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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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思勰对经学颇有造诣，既受历代重农思想之影响，又得到“太和之风”的熏陶。因此，他对农业生产非常重视，在他任瀛州（今河北省保定市及其以南）高阳郡（保定市一带）太守时，勤于职守，督导农桑，对瀛州及其邻近州县的作物进行深入调查。他特别重视良种的推广，这是种植物增产的关键。他对80余种粟类品种的性状特征的分析，是他多年调查的结果。及至后来他退居田园，更是亲自到稼穑、桑果、畜禽甚至场院整治等生产活动中去观察和分析农业生产技术的每一个环节，并在实践中加以验证。如，济州以西（现在鲁西）的长辕犁不如齐人的尉犁那么“柔便”；蚕茧用盐杀蛹法比曝晒的要好。正是由于贾思勰坚持调查，坚持实践和坚持科学分析的求是作风，才使《齐民要术》植根于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而赋予它以科学的生命力，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序”中说他著书目的只是“晓示家僮”。如果联系当时（主要是肃宗灵太后擅政）的社会现实来看，他在“序”中猛烈抨击当政者的骄奢，无不透露着著者爱国爱民之心，也透露了他著书的目的是在劝导政府和官吏重视农业生产，为“平民”谋求“资生之业”，让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强盛起来的强烈愿望。 《齐民要术》一经问世（初为手抄本传布），便引起历代政府之重视，北未朝还规定“非朝廷人不可得”。明代王廷相（1474—1594年）称它为“惠民之政，训农裕国之术”。唐、宋以来出现不少农书，无不以它为范本，其中，元《农桑辑要》、王祯《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清《授时通考》均受其影响。《齐民要术》在国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唐宋时期，传到邻国日本，引起日本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大约在19世纪传到欧洲，英国学者达尔文（1809—1882）在其名著《物种起源》和《植物和动物在家养下的变异》中就参阅过这部“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并援引有关事例作为他的著名学说——进化论的佐证。在当今欧美国家面临农业危机的状况下，《齐民要术》更是引起欧美学者的极大注视和研究，说它“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卓越的、杰出的、系统完整的农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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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 在中国历史上难以胜计的笔记小说中，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巨，传播最广者，无过 于《梦溪笔谈》一书了。作者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杭州）人，北 宋治平元年（1064年）进士，曾任负责天文、历法的提举司天监，负责兵器制造的判军 器监。负责全国财政的权三司使，负责边关政务和防务的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兼鄜 延路经略安抚使，又曾出使辽国，并曾多次巡察地方政务，相度农田水利，后因边事获 罪被贬。他博学多才，为一代学问大家，史称：“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 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宋史》本传）本书乃集其一生学识和 见闻之精萃而撰成，因成书于梦溪园，故名《梦溪笔谈》。 其最初版本为30卷，条数可能亦较多，但早已亡佚。现存26卷本至迟在南宋初年之 前亦已流行。《补笔谈》2卷、《续笔谈》1卷则为本书成书后，作者所写的补稿。《补 笔谈》为作肯或后人所编，《续笔谈》则为后人所辑补。把原书与补、续合编成册，最 早出现于明代会稽商濬在万历年间所刻《稗海》的再印本。现本以上海古籍出版社胡道 静先生的校正本最为流行。胡先生对原书的不少错讹进行了订正，并加有大量注释、解 说，又把书中条文按顺序编加序号，计分为609条，使阅读、寻检更为方便。 全书按内容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 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17门，涉及典章制度、财政、军事、外 交、历史、考古、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广阔的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应有尽有。 如叙典章制度，有官制、礼制、兵制、舆服、仪卫、文牍、掌故。叙财政，有茶法、 盐法、均输法，以及北宋历朝铸造铜钱之情况。叙军事，有阵法、兵器、筑城、屯边、 战守、粮运、谋略。叙外交，有作者熙宁八年（1075年）受命使辽，与辽方谈判边界争 议的记述，为史籍中关于宋辽使节往来之最翔实、精确的实录。其于史学，除全书所记 述大多为可靠史实外，又有很多记述，为其他史籍所无，或较其他史籍记载翔实。如王 小波、李顺起义事件，以及不少科学技术发明事略，即是如此。这些记载，弥补了史料 之缺陷，或考证了史料之错讹。其于考古，对各种出土文物之时代、形状、花纹、文字 等，均有细致的考证，对宋代考古学之发展，其影响颇大。其于文学，除文字流畅、洗 练，描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本身就是一部笔记体文学佳作外，于诗、词亦有独到之 论。其叙艺术，有书法、绘画，音乐方面更有清乐、雅乐、燕乐，以及律制、音制、乐 器等。书中强调把形式、内涵、情感、技巧融为一体，再行升华，追求“意韵萧然，得 于声外”的艺术境界，如是等等，可见全书极富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本书之著名， 尤以科学技术价值见称。 