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无尸不诉案”体现出的是法治精神吗

汪良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错杀（哪怕只是错抓）一个好人，对社会的伤害也远比放走一个坏人更大。
      2001年北京女孩刘婷婷突然失踪。八年之后，刘婷婷继母李某的儿子范某，因涉嫌盗窃被刑拘，范某为了立功，举报当年母亲李某伙同崇某杀害了刘婷婷。随后李、崇两人向警方承认了杀人罪行，并讲出埋尸地点。但因时隔太久，虽经办案人员挖地三尺，也没找到尸骨。检察院以证据不足，决定“不起诉”两人。刘婷婷的生母高秋红，对此不能理解，上个月她提出了刑事自诉。
       可见单凭嫌疑人的口供，没有确实的物证、人证等，很容易办成冤案。所以《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定罪；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定罪。法律是通用的标准，不是为个案设置的，如果法律规定能单以口供定罪，那么很容易诱使警察搞刑讯逼供，而受到伤害的可能是你我中的任何一人。
       所以，现代法治对刑事案件要求无罪推定、罪疑从无。新《刑事诉讼法》草案中，明确引进了“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法治国家通用的刑事证据标准。即，控方提出的证据不能排除一切可能的合理怀疑，就不能定被告人的罪。就刘婷婷案来说，虽然继母自认有罪，但可能是儿子范某急于“立功”，对母亲做了不实检举；母亲又救子心切，背下这个黑锅……当然，这只是一种怀疑；但司法机关并不需要证实这种怀疑，只要有———哪怕只有一条———合理怀疑存在，就不能定罪。更何况，本案更大的“合理怀疑”是：刘婷婷可能没有死，只是失踪了。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错杀（哪怕只是错抓）一个好人，对社会的伤害也远比放走一个坏人更大。大家想想佘祥林、赵作海的蒙冤，和两案中两具无名尸体至今找不到凶手，就应明白前者的危害更大，因为司法机关一旦降低证据标准，冤枉好人，就会让整个社会陷入恐慌之中。
       的确，罪疑从无、程序正义等法治原则，有时会放走个别坏人。比如，美国警察抓人之前必念的“米兰达通告”，其实，米兰达就是个累犯，因为钻了警察没告知他有“沉默权”的空子，才得以免罪；但这并不影响“米兰达通告”保护千万无辜的嫌疑人不受威逼诱供。
       在没有充分证据之前，继母李某可能是真凶，也可能是又一个赵作海。但法律要求无罪推定、罪疑从无、不让被告人自证其罪。检察院不起诉她，只是贯彻了法治原则。而这样的法治原则，在更多时候会保护你我不受不白之冤。
       还值得一说的是，虽然目前找不到尸体，刑事公诉的证据不足。但刘婷婷的生母，可通过民事诉讼向“凶手”索赔，讨个公道，既然，李某、崇某自己都承认杀害了刘婷婷，那么就应在民事诉讼中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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