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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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仅就其科学成就之重要者分述如下： 公然宣布与巫术决裂。中国医学在商周时期仍处于鬼神观念占居统治地位，不但病因要寻求鬼神作用的因素，治疗也多巫术之法。到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认识逐渐发生了动摇，围绕着疾病诊疗是否鬼神因素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民间医生扁鹊及《内经》作者们在这场影响深远的斗争中，鲜明地反对鬼神说。《史记·扁鹊仑公传》明确记述了扁鹊行医的六不治，其中之一即“信巫不信医不治”。《内经》的作者在《素问·五脏别论》中强调：“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恶于针石者，不可与言至巧。”用意深刻地阐明了他们在这关系医学发展道路和方向上的立场和观点，他们的观点为历代医学家所遵循，从而保证了中国医学基本上一直沿着唯物的疾病观不断发展。 人体解剖、生理研究的成就。认识人类疾病必须首先认识人类自身。《内经》的作者们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对人体的解剖研究，并实地进行了人体体表与内脏的解剖。《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皆有大数”。例如消化道解剖，《灵枢》已详述了唇口几何，唇到齿距离几何，舌形重量，齿至咽距离，会厌形质，口腔容量，食管长度，胃容量及体大小，贲门、幽门形质，小肠长度、如何曲屈、容量，大肠之升、横、降、容量、重量，肛门形质等等，其所记述之大小、长度、容量、形态与相互关系等，同现代人体解剖基本一致。又如关于消化系统之功能，血液环流周身之功能，泌尿生殖系统之功能，虽然认识多有失之于笼统，然而也有许多科学的论断。譬如血与脉的关系，不但对血管区分为经脉（大血管）、络脉（大血管之分支血管）和孙脉（细小血管），并且明确指出血脉是运行人体经过饮食消化而产生营养精气等物质的，特别强调这种运行在人体“如环无端”，周而复始，永无休止。实际上他们对人体的血液循环系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 高明的医疗技术。《内经》是一部理论专著，但个别部分也涉及医疗技术。例如该书不但记述了水浴疗法、灌肠技术，而且比较正确地论述了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脱疽的外科手术截趾术等。《内经》已设计使用了筒针（中空的针）进行穿刺放腹水的医疗技术，这是一次改善腹水治疗和减轻患者痛苦比较成功的尝试。筒针穿刺放腹水虽然未能创造出根治腹水的方法，但作为一种医疗技术在后世继续得到发展和应用。 至今虽然在器械条件和技术上已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其原理却是完全一致的。可贵的是《内经》还记述了筒针的制作技术要求，指出：“故为之治针，必筒其身而锋其末”。在进针的技术要领方面也已达到与现代基本相似的步骤和方法。 提倡疾病预防强调早期治疗。中国医学自古就十分重视促进人体健康以预防疾病的思想，追其原则始于《内经》。例如：反复强调的“虚邪贼风（指致病因素），避之有时”。又如强调，一位高明的医学家，应当治未病之病，而不是治疗已病的病。如果等到病已发而后才给予药物治疗，就犹如渴而穿井，战乱已成才去制造兵器的道理一样，不是太晚了吗？ 又说：一位高明的医学家，治疗疾病必须“救其萌芽”。并批评了医学家中对一些久病轻易作出“不可治”的结论，指出： “疾虽久，犹可毕也（是可以治愈的），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本也。”其思想都是很先进的。 《内经》虽有不少待研究、商议的内容，但其科学的内容、积极探求的思想等，是其2000多年来富有旺盛的生命力的源泉。 《内经》不单在中国医学的发展上创造了2000多年医学家们不断研究、不断运用以解决医疗理论和技术的有效记录，而且为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医学家所研究和运用，以为指导，也有千余年的历史。同时，《内经》也早已为欧美汉学家、私人收藏家、国家图书馆所广泛收藏和流传，而且有被部分节译或全译为英、法、德等文本出版者。在当代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内经》也更加为人类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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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临床医学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一部论述传染病与内科杂病为主要内容的典籍，东汉张仲景约撰成于公元2世纪末3世纪初。该书编成后不久，晋王叔和析为《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二书，经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刊，历代刻印数10次而流传至今，对中医学治疗急慢性传染病、流行病以及内科杂病等理论和技术的发展，曾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历代医学家围绕着张仲景于该书内所阐发的理论问题和医疗技术问题展开热烈的争论，特别是围绕着防治急性温热病的病因、辨症和治疗思想、选方用药等，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从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例如：经方派与时方派之争，伤寒派与温病学派之争，促成了时方与温病学说得到独立与发展壮大。随着时间流逝，经方派之继承发扬虽然有些衰退，但直至现代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近些年来随着中成药生产的扩大，在国内外大有复苏和再发展的明显趋势。 《伤寒论》是《伤寒杂病论》一书中综合论述传染病、流行病理论与治疗规律性的重要部分，共10卷，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校正医书局孙兆、林億校勘刻印后通行于国内外。 流传后世而影响巨大者，现存有明赵开美的影宋刻本和金成无已的《注解伤寒论》本。宋校正《伤寒论》，或称宋本《伤寒论》，以及金成无已《注解伤寒论》，在宋、金以后，历代及日本刻本之现存于国内者，有60多个版本。若计其节录、别本、发挥、集注、方论等，目前国内各图书馆收藏之国内外版本有近700种，1990多次刊印。由此即可见其历代流传影响之大了。 《伤寒论》在大量治疗传染病、流行病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其发病因素、临床症状病候表现、治疗过程与预后等等之共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综合分析，从而创造性提出了六经辨症的理论学说。即将当时几乎年年常发的许多热性病，按其发病初期、中期、末期不同的临床表现，以及不同治疗的反应与结果，分为辨太阳病、辨阳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此即历代所称的“辨伤寒六经病”，由此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有的学者视六经病为六个症候群以帮助学者学习理解。