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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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魏书》 -------------------------------------------------------------------------------- “包举一代始终，颇为详悉” 在“二十四史”中，名声最差的就该算是《魏书》了。这部书刚刚修成，就引得当时朝野大哗，攻之者蜂起，很多人把它说成是“秽史”，几经修改，方颁行于世，它的作者魏收甚至在死后被掘墓抛尸。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状况有关，更重要的还是它和它的作者可议之处实在不少。平心而论，《魏书》取得了一定的史学成就，说它是“秽史”有点过甚其词，但是指出它存在着严重的曲笔讳饰缺点，则是十分必要的。 《魏书》是北齐政权设立史馆修撰的一部史书。它的撰写工作开始于北齐天保二学（551年），完成于天保五年（554年）。它的监修人高隆之只是署名而已，其他撰修者如房延祐、辛元植、眭仲让等人由于缺乏史才，也没有做多少实际工作。 整个这部书从体例的制定，史实的采择到史论的撰写，基本上出于魏收一人之手，因此一般都称它的作者是魏收。 魏收字伯起，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生于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卒于北齐后主武平三年（572年）。魏收出身于世代仕宦之家。他在魏、齐两朝先后任过太学博士、散骑侍郎、著作郎、秘书监、中书令、太子少仆与尚书右仆射等官职。在魏、齐之际，魏收是最有名气的学者。 他所作的《南狩赋》、《庭竹赋》等都得到时人好评。在一次应诏赋诗时，他在诗作中写出“尺书征建邺，折简召长安”之句，意谓不动干戈，就可招降南方的萧梁和北方的西魏，一时传为名句。他的文才得到北齐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朝廷的重要文告、册命、诏书等，大多由他执笔。魏收才华出众，人品却很不好，是个无德无行的封建文人。在政治上，他随时俯仰，唯权贵马首是瞻。在作风上，他贪财、好色、恃才傲物。史学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可他缺少忠于历史的赤诚，却把撰史当成个人手中的工具。在承担了撰写国史的任务之后，他曾经宣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北史·魏收传》）出自他手中的《魏书》颇遭物议，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魏书》主要记述自北魏道武帝登国元年（公元386年） 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公元550年），北魏和东魏两个政权共160余年的历史。《魏书》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130卷，80余万字，有十二本纪14卷，列传96卷，十志20卷。 北宋初年，《魏书》已经残缺不全，纪缺2卷，传缺22卷，不全者3卷，志缺2卷。后人据魏澹《魏书》、张太素《后魏书》以及《高氏小史》、《北史》等书作了订补工作。近年出版的中华书局点校本《魏书》，是目前整理最好的版本。 北朝魏政权重视修史工作，从开国到灭亡，历史记录未尝中断。这一时期，南朝也有多部史书记述了北朝史实。因此《魏书》所依据的材料是丰富的。其中北朝的材料有邓渊受诏所撰编年纪事的《代纪》10卷，崔浩、高允等人陆续受诏写的编年体《国书》（又名《国纪》）30卷，李彪、崔光等人改编《国书》而成的纪传体《国纪》，邢峦、崔鸿等人修撰的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起居注，元晖业写的记载皇室人物事迹的《辨宗室录》30卷，崔鸿《十六国春秋》等。南朝的材料有诸家《晋书》、沈约《宋书》等。 利用丰富的现成史著和史料，魏收在短时期内修成了卷帙可观的《魏书》，对材料的广泛采择，也使《魏书》具备史料价值较高的特点。今天，记述北魏历史的史书大都亡佚，《魏书》已成为介绍北魏历史的最重要著作，对于研究北魏历史来说，它的参考价值是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比拟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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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记述了鲜卑拓跋部早期的历史。书中特别设《序纪》一卷，追溯北魏建国前的情况。反映了拓跋部与魏晋皇朝发生联系，原始氏族公社逐渐瓦解，私有制得到发展，氏族成员发生分化，以及设置百官，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魏书》也记述了拓跋部封建化的漫长途程，记录了它在汉族封建文明影响下逐步改变社会制度的情况，对于冯太后和孝文帝为完成鲜卑族封建化而实行的各项社会改革，书中记述得尤其详尽。书中还记录了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在北魏政权中的合作和矛盾。《魏书》专门记载我国国内其他少数民族和外国的列传内容比较丰满。《高句丽传》、《百济传》、《勿吉传》、《契丹传》、《氐传》、《吐谷浑传》、《蛮传》、《僚传》、《西域传》、《蠕蠕传》、《高车传》等，分别记述了夫余、沃沮、勿吉、室韦、契丹、库莫奚、柔然、高车、突厥、伊吾、龟兹、于阗、疏勒、乌孙以及吐谷浑、蛮、僚等少数民族和朝鲜等外国的社会状况和他们与中原皇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书中的这些记载告诉人们，在这一时期，由于各族人民错居杂处和共同进行生产，民族融合日益加深，不仅南迁中原的鲜卑等少数族人民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就是边远地区的许多少数族也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魏书》对于北魏社会历史的记述范围比较广泛。