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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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生于三国蜀后主建兴十一年（233年），去世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年），享年65岁。他少年时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三传、《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蜀汉时，陈寿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后受权贵排挤去职。蜀汉灭亡后，他在西晋政权中任过著作郎、长平太守、治书侍御史等官职。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了。 《三国志》写作于西晋统一全国后不久。全书共65卷，分为《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记载了黄巾起义之后到晋灭吴将近100年的历史。其中《魏书》1—4卷是帝纪，《魏书》其他部分和《蜀书》、《吴书》全部都是列传。 《三国志》成书后就受到时人推重，人们赞誉它“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辞多劝戒，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书》卷82《陈寿传》）这确实道出了《三国志》的特点。 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三国时期历史复杂，三个政权并存，在史书上如何恰当地反映这种情况，是颇费斟酌的，陈寿对此处理得比较得当。《三国志》以魏为中心，为其帝王立纪，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同时陈寿又为蜀和吴单独写书，与《魏书》实际上并无统属关系。三书分开各自是国别史，合起来则是三国史，用三国并叙的方法，反映了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这个作法，对于后世史书编写有一定影响。唐初李延寿撰《北史》、《南史》，实仿其体例而稍加变革；元修宋、辽、金三史，也是受其启发才确定了撰写体例。 三国志篇幅较少，却很全面地介绍了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形势，以及历史变化情况。陈寿以《魏志》诸纪提挈起历史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又分别以魏、蜀、吴三书记述三国鼎立的开端、发展及结束。他记述了黄巾的兴亡、董卓和群雄的四起；官渡战后曹操势力的迅速增长，赤壁战后三国鼎立，夷陵战后蜀吴长期合作和蜀魏长期对立；魏明帝传位婴儿以至曹爽的失败是魏晋替兴的转折、诸葛亮之死是蜀政变化的标志；孙权晚年嫌忌好杀已肇败亡的危机，等等，清晰地描画了三国兴亡的脉络。当代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 陈寿还能在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陈寿所处时代，各种政治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或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 《三国志》取材精审。裴松之《三国志注》记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 《三国志》行文简明、干净。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 《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 陈寿在书中表现出品题人物的兴趣。他说刘备是英雄，曹操是人杰，孙策、孙权是英杰，诸葛亮、周瑜、鲁肃是奇才，庞统是高俊，程昱、郭嘉、董昭是奇士，董和、刘巴是令士，和洽、常林是美士，徐邈、胡质是彦士，王粲、秦宓是才士，关羽、张飞、程普，黄盖是虎臣，陈震、董允、薛综是良臣，张辽、乐进是良将，这都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风气。 “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揭示了《三国志》的思想特点。 明乎得失是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有利于治军理政，同时也指门阀世族如何在纷杂的政局中看清得失利害，保全身家。有益风化则指有利于维护封建纲常礼教，有利于维护世族利益。 陈寿在书中宣扬了君权神授思想。在《武帝纪》中记曹操破袁绍后，交待50年前就有黄星出现，预示代表土德的曹魏政权的兴起。记曹不称帝时，又讲有黄龙出现在曹操的故乡。对于蜀吴的称帝，陈寿也点明是天意所在。从这种天命论出发，他赞成前朝旧臣变为当今新贵，却指责失败的政治家不识时务。按陈寿的看法，朝代的兴替由天意决定，谁建立了政权，谁就是天命攸归。服从新朝也就是顺从天意，这是符合当时世族的政治利益的。