实际上，太阳病所论基本上是综合论述了许多传染性或流行性疾病初发的症状、征候表现，以及切脉等四诊之要点和治疗之原则方法等。如果未经治疗或治疗失当，疾病继续发展，则依次出现少阳、阳明……等征候，以上是三阳经。如果治疗得当或及时，尚属易治或能获得良好结果，否则，该病就传至三阴经，即太阴病而少阴病而厥阴病，其治疗的难度也就随之而增加，甚至不能治愈而死亡。在这些辨症论治的过程中，张仲景以其渊博的学识，以及极其丰富的临床经验，随着各种传染病、流行病与不同病人体质等不同反应所表现的千变万化的征候，作出了颇富科学思想的综合、分析、论述和预见性结论。与此同时，张氏还以“平脉法”、“辨脉法”、“伤寒例”（一说为王叔和整理时所加），集中论述了伤寒的切脉与切脉诊断等问题。 《伤寒论》的理论体系即六经病证的辨证论治体系。它以六经辨症为纲，方剂辨症为法，对六经传变过程中之征候、脉象等各阶段的审证、辨脉、论治的结果，给予遣方、用药等，进行了有规律性的论述。世称《伤寒论》113方、397法，虽不尽确，但其逐条评述传染病、流行病不同发展时期不同表现的因素、病理、症状、体征以及据以诊断的依据，治疗处方用药的原则与具体方法，无不条分缕析。张仲景在《伤寒论》中所总结和创造的医疗处方如：桂枝汤、麻黄汤、白虎汤、青龙汤、承气汤、柴胡汤、四逆汤、真武汤、乌梅汤、理中汤等等，至今仍是国内外医学家临床治疗所常用，也是中外制药厂家据以生产中成药的理论依据。可见宋林億在校正《伤寒论》一书后所称誉的“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的确是比较实在的评估。 如前所述，历代研究《伤寒论》并有著作流传至今者约700家，但就其学术思想和特点而归纳之约有三个学派。或有认为有三纲重订与维护旧论两大阵营，或谓可分作三纲编次派、维护旧论派、以方类证派与以法类证派等四个体系者。目前学术界大多认为二个学派或三个体系比较符合实际。一派以明力有执为代表，他们认为：《伤寒论》“编始虽由于（王）叔和，而源流已远，中间时异世殊，不无蠹残人弊”。强调必须考订重加编次，以求恢复仲景之本意。阐发方氏者有喻昌、沈明宗、张璐、吴仪洛……等。世称之为“重订派”。 一派以张遂辰、张志聪为代表，他们确信宋本《伤寒论》“皆仲景原文”，反对“断简残篇”的观点，批评重订派是“举一废百”，反失仲景心法。世称之为“维护派”。一派以柯琴、徐大椿为代表，主张重视《伤寒论》中之方证，认为六经之中是以辨症为主的，故命其代表作为《伤寒类方》。应当说以上三个学派分别对发展张仲景伤寒学说，提高传染病、流行病等治愈率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各有其立论之偏颇者。 《金匮要略》是《伤寒杂病论》的组成部分，专论内科等杂病，共3卷。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孙兆、林億等据馆阁收藏之蠹简文字，重新加以整理编校而成。全书共分25篇，所论述之内科杂病有：痉、湿、暍、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瘧、中风、厉节、血痹、虚劳、肺痈、咳嗽上气、消渴、黄胆、下痢等40多种；外科、骨伤科方面疾病有：痈肿、肠痈、浸淫疮，刀斧伤等；此外，还有妇科病症等之专门论述。 过甚所引起的疾病为内因；金刃、虫兽咬伤与饮食偏颇而造成伤病者为不内外因。张氏对内科等杂病之认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地进行比较具体的叙述，在诊断上强调望、闻、问、切四诊合参，辨症多以脏腑经络为重点，运用营卫气血、阴阳五行等学说，以指导临床治疗之实施。该书共收方剂262首，其特点与《伤寒论》之方剂一样，药味精炼，配制严密，主治多富有针对性。例如大柴胡汤、泻心汤、大建中汤、黄芪建中汤、当归生姜羊肉汤、茵陈蒿汤、酸枣仁汤、麦门冬汤、括萎薤白汤、温经汤、大黄牡丹皮汤、董苡附子败酱散、白头翁汤等等，均被广泛为历代医学家用于临床治疗，并成为他们发展及创造新的医疗用方的基础。 《金匮要略》中医方运用的理论和制方原则与《伤寒论》一样，均出于《内经》的理论指导和张仲景大量临床经验的总结，世代医家多尊之为“医方之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 必须指出，《金匮要略》除数以百计的经方外，更创造性地总结了十分丰富的医疗技术。例如：温熨疗法、肛门坐药、灌肠、烙法、洗浴法、鼻内用药、吹耳疗法、灌耳、浸足等等。 特别是该书所记载的自缢患者的抢救，其所叙述的原则要求、技术要领，生动地描述了人工呼吸法的全过程，该法几乎与现代之人工呼吸法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更富有综合性技术要求。 《金匮要略》自北宋校正刊行后，以元刻本为我国现存之最早者。其本文、注释、发挥、方论与歌括等刊印虽远不如《伤寒论》广泛，但其版本截止1949年国内图书馆收藏的国内外刊本也多达110多种，印刷也多达370余次，从而奠定了历代内科杂病辨症论治的理论基础，并为临床处方用药树立了典范。 张仲景被宋以后的医学家尊之为医圣，明清时人们为推崇纪念他的成就，在其家乡河南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年年纪念，岁岁引以为效法学习的先师。个中原因，除了他在东汉兵荒马乱、疫病流行时所作的杰出贡献外，更因为是他的《伤寒杂病论》奠定了我国临床医学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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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明医术，遂成其妙” 《针灸甲乙经》是中国针灸学专著，原名《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简称《甲乙 经》，晋皇甫谧（215—282年）编撰于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卷，南北朝时期改 为12卷本。该书集《素问》、《针经》（即《灵枢》古名）与《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 书中之有关针灸学内容等分类合编而成。原书根据天干编次，内容主要论述医学之理论 和针灸之方法技术，故命名为《针灸甲乙经》。皇甫谧本是一位史学家，年近50岁时， 因患关节炎，加之耳聋，开始钻研针灸医术，学习上述三书，并将其中“事类相从，删 其浮辞，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而成书。人称其“习览经方，手不辍卷，遂尽其妙”， 或誉之为“晋朝高秀，洞明医术”。可知其因病习医针灸而成功者。 首先，《针灸甲乙经》在中国独具特色的针灸疗法的发展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继 往开来的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在此期间，中医学典籍《素问》、《灵枢》等虽有关于 针灸学理论与技术的阐述，也有若干专门论述针灸经络的小册子，然而或已散落残佚， 或只散见而不成系统，《针灸甲乙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针灸经络、腧穴、主 治等从理论到临床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而成书的。该书在针灸理论上，除了 强调：“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针灸医生要学会运用针灸来达到保健预 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则是强调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疗者，也只能 算作一位比较好的针灸医生——中工。