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书中都有较详尽的交待。书中介绍了魏政权的政治制度建立、发展情况。《魏书·官氏志》记录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属各部原有姓氏与所改的汉姓，针对北魏政权的特殊情况是别具匠心的。从东汉初班固修《汉书》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600年间，《魏书》以外的各纪传体史书中或根本没有书志部分，或虽有书志，但缺少刑法、食货等重要内容。《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政权司法制度，对于封建社会治理有重要参考价值，为北魏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材料。书中对于北魏各族人民对统治者的反抗斗争做了如实报导。据不完全统计，见于《魏书》的各族人民起义达130余次之多。《魏书·食货志》对于北魏的均田制有详细记述，为后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贵的材料。《释老志》是《魏书》首创，记载了佛道两教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及其变革，对于佛教发展的记述尤详，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方面，史家有责任把它反映出来，《魏书》特辟专章，记录这方面内容，是有功劳的。 《魏书》在撰写上也有一些独到之处。魏收在本纪前立《序纪》追述北魏建国前的历史情况，把鲜卑拓跋部发展演化的历史原原本本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是很得体的。书中引文很多，引文与叙事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丰富了本书的表现能力。书中还详记了一些君臣对话和外交辞令，生动、得体地再现了当时的历史实况。另外书中描写人物，也有很见功力之处。 《魏书》的主要缺陷： 一是书中宣传了佛道等宗教迷信思想。《释老志》记崔浩劝太武帝毁佛，寇谦之对崔浩说：“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不仅宣扬了非佛之报，还宣扬了道士寇谦之预见的灵验。 二是歪曲史实，为现政权服务。魏收为北魏、东魏、北齐争正统地位而贬低东晋及南方各朝和西魏、北周政权。在述及北魏先世时，书中千方百计掩盖拓跋部被前燕、后赵、前秦等国统治的真相。对于东晋南朝和十六国政权，取消其固有的国号，加以谩骂攻击，冠以岛夷等称号。对于西魏、北周政权，书中也尽量贬低，对它们进行丑化和攻击。对于历史人物的记述，魏收往往根据他们在世子孙的地位而决定对其的褒贬。书中为此而篡改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它所以被人们称为秽史，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此。 三是为了讨好当时权贵，不惜浓墨重彩地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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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北齐书》 -------------------------------------------------------------------------------- “下笔不苟，以史为签” 《北齐书》与《梁书》、《陈书》有两个相同点：其一，它们都是父子相承的世业；其二它们都诞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都由官府下令修撰，而成于私人之手。《北齐书》有50卷，包括帝纪8卷，列传42卷。记事起自高欢秉政于东魏政权，止于北齐政权灭亡，大致包括534年到577年北齐政权（包括东魏）44年的历史。《北齐书》到宋朝时，原文已缺失33卷。 现在我们见到的《北齐书》是后人根据《北史》和《高氏小史》等书陆续订补而成的。 《北齐书》的作者李百药，字重规，定州安平（今河北安平）人，出生于565年，去世于648年，享年84岁。李百药出身于仕宦家庭。父亲李德林字公辅，北齐时官至中书侍郎，参与国史修撰，编成纪传体《齐史》27卷，入隋官至内史令，封安平公，任内又奉诏续修《齐史》，全书未成而卒。李百药自幼受到家庭影响，少年时就好学博闻，富于独立见解。李百药在隋开皇初年曾任东宫通事舍人、太子舍人、礼部员外郎等职，还承袭了父亲李德林的安平公爵位。他的才能得到隋文帝赏识，一时朝中奏议文告，多出自他的手笔。隋炀帝时他受到排挤，官运蹇滞。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时，他曾被胁裹到沈法兴、李子通、杜伏威等人的队伍中。入唐后，他受到唐太宗的重用，起用为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又任礼部侍郎，最后官至宗正卿，封安平县子。李百药在唐太宗时参加了制定《五礼》及律令的工作。在辅佐太子李承乾之时，对承乾漫游无度的行为数有匡正，对于朝中的其他政事，也不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政治上有些作为。他除擅长文章外，还很善于写诗。现在他的传世之作有诗20余首，文章13篇，以及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北齐书》。 唐朝初建之时，高祖就下令修撰前代缺略各史，可是由于组织不力，经数年竟无成果。太宗贞观三年（629年），李世民又下诏修前朝史书，李百药接受了撰修齐史的任务。在他父亲旧稿基础上，他几经删改、增补，于贞观十年（636年）修成了50卷的《齐书》（后人为与《南齐书》区别，改称《北齐书》）。 《北齐书》的撰修，吸收了前人修史的成果，北齐历史的撰修，从高齐政权到隋朝，一直未曾中断，修成了多部起居注、实录和国史。此外记录北齐历史的专著还有李德林《齐书》24卷，王劭《齐志》20卷，复为《齐书》100卷，崔子发《齐纪》30卷，杜台卿《齐纪》和姚最《北齐纪》20卷等。 这些史书经李百药别择去取，充实了《北齐书》的内容。 《北齐书》贯彻了以史为鉴的宗旨。李百药自身经历过朝代更迭之时的盛衰变化，对于总结政治得失的经验教训是很有一些看法的。他在书中集中揭露了以高洋为代表的北齐统治者的淫逸残暴，总结了北齐灭亡的教训。