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回顾圣吉的《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的两个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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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24 17:48:14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与系统思考联系在一起的是整体性，或说是整体思考，这意味着要从整体的角度理解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系统运动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通常将整体看做相互关联的复合体。然而，如果不了解系统思考两个中心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无法深入探讨这一点。“相互关联的复合体”作为关键概念，会造成以下的同义反复——当我们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相互关联时，就会发现每种事物好像的确与其他事物存在相互关联。麻烦事就来了，系统理解成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这种理论对人们来说有何用处?那么要具备实用性，系统理解必须局限在某些范围内。因此，系统思考的第一任务，就是为思想划定界限，从而使观点既切合实际又可以把握。
　　在设定界限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系统的第二个中心问题：谁来判断一种观点是否切合实际?每种判断所根据的理由都可决定在哪里划出界限。这将确定谁在界限之内并受益，谁在界限之外无从受益。系统思考的过程无法避免这类道德判断。因此系统思考必须保持道德的警惕性。道德警醒是系统思考的一项关键原则，可以在丘奇曼的著作中找到相关论述。圣吉在其著作中没有抓住涉及系统思考的两个中心问题，也没有谈到它们指向的道德实践的窘境。
　　对待界限问题，圣吉在这方面很不明确。根据推论，他可以将界限判断纳入到“问题认定”中。如果问题能够被了解，那么通过问题情景就可以了解对象和其他关系方。所以，就可以使用系统基模对“认定系统”的流程进行研究，从而为行为找出结构解释，为改变找出杠杆点。这里有个关键问题，问题能够被了解吗?圣吉在这一点上很明确。
　　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介绍了收敛性和发散性问题。我们从书中得知，收敛性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解。理性研究只能带来收敛性答案。举例来说，圣吉认为为炼油厂寻找一个最佳厂址就是收敛性问题。一旦生产和最终销售地点，需求量，运输费用得到了确认，就能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发散性问题没有正确唯一的解。这类问题研究越多，就会发现越多相互冲突的答案。真正的开放可以让人们建设性地处理这类问题。
　　圣吉称收敛性问题只有唯一答案，这种说法给人的印象是马上可以驳倒的。例如，并不是达到了特定的技术标准，就等于为炼油厂找到了最佳厂址。只有还原论的思想习惯才能得出这种结论。没有什么问题是完全技术性的，人的因素总是无法避免地参与其中。各种各样的人都可能置身其中或受到影响，从而参与到为炼油厂选址的讨论或对话中——环境工作者，政府，农场主，居民，旅游推广者等等。所谓收敛性问题只不过是选择的界限不够明确，并缺乏与界限判断有关的道德意识。
　　发散性问题的概念同样遇到种种困难。不是这种概念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圣吉出来发散性问题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从书中得知，需要一开放获得建设性的结果，那是怎样的结果?对圣吉来说，理想结果就是共识。
　　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介绍了他关于共识的角度。有两种类型的共识——向下聚焦型的共识和向上开展型共识。向下聚焦型共识在各种个人观点中找出共同部分，它以个人观点的内容为出发点。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找出我的观点哪部分得到你和其他人的支持。讨论的方式被认为在这里比较适合。另一方面，向上开展型共识寻找一种比任何人观点大的景象。每个人都透过别人的角度看待事物。在这里需要深度会谈。向上开展型共识不同于向下聚焦型共识的地方时，在达成共识之前，人们的个人观点得到了扩展。无论如何，在某一点达成共识，就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全体一致。
　　全体一致是一个开关，它减少了进行严格反思式探询的可能。这使得界限判断也成为不明确的事，比如在炼油厂的例子中，谁受益，谁无从受益，就变得不明确了。所谓“问题的解决方案”，只不过成了“对其他人来说需要解决的问题”。问题会这样持续下去。我们在此碰到一种恶心循环：问题——解决方案——问题——解决方案，一直持续下去。要逃出这个怪圈，就需要根本性地转换思路，抛弃“通过达成共识解决问题，或至少是应付问题”的想法，代之以“对相互作用的各种难题和窘境进行持续管理”。
　　圣吉关于共识的信念明显存在错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关于各种力量因素的理解有限，未意识到它们会破坏达成共识前的讨论和深度会谈。这反过来限制人们去思考，在严格的反思式探询中需要怎么做来对抗这些力量因素。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圣吉求助于阿吉里斯和舍恩的行为科学。行为科学通常认可讨论和深度会谈中的因素(内心力量和防卫习惯)，这掩盖了人们的真实感受。这使团体学习和共同学习出现问题。圣吉因此推荐“左手栏”之类的方法，以消除偏见，进行开放，有效的讨论还有深度会谈。然而，行为科学对政治和权力涉及不多。
　　圣吉的确在探讨组织中的政治，号召读者考虑政治动力学对人的学习已经学习型组织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他没能涉及社会科学的中心问题——知识-权力和社会变革。
　　现代社会中，知识-权力问题范围扩大，包含了管理等级制，性别，种族，残障等种种问题。在上述每种情况下，都存在知识-权力关系，这种关系使讨论和深度会谈的结果带有偏见，而且使这种行为模式得到强化。有些人被疏远，处于不利地位，对他们他们而言，这些行为模式使他们丧失了创造自己未来的能力。这对学习型组织是一种侵害。只有通过想社会变革才能消除偏见，改变扭曲的行为模式。
　　圣吉的确为管理等级制这种知识-权力关系开了处方，就是放弃管理等级制，改用其他模式，然而他只是粗略的描述这些模式具有开放性和实质贡献的特点。圣吉引用荷兰皇家壳牌作为共享式模型。所有形式的结构都有利有弊，包括共享式结构，比如说是用共享式结构总会威胁到某些人。也没完美的方法来回避这一点，即使对于学习型组织也一样。这种方法在多大程度上合乎道德呢?另一方面，等级制持续了一个世纪，是否因为等级制也多多少少符合某些特定背景。
　　圣吉摒弃管理等级制，追求更多的共享，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我局限。某种程度说，他是用自己的法则来规定所有情景中的所有人。我们不断被提醒，系统思考的思想就是建立整体理解，在当前情况下，就是对潜在的组织结构的整体理解。只有在每种地方背景下，对可选择的组织结构进行广泛讨论，才可能获得整体理解。从系统角度看，也必须将管理等级制作为选择之一，让人们自己作出选择，不然，我们就是在局限他们自己的思考，就无法让他们了解每个可能的机会。
　　圣吉认识到地方化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说清楚这对系统思考有什么根本性意义。地方化意味着没有预设判断的问题，比如说，适合某种情景的某种模型或方法。如管理等级制。因此，地方化意味着，实践中的系统思考是一种有知道的，严格反思式探询的过程，这种探询深入到情景的本质以及面对这种情景的潜在方式(包括系统基模)。这个过程指导人们建立自己对于所关心事情的理解，让他们懂得如何处理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