当朝代变化频仍的时候，只有这样，世族才可进退裕如，尽量免遭损失。 书中很重视杰出人才的历史作用，对于诸葛亮、曹操、刘备、孙权诸人的能力与历史作用都作了充分的描写与叙述。对于人事、人谋对历史事件、历史进程的影响，书中也作了大量记述，给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经验。重人事与重天命思想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三国志》的矛盾特性。 陈寿还通过历史人物宣扬了忠贞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 书中记臧洪率东郡军民抵抗袁绍，最后全城战死的事迹很有代表性。当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时，臧洪让手下吏士各自带领家小逃走，手下之人都坚决要求战死到底。可食之物全部吃光后，主簿从内厨中取出珍藏的三斗米，臧洪吩咐作成薄粥，分给全体将士，又“杀其爱妾，以食将士”，感动得“将士咸流涕，无仰视者”。最后“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离叛”（《三国志·吕布臧洪传》）。陈寿在这里表示了他对节义的向往，也写出了书中较为生动的片断。他宣扬忠贞节义与宣扬顺天达命，勉为新朝臣僚的作法，好像是互不相容，其实都可以在世族的根本利益上统一起来。顺天达命，袍笏登场，世族中的头面人物要随波逐流，以保其荣禄富贵；忠贞节义，死而无悔，世族的部属们却要全忠仗义，为主子而慷慨赴死。他们维护了封建伦理，也维护了世族的根本利益。 《三国志》深深地打着时代的印记，准确反映了这一时期世族门阀政治的特点和时代的需要。 《三国志》只有纪传，没有表、志，缺少典章制度方面的内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记事过于简略，提供的历史资料不够丰富，是它的又一缺点。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弥补了《三国志》记事简略的缺点。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省闻喜县）人。他的《三国志注》引书200余种，补益了大量史实，人称《三国志》功臣。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归纳他作注的体例有六：“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辩是非。一曰参诸家之说，以核同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这个归纳是准确的。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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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晋书》 -------------------------------------------------------------------------------- “铨次旧文，裁成义类” 在五代纪传修成10年之后的贞观二十年（646年），李世民决定重修晋史。他组织了一个人员众多、人才济济的修史班子，从当年开始工作，经过不到3年的时间，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修成了130卷的《晋书》。唐太宗亲自为书中的《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写了论赞，所以《晋书》旧题“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晋书》是真正成于众手的官修纪传体正史，参加修撰的人员如果算上唐太宗，则有22人之多。这个写作班子组织严密，分工明确。房玄龄等3位监修负责全面领导，来济等14位撰稿人分别撰写各部分稿件，考证类例的令狐德棻等4人则负责全书的发凡起例和审正定稿工作，其实就是全书的主编。这样的分工组织，保证了全书的顺利修成，也为后世分工合作写作史书树立了一个样板。 两晋南北朝期间，有多人撰写过晋代历史。唐太宗下诏修《晋书》之时，还有十八家晋史传世，这十八家中有纪传体八家、编年体十家。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有的繁杂寡要，有的空洞鄙陋，有的记载不全，都不能使人满意，这是重修《晋书》的外在原因。借修晋史之机宣扬囊括华夷的大一统思想，为自己以至后来的统治者提供历史经验教训，则是更重要的思想动因。唐修《晋书》问世，十八家晋史全部亡佚，说明新书确有胜于旧作之处。 《晋书》有帝纪10卷、志20卷、列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西晋武帝太始元年（265年）到东晋恭帝元熙九年（420年）两朝共156年的历史。书中还追述晋的先世司马懿等自汉末以来的事迹，旁及十六国的君主和名臣，包罗的范围是很广泛的。 《晋书》体例比较完备，使它能容纳较多的历史内容，而无烦杂纷乱之感。《晋书》的帝纪按时间顺序排列史事，交待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是全书的总纲。在帝纪中首先列宣、景、文三纪，追述晋武帝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开创晋国基业的过程，使晋史的历史渊源清晰明了，是很得史法的。