如文宣帝高洋是开国之君，建国之初，还留心政务，注意兴利除弊以安定天下。过了六七年之后，他原形毕露，肆行淫暴。他征集妇女在宫中与从官淫乱，观之以取乐，又昼夜酗酒，酒后则以杀人为戏。为了满足奢欲，他不惜劳扰民众，使百役繁兴，民不聊生。对于臣下他肆行杀戮，结果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把天下搅得不得安宁。高洋以后的政治状况也是“政塞道丧”、“主暗时艰”，结果等待高齐政权的就只能是败亡的命运了。《北齐书》详记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也有很突出的借鉴意味。在原书17卷中记载了杜洛周、葛荣、韩木兰、柴览、卢仲延、田龙、潘集、李延孙、张俭、路绍遵、刘盘陀、杜灵椿、陈暄、郑子饶等数次各族人民起义的事实。这些记载虽稍简略，却是研究东魏、北齐时期有关农民起义的重要史料。这些史料在《北史》中多被删除，更可见其价值的珍贵。 书中关于思想文化方面的记载也是丰富的。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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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征简牍，意在摭拾” 《周书》是唐初所修八史之一，它的成书与初唐著名史学家令狐德棻有着密切联系。 令狐德棻是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他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出生于名声显赫的士族之家。青年时代便以博学多才而知名当世。隋朝末年他被任命为药城长，因世道混乱没去就职。反隋义军兴起之时，他在李渊从弟手下任记室参军。李渊入关后，他担任大丞相府记室。高祖称帝，任他为起居舍人，又升为秘书丞。唐太宗贞观年间，他任过礼部侍郎，兼修国史，后转任太子右庶子，受废太子李承乾牵连，他被免职。后被召回参加修《晋书》工作。书成后升为秘书少监，以后又任过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太常卿、国子祭酒、崇贤馆学士等职，并被进爵为公。年近80致仕之时，加金紫光禄大夫。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逝世，年84岁。 令狐德棻的一生为史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是初唐史学的第一要人。在唐朝初建时期，针对丧乱之后书籍严重缺乏的情况，他向高祖建议购求天下遗书，统一组织抄写。这一建议得到高祖批准，使数十年间，群书毕备，为唐代文化的繁荣，提供了良好条件。唐初史学堪称繁荣，这个繁荣局面，发端于令狐德棻修撰前代所缺各史的建议。武德五年（622年）令狐德棻向高祖进言，提出近代以来各朝正史大多缺略，现在应该趁周、隋等朝灭亡未久，材料还好收集，抓紧修出这些朝的史书，以备鉴戒。他的建议得到唐统治者的重视，高祖下达了著名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作出了由萧瑀等人修魏史，陈叔达、令狐德棻等人修周史，封德彝等人修隋史，崔善为等人修梁史，裴矩、魏征等人修齐史，窦琎、姚思廉等人修陈史的安排。可惜这次修史工作没有取得什么成果。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重提修史之事，下诏由房玄龄和魏征任总监修，由诸大臣分别撰写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其中周史的修撰由令狐德棻和岑文本负责，令狐德棻还负责对五代史作总的协调工作。《周书》的修撰工作后来又加入了一个助手崔仁师，但是岑文本只是写了全书的史论，崔仁师也只是协助令狐德棻工作而已，全书的修撰工作基本上是令狐德棻一人完成的，贞观十年（637年），《周书》与其他各史全部完成。令狐德棻由于修史有功，得到了赐绢400匹的赏赐。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又作出重修《晋书》的决定，并组成了一个由20余人组成的写作班子，令狐德棻和敬播担任着实际主编之职，全书的体例均由他们二人裁定。令狐德棻参加编修的著作还有《艺文类聚》、《氏族志》、《五代史志》、《新礼》、《太宗实录》、《高宗实录》、《唐律令》等。此外《北史》和《南史》两部重要史著，也是经他之手推荐行世的。 《周书》有帝纪8卷，列传42卷，共50卷。记载北周（包括西魏）的历史，时间溯自534年东西魏分裂，止于581年隋文帝灭周立隋。 《周书》的修撰有一个很大困难是文献资料缺乏。除隋朝牛弘的18卷《周纪》之外，就没有什么现成的著作可供取材了。而《周书》却以材料丰富见长，可见令狐德棻搜罗材料的功夫下得相当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列举“《元伟传》后，于元氏戚属，事迹湮没者，犹考其名位，连缀附书”的例子，评论“德棻旁征简牍，意在摭实”是有说服力的。 《周书》不仅史料丰富，而且继承了《汉书》、《宋书》的优良方法，收录了很多当时的重要文献。在赵贵等传后，总叙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可以见到周代授勋之典。《苏绰传》中载录六条诏书和《大诏》全文，可以考见周代创制之事。 《宇文护传》记其母子相寄的书信，今天读来，其母子的真情也催人泪下。《王褒传》记其《寄周宏让书》，《庾信传》记其《哀江南赋》都是文学史上的杰作。这些文献的采录可以使人们更真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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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隋书》 -------------------------------------------------------------------------------- 修史与求治的结合 《隋书》是唐代官修正史的代表作，是唐初所修五代史中较好的一部。它的纪传部分有本纪5卷，列传50卷，记载隋朝38年的历史，志的部分有十个门类30卷，记载的是整个南北朝时期的典章制度史，又称《五代史志》，由长孙无忌、于志宁等人修成于高宗显庆年间。 《隋书》纪传的修撰始末同于梁、陈、齐、周四朝之史。 唐高祖武德五年曾责成封德彝、颜师古主修隋史，但无成果。 