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此生必看的一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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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认识《群书治要》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延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瑰宝。在世界文明史上，先后出现过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罗马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等，这些古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他文明。而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地延续了下来。
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所以千古传承、不断丰富发展而没有中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古人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典籍，其数量举世罕见。这些经典，使得中国古圣先王的圣贤教育能够世世代代培养出圣贤君子，中华民族无论在何种境况下都后继有人，传统文化的薪火始终不灭。这些经典，不仅使中华民族的后世子孙蒙受福荫，也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给世界人民带来和谐安定。
在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部书，它不仅开创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贞观盛世”，而且还远渡重洋，被日本天皇和臣子奉为圭臬，创造了日本历史上的两朝盛世。然而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却在我国历史上因为失传了一千多年，而一直鲜为人知，这部书就是——《群书治要》。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的。太宗十八岁随父从军，起义平定动乱的社会，戎马倥偬十余年。二十八岁即帝位后，偃武修文，特别留心于治平之道，休生养民。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20万卷，设立“弘文馆”，即为国家藏书之所，亦为皇帝招纳文学之士之地，集聚了褚亮、姚思廉、蔡允恭、萧德言等英才，“听朝之际，引入殿内，讲论文义”，“或至夜分而罢”。每当朝廷议事之后，唐太宗便延请众人同入弘文馆，向众贤士请教治国良策，以为日后施政良方。
尽管诸贤士日夜在弘文馆轮值，但是也并不能时时随侍在太宗之侧，而且古代经典卷帙浩繁，一人很难遍览，即使是遍览群书，也恐有不得其精要的遗憾。太宗有感于此，故而产生编撰《群书治要》的想法，对此，《新唐书·萧德言传》记载如下：
“太宗欲知前世得失，诏魏徵、虞世南、褚亮及德言裒次经史百氏帝王所以兴衰者上之，帝爱其书博而要，曰：‘使我稽古临事不惑者，公等力也！’赉赐尤渥。”
《群书治要》一书，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撷取经、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精要，汇编而成。上始五帝，下迄晋代，自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博采典籍6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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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效法天道、天人和一：《群书治要》的天道思想







