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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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商君书》 -------------------------------------------------------------------------------- 先秦法治理论的宣言 战国末年，秦国所以能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个历史功绩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在秦国进行的两次革新变法。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政策措施是什么，这些答案都反映在《商君书》中，《商君书》是记载商鞅思想言论的资料汇编，又称《商君》、《商子》。 《汉书·艺文志》著录“《商君》二十九篇”，班固注曰： “名鞅，姬姓，卫后也，相秦孝公。”《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或著录《商君书》，或著录《商子》，皆曰5卷。 未代郑樵《通志·艺文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都说“今亡三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则说“今亡其一”，可能是他们所见的版本不同，因而所记的缺佚篇数也不一样。今本《商君书》共有26篇，其中两篇只有篇目而无内容，加上《群书治要》卷36引《商君书·六法》中一段，实际只有24篇半。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我们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著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 《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搀人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是不可避免的。 《商君书》侧重记载了法家革新变法、重农重战、重刑少赏、排斥儒术等言论，主要反映了法家的政治思想。 首先是革新变法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精髓。《更法》篇详细记述了商鞅与甘龙、杜挚在秦孝公面前争论变法的问题。 针对秦孝公怕变更法度、改革礼制受天下人非议的想法，商鞅说：“行动迟疑就不会有名，做事犹豫就不会成功。我劝君王还是赶快下决心变更法度吧，不要怕别人的批评议论。法度是爱护人民的，礼制是利于国事的。所以圣人治国，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就不必沿用旧的法度；只要有利于人民，就不必遵守旧的礼制。”针对甘龙“因袭人民的旧礼俗去施行教化，不费什么事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度治理国家，官吏既很熟悉，人民也能相安”的说法，商鞅说：“这都是俗人的言论。 夏、商、周三代的礼制不同，而都成就了王业；春秋时五霸的法度也不同，而都成就了霸业。所以聪明的人创造法度，而愚昧的人受法度的制裁；贤人改革礼制，而庸人受礼制的约束。我们不能和受礼制约束的人商讨大事，不能和法度制裁的人计议变法。”针对杜挚“效法古人就没有错误，遵守旧礼就没有奸邪”的说法，商鞅说：“古代的政教不同，我们效法哪个古人？帝王不相因袭，我们拘守谁的礼制？礼制、法度要随着时代而制定，命令要符合实际的需要。所以我说，治理人民，并非一个方法；为国家谋利益，不必效法古人。”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成为商鞅倡导变法的名言。《开塞》篇从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入手，论证了战国末年只能实行法治，才是唯一可行的治国道路。“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从而说明只有变法革新，才能使国家富强兴盛。 其次是重农重战思想，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商君书》中有关重农重战的论述最多。如《农战》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善为国者，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靳令》说：“农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朝廷让人民拿剩余的粮食捐取官爵，农民就会卖力耕作。《算地》说：“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胜敌而革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国家富强的功效就在农战两项。 《去强》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兵起而胜敌，按兵而国富者王。”《垦令》篇还提出了20种督促人民耕垦土地的办法。如国家按统一标准征收地税，农民负担的地税就公平了，国君讲求信用，百官不敢作弊，农民就会积极耕种土地。可见。重农重战。是法家治国的根本大计。 就三是重刑少赏的思想。加重刑罚，轻微奖赏（有时也说厚赏）、是法家的重要思想。《错法》篇说：“明君之使其臣也，用必出于其劳，赏必加于其功。功常明，则民竞于功。为国而能使其尽力以竟以功，则兵必强矣。”《去强》篇说：“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兴国行罚，民利且畏；行赏，民利且爱。”加重刑罚，减轻赏赐，就是君上爱护人民，人民就肯为君上死。加重赏赐，减轻刑罚，就是君上不爱护人民，人民就不肯为君上而死。《去强》又说：“以刑去刑，国治；以刑改刑，国乱。故曰：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也就是说，用刑罚来免除刑罚，国家就治；用刑罚来招致刑罚，国家就乱。《开塞》说：“治国刑多多而赏少，故王者刑九而赏一，削国赏九而刑一。”可见法家是重刑而轻赏的。 对如何执行刑罚时，法家主张要统一刑罚。《赏刑》说：“所以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这就是说，执行刑赏对谁都一样。 其四是重本抑末，反对儒术。