唐太宗贞观三年，重申修撰五代史之议，房玄龄和魏征负责五代史的监修工作，魏征又任《隋书》的主编。到贞观十年（636年），《隋书》纪传与其他四史一同修好奏上。 魏征是初唐著名史学家和政治家，字玄成，巨鹿曲城（今河北馆陶）人。生于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去世于唐贞观十七年（643年），享年64岁。他幼年丧父，生活贫苦。 在青少年时代，他就有兼济天下的大志。隋末农民起义爆发时，魏征加入了元宝藏的义军，又到李密手下掌管文书。瓦岗军失败，他和李密一起降唐。降唐后他成了李建成的亲信。 玄武门之变后，他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在政治上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他劝李世民接受隋亡的教训，对百姓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结果很快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景象。在贞观时期，他以直言敢谏闻名当世，通过谏诤方式，前后共提出200多项施政建议，不但直接影响了此时的国家大政，也为后人树立了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榜样。 魏征在史学上也有很大建树。贞观年间所修的五代史，他负总的领导责任，对于各史多所损益订正。在五代史中他撰写了《梁书》、《陈书》、《北齐书》的总论，具体主持修撰了《隋书》。此外他还负责主编《群书治要》，主持修定《五礼》，亲自编注《类礼》。对于初唐史学和文化的繁盛，他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隋书》的纪传在编次上注重以类相从的方法，体例比较严整。如列传分为16类，比以前的史书都要严密而妥当些。 其中把少数民族史划成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四个方面，分别得更为清楚。因为参加写作的都是当时著名学者，所以《隋书》在笔法上也更简炼，严整一些。在历史记载上，《隋书》纪传中保存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如《万宝常传》记录《乐谱》64种，《张玄胄传》记载其精密天文推算的结果，《琉球传》及《陈稜传》记载台湾居民社会组织，经济生活以及与大陆联系状况等等，都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至于注重传主的官阶履历，把个人传记写得如同案牍公文，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活动内容，这样的毛病，在五代史中普遍存在，《隋书》也是如此。 《隋书》中值得重视的是它的史论，史论出自富于政治经验的魏征之手，它把论史与论政结合起来，以隋朝的兴亡为借鉴，阐发出不少深刻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见解，给人们的教益是不小的。 《隋书》史论认真总结了隋朝兴亡的经验教训。认为隋炀帝骄横残暴的统治，是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它比较了文帝与炀帝社会状况和统治政策的不同，指出文帝进行统一战争意在安定天下，虽然初起时国力不强，最后终于取得成功。炀帝穷兵黩武，骚动天下，就是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土崩瓦解。这样的历史结论是深刻的，对于唐初的施政方针来说，针对性也是相当强的。 魏征认为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建立理想的秩序，关键是对百姓进行教化，因此统治者应抚恤民众，休养民力，务使百姓安居乐业。在这个统治秩序中，封建官吏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书中赞扬那些“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隋书·循吏传序》）的循吏，而鞭笞那些庸俗、贪婪、无能的官吏。抓住教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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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唐律疏议》 -------------------------------------------------------------------------------- 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议》30卷，唐代长孙无忌等奉皇帝之命编撰。 它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议》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长孙无忌等人对律文的疏释部分。因为文中疏释部分以“议曰”二字开头，所以被人们称为《唐律疏议》，或者《唐律疏义》。 隋朝统治者的暴政和严苛的刑罚导致农民起义的历史给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们接受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稳定专制统治体系。立法活动就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于定罪的。“令”就是国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对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的规定，用作考核官员的依据。“式”是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时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开皇律》的基础上编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删定，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成了《贞观律》。