《群书治要》作为中国古圣先王治国理政的智慧结晶，其治国理政的思想，总结起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圣贤政治”。政是指主持政事；也有政策法令的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是正己，端正自己。“治”是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让社会实现安定的状态。因此，“政治”的核心在于正己而化人。
中国远古时期的帝王，都是深明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圣人。他们治国平天下，其核心就是“正己化人”。这种“圣贤政治”，有五个不同的境界，分别是以道、德、仁、义、礼来治国。
在《群书治要·庄子》里面讲到：
“圣人行不言之教〔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道不可致也〔道在自然，非可言致也〕。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
意思是：圣人施行的是不需言传之教化。“道”不可能靠言传来得到。由于失“道”，后来才以“德”治天下；由于失“德”，后来才以“仁”治天下；由于失“仁”，后来才以“义”治天下；由于失“义”，后来才以“礼”治天下。
道、德、仁、义、礼，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治国的五个不同境界。最高层次的是道，最低层次的是礼。而这种“圣贤政治”的思想根源，就是《老子》上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见，古圣先王，他们治国平天下，完全是向天、地、自然学习，遵循自然规律，也就是以“道”治理天下。
什么是“道”？《中庸》讲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深的。台湾徐醒民教授在讲解《中庸》时讲到：
“天命之谓性”，根据汉儒郑康成的注解，“天命”就是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谓性命。“生人”是人生这两个字把它倒过来讲。我们人从天命，所受这种命，称为性命。“性”是我们的本性，本性是空空洞洞的，它没有现象，它是我们宇宙人生的本体。
“率性之谓道”，根据郑康成的注解，“率”当循字讲，循是顺的意思，顺乎本性。郑康成解释，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谓道，他说根据我们本有这个性，顺乎我们自己本性，“行之”是什么？我们一切的言语、行为，日常生活中一切的活动，都要“率性”，换句话说，都要顺乎我们自己的本性。这称谓道。道是什么？一般讲道是道路，道路是一个大路，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你必得要走的这条大路，在陆地上你若不走这条道路，你走草地，或是其他没有开辟路的土地，你就走不通。所以必须要循着这条道路走。过海，海也有海路，也有水路；乘飞机，空中也有轨道的，也是有道路的。所以“道”当路字讲，是指我们想要到达某一个目的地，所必行之路，这是一般讲的道。在这里讲的“率性之谓道”，“道”是指性，意思是“天命之谓性”，我们都本有这个性，那么它在哪里？那就得率性，一切顺乎性，这就是道。那时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本性了。
怎样“率性”？“率性”是把自己一切的私心去掉，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不要为自己，都要为天下苍生，替他们的利益，替他们的这些问题，来求其解决。所以过去的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除了孔子没有做天子，没有位之外，其余都是有位的。他们做天子，有了圣人之位了，已经成圣人了，还是那样的为天下民众谋求福利，为天下民众的教育，没有一天休息，他们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开发出来这个本体，与天下所有人的性是一致的，自己已经成为圣人了，天下那些一般的人，还是有种种的痛苦、种种的问题。自古到现在，一个人生在世间，遭遇的问题有多少？现在不是天灾就是人祸，人与人之间也不相等，有的生活都不能维持的。那些在位的圣人，他是为了天下人这些问题，来谋求解决。最重要的是要一步一步地，要让天下人这些回归本性，往这个方向去寻求解决之道。
所以说“率性之谓道”，就是学古代那些圣人，起心动念不是为自己，完全为天下人。如果你能够这样用心的话，你就是率性了，率性就是理性，一切都是合乎道理的。若反过来，心里起了任何一个念头，那都是为了自己。虽然我们想率性，实际上那是率情，而不是率性！那就完全背道而驰。因此要讲“率性之谓道”，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去掉我们自私自利的心思，必须要从这里来用功夫，你才能够率性。比如，你在家庭里面，家庭里的任何人，对你有意见的时候，起了冲突的时候，你不要情绪化。你要分析分析，他为什么这样对你，这些不同意见，你首先要替他来想想，这就是理性在起作用。中国讲五伦关系，在家庭里面，最基本的结构是夫妇，然后是父子、兄弟。在社会上，上下的关系是君臣，平等的关系是朋友。五伦之中的每一种关系，在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有利害不同的时候，你首先要放弃自己的情绪。从理智上来研究，把情绪转为理性，这就是修道。