这表现了该书对预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疗的重视。 然后，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袭”，将不能做到预见和早期诊断治疗的针灸医生 则一概称之为下工、下下工，视之为不合格的针灸医生。这一先进思想促成了中国历代 针灸医生的勤奋学习和为发展针灸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该书还对针灸用针之形状制 作、针灸之禁忌、针灸经络、孔穴部位之考订、针灸的临床适应症、针灸操作方法，以 及临床经验的总结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系统整理考订针灸穴位。该书对针灸穴位之名称、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进行考 订，并重新厘定孔穴之位置，同时增补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书定位孔穴达到 349个，其中双穴300个，单穴49个，比《内经》增加189个穴位，即全身共有针灸穴位 649个。在此之后穴位数虽每有增减，但该书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关于穴位的分布， 该书采取了分区记述的方法，如头部分正中，两侧再分五条线与脑后各有穴若干；面部、 耳部、颈部、肩部各有穴若干；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两侧各线各有穴若干；四 肢部分三阳、三阴各有穴若干。虽然未完全按经络叙述穴位，但部位明确，相互关系清 楚，有利于学习和临床运用，该法为历代中外学者所沿用。 系统论述经络学说。经络学说是一个至今尚未证实其客观存在的系统，但2000多年 来其理论学说一直指导着中医学、针灸学之诊断和临床治疗，并每获佳效。这一系统的 径路、走行方向、与穴位关系等在针灸学的发展上每有不同观点，《甲乙经》在晋以前 医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整理研究，对人体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 十五络脉以及十二经别、十二经筋等之内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线、走行规律以及其发 病特点等作了传统理论的概括和比较系统的论述，成为后世对此学说研究论述的依据。 关于针灸疗法的适应症。哪些疾病适合运用针灸治疗，这是针灸临床的一个重要问 题，对选择治疗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经》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针灸治疗的疾病和症状等共计800多种。 例如该书所分述的热病、头痛、痓、瘧、黄胆、寒热病、脾胃病、癫、狂、霍乱、喉痹、 耳目口齿病、妇人病等等，也基本上达到了条分缕析，内容比较丰富，使学习者易于掌 握的治疗学水平。 阐明针灸方法和临床禁忌。该书强调：“用针之理，必知形气之所在、左右上下、 阴阳表里、血气多少、行之逆顺、出入之合。”提示针灸医生为病人施治时，必须掌握 时机，根据病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针刺艾灸的手法和技术。要求选穴 适宜，定穴准确，操作严谨，补泻手法适当等等。该书还在选穴治疗方面论述了后世始 形成的子午流注针法的理论。《甲乙经》专篇阐述了每日时辰不同与选穴、针刺补泻方 法的关系，这一时间医学问题至今在临床上还在应用，并为国际学者所注目和研究。关 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例如，持针之姿势 和方法，针灸施术必须全神贯注，审示病人接受治疗前后的神态反应，掌握针刺之浅深、 方向、轻重以及事故之预防。对留针时间、艾灸壮数、某穴禁针、某穴不能深刺等等， 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所有这一切，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 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影响中国针灸学发展的划时代著作。远在隋唐时期，就已作 为医学教育的必学课本，并视之为经方。不但为唐代伟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列为“凡欲为 大医，必须读《素问》、《甲乙》……等诸部经方”，定为医学生必须学习熟读的基本 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医学教育中，也明确规定其为医学校学习必修课，并设针 博士、针助教、针师等进行授课和据以指导临床实习。在此之后，不论是宋王唯一创制 针灸铜人、著书和刻石以广针灸之正确流传，或是明、清诸针灸学者编撰针灸书籍，几 乎无不以之为主要依据。 《针灸甲乙经》成书后，为历代医学家、针灸学家所重视，传抄者颇多，自北宋校 正医书局校正后始成今之传本。在国内现仅存若干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国宋刊本。现 国内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后历代刊刻出版者计约20种。 《针灸甲乙经》对国外发展中国针灸也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公元七八世纪，日 本、朝鲜在引进中国医学的同时，均在其医学教育中明确规定以《针灸甲乙经》为教材， 还明确规定了学习日数。日本的《大同类聚方》等也都较多地引用了《甲乙经》的内容。 其后，日本不但收藏中国宋版之《黄帝针灸甲乙经》，并多有中国历代之版本，近年他 们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国际上流传。欧美学者学习中国针灸虽然较晚，虽然并非始于 《针灸甲乙经》，但该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产生影响，为欧美一些大图书馆 所收藏，特别在法国影响更大。据知，法国现代学者正在翻译《针灸甲乙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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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备急千金要方》 -------------------------------------------------------------------------------- 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 《备急千金要方》是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百科全书，世简称为《千金方》。唐孙思邈（581—682年）撰于公元652年，共30卷。《道藏》收入时析为93卷。孙氏以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以“千金”命名。