这也是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壹言》篇说：“能事本而禁末者，富。”所谓“末”就是指的商业和手工业。《农战》篇说：“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豪杰务学《诗》、《书》，随从外权，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民以此为政，则粟焉得无少，而兵焉得无弱也。”可见，法家对儒家的儒术是排斥的。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重要一家，法家著作是民族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批判地吸收民族文化遗产的精华，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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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庄子》 --------------------------------------------------------------------------------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庄子》一书，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涉及到伦理、哲学、人生、政治、科学、艺术诸多方面，而这些方面又是有机地结合成一个系统结构的，用庄子的观点说，都是统属于“道”的。也就是说，一部《庄子》不外为了说明一个“道”字。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他和梁惠王、齐宣王是同时代的人，而较孟子稍晚。他一生视仕途为草芥，除做过看管漆树园的小吏外，不追逐官禄，因而一生穷困潦倒，除讲学、著述之外，有时还靠钓鱼、打草鞋维持生活。住在“穷闾陋巷”，人瘦得“槁项黄馘”。 庄子是一位蔑视权贵、鄙视利禄，而追求个人自由的思想家。他尖刻、猛烈地抨击当时罪恶的社会。什么圣人、王公大人、圣王之法、仁义礼乐，都给他骂得痛快淋漓。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圣人生而大盗起。”他认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直接把矛头指向暴君。他生活的宋国，当时宋王偃“射天笞地”，荒淫无道，不得人心，庄子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奋笔疾书，直抒胸怀。司马迁也说过，庄周“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癤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在《秋水》篇中，记述了庄子拒绝去楚国做官的事。楚威王派使者北上邀请庄子，答应给庄子高官厚禄。庄子在濮水边上钓鱼，他对使者说：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它珍藏在庙堂之上。就这个神龟来说，是愿意死后使它的骨甲得到重用，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着呢？我看它是愿意活着拖着尾巴在泥土中爬行。庄子婉言谢绝邀请，使者只好南归。庄子用久已死去的神龟被供奉比喻官爵受吹捧，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虚名而已，他宁可像活龟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也不进入官场以示显赫，宁肯生活贫寒，钓鱼维生，也不追逐官禄，这是他对现实不满的超然态度。因此他愤世嫉俗，“终生不仕”。庄子一面鞭笞现实，一面同情劳苦人民。他在《达生》篇中，还记述了庄公为满足私欲，让东野稷拚命地表演赶车技术，而累坏了良马的故事，表达了对东野稷的同情。庄子还赞美过杀牛技术纯熟的庖丁、斫轮工匠、运斤成风的石匠、制锯的梓庆，这些说明庄子和下层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接近。 《庄子》一书，汉代流传的古本，为10余万言，52篇，内篇7，外篇28，杂篇14，解说3。到晋时，经郭象删定并加以注释的33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这些是不是都是庄子的著作，历来有争论。大多数论者认为，《庄子》一书是庄子及其学派的论文汇编。后人注解《庄子》很多，通行本有晋郭象注、清末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等。 《庄子》既是一个学派的著作汇编，那么其思想内容是不会纯一的，但其主体思想，毕竟是庄周的思想，其理论主要是庄周的理论。庄子的哲学，庄子思想的核心，都在一个“道”字上。庄子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所谓“道”，是天地阴阳之间共同的东西。道字在《庄子》中出现过362次，作为道家之道在《庄子》中是什么意思呢？《大宗师》篇描述说：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 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在庄子看来，道是客观存在的，但其本质是虚无的。他承认物质是运动变化的，如一年的春夏秋冬，“春夏先，秋冬后，四时之序也。”（《天道》）他也认为事物可以向相反的方面转化，他说：“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穷则反”（《则阳》）。可见，庄子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还承认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他在《至乐》篇中，讲了一个用待人的方法去养鸟的故事：鲁国国君十分喜欢养鸟，有一次，他得到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小鸟，不敢把鸟放在露天的花园里，而把它迎进庙堂，派人献酒送肉，又命令乐工奏乐曲，搞得鸟儿晕头转向，不吃不喝，第三天就死在笼里。 但是，庄子却过分抬高了无形的道，贬低了现实的感性世界，他认为生命不过是暂时的存在，是无足轻重的。他认为道是“先天地生”的，是无界限差别的，而后来发展到主张齐物我、齐是非、齐大小、齐生死、齐贵贱，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这使庄子原先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的思想，走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 庄子在政治上是主张“无为而治”的，他认为，帝王要“以无为常”，“帝王无为而天下功”（《天道》）。