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大唐西域记》
古代印度旅行记中的金字塔在供人们今天了解中世纪的中亚和印度方面，唐代高僧玄奘及其所著《大唐西域记》一书的贡献是旷古未有、永世不灭的。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县南缑氏镇）人，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儒学之家，出家后法名玄奘，敬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13岁时在洛阳净土寺诵习佛典，后赴首都长安，游历成都、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苏州、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等地，遍访名师，后复至长安，问学于法常、僧辩两位大师，被称为佛门的“千里驹”。随着学业的日益长进，他的疑问和困惑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疑惑又非中国佛典和高僧所能解决，于是下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取经求法。其目的主要是寻求学习大乘《瑜珈师地论》，解决南北朝以来中国和尚长期争论不休的佛性问题，即：凡人能不能成佛？什么时候成佛？经过什么阶段、通过什么手续才能成佛？
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出发，孤身踏上万里征途，开始了他的西行。途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瓜州（今甘肃安西县东南），偷渡玉门关，历5天4夜滴水不进、艰难地通过了800里大沙漠，取道伊吾（今新疆哈密），年底到达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受到高昌国王麴文泰的礼遇和赞助，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经阿耆尼国（今新疆焉耆）、屈支国（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今新疆阿克苏），翻越凌山（今天山穆素尔岭），沿大清池（今古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行，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在这里巧遇西突厥叶护可汗，并得到可汗的帮助。玄奘继续前进，经昭武九姓中的石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安国、史国（皆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翻越中亚史上著名的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到达覩货逻国（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由此又南行，经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迦毕试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健驮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进入了印度。
当时的印度小国林立，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史称五印度或五天竺。玄奘先到北印度，在那里拜望高僧，巡礼佛教圣地，跋涉数千里，经历十余国，进入恒河流域的中印度。在中印度，历史悠久的摩揭陁国（今印度比哈尔邦）拥有全印度规模最大，长达700年，并居印度千万所寺院之首的那烂陀寺，这是当时全印度的文化中心、玄奘西行求法的目的地。寺中僧徒常有万人，聚集了精通各项学术的精英，还收藏着佛教太、小乘经典、婆罗门教经典及医药、天文、地理、技术等书籍。玄奘在那烂陀寺留学5年，向寺主持、当时印度佛学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瑜珈论》等，又研究了寺中收藏的佛教典籍，兼学梵文和印度很多的方言。后到中印度、东印度、南印度、西印度游学，足迹几遍全印度，再返回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为寺内众僧讲解《摄大乘论》等佛典，赢得了极大声誉。
玄奘的学识受到印度僧俗的极大敬重，也引起了许多国王的景仰，其中有羯若鞠阇国的戒日王。戒日王召见玄奘，下令在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卡瑙吉）举行盛大的法会（学术辩论会），命玄奘为论主（主讲人），五印度18国国王、官员及僧人6000人前来与会，大家倾听玄奘的议论，深为他的精辟而渊博的知识所折服，玄奘因而获得了“大乘天”的尊称，名震五天竺。
贞观十七年（643年）春，玄奘谢绝了，戒日王和那烂陀寺众僧的挽留，携带657部佛经，取道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沿塔里木盆地南线回国，两年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首都长安。玄奘此行，行程5万里，历时18年，是一次艰难而又伟大的旅行。
唐太宗得知玄奘回国，在洛阳召见了他，并敦促他将在西域、印度的所见所闻撰写成书。于是玄奘口述，由弟子辩机执笔的《大唐西域记》一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七月完成了。