“修道之谓教。”教是什么？我们学圣人，一方面是自己在学，自己在学也是学圣人之教；一方面也把这个道理告诉他人，这就是教。古时候那些在位的圣人，正如孟子所讲的，“作之君，作之师”。他们一方面是治国平天下的君主，一方面又是老师，老师教什么？教人怎样学圣人之道，教人怎样开发自己的本性。当然不是对于任何人都是这么直接讲的，要一步一步地按照每个人的学习能力、程度等的不同，一步一步地来教化。就是没有圣人、天子地位的时候，像孔夫子，他也是终生诲人不倦，那就是教啊！已经成为圣人，他就永久地在那里教化众生，孔子除了自己诲人不倦以外，同时也教他的学生，教什么？“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学小人儒。小人儒是什么？你自己学道，学好了自己就了了，自己在享受了。孔子不赞成这个做法，孔子教他的学生要做君子儒，君子儒是什么？一方面自己在学，学到自己有教人相当的能力了，自己也懂了道了，修道也有相当的能力了，那么你就可以教化别人。当然教化别人，你还是根据圣人所讲的言论，圣人的言论，都是记载在经典里面，你根据经典来教化他人。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可以说是中国圣贤教育的根本，也是古圣先王的“圣贤政治”的根本。所以，我们不论是学“圣贤政治”，还是学圣贤教育，其根本是学习圣人，自己在学圣人的同时，也教化他人。因此中国文化要求领导者，一定要做好三个角色——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
怎么样做呢？就是要学天道。就是《周易》里面讲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国学大师季羡林说：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遵循天道，是指人类的所有行为，都不能违背大自然的规律。我们效法天道，一是要效法天的“广而无私”，二是要效法天的刚健，永远不止息地去为大众服务，也就是学习圣人之道。
古圣先王的“圣贤政治”思想，实际上就是教人遵循天地之道，也就是回归到人本有的性德中去。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让人回归到本有的性德中去，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最重要的教诲。
早在远古时期，中国古代的圣人在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之后，为了向世人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上观天象，下察地理”，通过符号把世间一切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表达出来，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八卦，进而推演出六十四卦，这也就是大道之源的《周易》。
在孔子以前，《周易》都是只有圣人才能够读得懂的，一直是圣圣相传，圣人依此来治理国家。因此，圣人治国，都是“则天而行”，完全效法大自然的规律来推于人事。儒家将自然界这种自然而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是永远不变的，在古代是如此，在今天也是一样的规律称之为道。由于道无法言说，因此，中国古人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让人效法天地。中国自唐虞以来就有“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应该取法于天，也就是要效法天道。
在《群书治要》中，节录了许多包含天道思想的经文，教导为政者要学习古圣先王这种“法天而行”的思想，要依照“天道”来治理国家。

一、则天而行，是为天子
《群书治要》认为，为君者治理天下，第一条就是要效法天道。
在《群书治要·典语》中讲道：“王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说明君王之所以称作“天子”，是因为他发布政令，都是效法天道而行事。
《群书治要·政要论》更指出：“天，万物之覆；君，万物之焘也。怀生之类，有不浸润于泽者，天以为负；员首之民，有不沾濡于惠者，君以为耻。”（卷四十七《政要论》）意思是：上天是万物的保护者，君主是万民的保护者。凡有生命的物种，若有得不到雨水浸润的，天把这看做有负众生；一国之中的庶民，若有得不到仁慈濡染的，君主把这看做自己的耻辱。
《群书治要·六韬》中也同样指出：“所谓天子者，天下相爱如父子，此之谓天子。”意思是：天子，就是要让天下人如同父子一样亲密友爱，这才称得上天子。中国古人认为，天子应该法天而行，法天而行的根本，在于没有私心，真正全心全意地为天下服务，如果一有了私心，即是违背天道，就一定会有不吉祥的后果。