在庄子看来，为人处世应是不偏不倚的，不去伤害别人，也不施舍，不与人争财物，自食其力。因此他主张遵循“中道”，这样可以保身，可以舍生，可以养亲，可以终年。他劝人们“顺其自然”，不要以好恶损伤天性，应听任自然变化。“顺其自然”反映了庄子自我解脱的内心世界。他从厌世思想出发，发展到“以死为至乐”，在庄子看来，人类的产生是道的物化，而每个人的生老病死也是道的物化。所以，他妻子死的时候，认为妻子的死是安然睡在天地这个大房子里，得到了宁静，他不但没有痛哭流涕，竟“鼓盆而歌”（《至乐》）。他自己临终前，也反对弟子厚葬，他说，要与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总之，以万物为赍送。 道是自然之道，人性是人自然之性，无为而治是任民之自然而治，艺术是主观自然与客观自然相结合的产物。可以这样说，一部《庄子》基本可用“自然”二字概括。《庄子》一书的作者，用以表述“自然”这一概念的，大都是个“天”字，或者“天地之道”等。 《庄子》，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士感兴趣的一本书，它不但涉及哲学、人伦、政治，而且谈论美学、艺术、语言、生物、养生等方面。闻一多和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在美学家眼里，多以为庄子开辟了有别于儒家的美学系列，对中国的艺术影响深远。在语言学者看来，庄子是一位语言大师。 《庄子》语言之丰富生动，在先秦诸子著作中是无以伦比的，他第一次提出了寓言、小说的概念，创造了近200个寓言故事，开创了以虚构的手法反映现实和表现理想，被称为“诙谐小说之祖”。在气功师眼里，认为气功中的踵息法、缘督以为经皆源于《庄子》。 在今天，《庄子》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文化界亦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这是值得我们中华民族自豪的！当然我们在阅读研究《庄子》时，必需看到他思想中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如它破坏偶像，要求个性解放，这是进步的要求，是积极的一面；它的虚无主义的东西是消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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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ote]以下是引用忍住哈欠在2003-6-16 9:31:25的发言 人力资源从业者之民间论坛 http://www.hr18.com **************[/quote] 你好象有广告的嫌疑哦！ 另外，马克辛哥们，我慢慢地转贴，争取花三个月的时间哦，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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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荀子》 --------------------------------------------------------------------------------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荀子》是战国末年著名唯物主义思想家荀况的著作。 《汉书·艺文志》著录“《孙卿子》三十三篇”。班固注曰：荀子“名况，赵人，为齐稷下祭酒。”颜师古注曰：“本曰荀卿，避宣帝讳，故曰孙。”也有的说“荀”、“孙”古代同音，两种说法都能成立。“三十三篇”可能是“三十二篇”之误。刘向的《荀卿新书叙录》载孙卿书322篇，除去重复的290篇，定为32篇，这与现在通行的《荀子》32篇基本相符。《隋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著录12卷，这大概是刘向编订的32篇本。《宋史·艺文志》著录20卷，这是唐代杨倞又重新编定的32篇本，也就是现在的通行本。杨倞本与刘向本的区别只是篇目次序略有不同。杨倞改书名为《荀卿子》，简称《荀子》。 根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荀子》这部书是荀况晚年为总结当时学术界的百家争鸣和自己的学术思想而编写的。关于《荀子》一书的作者问题，在学术界也有争论：一种看法认为《荀子》32篇全是伪书，其代表是吕思勉、杨筠如。另一种看法是《荀子》32篇全是荀况所作，其代表是杜国痒。第三种看法是《大略》以下6篇，是荀子弟子的作品，其代表是郭沫若、梁启超、余德建等。其中余德建认为，这几篇是汉武帝、汉宣帝时的儒生伪撰，根据是书中引用了晚出的《公羊传》、《谷梁传》、《大戴礼记》的文字。我们认为，前两种看法过于偏激，第三种看法有一定道理。 在《荀子》一书中，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是《天论》、《非相》等篇。荀子在《天论篇》开头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这就彻底否定了天有意志的说法，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与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区分开来。这就是荀况“天人相分”的观点。他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在天人相分的基础上，荀况大胆地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思想。他说： 如其把天看得非常伟大而仰慕它，怎么不把天当作一种物来畜养它，控制它？如其顺从天而颂扬它，怎么不掌握和控制天的变化规律来利用它？如其仰望天时坐等它的恩赐，怎不因时制宜，使天时为生产服务？荀况这种“人定胜天”的思想，把先秦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到最高峰，成为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史上的一颗灿烂明珠。 在《非相》篇中，荀况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彻底否定和批判了唯心主义相术。他说：观看人们的相貌，不如研究人们的思想；研究人们的思想，不如选择正确的思想方法。相貌不能决定人们的思想，而思想却受一定方法的支配。