该书撰成后在国内外有着极广泛之影响，现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系未经宋校正医书局校正之传抄本，经宋校正医书局校刊之《备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达30余次，又有刻石本、节选本、改编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数十种。 日本于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备急千金要方》，并誉之为“人类之至宝”。近年来更为日、美、德以及东南亚各国学者和理论研究者所关注。孙氏撰成《千金要方》后，因感其内容之不足而续编《千金翼方》，30卷，约成书于公元682年。该书的内容和科学价值在于： 第一，发展传染病诊疗技术与学说。张仲景撰写《伤寒杂病论》中关于伤寒的学说，到唐代已经历四五百年的实践检验，深为历代学者所重视，孙氏撰《千金要方》时只见其片断，晚年始得“江南诸师祕仲景（伤寒论）”之书，他结合自己诊疗传染病、流行病之实践经验和理论认识，创造性提出：其要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①。孙氏的大胆革新，从医疗实践中总结新的理论经验，提高医疗水平，减少学习掌握的难度，不泥守仲景繁难的六经辨症体系，自创此三纲论治传染病的新学说，对发展仲景学说和明清医学家研究仲景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二，提高内科杂病与外科疾病的诊疗水平。孙氏临床研究十分重视一个病一个病的观察研究，因此，对内、外、妇、儿科疾病的认识，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症候等方面着重笼统论述的僵化思想，使许多疾病的认识水平和诊疗效果均获得明显的提高，有的认识达到比较科学的境界，甚至产生出若干富有病因治疗的成就。例如他对消渴（糖尿病）与化脓性感染关系的认识已比较正确。他忠告医生与病家，千万不可为糖尿病患者施行针灸，以防引起化脓而成为不治之症，并强调家属与患者提防不要破伤皮肉，以防化脓之祸，劝告患者要常备防治化脓性感染的药物等，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孙氏对急性胃肠炎——霍乱病因的认识，科学地强调“皆因食饮，非关鬼神”。他在论述谿毒、射工等病症①注：桂枝指桂枝汤证，麻黄指麻黄汤证，青龙指青龙汤证，以上三者为仲景伤寒论中诊疗传染性、流行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剂症候群代表。 时，实际上已对现代的血吸虫病的病因、发病季节、流行地域、症状和预后等，均已作出了当代最为正确的认识，有许多结论同今天的认识并不两样。可贵的是他明确强调消灭病源以预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夏月常备大莓根屑，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游，辟射工。凡洗浴以少许投水盆中，即无变毒”。又如他对痢疾的分型、治疗等也达到很高的水平，强调“热痢（急性痢疾）则多加黄连”，至今仍是临床治疗痢疾常用的有效药物。孙氏对麻风病记述尤详，并报告了他经手治疗的600余病例的经验和结果。 孙氏认为麻风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誉为近世麻风病专家之祖。 第三，强调妇人、小儿特点，为妇、儿科分立奠定学术基础。孙氏用两书的1/6篇幅，专论了妇人病、婴幼儿病及体质发展的特点。孙氏在比较正确地论述了妇女妊娠及胎儿在母体逐月发展之形态等发育过程后，并出色地强调了初生儿的护理、喂养、乳母、保育员的选择条件等，应该说是很符合科学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难产的处理、儿不啼哭的处理方法、沐浴方法、断脐方法、防止婴儿破伤风（脐风）等等，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尤其是强调初生儿、20天、30天、百日乃至3岁到10岁儿童每一阶段所可能多发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现今对产科医生、乳母、母亲等，仍有着参考和学习的价值。 第四，总结对病因有治疗效果的药物，针对疾病病因而进行的治疗是最富有成效的治疗方法。虽然孙氏所处时代对于若干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备确切认识的条件，但他在治疗这些疾病的方药中所用药物却十分符合现代科学所证实的病因认识。例如他强调瘿（地方性甲状腺肿）是因久居常食山区坞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疗上他多用含碘丰富的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甲状腺等，其疗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症）是因缺乏甲种维生素引起的，孙氏虽然并不确知其病因，但他多处强调用猪肝、羊肝煮食治疗，众所周知，肝含有极丰富的甲种维生素等营养。又如脚气病的防治，孙氏主张用穀白皮煮水去渣后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发”，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这种穀白皮含有丰富的乙种维生素，而脚气病的病因正是饮食长期缺乏乙种维生素引起的。如此等等，说明孙氏在病因治疗上，虽然还是不自觉的，但其成就令人钦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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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丰富了针灸疗法的理论与技术。关于针灸疗法，必须首先掌握经络、穴位的理论和技术。孙氏指出经络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因此，他强调“非图莫可”。他在前人绘图的基础上，经过考订、修改，并创造性地以青、黄、赤、白、黑五色彩绘以区别其十二经各条经络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并以绿色绘制奇经八脉。该图分正、侧、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为之，使我国针灸经络腧穴之绘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宋代铸造针灸铜人、刻制针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础。孙氏的彩绘不但在经络腧穴的规范化和提高教学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且在提高针灸临床效果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外，关于针灸临床，他正确指出，选穴要少而精，提倡针灸辨症，主张综合治疗。因此，在论述一位合格的针灸医师时强调“若针而不灸，灸而不针，皆非良医也；针灸不药，药不针灸，尤非良医；知药知针，固是良医”。他的这一理论，早已为千百名针灸名家的实践证实是完全符合科学原理的精辟论断。“阿是”穴是历代医师乃至现代针灸医学家所经常用于临床治疗的有效穴位，它以痛为穴，并无固定部位，这是孙氏在针灸治疗学上的创造性发现。 第六，提高疾病诊疗技术水平。