全书所论及之科学技术内容极为广泛，据英国专事中国科技史之大家李约瑟博士统 计，书中有关科学技术之条文有207条，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内容包括有天文、历法、 数学、地质、地理、地图、气象、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医药学、印刷、机械、水 利、建筑、矿冶等各个分支。 在天文方面，记述有作者改进浑仪、浮漏、圭表之事迹，开了宋元时代天文仪器改 革之先锋。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改进后的浑仪，连续对北极星进行3个月之观测，绘制星 图200余幅，得出极星离天极三度有余之结论；利用改进后之浮漏，进行长达10余年之 测量，第一次从理论上推导出冬至日长度“百刻而有余”，夏至日长度“不及百刻”的 结论。对岁差、日月五星之运行、二十八宿距星等，亦均有所论及。 在历法方面，记述了作者主持编订《奉元历》之始末，民间天文学家卫朴之成就和 在改历中之贡献。又论及历代历法之疏密，以及历法推步之术。书中所记载的“十二气 历”，以节气定历，为一纯阳历制度，乃对传统阴阳合历所作的一根本性变革，是作者 之首创。19世纪英国气象局采用的肖伯纳历，与此相似。 在数学方面，记述有作者首创之隙积术和会圆术。隙积术为一种求解垛积问题的方 法，属于高阶等差级数求和之范畴。会圆术为一种已知弓形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方法， 属于求解高次方程的问题。这二种方法，开辟了中国传统数学新的研究方向，对宋元时 期中国数学的高度发展，其功甚大。 在地质、地理、地图方面，记述有浙江雁荡山“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 西部黄土地区“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等地貌特征，指出此乃流水之侵蚀作用所造 成。又记述了河北太行山之山崖间，往往衔蚌壳之化石，在石壁上横亘如带，从而推断 这里为昔日之海滨，华北平原乃泥沙淤积而形成。又记述有作者利用木屑、面糊和熔蜡， 以及用木刻等方法，制作立体地理模型，并被推广的情形；还有作者“以二寸折百里为 分率”，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绘制天下州县图“守令图”的情况。 在物理学方面，记述有指南针乃方士（即风水先生）利用铁针磨磁石磁化所发明， 当时有四种使用方法，即水浮法、置指甲上、置碗唇上和悬丝法，并指出指南针不全指 正南，而常微偏东，指南针有指南、指北二种。这是关于指南针发明、应用，及地球磁 偏角之发现的重要史料。又记述有作者关于球面镜成像的实验。指出凹面镜照物时，有 一处叫“碍”（即焦点），在此点之上照物无所见，在此点之外照物成倒像，在此点之 内照物成正像，并用小孔成像、细腰鼓、船上橹担等现象作比拟，来解释凹面镜成像原 理。指出凸面镜只成小于原物的正像，并解释古人铸镜，镜大则平，镜小则凸的道理。 此外，还记述有演示月亮盈亏的模拟实验，演示声音共振的实验。对于海市蜃楼、 虹、雷电等现象，以及透光镜，也都有所记述，并进行解说。 在化学和矿冶方面，记载有利用铜铁离子置换反应，而发明的湿法冶铜方法“胆铜 法”，以及古代最先进的炼钢方法灌钢法。又记述了石油、井盐、池盐，以及青堂羌族 的冷锻铁甲法。 在农学、生物学方面，记述有不少作物和动、植物的地理分布、生态特征和分类， 并对一些古生物进行了考证，使这些早已灭绝的生物让人们有所了解。 在水利方面，记述有作者在汴河分段筑堰，逐段进行测量，测得从汴京（开封）上 善门起，经420公里，至泗洲（今江苏泗洪）淮河口，水位落差64．95米的事迹。又记 述有当时木工高超在治理黄河时，发明巧合龙门的三节压埽法。 对于漕渠复闸、苏昆长堤和淤田法等，亦皆有所记述。 在印刷技术方面，记述有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 以及活字印刷的工艺过程。这是关于活字印刷术最早的文字记载。 在建筑学方面，记述有著名匠师喻皓加固杭州梵天寺木塔的事迹，以及其所著建筑 学专著《木经》的片断。《木经》早已佚亡，人们仅藉此方知这部重要著作，并了解其 内容之一斑。 在医药学方面，记述有人体解剖生理学，并阐述了食物、药物、空气进入人体后的 运转过程，以及人体新陈代谢的原理。又记述有大量植物、矿物药物的特征、性味、采 制和功效，以及用药配方的原则。 对于全书所记述的极其丰富的科学内容，当然不可能予以一一列述。但从上列各端， 即可看到本书科学价值之高。可以说，本书反映了11世纪时中国科学技术的水平，其中 不少成就在当时世界科学技术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因此，本书被视为中国科学技术 史上里程碑式之典籍，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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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营造法式》 -------------------------------------------------------------------------------- 古典建筑之规范 《营造法式》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 工的规范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 《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 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 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 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 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 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祐法式》。 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 （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 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 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 年）刊行全国。 