方法正确，而且思想能遵循它，虽然相貌丑陋，只要思想方法对头，也不妨碍成为君子。虽然相貌好，但思想方法不对头，也免不了成为小人。人们的祸福与人的相貌无关，而是由人们后天选择什么道路决定的。这就揭穿了唯心主义相术的骗人把戏。 反映荀况唯物主义认识论思想，主要表现在《解蔽》、《正名》、《劝学》等篇中。在《解蔽》篇中，荀况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和事物是可以被认识的这一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前提。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所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凝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偏也。”他认为，人们认识上的通病，是被事物的一个片面所局限，而不明白全面的道理。人们纠正了片面认识，才能使认识符合正道，对正道三心两意则必然迷惑。 这就强调了认识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在《正名》篇中，荀况强调了感性认识的作用，他说：人都有对感觉印象进行分析辨别的能力，然而只有依靠听觉器官才能辨别声音的不同，依靠视觉器官才能辨别形状的不同，所以心的验证能力一定要等到感觉器官接触所感觉的对象以后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感觉器官接触了外界事物而不能认识它，心对它考察了而说不出道理来，那么人们没有不把这种情况说成是没有知识的，这就是根据感官接触外物而确定名称同和异的情况。在“名”、“实”关系问题上，荀况主张“实”决定“名”，“名”一定要符合“实”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在《劝学》篇中，荀子谈了知识的来源问题，他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从而驳斥了“生而知之”的先验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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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并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形象比喻，说明学习没有止境和后来居上的道理，劝导人们要进行广博地学习，要发扬“锲而不舍”、“用心一也”的精神，反对死记硬背、不求甚解和杂而不专，成为激励后人学习的名篇佳句。 荀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性恶》、《修身》、《礼论》等篇中。针对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况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和“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的自然属性，这些自然属性只有通过封建伦理道德来严格加以限制，才能变成性善的，才符合封建礼仪。因此，荀况特别注重后天学习教育的作用，从而批判了孟子宣扬的“天赋道德论”。荀况谈论人性，虽然只注重人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人们的社会性，但他能从人对物质生活的基本要求作为研究人性的出发点，反对孔孟空谈仁义道德，无疑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 荀况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王制》、《富国》、《王霸》、《君道》、《臣道》、《强国》等篇中。为了加强封建统治，巩固地主阶级政权，荀况提出了“隆礼敬士”、“尚贤使能”的用人原则。他在《王制》篇开头便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这就彻底否定了孔孟赞扬的封建世袭制。 在如何治理国家问题上，荀况提出了“重法爱民”、“赏罚严明”的政治纲领。他认为，统治阶级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一定要有一套严密的政治法令和赏罚措施。对人民，在没有给它利益之前就从它身上谋取利益，不如先给人民利益然后再从人民中索取利益更有利；不爱护它就重用它，不如先爱护它然后再重用它更为有效。荀况认为，只有赏罚严明，才能治理好国家。他说：“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者可得而官也。”（《富国》）“王者之论，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王制》）这样国家的政治才能清明，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在经济思想方面，荀况主张一方面用赏罚严明的制度来鼓励人民发展生产，增加财富，另一方面他又提出了“强本抑末”、“节用裕民”、“开源节流”的经济措施，加强发展农业生产，抑制商品流通，不断开拓新的财源，限制统治阶级的费用，以此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富足的目的。荀况这种经济思想，集中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人民的愿望。 《非十二子》、《儒效》两篇，主要是荀子对思孟学派的批判。《乐论》主要阐发了荀况的音乐理论及其社会的作用。 《议兵》主要阐述了荀况的军事理论。《赋》运用诗歌文学语言，阐述了荀子学派的政治主张。《大略》以下6篇，都是荀子学派的作品，内容比较庞杂，有些思想与荀子思想不尽一致。总之，《荀子》一书是我们研究荀况思想和荀子学派的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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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墨子》 -------------------------------------------------------------------------------- 古代劳力者之哲学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墨两家号称“显学”，墨子在当时的声望与孔子差不多。