唐律自从贞观年间修改后，就没有再作过大的变动。唐高宗即位后，除了对律文做过一些个别的调整外，主要是解决律文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解释无凭的问题。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长孙无忌等19人编写《律疏》，第二年完成，当时叫作《永徽律疏》，于是颁行全国。编写《唐律疏议》的目的是为了给唐律的条文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因为唐律在实施过程中，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对于怎样理解唐律的条文以及用哪条律文更合适都没有统一的标准，这就影响了唐律的实施效果。《唐律疏议》对解决这一问题是很有好处的。 《唐律疏议》按照唐律12篇的顺序，对502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了注解，并以问答的形式，辨异析疑。编撰者还根据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至隋以来的封建法律理论，对于律文的内容叙述其源流，对其含义加以发挥，并对不完备的地方加以补充，使唐律的内容更加丰富。因为《唐律疏议》是官方编写又由皇帝命令颁行全国，所以具有极大的权威性，从此以后唐代官吏审理案件都要以它作为标准。注释部分实际上与律文部分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议》的实践结果远远超过了原来的编撰目的，它不仅仅是唐律的注释书，而是成为与律并行的唐代国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议》编定后，历经高宗、武后、中宗、玄宗等朝，又做过一些修改，但都属于个别内容的增改和个别文字上的修订。从唐律的发展和《唐律疏议》的沿革过程看，《唐律疏议》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议》作为封建法典，有着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体现着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它反映了礼制、君主专制、等级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内容。《唐律疏议》的法律思想有以下两个特色：第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伦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前者为主，后者为辅。第二，简化法律条文，减轻刑罚。如《贞观律》中的刑罚，与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条，减流为徒者71条，其余变重为轻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汉以来封建专制时代较为宽简的法律。 《唐律疏议》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现代法律的总则，表达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本原则。其余17篇相当于现代刑法的分则，具体规定了什么行为构成犯罪以及犯罪后如何处罚的各种条款。 《唐律疏议》规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统称为五刑。 十恶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所以列于首篇。所谓十恶都是指直接侵犯专制皇帝的统治基础积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十恶具体指：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犯十恶罪者皆处以重刑，不享有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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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南史》、《北史》 -------------------------------------------------------------------------------- “编次别代，共为部帙” 《南史》和《北史》都是纪传体的通史，作者李延寿。 《南史》共80卷，有本纪10卷，列传70卷。记载从南朝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到南朝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约170年间宋、齐、梁、陈四个政权兴亡的历史。《北史》有本纪12卷，列传88卷，共100卷。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年），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包括北朝魏、齐、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间的史事。 李延寿字遐龄，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他撰写《南史》、《北史》，是继承父亲李大师的事业。李大师（570—628年）曾任窦建德的礼部侍郎。他有感于南北朝长期分裂、互相敌视，致使历史记载不能周悉完备，统一后南北思想隔阂不易消除的状况，决心写一部编年体的南北朝史，以适应全国统一的历史要求。他为此作了一些编纂工作，可惜过早辞世，使他的宏愿未能完成。李延寿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他的生卒年月史书失载，现在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30年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和《南史》、《北史》3部历史著作。 