二、履天之道，行天之德
在《周易》的 乾卦中，讲到，乾卦有“元亨利贞”这四种德性。乾代表天，在人，即为君、为主、为男。“元亨利贞”作为天的性德，体现在人即是“仁礼义智”。因此，孔子在《周易·说卦传》里说：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明仁义是人道的根本，是人人应该遵守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人应该效法天的德性，时刻不停地去努力修习自己的德行，像天一样完全平等、无私地去利益天下万物。也就是要时刻以仁义礼智信的常道来行事。
在《群书治要·六韬》中，更告诫为君者道：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与天下同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得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
意思是：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能和天下人同享天下利益的，就可以取得天下；独占天下利益的，就会失掉天下。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民共同享受的，就是仁爱。实施仁爱者，天下就归附他；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难，救助人民的灾患，接济人民的急需，这些就是恩德。布施德政者，天下就归顺他。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就是道义。谁讲道义，天下就归同谁。人们都害怕死亡而更想生存，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就是天道。谁实行天道谁就拥有天下。

三、顺天即吉，逆天则凶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道是永恒的。人只要一违背天道，就会带来凶灾；而顺应天道，就会获得吉祥。
在《群书治要·管子》中，讲到：“失天之度，虽满必涸。”意思是：如果人违背自然的法则，即使一时强盛，之后必定会衰弱灭亡。在《群书治要·三略》中也指出：“夫人之有道者，若鱼之有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人者，畏惧而不敢失道。”意思是：人能顺乎道，就好像鱼得到了水，鱼得水而生，离水便死，人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以为君者治理百姓，要时刻敬畏、戒惧，而不敢背离道。道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就如同我们在路上行走需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样，如果人不遵守，必然会引发堵塞和事故。
在《群书治要·墨子》中，更是详细地讲到了人应该如何效法天道，其中说道：“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德原作息），其明久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之兼而爱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无小大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欲人相恶相贼也。昔之圣王禹、汤、文、武，兼爱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为天子，天下诸侯，皆宾事之。暴王桀、纣、幽、厉，兼恶天下之百姓，率以诟天侮鬼。其贼人多，故天祸之，使遂失其国家，身死为戮于天下后世，子孙毁之，至今不息。”
意思是：用什么作为治理的法则才可以呢？不如效法上天。天的品行博大无私，它施予恩惠厚重而不自居，它给予光明持久且永不衰减，所以圣明的君王都效法它。既然以天作为规范，那么所作所为就一定要以天意来衡量，上天希望做的事就做，上天不希望做的事就不做。那么上天希望做什么、厌恶做什么呢？天意肯定希望人们相互友爱、相互帮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相互残害，因为苍天对所有人都很爱护、都给予好处。怎么知道苍天对所有人都如此呢？如今，天下无论大国小国，都是天的属国；人无论老幼贵贱，都是天的臣民。人们常说：“爱护人、利于人者，天必定赐福给他；憎恨人、残害人者，天必定降祸于他。”以此可见天希望人们相互友爱、相互帮助，而不希望人们相互憎恨、相互残害。以前的圣君，禹、汤、文王及武王，爱天下所有的百姓，率先来尊崇上天、敬重鬼神，他们给予世人的好处很多，所以天佑护他们，使他们被立为天子，天下的诸侯都归顺侍奉他们。暴君桀、纣、幽王及厉王，厌恶天下所有的百姓，率先咒骂上天，侮慢鬼神，残害百姓极多，所以上天降祸给他们，使他们丧失自己的国家，身遭杀戮，并受到天下人的羞辱，后代子孙咒骂他们，直到现在仍不停止。

四、太上治民，下知有之
当代一位大德曾经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三皇——伏羲、神农、黄帝，是以“道”治天下，无为而治，这是治国的最高境界。可以说，自尧帝以前的帝王都是如此而治国的，他们的治国境界，在《群书治要·老子》里如此说道：“太上，下知有之。”在《群书治要》辑录的河上公注解说道：“太上，谓太古无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质朴淳也。”意思是：上古的圣王，人们仅仅知道他的存在而已。“太上”，是指上古时期没有姓名的君王。“下知有之”，是说百姓虽然知道上面有君王的存在，但不以臣道侍奉，内心质朴淳厚。这时的天下，人人都质朴淳厚，天下不治而治，因此是最好的治理方式。
在《群书治要·文子》里也讲到：“以道治天下，非易民性也，因其有而条畅之。故渎水者，因水之流；产稼者，因地之宜；征伐者，因民之欲，能因即无敌于天下矣。”意思是：用道来治理天下，并不是要改变百姓内在的性情，而是要根据其本性加以正确引导。所以，开渠引水的人是根据水的流势方向来进行的；种庄稼的人是根据土质等情况来安排种植的东西；征伐者，要对百姓的欲望因势利导，能顺民心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了。
在《群书治要·文子》里还讲到：“王道者，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因循任下，责成不劳，谋无失策，举无过事，进退应时，动静循理，美丑弗好憎，赏罚不喜怒。”意思是：用王道来治理天下的君王，崇尚无为而治，推行无言的教化，因循事物的规律来引导百姓，责求其成功而不会使其劳累，谋划政事不会失策，行动不会有过错，进退都合乎时宜，动静都合乎理义，赞美与憎恶都不因个人的好恶，奖赏与惩罚也不因自己的喜怒。
在《群书治要》里，我们看到，魏徵等人几乎反复地提醒为君者要时刻效法天道，依天行事。天即是宇宙自然，天道即是宇宙自然间的规律。中国古人讲，“逆天者亡，顺天者存”，凡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就能生存下来，凡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就会被淘汰。中国历史上朝代的不断更替，无一不是这一思想的最好诠释。
《群书治要》中的“天道”思想，可以说是其治国思想的核心，只有明了“天道”，方能“推天道以明人事”，通过学习天道变化的规律，来明白修身、治国、理政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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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修身为本、为政以德：《群书治要》的德治思想