书志部分记载典章制度，编排得类别清楚，叙事详明，可以给人以较完备的历史知识。列传记载人物，编次以时代为序，以类别为辅，所立类传或合传眉目清楚，各类人员大都分配合理，使西晋近800历史人物分门别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构成晋代历史活动的图卷。书中的载记专写与晋对峙的十六国历史，在史书写法上是善于出新的。载记之体略同于《史记》中的世家，但世家记诸侯国历史，反映的是先秦贵族社会国家紧密联系的特点。载记的名目来自《东观汉纪》，可《东观汉纪》用载记记载平林、新市及公孙述的事迹，不过是作为列传的补充。《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 《晋书》还有内容充实，文字简练的长处。晋代的社会矛盾尖锐复杂，有地主阶级与农民的矛盾，有胡、汉的民族矛盾，有儒、道、释的矛盾，还有君臣矛盾、抗战派与清谈派的矛盾等等。《晋书》中，提供了很多这些矛盾斗争的情况及文献材料。如孙恩、卢循、张昌、王如等传，反映了当时的农民起义情况；《江统传》载《徙戎论》，《温峤传》载《奏军国要务七条》，提供了胡汉斗争的材料；《郭璞传》载《刑狱疏》，《李重传》载《论九品中正制》，《傅玄传》载兴学校、劝农功诸疏，提供了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材料；《裴頠传》载《崇有论》，《阮瞻传》载《无鬼论》等都是重要的思想文献。此外如《束皙传》记载《汲冢书》的发现经过，《裴秀传》记载《禹贡地域图》的制图六法，《卫恒传》记载论书法源流的《书势》一篇，都是极珍贵的史料。唐修《晋书》距离晋亡已200多年，在记事上有条件改变以往史书诬罔不实的缺点。书中除因袭旧文外，很少有撰者曲意回护的内容。书中在很多纪传中揭露了统治阶级贪婪、腐朽、骄奢淫逸的本性和残害民众的罪行，具有鉴戒意味。《晋书》作者，多是文学大家，因而《晋书》叙事往往能做到简明扼要，有时还有生动、精彩之笔。书中的载记写得疏密相间，首尾照应，颇有些章法。如《苻坚》两卷绘声绘色，颇见功力。列传中也往往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的情态，读起来有点味道。 《晋书》的十志有：《天文志》、《地理志》、《律历志》、《礼志》、《乐志》、《职官志》、《舆服志》、《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从名目上看与《五代史志》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加上了《舆服志》而去掉了《经籍志》。因为《隋志》与《晋志》多出于相同作者之手，修撰时间又很接近，所以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的地方。但《晋书》十志上承两汉、下启南北朝，还是具有相当高的价值的。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律历志》记载魏晋时期几种历法，保存了科技史的重要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晋书》的缺点主要有三条： 其一是宣扬了君权神授的神学思想和封建纲常伦理观念。书中对晋朝的开国，作了神意论证，大谈兴亡有运，不可以力争等陈词滥调。书中又大讲孝亲尊君等封建伦理，详述王祥卧冰得鲤等等孝亲的事迹。天命有常与孝亲忠君相配合，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意图是明显的。 其二是成于众手，疏漏牴牾之处甚多。《晋书》在这一点上，一直受到讥评，清人张熷在《读史举正》中，揭出《晋书》谬误多达450余条，可见问题的严重。 其三是对琐事异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书中采摭了大量鬼神妖异、因果报应等荒诞迷信的材料；也记载了很多无关大体的琐碎小事，如记述苻朗如何善于识味，卫玠如何美仪容等。《旧唐书·房玄龄传》中说这部书“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是一针见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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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宋书》 -------------------------------------------------------------------------------- “式规万叶，作鉴于后” 《宋书》是列入“二十四史”之中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全书共百卷，包括本纪10卷，列传60卷，志30卷。记事始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迄于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 《宋书》的作者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今浙江德清）人。他历经宋、齐、梁三朝，是南朝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坛领袖。