《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 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 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 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 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 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 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 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 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 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 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 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 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 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 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 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 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 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 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 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 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 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 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 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 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 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 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小、构造方法 的同时，也规定了它们的艺术加工方法。如梁、柱、斗拱、椽头等构件的轮廓和曲线， 就是用“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 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 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 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 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 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 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 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 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 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 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 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 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 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 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 “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 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 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 重印为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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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三大农书之冠 元王朝统治中国97年，时间虽不算很长，但却在我国农学史上留下了三部比较出色 的农学著作。一是元建国初年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此后有《王祯农书》和《农 桑衣食撮要》。三书中尤以《王祯农书》影响最大。作者王祯，字伯善，元代东平（今 山东东平）人。元成宗时曾任宣州旌德县（今安徽旌德县）尹、信州永丰县（今江西广 丰县）尹。他在为官期间，生活俭朴，捐俸给地方上兴办学校、修建桥梁、道路、施舍 医药，确实给两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时人颇有好评，称赞他“惠民有为”。（《旌德 县志》）王祯像我国古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也继承了传统的“农本”思想，认为国家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首要政事就是抓农业生产。王祯同时代人戴表元所写《王伯善农书 序》中说，王祯在旌德和永丰任职时，劝农工作取得很大成效，政绩斐然。所采取的方 法是每年规定农民种桑树若干株；对麻、苎、禾、黍、麰麦等作物，从播种以致收获的 方法，都一一加以指导；还画出“钱、鑮、耰、耧、耙、麴”各种农具的图形，让老百 姓仿造试制使用。他又“以身率先于下”、“亲执耒耜，躬务农桑”。最后，王祯把教 民耕织、种植、养畜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上搜集到的前人有关著作资料，编撰成《农 书》。 《王祯农书》完成于1313年。全书正文共计37集，371目，约13万余字。分《农桑 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最后所附《杂录》包括了两篇与农业生 产关系不大的“法制长生屋”和“造活字印书法”。 《王祯农书》在我国古代农学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兼论北方农业技术和南方农 业技术。王祯自己是山东人，在安徽、江西两省做过地方官，又到过江、浙一带，所到 之处，常常深入农村作实地观察。因此，《农书》里无论是记述耕作技术，还是农具的 使用，或是栽桑养蚕，总是时时顾及南北的差别，致意于其间的相互交流。如垦耕，书 中就详述了南北的特点，并说：“自北至南，习俗不同，曰垦曰耕，作事亦异。” （《垦耕篇第四》）又常把几种作用相同、形制相异的农具放在一起加以叙述，以 便于人们比较采用，说：“今并载之，使南北通知，随宜而用，无使偏废。”（《耙耢 篇第五》）养蚕方面，采撷南北养蚕方法加以叙述，并指出各有的优缺点，目的是“择 其精妙，笔之于书，以为必效之法”。（《蚕缫篇第十五》）可以说，在《王祯农书》 以前所有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像《氾胜之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等，都只 记述了北方的农业技术，没有谈及南方，更没有注意促进南北技术的交流。 《王祯农书》在前人著作基础上，第一次对所谓的广义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系 统的论述，提出中国农学的传统体系。《吕氏春秋·上农》等4篇只是保存先秦有关农 业政策、用地、整地和掌握农时的4篇农学论文。汉代的《氾胜之书》只残存了3000余 字，不能见其全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综合性整体农书，只有成书于公元6世纪的《齐 民要术》。与《王祯农书》相比较，《齐民要术》内容虽包括了粮食作物、蔬菜和果树 栽培、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烹饪等，最后还附有非中国产的一些栽培植物，范 围可谓十分广泛，但占了很大篇幅的烹饪显然是不属于农业生产范围的。《王祯农书》 则明确表明广义农业包括粮食作物、蚕桑、畜牧、园艺、林业、渔业，而把《齐民要术》 中的酿造、醃藏、果品加工、烹饪、饼饵、饮浆、制糖，以及煮胶、制笔等农产品加工 的内容都去掉了。从整体性和系统性来看，《王祯农书》也超过《齐民要术》。《齐民 要术》还没有明确的总论概念，属于这方面的内容只有《耕田》和《收种》两篇，构成 全书的主要是农作物栽培各论，分别孤立地叙述各项生产技术。而《王祯农书》中的 《农桑通诀》则相当于农业总论，首先对农业、牛耕、养蚕的历史渊源作了概述；其次 以“授时”、“地利”两篇来论述农业生产根本关键所在的时宜、地宜问题；再就是以 从“垦耕”到“收获”等7篇来论述开垦、土壤、耕种、施肥、水利灌溉、田间管理和 收获等农业操作的共同基本原则和措施。《百谷谱》很像栽培各论，先将农作物分成若 干属（类），然后一一列举各属（类）的具体作物。分类虽不尽科学，更不能与现代分 类相比，但已具有农作物分类学的雏形，比起《齐民要术》尚无明确的分类要进步。 《农器图谱》是全书重点所在，插图306幅，计20集，分为20门，261目。另外，在《农 桑通诀》、《百谷谱》和《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之间，也相互照顾和注意各部分的内部 联系。《百谷谱》论述各个作物的生产程序时就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农器图 谱》介绍农器的历史形制以及在生产中的作用和效率时，又常常涉及《农桑通诀》和 《百谷谱》。同时根据南北地区和条件的不同，而分别加以对待。既照顾了一般，又重 视了特殊。 将农具列为综合性整体农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王祯农书》开始的，也是本书一 大特点。我国传统农具，到宋、元时期已发展到成熟阶段，种类齐全，形制多样。宋代 已出现了较全面论述农具的专书，如曾之瑾所撰的《农器谱》3卷，又续2卷。可惜该书 已亡佚。《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在数量上是空前的。《氾胜之书》中提到的农 具只有10多种，《齐民要术》谈到的农具也只有30多种，而《农器图谱》收录的却有 100多种，绘图306幅。在做这部分工作时，王祯花费精力最多，不仅搜罗和形象地描绘 记载了当时通行的农具，还将古代已失传的农具经过考订研究后，绘出了复原图。 如西晋（265—316年）刘景宣创制的“磨”，奇巧特异，用一牛拉，能“转八磨之 重”。（《农器图谱·杵臼门》）可惜久已失传，王祯经过查找资料研究、把它进行复 原，并名之为“连磨”。又东汉杜诗（？—38年）发明水排，利用水力鼓风来炼铁。到 元代制法已不可考，王祯也多方搜访，力求复原，并加以发展。古代水排用皮囊鼓风， 而王祯复原所绘的水排已经是用木扇（简单的风箱）来鼓风了。王祯对轮轴特别感兴趣， 在“杵臼门”、“灌溉门”、“利用门”中，集中了57种与轮轴有关的生产工具。在此 基础上，他自己又创制成了“水砻”和“水轮三事”。其中尤以“水轮三事”最为机巧， 具备有磨、砻、碾三种功能。《农器图谱》展示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工具的卓越成就。 在此之后的农书和其他一些书籍，如《三才图绘》、《农政全书》、《古今图书集成》、 《授时通考》等书中与农事有关的插图基本上都渊源于本书。 “授时指掌活法之图”和“全国农业情况图”也是《王祯农书》的首创。