在中华文化中，“道德”二字是至为重要的。中国古人将宇宙自然间的规律称为“道”，道是一切万物的本体，因此老子说：大道无名，长养万物。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而依照道的规律去做事情就称为“德”。老子说：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上古时期，圣人施行的是不需要言传的教化，以“道”来治理天下。因此，“道”是不可能靠言传来得到的。由于失了“道”，后来才以“德”治天下。所谓失“道”，是指人们迷失了本有的本性本善。圣人为了让人们能够回归本有的本善而教人修“德”。在《老子》里，认为这是次一等的治理方式：“其次，亲之誉之”，河上公在注解里说道：“其德可见，恩惠可称，故亲爱而誉之。”意思是：次一等的君王，人们爱戴他、称誉他，他的德行可以看见，他的恩惠值得称道，所以百姓亲近他、爱戴他、赞誉他。老子这里说的，就是以“德”来治国所达到的效果。
实际上，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教导人们修“德”。例如，在许多古德看来，作为大道之源的《易经》，处处皆是教人修“德”。如唐时的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讲到：“六十四卦悉为修德防患之事”，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易类》中说：“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意思是：易学这类书是干什么的呢？一言以蔽之，都是通过推演大自然运行变化的客观规律，从而让人明白人类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变化的规律。而近代大德印光大师更直接地讲到：“一部《易经》，无非示人趋吉避凶、战兢惕励、克念修持之道”。可见，《易经》的主旨，在于让人明了天道、修德防患、趋吉避凶。实际上，这同样也是《群书治要》的主旨所在，更是整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所在。在《群书治要》一书里，处处都在彰显，不管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无一不是“崇德则昌、败德则亡”；并以大量的经论和史实说明了治国平天下要以修身为本，要为政以德。

一、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在《群书治要·尚书》中讲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群书治要·老子》中也讲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意思是说：皇天不会偏私任何人，只佑助有德行的人。天道对人没有亲疏，永远只帮助有德的善人。在《群书治要·周易》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意思是：真正的圣人，他们的德行能和天地相合。这些都是告诉我们，唯有通过修德方能与道相应；圣人能够与天地合其德，以德治理天下，天下自然就太平。
《群书治要》节录了大量的关于“德”的内容，如《群书治要·尚书》中说道：“德惟治，否德乱”，“惟德动天，无远弗届”，“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告诫君主：实行德政才会太平，不实行德政就会产生动乱；只有德能够感动上天，无论多远，其感召力都可到达；为君之德在于实施善政，善政重在养育百姓。
《群书治要·毛诗》中说道：“有觉德行，四国顺之”，说明有大德行的人，天下人都会顺从他。
在《群书治要·论语》当中，孔老夫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说明治理国家若能以德为本，那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处在固定的地方，众星都环绕在它的周围。
这些都是说明“德”是治国之本，也是立身之本。以“德”来治国，其核心就是领导者通过修养自己的德行，来为天下人做一个榜样。例如我们看到历史上舜帝的孝行，周文王的孝行，汉文帝的孝行，都是为天下人做出的最好的榜样。为君者能够为天下人做出道德的榜样，天下自然就会得到治理。这就是《群书治要·尚书》里说的：“一人元良，万邦以贞”，意思是天子一人有大善，天下各诸侯国就会风气纯正，天子有大善在身，全天下都会走在正道上。