沈约出身于江东世族，家族父祖辈有多人在政治斗争中丧生。梁武帝代齐时，他参与谋议，立下了大功，被拜为尚书仆射，并得到封侯。后来与武帝关系恶化，忧惧而死，得谥曰“隐”，后世因此称他为沈隐侯。 沈约学术渊博，才华出众。他20岁左右开始史学工作，在几十年的撰史生涯中，写作了《晋书》110卷。《宋书》100卷，《齐纪》20卷及《梁武纪》和《新定官品》等史书。他的文学著作主要有：《四声谱》、《文章志》和自己的文集等。现在他的著作大多亡佚，只有《宋书》和文集现仍存世。 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春，沈约奉命修撰《宋节》，次年二月完成纪、传部分，梁初写成30卷的志，全书告成。他以凝聚了何承天、山谦之、苏宝生、徐爱诸人心血的65卷本《定书》为基础，进行增删、订补工作，所以才在短时间内修完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历史著作。 《宋书》写刘宋历史，有一些独到之处。它概述南朝著名的“元嘉之治”的盛况：“自元熙十一年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载，兵车勿用，民不外劳，役宽务简，氓庶繁息，至余粮栖亩，户不夜扃，盖东西之极盛也。”（《宋书》卷54《孔羊沈传论》）这个概括是很能抓住要害的。对于这一时期江南地区繁荣富饶的经济状况，沈约也做了比较准确的记述。《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了自屈原以后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的评论和他关于诗文用声律的主张，这是研究六朝文学史的珍贵材料。《宋书》在《蛮夷传》中记录了宋朝与亚洲邻国的交往，是对我国与这些国家关系史的珍贵记录。在《天竺迦毗黎国传》中，记述佛教传入中国后在当时南方的传播情况，以及佛教与政治和儒家的关系，反映了佛教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接受和初步改造的过程，是研究我国佛教史的重要材料。 《宋书》的志有八个门类，包括《律历志》、《礼志》、《乐志》、《天文志》、《符瑞志》、《五行志》、《州郡志》、《百官志》，号称《宋书》八书，分量几乎占全书的一半，是书中的精华所在。《律历志》详录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和祖冲之《大明历》原文。它和《天文志》颇能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是难得的科学史文献。《乐志》记载乐器演变情况，汇集了汉魏晋宋的乐章、歌词、舞曲，在各史乐志中有独特的风格。《州郡志》记晋宋间州郡分合、户口消长及侨置州郡县的分布情况，对于考察这一时期的地理沿革，具有珍贵的价值，等等。记事能超出刘宋历史范围，进行通贯古今的历史考察，这是沈约有历史见识的体现。八志上包魏晋，弥补了《三国志》无志的不足，使它们的价值更为突出。 但《宋书》缺少食货、刑法、艺文三志不无遗憾之处。 《宋书》列传多为合传或类传，传目大都因袭前史。在写法上，它大量使用了带叙法。带叙法就是在一些列传中，将相关人物的简历、事迹，在传主行事的记叙中夹带写出。在《卢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写义真慎守关中时，怀疑僚佐王脩欲反而杀掉王脩，顺便介绍王脩的生平。写义真逃离关中途中，遇见段宏单骑来寻，又插入关于段宏身世的一段文字，接着再叙义真事迹。这是使用带叙法的典型例子。使用带叙法，“既省多立传，又不没其人，此诚作史良法。”（赵翼《廿二史札记》卷9《宋齐书带叙法》）这是沈约叙事得宜之处。 《宋书》纪传中，多载诏策奏疏和时人辞赋文章，保存了不少文献材料。《武帝纪》载《禁淫祠诏》，《何承天传》载《谏北伐表》，《王徽传》载《与江敩辞官书》，《顾觊之传》载《定命论》等，都是当时重要的思想、政治文献。《宋书》收录时人文章，虽使篇幅冗长了一些，却为人们了解当时历史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对此是不应轻易否定的。沈约是当时的大文学家，行文比较优美流畅，也是《宋书》的优点之一。 《宋书》的思想体系，基本属于正宗儒家系统。书中宣传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沈约声称“圣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纪，盖所以神明宝位，幽赞祯符，欲使逐鹿弭谋，窥凯不作”。把符命、祥瑞当成了麻痹民众、维护皇权的工具。 沈约既提倡忠君，又主张机变，反映了当时朝代更迭频繁特有政治状况下的社会伦理观念。他说：“辟运创基，非机变无以通其务；世及继体，非忠贞无以守其业。辟运之君，千载一有，世及之主，无乏于时，口口须机变之用短，资忠贞之路长也。”（《宋书》卷89《袁粲传论》）他认为天下已定，须强调忠贞以守其业；改朝换代，则运用机变以通其务。他把忠贞与机变这两种互为矛盾的观念调和在一起，随时而用，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伦理观念。 书中还提出一些诸如广开言路，听纳谏言；持法公平，不徇私情；选用良吏，久居其任；宽刑缓政，减免役税；亲近贤臣，斥远小人等等改善政治的主张，并用历史实例论证了实施这些措施的利处和暴政虐民的严重后果，这对于改善劳动人民生活状况也是有利的。 《宋书》中的民族思想比较复杂。