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工作，大致开始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至高宗显庆四年（659年）书成上奏，前后共用去16年时间。如果加上李大师的修撰工作和李延寿的材料准备等工作，那么这部书就可以说是凝聚他们父子30余年心血而成的。 《南史》和《北史》是在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也是李延寿在史学史上成功的再创造。与八书相比较，它显示出自己特有的价值。 李延寿对八书的改编，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进行的。 一是“编次别代，共为部帙”。李延寿打破朝代体系，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编成互相联系，互相配合的两部书。这两部书的体例都是先按时间顺序编排各朝的本纪，然后是按朝代顺序写成的人物列传，人物又按各种类传分别编排。这就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完整地交待给读者。这个编排是很成功的。从编撰技术方面考虑，南北朝各个朝代的历史都比较短暂，跨朝代的人物相当多，相互递嬗的朝代之间历史联系也比较密切。把它们贯通起来加以记述，既能克服史实断裂、重复记载、难于剪裁、卷帙繁冗、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又能用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 从记述效果上看，把广阔时空下的历史发展变化，放在一起加以记载，有利于比较出各朝代、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有利于准确勾勒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易于使读者把握历史发展的本质性特点。从思想价值上看，这有利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的历史思考，有利于消除南北长期分裂产生的隔阂，容易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南史》、《北史》在上述方面都表现出一些优点。但二史处理如此纷乱的时代，不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说明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远远落后于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见识。 二是“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李延寿对八书的改造，主要是进行抄录工作，这其中有沿用、有勘究、有削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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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贞观政要》 -------------------------------------------------------------------------------- “参详旧史，撮其指要；举其宏词，义在惩劝”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吴兢，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出生于唐高宗总章三年（670年），病逝于唐玄宗天宝八年（749年）。吴兢年轻时就立志从事史学事业，武则天时，经友人推荐，开始担任史官。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几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 故意对吴兢说：“刘五（知几）修实录，记魏齐公事，殊不相饶假，与说毒手。”吴兢从容回答说：“是兢书之，非刘公修述，草本犹在。其人已亡，不可诬枉于幽魂，令相公有怪耳。” 张说几次请求删改，他都断然拒绝，凛然回答：“若取人情，何名为直笔。”（以上引文均见《唐会要·史馆杂录》）吴兢的高风亮节，得到时人赞叹，人们称誉他是当世董狐。他任史职30余年，编纂唐国史65卷。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 以后他调离史职，先后任荆州司马，台、洪、饶、蕲四州刺史，相州长史、邺郡太守、恒王师傅等职。70岁以后，他有感于南北朝史繁杂，撰写梁、齐、周史各10卷，陈史5卷，隋史20卷。他的一生是为史学事业勤奋劳作的一生，他的高尚风范成为后世史家学习的榜样。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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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通典》 -------------------------------------------------------------------------------- “随时立制，遇弊则变”；“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 他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78岁因病退休，不久去世。 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史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 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 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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