二、非有所作，上德之道
正如一位长者说道：在中国历史上，尧、舜、禹是五帝的时代，五帝是以德来治理天下，道没有了，以德。以德治理天下，能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看到在《群书治要·文子》里面，讲到尧帝治理天下的情形，说道：“昔者尧之治天下，其导民也。水处者渔，林处者采（林处者采原作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便其人，如是则民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巧易所拙也。是以离叛者寡，听从者众，若风之过萧（萧原作箭），忽然感之，各以清浊应矣，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而足迹不接于诸侯之境，车轨不结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夫乱国若盛，治国若虚，亡国若不足，存国若有余。虚者非无人，各守其职也；盛者非多人，皆徼于末也。有余者非多财，欲节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货，民鲜（鲜原作躁）而费多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诛，非所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意思是：从前帝尧治理天下的时候，他引导人民的原则是：居住在江河湖海边的人从事渔业，居住在山林地区的人从事林业，居住在山涧谷地的人从事牧业，居住在平川地区的人从事农业。各类地区有其适宜的事业，做事各有其适宜的工具，工具要便利于使用它的人。这样，百姓就能够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去交换自己需要却没有的东西；用其善于制作的产品交换其所不善于制作的产品。因此，离乡叛逃的人少；跟随、服从的人多。好像风吹箫管一样，忽然之间感受到风的吹拂，各孔能以不同的清浊之音来作出回应。万物没有哪一种不是趋利而避害的。所以邻国相望，鸡鸣狗叫的声音都能听到，但人们互不往来，车马也不去千里之外，都是因为安于自己的生活。那些混乱的国家貌似强大，稳定的国家貌似虚弱，将灭亡的国家好像总是财不足用，安定的国家好像总是东西富余。所谓虚并不是没有人，而是各司其职的缘故；所谓的盛并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都舍本逐末；所谓的余不是财富很多，而是节制欲望，不铺张浪费；所谓的缺乏并不是没有物产，而是民心浮躁，铺张浪费。因此，古代帝王的做法并不是想创造什么，而是因势利导；他们的禁止和责罚，也不是想有什么作为，而是要保持好的风气，遵守客观规律。这就是至德之君的治国之道。

三、为政以德，孝为德本
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立国之本。在《群书治要·文子》中，则说道：“故善为政者，积其德。德积而民可用也。”告诉为政者要积累德行，为政者能够积累德行，民众就会愿意为其效力。所有这些，都是说明，治国要以德为本。因此，先王之教告诉我们，国以人为本，人以德为本，本立而道行，本伤而道废。
那么，“德”的根本是什么呢？孔老夫子在《群书治要·孝经》中给了我们答案。在《群书治要·孝经》的开篇就说道：“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德行的根本、是一切教化的出发点。因此，古圣先王之修德，皆是从孝开始，自己行孝，进而以孝治理天下。
在《群书治要·孝经》中，孔老夫子说道：“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长幼顺，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意思是上古圣明之君，因其侍奉父亲很孝顺，所以就能够明察天道，顺应天时；因其侍奉母亲很孝顺，所以就能够明察地道，不失地利；因为长幼秩序都合礼义，所以上下安定。能够对父母尽孝，对兄长行悌道，就能对天地万物清楚明白，通达宇宙人生真相，并感动天地鬼神降临护佑。
我们看到，古代许多的帝王，都是行孝的模范。在《二十四孝》中，第一个便是大舜“孝感动天”的故事，在《群书治要·史记》中，也节录了舜帝的孝行：
虞舜名叫重华。他的父亲瞽叟凶暴，继母愚蠢顽固，弟弟象骄纵傲慢，他们都想杀舜。舜总是很恭顺，不去弃做儿子的道义，因为孝顺而闻名。于是，尧便把两个女儿嫁给舜，来观察他在家庭里的表现；派了他的九个儿子跟舜相处，来观察他在家庭外的表现。结果尧的两个女儿不敢凭身份的显贵而自高自大，派去的九个儿子都更加诚实厚道。舜在历山耕种，历山的人都互让田地边界；在雷泽捕鱼，雷泽四周的人都互让捕鱼的地方；在黄河边制作陶器，生产的陶器没有粗糙破损的。一年时间，舜住的地方便成了村庄，两年便成了集镇，三年便成了都市。于是尧便试用舜，让他推行五教，到各个部门去工作，舜都做得很好。让他总管百事，没有不顺利治理的。舜流放了四个凶恶的家族，把他们迁到四方遥远的边境，让他们去抵御远方的其他部落。于是尧便叫舜代替他行使天子的政务，尧逝世后，天下都归顺于舜。
古人在选择官员的时候，都将“德”作为择人的首要条件。在汉朝时，更是将“举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一种方法，没有“孝廉”品德者不能为官。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到清朝时，考取的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仍沿用汉朝的做法。

四、德不称位，不祥莫大焉
中国古人特别重视一个人的德行，尤其指出，如果一个人的德行和他所处的地位不相称，往往就会给他带来灾殃。也就是人们常讲的“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在《群书治要·汉书》中，曾这样说道：“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意思是：德行和官位不相称、才能和官职不相合、赏赐与功劳不相符、处罚与罪行不相当，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财富，如果没有德行作为基础，不仅不会带来福运，反而会带来灾殃。因此，在《周易》坤卦中，告诉我们要“厚德载物”，要增厚我们的德行，才能承载万物，这个物，也包括我们的地位、财富、名誉等等。在《群书治要·周易·系辞》中，孔子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告诉我们，德行浅薄而身居尊位，智慧狭小而图谋大事，力量薄弱却担当重任，很少没有灾祸的。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一不是要从修德做起。
在《群书治要》中，“德”是出现次数非常多的一个字，《群书治要》一书，可以说，处处皆是教人修德。为君者要恒久地修习自己的德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为臣者要恒久地修习自己的德行，才不会遭遇灾祸。如《群书治要·周易》中指出：“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恒其德，无所容也。”告诉为君为臣者，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就有可能会招致别人的羞辱；如果不能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德行，就会连容身之地也会失去。
然而，天地最大的德行是什么呢？《群书治要·周易》上讲道，“天地之大德曰生”，意即天地最大的功德在于生养万物。人在天地之间，效法天地之道，行天地之德，最重要的就是“仁”，因此，老子讲“失德而后仁”。

