年的脑白金仍是中国最畅销的保健品，而iPod则占据了数字音乐播放器市场的70％。此外，两人还是洞悉人性的营销天才。只不过一个靠发掘人性的美好赚钱，而另一个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抢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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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因为成功来得太过迅速，他们都导演过自毁式的高速坠落，幡然醒悟之后，又靠着惊人的自我纠错能力，重新画出一条不断向上的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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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史玉柱看起来就要成为中国的“乔布斯”了。从1989年起巨人每年都推出一款自主开发的产品，飞快地成长为一个年产值10亿、利润数千万的高科技集团公司。

　　几乎与此同时，乔布斯只剩下几千万美元的现金，和两个面临着裁员重组的问题公司，他完全可以成为美国版的“史玉柱”，比如在加州搞房地产，去拉斯维加斯开赌场，到中东倒腾石油军火，或者变成一个精明的股权投资人。但他什么都没有干，只是继续掏自己和别人的腰包来支持两个长期赔钱的公司，固执地等着它们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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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终，甲是甲，乙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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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程度上，乔布斯是幸运的。在美国，他的理想主义总能找到合适的欣赏者，所以他咬牙不向现实妥协。像罗斯·佩罗这样的前辈创业家愿意签出支票并与其分担风险，迪士尼这样的大公司也同意投资给小公司Pixar，让其制作动画长片并参与分成。

　　而史玉柱之所以蜕变成今天的史玉柱，是因为他发现，背负着2亿巨债想要东山再起，就手头的两个项目来说，搞软件虽然利润很高，但市场相对有限，如果要还清2亿元，估计要10年；而保健品不仅市场大而且刚起步，做脑白金最多只需5年。

　　事后证明，他的选择居然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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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布斯早年的密友、曾经一起去印度朝圣的丹尼尔·科特克曾说：“史蒂夫心中总是装着他的苹果电脑。从更深层次分析，他的成功是由于其内心总有一种深切的不安全感，这使他必须出去闯荡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而那个来自安徽小镇，独自闯荡大城市的青年有着非常相似的英雄主义情结。1990年，身高1米80、体重不到60公斤的史玉柱给自己的公司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巨人”，他宣布，巨人要成为中国的IBM，东方的巨人。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最高领导纷纷视察巨人，有题词说“中国就应该做巨人”。

　　最终史玉柱被这种自我赋予和外界强加的使命感所压垮。此后，他转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只做商人应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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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乔布斯继续扮演着一个理想主义的暴君角色。在他的威权统治下，苹果公司像一个“小王国”高效运转着。如果乔布斯生在中国，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臣民社会”而非“公民社会”里，他的自大会惯坏他，人们屈服于他的权威，直到他把公司毁灭，就像牟其中、唐万新、孙宏斌这些人一样。但他生在美国。美式资本主义有种对冲的力量。董事会、股东代表、机构投资者像一道道紧箍咒约束着他。最终，乔布斯和苹果公司实现了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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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殊为难得的是，两个人都没有成为过去失败的奴隶。乔布斯学会了宽容，知道了怎么信任和授权给优秀的人，比如Pixar总裁约翰·拉赛特、乔纳森·埃弗—这个英国人，原来是设计白色马桶的，后来在苹果公司担当设计副总裁。学会了合作与开放，让微软入股，用英特尔的芯片，建立了iPhone手机开放平台。

　　而史玉柱知道，必须时时刻刻保持危机意识，让企业永远保持充沛的现金流。他只做有着高利润率又不跟政府沾边的生意（这样的生意常常处于灰色地带），他去参股华夏、民生银行，把公司及时兑现（卖掉了上海健特、巨人上市融资近10亿美金），跟媒体保持足够的距离。唯一遗憾的是，他对创新不再有兴趣。

　　美国生物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提问，为什么是欧亚大陆的牛、马、羊、猪，而不是南美洲的羊驼、非洲的斑马，成为最终广泛分布于全世界的牲畜？他的答案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