孙氏创造的“验透膈法”是确诊胸背部化脓性感染是否穿透胸膜引致脓胸的科学方法，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人类医学发展高水平的诊断技术。其方法是在胸、背或胁部脓疮疮面贴一薄纸或竹内膜，于光亮处观察竹膜是否随着病人呼吸而有同步的呼气则竹内膜内陷，吸气则竹内膜凸出的节律性变化，如是则可诊断为脓肿已穿透胸膜而已成脓胸，否则，尚未穿透胸膜，这在决定有效治疗方法上是极为重要的。再如孙氏在医疗技术方面实际上已创造出有血清疗法性质的技术。其方法是对很难根除癤病病人的治疗，他创造性提出用针刺或小刀在癤肿周围刺令出血，然后以刀取血或渗出之血清与药物内癤疮中；他还叙述了用患者父亲的血与血汁接种患者癤疮中，并强调疗效甚佳，这一创造是十分可贵的，思想是十分先进的，这与人痘接种技术之发明是否有直接关系是值得给予考察与研究的。 此外，孙氏还创造性发明了许多有效的医疗技术。例如经他改进的下颌脱臼手法复位术至今还在临床中使用；他所记述的阴囊撕裂伤睾丸脱出之手术，还纳缝合术，运用葱管导尿术，烧烙止血术，咽喉异物（针、钉、骨刺）剔出术，保留灌肠、压力灌肠术等等，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些医疗技术，虽然后来在器具上有了极大的进步，但其原理仍然沿袭着孙氏的思想。 第七，发展卫生保健学说。两部《千金方》集中体现了孙思邈这位百岁医学家关于延年益寿的思想与实践经验。综观两书，在此问题上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一是将老庄“吐故纳新”思想指导下的“静功”与华佗等倡导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思想指导下的“动功”结合起来；二是把一般人的养生保健理论技术与中老年常见病的防治结合起来； 三是严厉批判了服五石企图长生的思想，同时强调了服食植物类营养防病方剂的必要性。这些思想和具体技术方法要求，把我国卫生保健、延年益寿的学说推到了时代的高水平。 第八，发展药物、方剂以提高临床防治疾病的效果。《千金方》在地道中药之规范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关于药用植物的野生变家种，以及植物药的采收时节、加工保管和炮制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理论和方法要求大都为现代所遵循，或成为临床运用之依据。在这些中药学理论指导下，该书广泛收录了唐以前的医疗方剂。《千金要方》记有医疗方剂4500余首，《千金翼方》记有医疗方剂2000余首，临床内科、传染病、外科、骨伤科、妇产科、小儿科、耳目口齿、咽喉科等等数以百计的各种病症，都选列了多少不定的医方，供作临床处方治疗时之参考。其中有许多前人的医方和孙氏自创的方剂，至今仍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 《备急千金要方》卷首以显著地位论述了《大医精诚》与《大医习业》，突出地强调了作为一位优秀医生，必须具备高尚的医疗道德修养和精辟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为此，该书一一作出了医德与医术的严格要求，成为历代临床医生修养的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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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本草纲目》 -------------------------------------------------------------------------------- “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 《本草纲目》是一部中医学论述药物学的专著，其内容颇多博物学价值。明代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编撰于公元1578年，成书后几经周折，后初刊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全书共52卷，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植物药计有1094种，动物药443种，矿物药161种，其他类药物194种。李时珍新补入药物374种。该书图文并茂，有药物图1109幅。作者为了增加该书的临床参考价值，于若干药的论述中附录临床处方11096首，其中8000多首来自作者临床经验之总结或多年之征集，有着较好的参考价值。 《本草纲目》共分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为纲，62类为目，其分部类的原则为“从微至巨，从贱至贵”。搜罗群集，有谓其所参考之书多达800余种者，可谓“贯串百氏”的一代巨著。该书又在每药物之下，标正名为纲，附释名为目，故命名其书为《本草纲目》。每药之论述内容，则详之于集解、辨疑、正误、修治（炮制加工）、气味（药性药理）、主治（药效）、发明（李时珍之心得体会和研究结论）、附方等。《本草纲目》之分类叙述方法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次创造性发展，条分缕析，使读者一目了然，其分类方法实际上已具备了现代生物进化思想的科学性。 《本草纲目》的分类是先无机而后有机，先植物后动物。 在植物类药物中，则先草、谷、菜而后果、木；在动物类药物中，则先虫、鳞、介而后禽、兽，最后则叙述人类药。 该书首先是对矿物药之科学分类，这在无机化学方面也已具备一定的水平。书中所记载的19种单体元素，如：钠、钾、钙、镁、金、银、铜、锌、锡、汞、铝、锰、铅、铁、砷、硫等等，如以化合物计则多至数十种。李氏所述之每一物质，均评论其来源、鉴别与化学性。该书以单体元素为纲，对各化合物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和分类，大体上对前代所存在的混乱作了澄清。在生物药的分类方面，可以说是划时代的，基本上采用了“双名法”。其法虽不能与现代所应用的拉丁系统双名法那么科学精确相比，但在明代却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 其次在关于动物药之分类方面，基本上有以下之特点，例如其虫类相当于无脊椎动物，鳞类相当于鱼类和部分爬行类，介类则相当于两栖类和少数软体动物类，其禽类则为鸟类，兽类系哺乳类动物。这种分类方法之依据虽然强调“从贱至贵”，但并非经济或社会地位价值观念上的贵贱，实则包含着从单细胞生物到多细胞生物，从单一到繁杂，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的发展过程。就贱贵而言，作者将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龙与凤，均列入相应的低一级类别，并不因为皇帝为真龙天子，也不因为凤为皇后，就提高龙凤在该书类别中的地位。这就说明《本草纲目》“从贱至贵”的分类方法并非地位、经济等之价值观。其分类方法富有科学性，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水平，近代中外学者称赞其有着生物进化论思想，为把人为分类法推向自然分类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本草纲目》在药物学发展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不但订定了前人1518种药物，并以自己的亲身实践，调查研究，搜询访验，为中国医药宝库增加新药374种，这对一位学者来讲是一个十分巨大的数字。这里仅举若干例证说明之。 在药物鉴别方面，《本草纲目》纠正了明代之前《本草》中的许多错误和非科学内容。