凡愚

第四章   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群书治要》的仁义思想
“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在“道”和“德”没有了之后，“仁”“义”开始显现出来。在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王的时代，“德”也没有了，就用“仁”，夏商周三代是以“仁”治天下。“失仁而后义”，而到了东周时期，春秋战国的时代，“仁”没有了，则是以“义”来治理天下。在没有了“仁”之后，“义”显现出来。我们看到，在春秋战国时代，涌现出很多的“义”士。“仁”“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在儒家五常中是极为重要的，是修身、齐家、治国之本。

一、仁者爱人，义者循理
什么是仁和义？在《群书治要·周易》上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也就是说仁义是做人之本，“不仁不义”的人，就算不上是一个合格的人。而古圣先王的教化，其核心也在“仁义”二字，如《群书治要·列子》上说：“圣人之教，非仁则义”，说明圣人教化天下，不是仁，就是义。
仁义是什么意思？在《群书治要·荀子》中讲到：“仁者爱人，义者循理。”“仁”的意思是爱人，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义”的意思是循理，做事要符合道理和规律。圣人用仁和义来阐明人道，所教导人们的无非是行仁义而已。
在《群书治要·孟子》中，开篇即说道：孟子见于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孟子拜见梁惠王。惠王说：“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把利益带给我的国家吧？”孟子答道：“大王！为何一定要谈利益呢？只要讲求仁义就足够了。”我们读圣人的经典，往往未能明了经典的深意，孟子教我们讲仁义，并不是说讲仁义就没有利益，相反，讲仁义必定会有大利。这个大利，我们看周朝，周文王、周武王，他们以仁义立国，开创了周朝八百年的基业。所以，《大学》上说：“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实际上，有仁义必定会有大利。只讲利而不讲仁义，反而会失去利益。
在《群书治要·新语》中，陆贾讲到，“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说明治理国家要以道德为上策，处理事情要以仁义为根本。在《群书治要·淮南子》中，更是指出：“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就其所以亡也。”说明乱国的君王，只图扩大其领地而不行仁义，追求地位尊贵而不修道德，这是抛弃所以存在的理由，而趋向所以灭亡的途径。

二、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仁是众善之首，仁爱思想是儒家的主要思想，也是贯穿《群书治要》始终、最重要的主体思想。魏徵等人在节录经典时，节取了大量关于“仁”的嘉言和故事，强调治国者要修习仁德，推行仁政。
如在《群书治要·孔子家语》中说道：“故为政在于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说明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而得人的方法，在于为政者能修养自身，以德行感召人。修身必须依据“道”，修道要依据“仁”。所谓仁，是指人性以爱自己的亲人为最重要。所谓义，是指事事合宜，以尊敬贤德的人为最重要。
在《群书治要·傅子》中，对仁说得更为详细：“昔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利或不兴，须仁以济天下，有不得其所，若己推而委之于沟壑然。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心孝于父母，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子者，不失其事亲之道矣；推己心有乐于妻子，以及天下，则天下之为人父者，不失其室家之欢矣；推己之不忍于饥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无冻馁之忧矣。此三者，非难见之理，非难行之事，唯不内推其心，以恕乎人，未之思耳，夫何远之有哉！”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从前，圣人崇尚仁政，是用以来为天下人兴利，利民之事如果尚未兴办，就必须以仁政普济天下。若有不得其所的人，应看作是自己把他们丢弃到沟壑一般。仁爱的人，都将心比心以待人，所以己所不欲，不施于人；推想自己之所求，延及天下之人。推究己心之好恶来尽孝于父母，并延及天下的父母，那么，天下的子女就不会丧失侍奉双亲的准则；把自己对妻子、儿女的爱护推广到天下，天下做丈夫、做父亲的人就不会失去家庭的欢乐；用自己忍受不了飢寒的心情去想天下人之心，天下生灵就不会有冻馁之忧。这三点不是难懂的道理，也不是难办到的事情，只是不能推己之心以宽诚待人。连这些切近的事都不去思考，哪里还会有什么远虑呢？《群书治要·傅子》的这段话，可以说把仁的含义阐发得淋漓尽致。
所以，古圣先王治理天下，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一颗仁爱之心。在《群书治要·说苑》中说道：“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民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意思是：“唐尧心怀天下，用心去周济贫民，痛心于百姓的苦难，忧心于众生不能顺利生长。有一人挨饿，他就说：‘这是我使他挨饿的。’有一人寒冷，他就说：‘这是我使他受冻的。’有人犯了罪，他就说：‘这都是我造成的。’他仁爱昭着而正义树立，施恩众多而教化深广。所以即使不加奖赏，百姓也会努力；不施刑罚，民众也会安定。先推己及人，然后施以教导，这是唐尧治理天下的方法啊！”
三、治国之道，贵在仁义
大到一个国家、政权，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其兴盛衰亡，都和其是否能够行仁义有关。《群书治要·汉书》中节录贡禹在其奏疏中讲到：“自成、康以来，几且千岁，欲为治者甚众，然而太平不复兴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从周代成王、康王以来，几乎将近一千年了，想治理好天下的君主非常之多，可是太平盛世却不能复兴，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们抛开古圣先王治国的法度，而听凭自己的心意去做，才使得奢侈畅行而仁义荒废啊。在《群书治要·六韬》中，姜太公还说道：“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即道义胜过私欲，国家就昌盛；私欲胜过道义，国家就衰亡。
在《群书治要·孟子》中说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家（原注无家字）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之内（原注无之内二字）；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说明夏、商、周三代能够得到天下，是因为施行仁政；他们丧失天下，是因为不行仁政。诸侯各国的衰落与兴盛、生存与覆灭亦是同样道理。天子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天下；诸侯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国家；卿大夫如果不仁，就保不住宗庙；士人和百姓如果不仁，就保不住自己身体。
《群书治要》中多次提出，为君者能够行“仁”，百姓自然就能“行仁”，在《群书治要·礼记》中孔子说：“上好仁，则下之为仁争先人。”告诉为君者，如果他能够崇尚仁德，那么下属就会争先恐后地去做仁德之事。在《群书治要·礼记·大学》中说道：“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尧舜用仁爱统治天下，民众就随之实行仁爱；桀纣用凶暴统治天下，民众就随之逞凶施暴。
在《群书治要·新语》中，还记载了一个周文王行仁的故事：
周文王作灵台，及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闻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皆曰：“文王贤矣，泽及朽骨，又况于人乎？”或得宝以危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归心焉。
这个故事讲的是，周文王建造灵台，修建池沼的时候，挖地挖出了一具死人骨头，管理修建的官员把这事报告文王。文王说：“给他改葬。”官员说：“那是无主的尸骨。”文王说：“拥有天下的人，就是天下人的主人；拥有一国的人，就是一国的主人。寡人本来就是他的主人，你还到哪儿去找他的主人？”于是叫那位官员备办寿衣棺木给他改葬。天下的人听到这件事，都说：“文王真是贤君啊，连朽骨都受到他的恩泽，又何况是活着的人呢！”有人得到珍宝但给国家带来灾难，文王得到枯骨，以此表明他仁爱的诚心，因此天下人心归向啊！
因此，《群书治要·孟子》讲到，“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恶于众也。”说明只有仁德的人应该处于统治地位，没有仁德的人如果处于统治地位，就会将其不良行为传播给民众。

