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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汪良 于 2012-2-23 07:54 编辑
富人会不会帮助穷人?如何帮助穷人?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在过去的经济学模型中,分配公正与否容易被当作一个外生的问题来处理,所以,对这里的提问,经济学家自然是不大愿意回答的。这也是经济学常常遭受批评的原因之一。
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说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交易成本为零的同义语),交易双方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但这种利益最大化不能消除预先的资源分配状况;也就是说,穷人是在穷的基础上实现利益最大化,穷困本身是难以克服的。主流经济学讲的一系列“帕累托最优条件”,也使得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配成为一个由外生变量支配的问题;穷与富都由他们的“预算”规定好了。
经济学的这种“拈轻怕重”把财富分配难题放到了一边,但从一般历史观察看,财富分配的公正与否有可能是一个“内生”的问题。在历史悠久的国家,贫富悬殊总是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尤其在所谓熟人社会,在构成社会的小社区内部,生活上的贫富悬殊(而不是财产占有上的贫富悬殊)也会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贫富悬殊何以得到控制?其道理说白了竟令人吃惊——穷人对富人的评价权是穷人的财富,它虽然在某些社会会贬值,但却永远不会被剥夺;而富人要获得穷人的好的评价,必须向穷人支付货币!推而广之,穷人对政治家的投票选择权,也是他们的财富,政治家必须在公共资源的分配中向穷人显示足够的友善。越是发育良好的社会,穷人的此项权利越具有较高的价值。
在一个小的社区,较富裕的人会成为社区的公众人物,并且他们有可能乐意成为公众人物;在一个国家,最富有的一批人也会成为国家的公众人物,他们同样大多乐意成为这样的公众人物。他们需要社会声望,而换取社会声望的办法,不外乎捐出金钱,兴办慈善事业。在自由竞争程度较高的环境下,富人必须在市场上来满足他们对社会声望的需求,但这个市场通行“价格歧视”的原则。“声望”这种物品的供应者是大众,包括了穷人,他们给富人“供应”社会声望这种特殊物品时,会开出较高的价码;需求者越是富有,他们开出的价码越高,也就是说,富人越是富有,就越需要做更大、更多的善事来从社会大众那里获得社会声望。这就导致财富或福利的转移。在一个发育良好的社会,“社会声望”这种物品的供应机制及其歧视性供应价格,使得社会财富的一部分会从富人那里流向穷人,并使社会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受到制约。
当然,一般社会民众也有获得良好社会评价的欲望,但这种欲望通常来说是潜在的。他们可能在自己的社区里追求诸如“善良、正派”这样的评价,而普通民众不需要做什么慈善事业就有可能获得这样的评价。一个是雷锋,一个是比尔·盖茨,要获得同样的社会声誉,他们要付出不同的代价。
我强调“发育良好的社会”,当然是说并非一切社会都能形成好的社会声望的供应需求机制。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广泛的选举,政治家就不会在乎自己在大众心中的形象,穷人要得到政府的帮助也就难了。如果富有的商人、企业家在红色恐怖的压力下惶惶不可终日,时刻担忧自己财富被“共产”,或者他们依靠官商勾结来扩大自己的财富,财富的主体是“不义之财”,他们要坦然地向公众、向穷人“购买”社会声望这种奢侈品,也就难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种奢靡、颓废和残忍的世纪末社会景观。在这种社会里,穷人会孤立无援、无依无靠。但只要穷人没有好日子过,富人的好日子最终也会“丢失”。联想到我们的一些富人乘座百万美元的轿车,吃珍稀动物,而对穷人一毛不拔,我心里总想我们的社会是有不小的毛病。
自由、平等、公正和安全是人的基本追求,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但看起来这还不够,穷人还应有对社会富人和政治家评价的权利。这种权利是穷人的财富,这种财富是需要一种好的“变现”条件。作为经济学者,我更感兴趣的是富人怎么样才会帮助穷人,而不是他们愿意不愿意帮助穷人。富人对穷人究竟能做什么,不是取决于他们的态度,而是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更具体地说,取决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交易条件。把富人和穷人的关系归结为交易问题,更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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