它一方面存在着大汉族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又承认民族区域划分的现实，反对民族间的征伐战争，认为处理民族关系应以羁縻和防御为主。这反映了当时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趋势已经被人们所认可，也反映了当时南方士族的衰落，无所作为。 《宋书》的缺点除思想倾向比较保守落后而外，最突出的是对政权鼎革之际史实的记载多所回护，歪曲和掩盖了很多历史事件的真相。 《宋书》到北宋时已有很多缺失。后人杂取《高氏小史》、《南史》等书作了增补。现在的《宋书》虽仍为百卷，但有些篇章已非原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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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南齐书》 -------------------------------------------------------------------------------- “类叙得法，有补益于世” 《南齐书》原称《齐书》，后人为了与《北齐书》区别，才在书名前冠一“南”字。它记载南朝齐政权23年的历史，起于齐高帝萧道成立国（479年），终于齐和帝萧宝融被废（502年）。全书原为60卷，《自序》一卷早已亡佚，今存59卷，有本纪8卷、志11卷、列传40卷。作者是南朝梁人萧子显。 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他是南齐的宗室，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齐亡时，他14岁。在梁朝，他因好学多才，而得梁武帝的器重，历任记室参军、司徒主簿、太尉录事、国子祭酒、吏部尚书、仁威将军、吴兴太守等职。他出生于齐武帝永明六年（488年），病故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7年），享年60岁，因其恃才傲物，得谥曰“骄”。 萧子显才思敏捷，勤于著述，一生撰有《后汉书》100卷，《齐书》60卷，《普通北伐记》5卷，《贵俭传》30卷，《孝经义疏》1卷，《孝经敬爱义》1卷和文集20卷等。可惜，现存之作只有《南齐书》了。 在萧子显撰《南齐书》之前，江淹曾受齐明帝诏撰史，他写成了《齐史》十志。另外沈约有《齐纪》20卷，吴均有《齐春秋》30卷，王逸有《齐典》5卷，熊襄有《齐典》10卷。 这些都给萧子显撰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可取的撰述经验。 梁武帝天监年间吴均要求撰写齐史，未获准许，萧子显自告奋勇承担了这个任务。经过几年的努力，书成上奏，武帝下诏付秘阁收藏。 《南齐书》的史料比较真实可靠。书中的许多史事为作者所亲历目睹，是亲见亲闻的第一手材料。齐梁嬗代，未经战乱，原始档案材料保存完好，萧子显撰史又得到政府许可，所以他的文字材料是完整而又具权威性的。《南齐书》成书之时，南齐的遗臣大多数都还健在，就是梁武帝萧衍本人，也是身历宋、齐、梁三朝的人物，这些人既可以为撰史提供活的材料，又可以对《南齐书》的历史记载进行检验、鉴别。《南齐书》经时人认可，才被作为国家典籍收存，可见它的历史记载是大致可靠的。 书中对于生产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反映。如《沈文季传》记载唐璘之领导人民起义，揭示人民在残酷的压迫下，奋起反抗斗争，资料珍贵。《竟陵文宣王子良传》叙述追逋租、征赋役、兴水利、垦荒田等情况，反映农业生产、阶级剥削等状况，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书中无《食货志》的缺憾。《张敬儿传》言及镇压蛮人的情况，列传中有《蛮》、《芮芮虏》、《河南氐羌》等传，记载各民族事务，虽很简略，仍能反映民族状况、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 《南齐书》中的一些文化史记载颇有价值。萧子显为科学家祖冲之立传，在传中记录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又在传中全文引用祖冲之的《上大明历表》，详细向世人介绍了创大明历的指导思想和大明历的具体特点，为人们研究科技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萧子显用很多篇幅对佛教进行宣传，对佛教传入中国及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作了介绍，对于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有一些用处的。 《南齐书》在写作上受到沈约《宋书》很大影响。萧子显在书中也设立了八个志，它们是《礼志》2卷，《乐志》1卷，《天文志》2卷，《州郡志》2卷，《百官志》2卷，《舆服志》1卷，《祥瑞志》1卷，《五行志》1卷。其中与《宋书》不同的只是去掉《律历志》另立《舆服志》，和把《符瑞志》改名为《祥瑞志》而已。《南齐书》的八志总体上看比《宋书》八志要单薄一些，但在本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提供了南齐一代典章制度史的重要材料。八志之中，《州郡志》与《百官志》内容较为充实。《百官志》对于重要官职的职守、设置及变迁作了系统详细的记载，还详记了各职官的人数，它的记载较《宋书·百官志》为详，对于研究南朝官制有重要价值。 