后图的原 图已佚失，无法知其原貌。现在书中看到的一幅是后人补画的。“授时指掌活法之图” 是对历法和授时问题所作的简明小结。该图以平面上同一个轴的八重转盘，从内向外， 分别代表北斗星斗杓的指向、天干、地支、四季、十二个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 以及各物候所指示的应该进行的农事活动。把星躔、季节、物候、农业生产程序灵活而 紧凑地联成一体。这种把“农家月令”的主要内容集中总结在一个小图中，明确、经济、 使用方便，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叹赏的绝妙构思。 《王祯农书》附录中的“造活字印书法”是王祯把请工匠刻制的3万多个木活字， 以及自己发明的可减少排字工人的疲劳与提高效率的转轮排字盘，用来试印《旌德县志》 成功的方法与经验的总结。虽然与农业生产无关，但都是对印刷排字技术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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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 《天工开物》是我国明代大科学家宋应星（1587—1663年）的代表作，初版于崇祯十年（1637年），是作者任江西分宜教谕时（1634—1638年）撰写成的。 明代是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比较发达的阶段，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期后，部分地区，不少行业中还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农业中，耕地面积扩大，作物品种得到改良和增加，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明显提高。一些地区出现了专业化经营。明代手工业种类较多，且已具备了一定规模，尤其是与国计民生关系较为密切的冶金、陶瓷、纺织等行业最为发达。明代商业和交通亦较发达，一些巨商往往致富于数千里之外。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徐光启（1562—1633年）《农政全书》、李时珍（1518—1593年）《本草纲目》、徐弘祖（1586—1641年）《徐霞客游记》等长篇巨著，都是明代中期以后产生出来的。明代科学著作大都具有承前启后、集历代之大成的特点：它们既总结了前人的优秀成果，而在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上，却又有许多创新。 人们重视实践，许多学术观点都往往带有启蒙思想的气息。这样一个时代，自然要在科学内容和学术思想上为《天工开物》的产生创造出更为优越的条件。 宋应星，字长庚，明南昌府奉新县北乡人。他出生在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聪慧过人。万历四十三年，时年28岁的宋应星便与其兄一起在江西乡试时同榜中举，一时传为佳话。宋应星兴趣十分广泛，对农业、手工业生产都比较注意观察和研究。当科举场中屡受挫折，以致“六上公车而不第”之后，他便幡然醒悟，一方面为官，一方面著书立说起来。遂成为一名科学上的巨人。 《天工开物》一书原分作18卷，依次为：乃粒（五谷）、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粮食加工）、作咸（制盐）、甘嗜（制糖）、陶埏（陶瓷）、冶铸（铸造）、舟车（车船）、锤锻（锻造）、燔石（烧造）、膏液（油脂）、杀青（造纸）、五金（冶金）、佳兵（兵器）、丹青（朱墨）、曲蘖（制麯）、珠玉。前面一些卷目都是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的内容，这样一种排列次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该书分量最大的是农业技术，其次是金属冶铸技术。宋应星撰写此书的目的，一是要向人们系统地介绍农业、手工业的生产知识。他认为天覆地载，物号数万，若每一种知识都要靠别人口授，或者亲自去观察，那是认识不了多少东西的，故应向书本学习。二是强调生产知识之重要，批判那种轻视生产劳动，连枣梨之花都不能分辨，而侈谈楚萍的错误倾向。 从内容上看，《天工开物》一书有几个特点：一是门类多，技术范围较广，包含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的各主要部门。 我国是个伟大的文明古国，在农业和手工业方面曾有过许多重大的发明和创造，但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却无一部全面反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书。《考工记》一书的内容虽也比较丰富，但它反映的主要是先秦时期的百工技艺，有关农业生产技术则涉及较少，《天工开物》则承上启下。二是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既有一般性介绍，又重点突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其均非其他古代技术专著可以比拟。三是重视实践，以实带虚。全书以描写生产过程、介绍技术要点为主，绝少空发议论。间有议论时，也是言简意骇，精辟之至。四是重视各种事物间的数量关系，及其所引起的质量变化。作者在书中经常使用一些数字比例来说明问题。五是坚持从客观事物的内部去寻找事物变化的客观规律。六是具有批判精神，对一些不正确看法，能依据自己的调查研究，重新作出判断。七是重视人的自然属性，较好地阐述个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认为人是不能永远活着的，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要靠五谷来维持生命，但五谷不能自生，要靠人去种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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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前人的优秀成就，另一方面也有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它的主要技术成就是：第一，在作物分类学上提出了一些新的方法和标准，且与今人之分类法十分接近。