四、失仁后义，义者循理
夏商周三代，是以“仁”治理天下，到了春秋战国的时代，大部分人都不讲“仁”了。“失仁然后义”，义就是循理，依照道理和规律来办事情，在春秋战国时代，王道不行，但是人们还讲道义。虽然出现了臣弑君的事情，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讲“义”的。
什么是义？《群书治要·荀子》中讲道，“义者循理”，也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言行合情、合理、合法，这称为义。《吕氏春秋》中说道：“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之所在也。”意思是：义是万事的准则。君臣、上下、亲疏都是因它而起，它是治乱、安危的关键所在。
在《群书治要·左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鲁昭公十五年，晋国荀吴率领军队攻打鲜虞，先包围鼓城。鼓城人请求举城背叛鲜虞投降（晋国），可是荀吴不答应。这时，左右部将就说：“不费一兵之力，就能得到一座城池，将军为何不同意呢？”荀吴说：“我听叔向这样说过：‘如果你的喜好与厌恶没有错失，民众就知道他们该向何处去，这样，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若有人带着我们的城邑叛变投降，这是我们极其憎恶的；别人带着城邑背主来降，我们自己却为什么喜欢呢？如果赞赏我们很憎恶的，对所喜欢的该怎么办呢？如果不加赏赐，这就是我们失信，用什么来庇护民众？力量可以就进攻，否则就撤退，总之必须量力而行。我们不可因为想得到城邑便趋近于奸诈，那样所失去的更多。”于是荀吴就派使通知鼓国人，先杀死谋反的人，然后加强守备。晋军一连包围鼓城达三月之久，鼓城人又准备开城投降，并且派投降代表拜见荀吴。荀吴说：“看鼓城人的面色，就知道城内还有食粮，你们暂且加固、守卫你们的城池！”这时，一位晋国军官（很不理解地）说：“能获得城池却不接受，偏偏在这里劳民伤财而按兵不动，如此又怎样奉事君王呢？”荀吴说：“我正是以此奉事君王。假如得到一座城池，却使百姓变得怠惰，那要这座城池又有什么用呢？如果得到城邑招来怠惰，还不如保持原本的状态。招来怠惰不会有好结果，抛弃原来的状态就会不吉祥。鼓国人能事奉他们的国君，我也能事奉我们的君主。遵循正义而不违背，端正好恶而无差失，城池既可得到，又能使民众明白正义之所在，从而拼死效命于晋国而没有异心，这不是很合适吗？”后来鼓城人告知晋军说，城内粮食已吃完，百姓力气已用尽，晋军才占领该城。荀吴攻取鼓城后率军凯旋而归，没有杀死一个鼓城人。
我们从这里可见，当时虽然处于乱世，但是仁义之道并没有失掉。在《群书治要·国语》里面，还讲到一个故事：
晋武公攻打翼国，杀死哀侯，劝阻栾共子（不要抵抗），说道：“如果你不死战，我把你封为上卿，执掌晋国政务。”栾共子辞谢说：“我听说：‘人为三个人而活着，侍奉他们始终如一。’父母生育他，老师教诲他，君王给予他爵禄。只要是这几件事，就应以死相报，这是做人的原则。臣岂敢为了私利而抛弃做人的原则呢？您又用什么来教导人呢？如果我跟随君主却有二心，您怎么会任用我呢？”于是战斗至死。
在《群书治要·论语》中，夫子曾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也就是说，志士仁人，不为保全生命而损害仁义，宁肯牺牲生命以成全仁义。
实际上，像栾共子这样的义士，春秋时期有很多。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仁人志士，更是层出不穷，如南宋时期的文天祥，就用生命为仁义做了最好的注解。他的绝笔文写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正是有无数这样的仁人志士，中国文化才能够传承几千年来，薪火不断。
五、以仁为本，以义治之
魏徵等人认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是仁义，其次才是法律制度。
在《群书治要·司马法》中讲到：“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古圣先王治理天下，真正以仁爱为怀，以道义来治理天下，因此天下太平。
在《群书治要·文子》中也讲到：“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乱之本，见其终始，可谓达矣。治之本，仁义也；其末，法度也。先本后末，谓之君子；先末后本，谓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辅义；重法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仁义者广崇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意思是：有学问的人，能够明白天和人的职分，知道治和乱的根本，能预见事物的发展和结果，这就可以说是通达了。治国的根本是仁义，其次才是法律制度。先根本后其次的人，称为君子；先其次后根本的人，称为小人。法律的产生，是为了辅助道义推行的；如果重视法律而抛弃仁义，这是重视帽子和鞋，却忘记了自己的头和脚。仁义宽广高大，不增加仁义的厚重，却只扩张其广度的做法，会毁坏仁义；不扩张仁义的基础，却仅增加其高度的做法，会使仁义倾覆，所以没有大的栋梁，就不能承担重负。
《群书治要·文子》里面还说道：“有功离仁义者，即见疑；有罪有仁义（有仁义原作不失仁心）者，必见信。故仁义者，事之常顺也，天下之尊爵也。虽谋得计当，虑患而患解，图国而国存，其事有离仁义者，其功必不遂矣；言虽无中于策，其计无益于国，而心周于君，合于仁义者，身必存矣。故曰：百言百当，不若舍趣而审仁义也。”
意思是：有功但却丧失了仁义的人，就会被怀疑；有罪却不丧失仁义之心的人，一定被人信任。所以仁义，是事物的自然之性，是天下最为尊贵的品德。即使计谋得当，事先考虑如何预防祸患而祸患也得以消除，想使国家得到发展时就能实现发展，但如果所从事的事有违背仁义的地方，其功业是一定不会圆满实现的；出言虽不能提出好的策略，计谋也对国家没有什么帮助，但是一心为君主着想，而且符合仁义，他就一定能有安身之处。所以说，与其要求每次言语都得当，不如根据仁义来选择自己的做法。
同样是行仁，不同的人动机却不一样。在《群书治要·礼记》中就讲到：“子曰：仁有三，与仁同功而异情〔利仁强仁，功虽与安仁者同，本情则异也〕。与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与仁同过，然后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功者，人所贪。过者，人所避〕。”意思是：孔子说：“仁爱有三种情况（指安仁、利仁、强仁），三种仁爱之举的外在功效虽可能相同，但其内在心情（动机）却各不相同。即使与仁爱者有同样的外在功效，其施行仁爱的内在心情（动机）却难以知道。等到与仁爱者出现同样的过失之后，其施行仁爱的动机便可以知道了。真正的仁爱者是安适自然地去施行仁爱；聪明的人是知道施行仁爱对自己有利而去施行仁爱；畏罪的人心存畏惧，也会勉强地去施行仁爱。”
因此，在《群书治要·论语》中，孔老夫子多次提到“仁”，说道：“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是：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吗？只要自己想要仁德，仁德就会到来。又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约身〕。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日犹见归，况终身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行善在己，不在人〕？”意思是颜渊问怎样实践仁德，孔子说：“克制自己的私欲，使言行合于礼，这就是仁，一旦自己能在一天中克己复礼，整个天下就会回归到仁的境界。实践仁德完全在自己，难道还靠别人吗？”
中华文化之所以几千年绵延不息，正是因为有无数的仁义志士前赴后继、为之献身的结果。在《群书治要》中，许多明君忠臣都堪称“仁义”的模范。《群书治要》一书处处散发着仁爱思想的光辉，尤其对于明君贤臣的仁义之举和古人阐发仁义的言论，节录很多，深刻体现了魏徵等人以“仁义”治国的政治主张。

倾城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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