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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
中国有句古话——“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仲尼就是孔子,这句话是说如果没有孔子,中国历史就会如长夜一般。实际上有了孔子,万古还是长夜。为什么这么说呢,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他的名著《晚清70年》中写到,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长期停滞,2000年如一日,社会结构实际上一直没有改变,就象毛泽东所说:“千载犹行秦法政”,政治上2000年来是皇帝专制的家产官僚制,经济上2000年来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很多人思考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催生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为什么中国在落后西方国家三四百年时间后,在1978年才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1993年,我到深圳的时候问当地人,为什么深圳与香港只有一桥之隔——罗湖桥,以前就只有深圳人偷渡香港的份,香港为何经济发展地那样好,法律制度那样地健全?这里制度是一个明显的原因,但制度背后的文化、思想、宗教信仰才是催生制度的根本原因!
我们国家经历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市场经济最终没有在我国诞生,我们是移植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过来的。影响中国两千年的,最重要的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的优点我们今天先不谈了,我在这里只谈谈它对市场经济的诞生形成的巨大的阻碍作用:
首先.儒家是一个高度尊重现实和传统的人生伦理系统,它不追求来世,也不会有来世与今世的对立。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探讨我们死后到那里去的问题,他也不关心来世、得救和永生,儒家里面没有一个超越现实世界之上的属神的国度。没有一个永恒的批判者和公义严厉的审判官,没有一个有尊严荣耀的人的形象和美好世界参照系统。孔子觉得我们的生命是祖先传下来的,所以特别抬举祖先,形成了祖先崇拜和所谓的“祖宗之法不可变”。这种2000年来尊重传统,反对变革秩序、反对改造世界的观念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其次,儒家的自我修炼、内圣外王的人生信仰系统也只给士大夫阶层享用,至于社会上占80%的凡夫走卒、商人农民的生活与工作没有信仰上的价值,所以根本上贬低了职业和工商业的意义,这也是老百姓得不到信仰关怀、使中国民间社会巫术迷信、异端邪灵泛滥的原因。中国社会的“官本位”现象是来自于儒家的,所谓“学而优则士”。“我”读《四书五经》就是为了当官,商人做到一定程度一定要搞个红顶戴戴,甚至不再经商而去从政。我去沿海一些地方,那些企业家名片写的是县政协、市政协、省政协什么的。官本位思想还在作怪,商人有了钱买官,不会扩大再生产。这是中国企业无法作大的原因之一。
最后,儒家对金钱没有赋予超越的、信仰上的意义。儒家一方面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表现出对金钱的藐视,另一方面儒家由于没有超越此世的理想、没有人活着的目的是荣耀上帝这个理念,所以儒家最终将现世中的福、禄、寿与死后的声名不朽,来作为人生的目的。金钱在这里只具有很现实的意义,金钱成为满足个人欲望和自己活得更好的一种手段。所以中国社会真正的状况是“天下熙熙,既为利来;天下攘攘,既为利往”。但这个“利”或者说是金钱没有任何超越性,没有信仰的价值,所以中国古人逐利的劲头是催生不了市场经济的。
这样一个文化根基导致中国2000年如一日,直到1978年才开始真正出现私营公司、股票等组成的市场经济。
那么市场经济最初诞生在什么地方呢?是印度吗?是埃及吗?是伊拉克吗?不是的。这些国家和国家中的人,虽然都有对金钱的贪欲,但为什么发展不出市场经济来?跟马克思齐名的著名社会学家韦伯认为市场经济的诞生跟对金钱的贪心一点关系也没有,反而跟特殊的文化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他考察了各国经济发展史,得出的结论是,在基督教新教诞生的地方,如荷兰、瑞士、英国、美国,最早诞生了市场经济,是新教伦理催生了市场经济,为什么说是这样呢?
在我看来,新教,也就是我们的基督信仰的三大方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是新教的积极入世倾向,一个是天职观,一个是预定论。
首先我们说基督信仰的积极入世。基督徒主祷文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我们必须将信仰实践出来,将上帝的旨意贯彻在地上,也就是一定要将真理贯彻到现实生活中,而不要悬在半空中下不来。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以及佛教,道教等等,都是宣扬一套离世、逃世修行的人生观。我去温州雁荡山,发现山里面很多道观、寺庙,而基督教堂不在深山老林中,基督教堂是在闹市中。这说明基督教是积极地入世的、是要拯救世人的。
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加尔文说:“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他没有说在阿尔卑斯山上的修道院才是修道院,而是现实的这个世界才是我们真正需要修道的地方,而我们的工作、生活是我们在世界这个修道院中修道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要贯彻在我们在世上的方方面面。正象〈〈哥林多前书〉〉中所说的:“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麽,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有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是为了荣耀上帝自己,而且上帝要借基督徒来荣耀、得胜这个世界,上帝要在地上的任何领域败坏魔鬼撒旦的恶行。〈〈马太福音〉〉中还教导我们,要我们作光作盐,也就是要基督徒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作标杆、作明灯、作防腐剂。这样一种积极入世的信仰观念,无疑能最大限度地推进地区、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其次我们讲马丁·路德提出的天职观。宗教改革前的天主教认为只有神甫的职业才有信仰上的价值,才是神圣的,才是上帝的呼召。而马丁·路德提出每个基督徒的职业都是上帝的呼召,都是非常神圣的。马丁路德说: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每个人都是全时间敬拜上帝的神职人员,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上都是在全职侍奉上帝,每个人的职业就是他信仰的方式。宗教改革时才真正出现了职业这个概念,职业一词是calling。call是呼唤、呼叫的意思,calling,含有“召唤、神召”的意思,意即上帝在天上呼唤你、命令你以何种方式来荣耀他。职业即是天职,是上帝安排的任务,这是职业最根本定义。calling也是我写的两本书的英文名字。
就象在〈〈歌林多前书〉〉中所写的:“各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守住这身份”。天职观大大提高了普通人职业的地位,使日常工作获得了尊严和权利,使不事生产的社会阶层和默想的行为失去了卓越的地位。天职观尤其给予了工商业信仰上的价值,就是作生意、赚取财富、经营企业也是在响应上帝的呼召、是calling、是神圣的敬拜。天职观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敬业、勤俭、理性计划等现代职业精神诞生并得到强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准备了强大的精神资源,它还使卑微的民众及其职业获得了社会地位和信仰价值,撼动了统治阶级,成为走向民主社会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另一个对现代社会的成型有根本影响的基督教思想就是加尔文的预定论。被誉为“美国之父”的法国神学家加尔文,是一个在我国被忽视的人物。其实他的思想带领了奠定美国基业的早期清教徒,建立美国的清教徒完全是被他的神学思想引导的。在我的那本〈〈天职〉〉一书中讲的就是清教徒精神。清教徒精神成为美国建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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