如它把古代农业归纳成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甘嗜、膏液、曲蘖7个大类，这在先世或者同时代的其他农书以及本草类书中是不曾见过的。该书还把水稻排到了五谷之首，稻下又分出了水稻、旱稻，麦下又分出了大麦、小麦，并指出了荞麦非麦。这些分类方法，给人一种眉目清秀之感。 第二，在水稻栽培技术上，较早地阐明了秧龄和早穗的关系。它首次记述了再生秧技术，以及冷浆田中以骨灰、石灰包秧根的技术，这对于提高粮食作物的产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还最先记述了早稻在干旱条件下变异为旱稻的问题，从而在世界生物变异理论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三，在麦类栽培管理技术方面，最先指出了以砒霜拌豆麦种子以作防虫杀虫之法，最先指出了荞麦的吸肥性。 第四，在养蚕技术上，最先记述了利用“早雄配晚雌”的杂交优势来培育新品种的方法，并指出了家蚕“软化病”的传染性，指出“需急择而去之，勿使败群”的处理方法。 第五，较早记述了山羊绒可用于织造之事。 第六，在金属冶炼方面，空前绝后地记述了串联式炒炼法，较好地记述了明代灌钢工艺的发展，首次记述了今俗称为“焖钢”的箱式渗碳制钢工艺，最早记述了火法炼锌的操作方法。 第七，在铸造技术上，最早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述了大型器物的铸造工艺，较早图示了活塞式鼓风箱的使用情况。 第八，在金属加工方面，最早明确地记述了响铜的合金成分以及有关响器的成型工艺，最先记述了铁锚锻造工艺、钢铁拉拔工艺以及一种叫做生铁淋口的特殊化学热处理工艺，较早地详述了金属复合材料技术的基本操作。 第九，煤炭技术方面，较早对煤进行了分类，较早记述了煤井排除瓦斯的方法。 第十，化工技术方面，最早记述了银朱生产过程中的质量互变关系，可认为这是“化合物”观念和“质量守恒”观念的萌芽。……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还在明代末年，就有人刻了第二版，准备刊行。大约17世纪末年，它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学术界对它的引用一直没有间断过，早在1771年就出版了一个汉籍和刻本，之后又刻印了多种版本。19世纪30年代，有人把它摘译成了法文之后，不同文版的摘译本便在欧洲流行开来，对欧洲的社会生产和科学研究都产生过许多重要的影响。如1837年时，法国汉学家儒莲把《授时通考》的“蚕桑篇”，《天工开物·乃服》的蚕桑部分译成了法文，并以《蚕桑辑要》的书名刊载出去，马上就轰动了整个欧洲，当年就译成了意大利文和德文，分别在都灵、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第二年又转译成了英文和俄文。当时欧洲的蚕桑技术已有了一定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等而引起了生丝之大量减产。《天工开物》和《授时通考》则为之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亦阅读了儒莲的译著，并称之为权威性著作。他还把中国养蚕技术中的有关内容作为人工选择、生物进化的一个重要例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9年止，《天工开物》一书在全世界发行了16个版本，印刷了38次之多。其中，国内（包括大陆和台湾）发行11版，印刷17次；日本发行了4版，印刷20次；欧美发行1版，印刷1次。这些国外的版本包括两个汉籍和刻本，两个日文全译本，以及两个英文本。而法文、德文、俄文、意大利文等的摘译本尚未统计入内。《天工开物》一书在一些地方长时期畅销不滞，这在古代科技著作中并不是经常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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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农政全书》 -------------------------------------------------------------------------------- 杂采众家，兼出独见 《农政全书》的作者是徐光启。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生于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于崇祯六年（1633年），明末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一起共同翻译了许多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近代科学的先驱；同时他自己也写了不少关于历算、测量方面的著作，如《测量异同》、《勾股义》；他还会通当时的中西历法，主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祯历书》的编写工作。除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工作以外，他还亲自练兵，负责制造火器，并成功地击退了后金的进攻。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问》等军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启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启出生的松江府是个农业发达之区。早年他曾从事过农业生产，取得功名以后，虽忙于各种政事，但一刻也没有忘怀农本。眼见明朝统治江河日下，屡次陈说根本之至计在于农。自号“玄扈先生”，以明重农之志。玄扈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有关的候鸟，古时曾将管理农业生产的官称为“九扈”。 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启在为他父亲居丧的3年期间，就在他家乡开辟双园、农庄别墅，进行农业试验，总结出许多农作物种植、引种、耕作的经验，写了《甘薯疏》、《芜菁疏》、《吉贝疏》、《种棉花法》和《代园种竹图说》等农业著作。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闰四月，徐光启又来到天津垦殖，进行第二次农业试验。