过去之本草著作往往将一物误认为二，如南星与虎掌，本来是一种药物，过去却误认为两种药物；又如本应当分述的却混而为一，《本草纲目》以前每将葳蕤、女萎并为一条，李氏经过鉴别则确认为两种；又如宋寇宗奭《本草衍义》中错误地“以兰花为兰草，卷柏为百合”，苏颂《图经本草》将天花、括楼分为两处图形，而实际上本是一种植物的根块与果实；前人错误认为“草子可以变鱼”，“马精入地变为锁阳”等等传说，也都一一经过《本草纲目》而予以纠正，并指出鱼乃鱼子所化，而锁阳本是植物。 关于水银的记述，更能说明李时珍严肃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精神。《神农本草经》被封建社会尊为经典，其叙述水银“久服神仙”，晋葛洪《抱朴子》谓为“长生之药”，《大明本草》称其“无毒”，唐甄权言其“还丹元母”。故在六朝之下，企图贪生不死者因服之而成废身甚而夭者不知有多少。《本草纲目》批判了这一非科学的讹传，指出“水银…… 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他严肃地强调： “方书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历史和科学实验均证实了《本草纲目》所论述的水银，在当时达到科学发展的最新水平，对彻底根除服水银以求长生之荒谬做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生物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本草纲目》也有独到见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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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动物药的描述为例，《纲目》对每一动物药的动物都有概括性的定义，多能抓住各类动物的生物学属性特征。如指出“鸟产于林，故羽似叶；兽产于山，故毛似草”，又说：“毛合四时，色合五方”，这都正确地掌握了禽兽对环境之适应以求保护的变异特点。在动物相关变异方面，该书正确指出：“乌骨鸡但验舌黑”即可知其骨黑的鉴别方法。《本草纲目》在有关药物的论述上，还强调了生物受到人工方法的干预而在生活习性方面产生改变的特性。如记述的动物变野生为人工驯养，家种植物可以优于野生等，说明当时对生物之遗传特征已有一些知识。 在制药化学和实验研究方面，《本草纲目》较以前也有着突出的成就。所载制药化学包括有蒸馏、蒸发、升华、重结晶、风化、沉淀、干燥、烧灼、倾泻等许多化学反应的方法。 所制取的醋酸铅（铅霜）；利用消石与矾石分解和氧化作用制取铅丹；以浓茶煎熬五倍子，使其产生沉淀；经曲菌发酵水解而析出没食子酸的白色结晶，都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甚至是最早的记录。在科学实验方面，作者不但亲自验证了罗勒子治疗眼翳和自服蔓陀罗花以观察其治疗效果和麻醉作用外，还对若干药物的药理作用等进行了动物实验。他观察大豆、鸡肠草等之药理作用，他解剖鲮鲤、蛇等多种低等动物，以证实其解剖结构上的异同，进行了若干比较研究。这些方法在当时科学界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创举。 当然，未知或知之甚少在当时更是普遍的，在当时条件下不可知者也非少见。因此，作者对若干药物的记述客观地指出“未审然否”，或谓：“亦无所询证，姑附于此，以俟博识”，足可证明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本草纲目》问世后其影响面之广而深远是创记录的。明万历十八年（1590年）由金陵（今南京）胡承龙首次刊刻，世称“金陵本”，至今尚存有极少几部，除日、美、德均有收藏外，我国仅存两部。1603年由夏良心等刊行于江西刻本《本草纲目》，世称“江西本”，为仅次于金陵本之善本，现存于世者尚多。此后，重刻《本草纲目》者逐渐增多，如湖北本（1606年）、石渠阁本、立达堂本等，均刻于明末之前。清代刻本以张朝璘本（1657年）、太和堂本（1655）等为最早，其后刻刊者甚多。据现存国内之刻印本统计，截止1949年约有70余版次。继《本草纲目》之后，我国药物学之发展在此基础上虽不如其广博，然在发挥、深化认识上和吸收外来药物上取得了不断的进步，如赵学敏撰《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等，几乎都是在其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完成的。 《本草纲目》不但在国内有着如此深广的影响，早在公元1606年即传至日本。据统计，日本在1637—1714年间先后出现了《本草纲目》的8种刻本，此后还先后出版了日文节译和全译本多种。日本学者研究《本草纲目》并有著作者多达30余种。《本草纲目》在朝鲜、越南等也有较大的影响。大约从18世纪开始，《本草纲目》即传至欧洲，英国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法国国民图书馆等都收藏有《本草纲目》的多种明刻本或清刻本。德国皇家图书馆收藏有金陵本。此外，在俄国（前苏联）、意大利、丹麦等也都有收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也收藏有金陵本和江西本等。据英国李约瑟博士考证，1732年法国医生范德蒙德曾将《本草纲目》中部分内容译为法文，几经周折于百余年后在巴黎发表，引起著名化学家和化学史学者的注目。据研究，《本草纲目》早在18世纪及以后的年代曾被部分摘译成法文、英文、德文和俄文，欧洲在19世纪对研究《本草纲目》与中国本学产生兴趣，并由此而获得博士学位者。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在奠定进化论、论证人工选择原理的过程中，即曾参阅了《古代中国百科全书》，其内容即《本草纲目》之内容。 如达尔文在《变异》中谈到鸡的变种、金鱼家化史等，均吸取和引用了《本草纲目》的内容。李约瑟博士在评价《本草纲目》时写道：“毫无疑问，明代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李时珍那部在本草书中登峰造极的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作为科学家，达到了同伽里略、维萨里的科学活动隔绝的任何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中国博物学家中‘无冕之王’李时珍写的《本草纲目》，至今这部伟大著作仍然是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化学史和其他各门科学史的一个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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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山海经》 -------------------------------------------------------------------------------- 早期百科全书 《山海经》是一部内容丰富、风貌独特的古代著作，包含历史、地理、民族、神话、 宗教、生物、水利、矿产、医学等诸方面。 《山海经》的性质，历代说法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把它列入形法类，东汉 班固则列入术数类，而刘秀歆则认为《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西晋郭璞很推崇 《山海经》，认为它是一部可信的地理文献。至明代，胡应麟认为《山海经》为“古今 语怪之祖”，始将该书列入“语怪”之书。 