《州郡志》记载郡县设置、沿革的历史情况，为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行政区划，以及古代的历史地理情况，提供了翔实的材料。其它六志内容各异，其中《祥瑞志》、《天文志》、《五行志》多记载一些祥瑞符命、阴阳灾异学说，是书中的芜累。 《南齐书》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些可取之处。书中较多使用类叙法来记述各类人物，是颇得史法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9《齐书类叙法最善》条中，对此作了分析：“《孝义传》用类叙法尤为得法。盖人各一传，则不胜传，而不立传，则竟遗之，故每一传辄类叙数人，如《褚澄传》叙其精于医，而类叙徐嗣医术，要精于澄。《韩灵敏传》叙其妻卓氏守节，而因及吴康之妻赵氏、蒋隽之妻黄氏，倪翼之母丁氏，传不多，而人自备载”。《南齐书》行文比较简洁，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这对于史家来说是个值得记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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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固然是多读为好，不过这一百本书对目前的形势看有几本读通就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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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 唐初史学堪称繁盛，唐政府集官私之力，撰成了纪传体正史八部，占去整个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梁书》和《陈书》是其中的两部，它们名为官修，实际却是姚察和姚思廉父子劳动的成果。 姚察（533年—606年）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梁末任原乡令、著作佐郎，在陈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秘书监领著作郎、吏部尚书等职。入隋为秘书丞。他是个学问很渊博的史家，平生著有《汉书训纂》30卷，《说林》10卷，《西聘道里记》、《玉玺记》、《建康三锺记》各1卷，文集20卷。姚察在当世以精于史学著称，陈亡入隋后，受诏撰写梁、陈两代史书。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姚察未及完成二史就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嘱咐儿子姚思廉继承他的事业，完成修撰梁、陈二史的任务。 姚思廉继承了父亲遗志，为父亲守丧期满，即上表陈述父亲遗愿，请求继续修撰二史。隋炀帝下诏准许后，他一直在为此努力工作。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他又受诏同秘书监魏征同撰梁、陈二史。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采择谢昊、顾野王诸家旧作，经编纂校注，于贞观九年（635年）修成《梁书》、《陈书》。这两部史书的总论为监修魏征所作，其余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几十年心血的结晶。 姚思廉（557—637年）。名简，以字行。幼时随父姚察攻读《汉书》，扎下了深厚的史学功底。姚思廉在陈为扬州主簿，入隋历任汉王府参军，河间郡司法书佐，代王侍读。唐高祖定京师，代邸僚属皆作鸟兽散，只有50开外的姚思廉护卫在代王左右。兵士拥上殿来，他厉声喝止，引得唐高祖十分感动，“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阁下，泣拜而去。”（《旧唐书·姚思廉传》）唐朝建国，他为秦王府文学，从此成为唐太宗的文臣，历任文学馆学士、太子洗马、著作郎、弘文馆学士。 《梁书》、《陈书》修成，加通直散骑常侍，又拜散骑常侍，赐爵丰城县男。姚思廉的节义、文才深得唐太宗赏识，太宗即位后，他得以绘像列入十八学士，褚亮为撰赞语云：“志苦精勤，记言实录，临危殉义，余风励俗。”（同上）对他的去世，太宗深悼惜之，为之废朝一日，赠太常卿，谥曰“康”，赐葬地于昭陵。 《梁书》有本纪6卷，列传50卷，合56卷。记事起于公元502年梁武帝萧衍称帝，止于557年陈霸先灭梁。 《梁书》的纪传论赞，多有“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字样，可知全书的编撰多出于姚察之手，思廉所作可能多是笔削加工的工作。 《梁书》所依据的材料是很丰富的。在梁朝除史官所撰国史外，还有沈约的《武帝本纪》14卷，周兴嗣的《梁皇帝实录》5卷，鲍行卿的《乘舆飞龙记》2卷，萧子显的《普通北伐记》5卷，萧韶的《梁太清记》10卷，谢昊的《梁书》49卷。在陈朝有许亨的《梁史》53卷，刘璠的《梁典》30卷，阴僧仁的《梁撮要》30卷，在周朝有萧欣的《梁史》100卷。 在隋朝有姚最的《梁后略》10卷。这些编纂整齐的历史书籍，为姚氏父子撰写《梁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梁书》在史料的丰富、完备方面是很有特长的。