天启元年（1621年）又两次到天津，进行更大规模的农业试验，写出了《北耕录》、《宜垦令》和《农遗杂疏》等著作。这两段比较集中的时间里从事的农事试验与写作，为他日后编撰大型农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天启二年（1622年），徐光启告病返乡，冠带闲住。此时他不顾年事已高，继续试种农作物，同时开始搜集、整理资料，撰写农书，以实现他毕生的心愿。崇祯元年（1628年），徐光启官复原职，此时农书写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上任后忙于负责修订历书，农书的最后定稿工作无暇顾及，直到死于任上。以后这部农书便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启死后的6年，刻板付印，并定名为《农政全书》。 整理之后的《农政全书》，“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书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12目中包括：农本3卷；田制2卷；农事6卷；水利9卷；农器4卷；树艺6卷；蚕桑4卷；蚕桑广类2卷；种植4卷；牧养1卷；制造1卷；荒政18卷。 《农政全书》基本上囊括了古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贯彻这一思想正是本书不同于前代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前代农书，无论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还是元代王祯的《农书》，虽然也都是以农本观念为中心思想，但重点在生产技术和知识，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于是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开垦、水利、荒政这样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前代农书所鲜见的。以“荒政”为类，前代农书，如汉《氾胜之书》、北魏《齐民要术》，虽然亦偶尔谈及一二种备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祯《农书》“百谷谱”之末开始出现“备荒论”，然不足2000字，比之《农政全书》实在是少得堪怜。《农政全书》中，“荒政”作为一目，且有18卷之多，为全书12目之冠。目中对历代备荒的议论、政策作了综述，水旱虫灾作了统计，救灾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后附草木野菜可资充饥的植物414种。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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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救荒只是治标，水利才是治本。水利作为一目，亦有9卷之多，位居全书第二。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但是徐光启并没有因为着重农政而忽视技术，相反他还根据自己多年从事农事试验的经验，极大地丰富了古农书中的农业技术内容。例如，对棉花栽培技术的总结，古农书中有关的记载最早见于唐韩鄂的《四时纂要》，以后便是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但记载都很简略，仅有寥寥数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的“棉谱”，约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农政全书》却长达6000多字，可谓后来居上。该书系统地介绍了长江三角洲地区棉花栽培经验，内容涉及棉花的种植制度，土壤耕作和丰产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总结的“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丰产十四字诀。从农政思想出发，徐光启非常热衷于新作物的试验与推广，“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例如当他听到闽越一带有甘薯的消息后，便从莆田引来薯种试种，并取得成功。随后便根据自己的经验，写下了详细的生产指导书《甘薯疏》，用以推广甘薯种植，用来备荒。后来又经过整理，收入《农政全书》。甘薯如此，对于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驯化栽培的作物，无论是粮、油、纤维，也都详尽地搜集了栽种、加工技术知识，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这就使得《农政全书》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农业百科全书。 通观全书不难发现《农政全书》系在对前人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进行系统摘编译述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体会撰写而成的。徐光启十分重视农业文献的研究，“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务，目不停览，手不停笔。”据统计，全书征引的文献就有225种之多，真可谓是“杂采众家”。 然而徐光启摘编前人的文献时，并不是盲目追随古人，卖弄博雅，而是区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对于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阙而不录，对于已收录的文献，也多采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编者按）形式，或指出错误，或纠正缺点，或补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这还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著古制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我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朝所记载的111次蝗灾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进行了分析，发现蝗灾“最盛于夏秋之间”，得出“涸泽者蝗之原本也”的结论。