由于墨子倡导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等主张，基本反映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呼声，因此，墨子又被誉为劳动人民的哲学家。《墨子》就是记载墨翟言论和墨家学派思想资料的总集。 《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七十一篇”，班固注曰墨子：“名翟，为宋大夫，在孔子后。”《隋书·经籍志》著录“《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都著录“《墨子》十五卷，墨翟撰”。现在通行本《墨子》只有53篇，佚失了18篇，其中8篇只有篇目而无原文。关于《墨子》的佚失情况，一种说法是从汉代开始的，另一种说法是南宋时佚失10篇，其余8篇是南宋以后佚失的。 有关《墨子》一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在学术界频有不同看法：一种是三项分类法，把《墨子》全书分为《墨经》、《墨论》、《杂篇》三类，《墨经》类有《亲士》、《修身》、《非儒》、《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因为这些篇没有“子墨子曰”字样，所以认为是墨子自著。《墨论》从《所染》到《非命》共28篇，认为是墨子弟子所记。《杂篇》从《耕柱》到《杂守》共16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与前两类体例不同，当是后期墨家学派的东西。 另一种是五组分类法，第一组是《亲士》、《修身》、《所染》、《法仪》、《七患》、《辞过》、《三辨》共7篇，有的认为是墨家著作，有的认为是儒家作品，还有的认为前3篇是伪作，后4篇是墨家记述的墨学概要。第二组是《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共23篇，这是墨学大纲，是墨子弟子所记。 墨子死后，墨家分成三派，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邓陵氏之墨，因三派所传的学说不同，后人在汇编此书时，便把三派所传之学分上、中、下三篇并列，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非儒》篇，有的认为不是墨家学派的作品，有的认为是墨家学派的著作，成书年代较晚。第三组是《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共6篇，又称《墨经》或《墨辩》，有的认为是墨子所作，多数学者认为是后期墨家的作品。第四组是《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并5篇，记载了墨子的言行，是墨子弟子所记，成书年代较早，是研究墨子的可靠资料。第五组是从《备城门》到《杂守》共11篇，讲的是守城兵法。有的认为是墨子弟子记载墨家的军事思想史料，有的认为是汉人作品。 《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 《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 《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为此，墨子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著名的“三表法”，他说： “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墨子·非命上》）墨子还反对儒家鼓吹的“天命论”，他不相信“天命”的存在，他提倡“尚力”。在“名”、“实”关系上，墨家认为“名”必须服从“实”，没有“实”作基础，“名”就是虚假的。这些思想都具有唯物主义的性质。但是，墨子又相信“天志”，他认为天有意志，天能赏善罚恶，爱人憎人。他还论证了鬼神的客观存在，这就不免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这说明墨家的唯物论思想还有缺陷，还不彻底。 《墨子》的逻辑思想，主要反映在《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6篇中，这主要是后期墨家的思想。在《墨经》中，后期墨家提出了“辩”、“类”、“故”等一套完备的逻辑概念。在《小取》篇中论述了辩论的作用，即辩论是要分析是非的区别，审查治乱的规律，弄清同异的所在，考察名实的道理，判别利害，解决疑似。还阐述了辩论的几种方式，对推理的研究也甚为精细。后期墨学建立了相当严谨完整的逻辑理论，在中国逻辑思想发展史上起了开创作用，具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直到今天，它仍是人们学习中国逻辑思想史的重要材料，给人以智慧的启迪。 《墨子》的军事思想，主要反映在《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等篇中。由于墨家学派主张“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所以它的军事理论主要是积极的防御战术，这虽然不及兵家的军事思想全面深刻，但它却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的心理愿望。 《墨子》一书所蕴含的思想极其丰富，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墨子》思想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正因为如此，它不被统治阶级所赏识，到了秦汉，墨学已没有多大影响，墨子的事迹已知之甚少，连史学家司马迁为墨子作传，也廖廖数语。 今天，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研究《墨子》，进一步发掘其思想学说的蕴涵，批判地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对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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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论衡》 -------------------------------------------------------------------------------- “疾虚妄古之实论，讥世俗汉之异书” 《论衡》一书为东汉王充（27—97年）所作，大约作成于汉章帝元和三年（86年），现存文章有85篇。 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 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之为“异书”。 