清《四库全书》也把此书列入小说类。近代鲁迅也认为此书是巫觋、方士之书。然 而大多数论者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早期有价值的地理著作，其中尤以《五藏山经》地 理价值最高。 历代对《山海经》的地学价值的认识经历着一个反复曲折的过程。东汉时，著名的 治水专家王景，从治卞入手治河，临行，明帝赠送给他的参考书中就有《山海经》。北 魏郦道元作《水经注》时，引用《山海经》达80余处。以后《隋书·经籍志》、《旧唐 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王尧臣《崇文总目》皆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书。 明清时代是《山海经》地学价值被贬时期，被说成“多杂以神怪”、“道里山川难考 据”。至近代，顾颉刚作《五藏山经试探》，发表了许多极为精辟的见解，使人们重新 认识《山海经》的科学价值。其后，谭其骧又作《“山经”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利 用《山海经》中丰富的河道资料，将《北山经》中注入河水下游的支流一条一条梳理， 并加以排比，考证出一条最古的黄河故道。此文的发表，进一步确立了《山海经》尤其 是《五藏山经》在地理学上的科学地位。 《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众说纷纭。东汉刘秀《上山海经表》中，主张该书 出于唐虞之际，系禹、益所作。以后《尔雅》、《论衡》、《吴越春秋》皆从其说。此 说比现最早，流传时间也长。然而，北魏郦道先作《水经注》时已发现： 《山海经》编书稀绝，书策落次，难以辑缀，后人又加以假合，与原意相差甚远。 开始怀疑此书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北齐《颜氏家训·书证篇》又据《山海经》文中有 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以后的地名，认为绝非是禹、益所作。《隋书·经籍志》 亦云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此后随着考古学与弁伪学的发展，禹、益之说日趋被否定。 当代学者较一致认为《山海经》是由几个部分汇集而成，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 但具体看法又不同，有学者认为《山海经》由三大部分组成，其中以《山经》成书年代 最早，为战国时作；《海经》为西汉所作；《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为东汉至魏晋 所作。有的学者从《山海经》中《山经》与《禹贡》作比较研究，结论是《山经》所载 出川于周秦河汉间最详最合，故作者当是这一地区的人。至于时代当在《禹贡》之后， 战国后期。 《山海经》的今传本为18卷39篇，其中《山经》（又称《五藏山经》）5卷，包括 《南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共21000字，占全书的2/3。《海内 经》、《海外经》8卷，4200字。《大荒经》及《大荒海内经》5卷，5300字。 晋郭璞作注，其后考证注释者有清代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和郝懿行《山海经笺 疏》。 《山海经》中最具有地理价值的部分《五藏山经》，是全书中最为平实雅正，从形 式至内容都以叙述各地山川物产为主，尽管也杂有神话，比例不大，无疑是一部早期地 理书。 《山海经》记载的山川比早些时代《禹贡》丰富，其记载山岳共15000字，其篇幅 之长，相当《禹贡》导山部分的14倍。《禹贡》所记山岳仅4列，而《山经》则发展成 26列。 《山经》以山为纲，分中、南、西、北、东五个山系，分叙时把有关地理知识附雨 上去。全文以方向与道里互为经纬，有条不紊。在叙述每列山岳时还记述山的位置、高 度、走向、陡峭程度、形状、谷穴及其面积大小，并注意两山之间的相互关连，有的还 涉及植被覆盖密度、雨雪情况等，显然已具备了山脉的初步概念，堪称我国最早的山岳 地理书。在叙述河流时，必言其发源与流向，还注意到河流的支流或流进支流的水系， 包括某些水流的伏流和潜流的情况以及盐池、湖泊、井泉的记载。 《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 南海，包括今浙、赣、闽、粤、湘5省。 《西山经》东起山、陕间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 新疆阿尔金山，《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 北至内蒙阴山以北。《东山经》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中山经》西达四川盆地西北 边缘。 《山海经》记载众多的原始地理知识，有如南方岩溶洞穴，北方河水季节性变化， 不同气候带的地理景观与动植物分布的特点。 《山海经》在物质资源分布的篇幅中，对于矿产的记载尤其详细，提及矿物产地 300余处，有用矿物达七八十种，并把它们分成金、玉、石、土四类。希腊学者乔菲司 蒂斯在公元前371—前286年所著《石头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质文献，但它记 载的矿物仅16种，把这些矿物分成金、石、土三类。而与其同时代或稍晚的《山海经》 所记的矿物种类是它的5倍，分类更细。《山海经》还注意到矿物的共生现象，并据其 硬度、颜色、光泽、透明度、构造、敲击声、医药性等识别矿物的方法，及详细记述动 植物形态、性能和医疗功效，因此《山海经》在矿物学分类上有突出贡献。撰写《中国 科学技术史》的英国李约瑟说：“《山海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宝库，我们可以从中得 到许多古人是怎样认识矿物和药物之类物质的知识。” 《山海经》在地理学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作者以《中山经》所在地区为世界的中 心，四周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构成大陆，大陆被海包 围着，四海之外又有陆地和国家，再外还有荒远之地，这就是世界。《山海经》的结尾 指出：“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这在科学发展的今天来看似乎是天真可笑的，但在2000多年前《山海经》的作者已 认为世界不是不可知的，而是可以认识的，世界是有极限的，是可以测量出的，这在研 究地理学史上是极为珍贵的资料。 但《山海经》也有其局限性。《山经》记载447座山，据考证，其中见于汉晋以来 记载并能实指方位者，约140余座，不及总数1/3。而这140余座山分布极不平衡，其中 半数属《中山经》，另半分属南、西、东山经。就所记山的方向而言，整个经讲的大方 向基本正确。在里距方面，除《中山经》所在的晋南、陕中、豫西、河、渭、伊、洛地 区所载较为详细准确外，其他经中里距差别很大，可信度差。《海经》中记了60余个远 方异国，但除了天毒、朝鲜等少数名称外，大都以当地人的形状命名，如结胸国、大人 国等，显然不是真实国名。至于有关各国的形貌、起居与风俗，亦多传闻之词。《大荒 经》中，诡谲荒诞成分更多，有地理价值的内容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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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经注》 -------------------------------------------------------------------------------- 宇宙未有之奇书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是我国第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涿州郦亭（今河北涿县南）人。