他还对蝗虫的生活史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提出了防治办法。 徐光启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献的同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数理知识，提出独到的见解，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现。例如，在书中徐光启用大量的事实对“唯风土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了有风土论，不唯风土论，重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正确观点。对引进新作物，推广新品种，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徐光启在书中对近80种作物写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专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与经验，这在古农书中是空前绝后的。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博讯。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因此，我们在阅读《农政全书》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不仅仅是有关古代农业的百科知识，而且还能够了解到一个古代科学家严谨而求实的大家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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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泉 《黄帝内经》是早期中国医学的理论典籍。世简称之为《内经》。最早著录于刘歆《七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原为18卷。医圣张仲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为伤寒杂病论”，晋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称“今有针经九卷、素问九卷，二九十八卷，即内经也”，《九卷》在唐王冰时称之为《灵枢》。至宋，史嵩献家藏《灵枢经》并予刊行。 由此可知，《九卷》、《针经》、《灵枢》实则一书而多名。宋之后，《素问》、《灵枢》始成为《黄帝内经》组成的两大部分。 《内经》冠以黄帝名，并非真为黄帝之作。淮南子曾指出： 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于神农、黄帝。 《内经》既非黄帝之作早已为确论，但其成书究竟何时？又出于何人之手？对此，历代以来意见纷纭，终未能取得共识。例如，司马光指出：谓《素问》为真黄帝之书，则恐未可。他认为“此周汉之间，医者依讬以取重耳”。综观历代学者，在《内经》之成书时代上，约有以下几种观点，如有成书于战国者，有成书于战国末至秦汉之际者，有成书于西汉者，或谓更为晚出者等等，现仍为学者争论最为激烈之问题之一。在这个争论之中，有一点则为大家所公认，即明代医学家吕复之所论：“乃观其旨意，殆非一时之言。其所撰述，亦非一人之手。” 《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还有扁鹊内、外经等。何以分内经、外经，犹《易》之有内、外卦，《春秋》之有内、外传，《庄子》之有内、外篇，《韩非子》之有内、外储说。故知医学之分黄帝内经、外经等，只有次第名而并非有何深意。今《黄帝外经》早佚，唯《黄帝内经》尚存。 《黄帝内经》成书后，在其传抄流布过程中，既有内容的散落，也有掺入和补撰，在历代注释整理中，也增加了该书内容。因此，出现了何为原文？何为讹传？何为杂入等难以分辨的混乱局面，为研究者的辨析鉴别造成了困难，也时有争论。《黄帝内经》流传甚广，现就今之《素问》、《灵枢》分述之。 《素问》：公元6世纪，全元起首次全面注释，当时第七卷早佚，故只有8卷。公元762年，王冰次注，称为《黄帝内经素问》24卷，81篇，其中除72—73篇有目缺文外，经王氏补入“旧藏”7篇。11世纪，北宋校正医书局对王氏注本再加校勘注释，改名《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成为宋之后历代刊刻研究之蓝本和依据，刊刻者有数10种之多。 《灵枢》：在《汉书·艺文志》名为《九卷》，公元6世纪前后，其名有《针经》、《九墟》、《九灵》、《灵枢》等不同书名之传本。南北朝、隋唐间，《针经》注本多种曾有流传，并见于隋唐及日、朝之医事法令将其列为医学教材，但未能流传后世。如前所述，宋史类刻刊《灵枢》（1135年）后，即成为《九卷》之唯一刻本流传于世，虽有12卷本与24卷本之不同，但篇目内容次第等并无差异。 《素问》、《灵枢》历代之注释、节要、语译以及国外之注释、译本，共计有200余种之多，其中少数影响大者，每种刊刻印行有达40多次者。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依据，尽管医学家学说各异而有争论但鲜有背离之者，几乎无不求之于《内经》而为立论之准绳。这就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也必须首先攻读《内经》的原故。因为，若不基本掌握《内经》之要旨，将对中医学之各个临床科疾病之认识、诊断、治疗原则、选药处方等等，无从理解和实施。 《黄帝内经》的科学成就：前已提及，《内经》之成书，既非成于一时，也非成于一人。由此可知，乃是先秦诸多医学家对其前代医学发展的一次系统的总结，是对十分丰富的医疗经验的高度概括，并从而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达到了历史的高水平，有着许许多多的科学成就和十分正确的预见。或者正因为如此，《内经》至今仍有其很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