汉儒思想体系是董仲舒提出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其核心是“天人感应”说，由此生发出对其他一切事物的神秘主义的解释和看法。“天人感应”的要旨就是“天帝”有意识的创造了人，并为人生了“五谷万物”；有意识地生下帝王来统治万民，并立下统治的“秩序”。 《论衡》书从宇宙观上反对这种见解，针锋相对的提出： 天地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气”构成，“气”是一种统一的物质元素。“气”有“阴气”和“阳气”，有有形和无形，人、物的生都是“元气”的凝结，死灭则复归元气，这是个自然发生的过程。由“气”这个物质性的元素出发，《论衡》指出：“天乃玉石之类”的无知的东西，万物的生长是“自然之化”。天地、万物和人，都是由同一的充塞于宇宙中的气形成，而且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所以，“外若有为，内实自然”。而人与天地、万物不同的是“知饥知寒”，“见五谷可食之，取而令之；见丝麻可衣，取而食之”。所以，人和五谷不是上天有意创造出来的，而是“气”的“自然之化”。《论衡》书首先从宇宙观上否定了“天人感应”的“天”，还世界的物质性面貌。不过，《论衡》书中所描述的宇宙观，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天地合气，物偶自生也”，“及其成与不熟，偶自然也”（《论衡·物势》篇）。所以，这种宇宙观只能是人能利用自然，辅助“自然之化”，但终究不得不听命于自然力的支配。这是古代唯物主义的最大缺陷。 “天人感应”的“天”既造出了人，那么第二点就要降下帝王来统治人，因此就要把君权神化。他们提出了一种“符瑞”说，即把一些想像的和自然的事物，如龙、麒麟、凤凰、雨露、嘉禾、芝草等等，称之谓帝王的“受命之符”。如：夏的祖先是其母吃了一种叫做“薏苡”的草生下的，的祖先是其母吞吃了燕子的蛋而生的，汉高帝刘邦是其母在野地里和龙交合而生，东汉光武帝刘秀是生而室内有光等等。《论衡》书针对这种荒唐之言指出：“薏苡”、“燕卵”根本不能生人，龙与人也不是同类，“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天地之间，异类之物相与交接，未之有也”，“何则？异类殊性，情欲不相得也”（《论衡·奇怪》篇）。所以，要同类的东西才能交合。人都是由父母生的，帝王亦不例外，所谓“圣人更禀气于天”，乃是“虚妄之言”，不足相信。既然天、人、物三者不是同类，不能相合，那么与“符瑞”也就毫不相干了。 《论衡》书中关于物种交合和生产的说法虽然谈不上是科学的知识，只是一种直观的自然描述，但这种直观的观察都是很真切的。而且，这种见解需要极大的理论胆识，因为他把帝王赤裸裸地搬到了地上，这是“非圣无法”、“诽谤圣朝”之罪，是要遭杀身灭门之祸的。所以，王充及其《论衡》书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 汉儒的“天人感应”说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天人合一”的“道统”观。如果统治者取得了这个“道统”，即奉天受命，并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太平。如果统治者没有足够的“德教”力量维护这个“道统”，社会就变乱，新的统治者就取而代之，并把这个“道统”重新延续下去。这样，“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社会观和“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独特地结合到了一起。这种社会历史观的实质就在于“同姓不再王”，世界上没有万世一系的帝王，但统治阶级的对万民的统治却是万古不变的。《论衡》书对这种社会历史观持批判的态度。它认为社会治乱的原因是寓于其本身之中，而不在于“人君”的“德”、“道”；相反地，“人君”的贤不肖是由社会历史所决定的。“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而自古而然的“一治一乱”同样是自然的现象，不是取决于“上天”或人的意志。 《论衡》书是从自然主义的唯物论出发来论述社会历史发展的。从其承认客观物质的力量来说明社会历史是个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否定“天”和“人君”是历史发展的力量，否定“德”和“道”及“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一点上来说是正确的。但其把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归结到“时”和“数”上，认为是一种盲目的自然力量在起作用，否定了一定社会的阶级、集团和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之，《论衡》中的社会历史论述是带有唯物主义因素的自然宿命论的社会历史观。 《论衡》书不仅对汉儒思想进行了尖锐而猛烈的抨击（但它并不完全否定儒学），而且它还批判地吸取了先秦以来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的“天道”、“礼和法”、“鬼神与薄葬”、“命”、“性善和性恶”等等，都进行了系统的评述。因此，后人称《论衡》书是“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古代小百科全书。 尽管《论衡》书不可能摆脱当时时代的局限，用自然主义和直观的观察来描述世界，特别是在社会历史观上基本是唯心论的，但它产生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即封建国家处于统一和强大、儒学与谶纬神学相结合，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的时期，它敢于宣布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敢于不承认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的权威挑战，并确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唯物主义体系，这在历史上是起了划时代的作用的。它对今后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诸如魏晋时期的哲学家杨泉、南朝宋时的思想家何承天、南朝齐梁时的无神论者范缜、唐朝时期的刘禹锡和柳宗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等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