梁朝只有55年的历史，《梁书》的列传则达50卷之多。书中对于各类历史人物的活动，叙述得很详细，很多文人和史家都在《梁书》中得到反映。如对史学作出过贡献的沈约、江淹、任昉、王亮、殷钧、裴子野、王僧孺、刘昭、萧子显、萧子云、周兴嗣、吴均等，都有很详细的列传，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提供很多可贵的史料。书中一些学者的传记，更有特殊的价值。《梁书》为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立传，保存了辉耀千古的《神灭论》和《无因果论》；为处士阮孝绪立传，反映了他著《七录》及在古代文献学上的地位；为修道的陶弘景立传，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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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陈书》 -------------------------------------------------------------------------------- “凭其旧稿，加以新录” 《陈书》是唐代姚思廉在父亲姚察旧稿基础上修成的。姚察去世后，姚思廉一直未能忘怀父亲让他续写梁、陈二史的遗愿，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姚思廉奉诏撰写《陈书》，贞观十年（636年）书成上奏。关于《陈书》撰写的经过，宋代曾巩所述颇详：“思廉父察，梁、陈之史官也，录二代（梁、陈）之事未就而陈亡。隋文帝见察，甚重之，每就察访梁、陈故事，察因以所论载，每一篇成，辄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书，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将死，属思廉以继其业。 唐兴，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来二百余岁，世统数更，史事放逸，乃诏撰次，而思廉遂受诏为《陈书》，久之犹不就。 贞观三年，遂诏论撰于秘书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观察等之为此事，历三世，传父子，更数十岁，而后乃成，盖其难如此。”（《曾巩集》卷11《陈书目录序》）可知《陈书》正式撰写时间虽不足10年，实际上却是姚察父子经数十年努力才修成的。在《陈书》中，仅本纪中有姚察史论两篇。看来思廉写《陈书》因袭父亲的成果较少，自己创作的居多。 《陈书》36卷，有本纪6卷，列传30卷。记事起于557年陈霸先称帝，终于589年隋灭陈，包括陈朝一代33年的历史。 《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8卷，《天嘉起居注》23卷，《天康光大起居注》10卷，《太建起居注》56卷，《至德起居注》4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如顾野王的《陈书》3卷，傅縡的《陈书》3卷，陆琼的《陈书》42卷等。 《陈书》与《梁书》都出自姚氏父子，特别是姚思廉之手，因此在撰述的特点上，二书多相同之处。陈朝历史仅33年时间，书中的列传却达30卷之多。《陈书》记述了陈朝创建之初恭俭爱民、政策得宜的成功经验，交待了陈朝末代统治者忘患纵欲，偏听偏信造成国破家亡的历史教训。大量陈朝历史人物事迹在书中得到反映，其中争夺诈伪，营营苟苟，势利小人的行径，足为世人取戒；安贫乐义，不为祸患势利所动的高风亮节，又足为世人楷模。陈朝一代之史虽然短暂，但留给后人的教益启示却很多。《陈书》交待了陈朝的历史兴亡之迹，描画了陈朝社会历史全图，现在人们研究陈朝的历史，《陈书》是最主要、最基本的材料，这是它的根本价值。 《陈书》因为姚思廉一个人编次的工夫较多，所以列传的体例比《梁书》要整齐规范一些。在文风上，《陈书》与《梁书》是一致的。这两部史书，尤其是《梁书》中多用古文，一反六朝以来争尚骈俪对偶的颓靡文风，给人以清新健康的感觉。《梁书》总论为魏征所撰，行文还采用骈四俪六的方式，两相比较，更显示出姚氏父子这方面的卓见。清代史家赵翼评论：“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唐韩昌黎（韩愈）始，而岂不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廿二史札记》卷9《古文自姚察始》）对于姚察、姚思廉改变六朝文风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 《陈书》与当时问世的其他史书一样，撰写中看重士族门第、履历身世和家族兴亡。书中侧重记录皇族事迹，全书总共36卷，而本纪和皇后、王子、宗室列传就占去11卷，叙述王子55人，几乎占了其他列传的一半。把一代史书写成了陈氏家谱，这是令人不能满意的。《陈书》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史书内容的空泛和乏味、呆板。它的列传在写法上有个固定的程式，一般都是先列姓名、地望、祖、父官职，次及传主幼年生活、性格相貌、次及历任官阶，次及行事文章，有时最后还有饰终诏书、封赠、子孙官职、著述名称等。 《陈书》和《梁书》中，都贯彻着为地主阶级政权服务的正宗思想。它们对臣僚、百姓宣扬忠贞节义的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