他生年说法不一，尚难确定。史书仅记载他于孝昌三年（527年）被害于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他出身仕宦之家，少年时随父官居山东，喜好游历，酷爱祖国锦绣河山，培养了“访渎搜渠”的兴趣。成年后承袭其父封爵，封为永宁伯，先后出任太尉掾、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颖川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他利用任职机会，周游了北方黄淮流域广大地区，足迹遍布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区。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道形势，溯本穷源，游览名胜古迹，在实地考察中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以补文献不足，从而完成了举世无双的地理名著《水经注》。郦道元自幼好学，历览奇书，除《水经注》外，还撰有《本志》13卷及《七聘》诸文，但都已亡佚，仅《水经注》得以流传。 我国古代记载河流的专著就叫《水经》，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二说晋郭璞撰，一说东汉桑钦撰，又说郭璞曾注桑钦撰的《水经》。当代郦学家陈桥驿认为即使汉桑钦撰有《水经》，晋郭璞为其作注确有其事，但这部《水经》和《水经注》也都已失传，今本郦道元所注的《水经》当是另外一部，是无名氏所为，其成书年代，诸家说法不一，全祖望认为是东汉初，戴震认为是三国时作品，今人钟凤年又认为是新莽时所作，诸说尚难确认，不过大体应为汉魏之作不成问题。 《水经注》则是以注《水经》而得名。 郦道元为何要为《水经》作注呢？在他自己序文中就写道：首先，古代地理书籍，《山海经》过于荒杂，《禹贡》、《周礼·职方》只具轮廓，《汉书·地理志》记述又不详备，而一些都、赋限于体裁不能畅所记述《水经》一书虽专述河流，具系统纲领，但未记水道以外地理情况。他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所见所闻十分丰富，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地理知识传于后人，所以他选定《水经》一书为纲来描述全国地理情况。正如王先谦所说，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右”（《王先谦合校本序》）。其次，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在经常变化的，上古情况已很渺茫，其后部族迁徙、城市兴衰、河道变迁、名称交互更替等等都十分复杂，所以他决定以水道为纲，可以进而描述经常变化中的地理情况。而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身处政局分裂时代，他向往祖国统一，着眼于《禹贡》所描写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祖国，他利用属于全国的自然因素河流水系来作纲，可以把当时人为的政治疆界的限制打破了，从而充分体现他要实施祖国统一的决心。由此说明郦道元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爱国主义著作。 《水经注》是以《水经》所记水道为纲，《唐六典》注中称《水经》共载水道137条，而《水经注》则将支流等补充发展为1252条。今人赵永复将全书水体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等算入，实记2596，倍于《唐六典》之数。 注文达30万字。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 所记述的时间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当代，上下约2000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等等，真可谓是我国6世纪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无所不容。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丰富多采的内容并非单纯地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的记述。侯仁之教授概括得最为贴切：“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水经注选释·前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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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所记大小河流有1000余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此外还有兵要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等各方面资料。 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注》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说《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如此丰富的内容，其价值自不待言。这里仅就历史地理方面来说，就有取之不尽的功效，侯仁之教授曾利用它复原了北京周围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运用它来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等诸多课题。 《水经注》有如此深远影响，这与郦道元治学态度的认真是分不开的。为了著作此书，他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还采录了不少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故事等，并对所得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末溯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国北魏以前的古代地理总结，书中许多珍贵资料早已失传，不少人从中可以辑佚或校正一些古籍。 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这方面错误也较多些。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 《水经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和编绘了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注》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