《大唐西域记》分12卷，共十余万字，书前冠以于志宁、敬播两序。卷一记载了今天新疆和中亚的广大地区，是玄奘初赴印度所经之地。卷二之首有印度总述，然后直到卷11分述五印度的各国概况，其中摩揭陁一国情况占去了8、9两整卷的篇辐。卷12记载了玄奘返国途中经行的帕米尔高原和塔里木盆地南缘诸国概况。全书共记述了玄奘亲身经历的110国和得之传闻的28国情况，书中对各国的记述繁简不一，通常包括国名、地理形势、幅员广狭、都邑大小、历时计算法、国王、族姓、宫室、农业、物产、货币、食物、衣饰、语言、文字、礼仪、兵刑、风俗、宗教信仰以及佛教圣迹、寺数、僧数、大小乘教的流行情况等内容。全书内容丰富、文字流畅、叙事翔实，再加上执笔人辩机学精内外典，文笔优美简洁，使全书增色不少。现在国内通行的版本有两种，一为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巽校点本，一为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季羡林等校注本。国外版本甚多，主要有儒连（S．Julien）的法文译本、比尔（S．Beal）的英译本、水谷真成的日文译注本等。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东起我国新疆、西尽伊朗、南到印度半岛南端、北到吉尔吉斯斯坦、东北到孟加拉国这一广阔地区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科学地概括了印度次大陆的地理概况，记述了从帕米尔高原到咸海之间广大地区的气候、湖泊、地形、土壤、林木、动物等情况，而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反映该地区中世纪状况的古文献极少，因而成了全世界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这一地区最为全面、系统而又综合的地理记述，是研究中世纪华度、尼泊尔、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盂加拉国、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届、克什米尔地区及我国新疆的最为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大唐西域记》业已问世1300多年，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加显示出这部著作的灿烂光辉。对于具有悠久文明的印度古代地理、宗教而言，此书是基本史料，7世纪前后印度混沌的历史地理，赖此书得以在幽暗中略睹光明、散乱中稍有秩序。
对印度某些佛教圣地进行历史考察或考古发掘，唯一的文献指导书就是玄奘的这部著作，印度对那烂陀寺的考古发掘证实了玄奘记载的正确无误。人们如果想了解阿富汗境内覩货逻（吐火罗）故国的地理布局、巴基斯坦境内健驮罗、乌苌地区情况、我国新疆和田文化遗址的分布等等，舍此书而无他求。因而阿富汗、巴基斯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时常以此书为参照。印度的考古工作更是如此，1971——1974年印度考古学家在北方邦的比普拉瓦重新进行发掘，确认了这是玄奘书中迦毗罗卫的真正故址。
现在，国内外利用《大唐西域记》做局部课题研究的成果为数更多。书中对印度历史上许多事件都有所记述，它对确定释迦牟尼生卒年代起过很大作用，卷5中关于戒日王的记载是研究中印关系的重要史料，历史学家据此还写成了多种研究戒日王的专著。书中对迦腻色迦王的记载，为这个热点问题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至于佛教史料，那就更多了。现在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古代印度问题而不引用《大唐西域记》的书，因为玄奘此书中有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是找不到的。像《大唐西域记》这样内容丰富、记载国家之多、记载之翔实，就连玄奘以后很长的时间内，也没有一本书能够比得上它。实际上，玄奘所留下的这部地理学著作业已超越了中国的范围，今后必将在中外学术界有关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84 《元和郡县图志》
“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元和郡县图志》为唐李吉甫所撰。吉甫，字弘宪，赵郡赞皇（今河北赞皇）人。生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卒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旧唐书·李吉甫传》说他“少好学，能属文”，“该洽多闻，尤精国朝故实，沿革折衷，时多称之”。著有《六代略》、《百司举要》、《元和十道图》、《删水经》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但只有《元和郡县图志》流传下来，其余几种早已亡佚。
《元和郡县图志》写于宪宗元和年间（806—820年），当时正处于藩镇割据的局面。按唐代政区来说，起初基本上实行的是州、县二级制。贞观年间分全国为10道，即：关内道、河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山南道、陇右道、淮南道、江南道、剑南道、岭南道。到开元年间，又析关内道置京畿道，析河南道置都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南三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西二道和黔中道，这样就成了15道。但道只是监察区，并不构成一级政区。州的长官仍然听命于中央。而在安史之乱以后，一些藩镇“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实际上形成州县以上的一级政区。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即以贞观十道为基础。唐中叶以后，陇右道被吐蕃占去，但为了表示有志于“收复故土”，仍列于最后。又按照当时的情况，分为47个节镇，将所属各府州县的户口、沿革、山川、古迹以至贡赋等依次作了叙述。每镇篇首有图，所以称为《元和郡县图志》。但到南宋以后图已亡佚，书名也就略称为《元和郡县志》了。
《元和郡县图志》在魏晋以来的总地志中，不但是保留下来的最古的一部，而且也是编写最好的一部。清初编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舆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
《元和郡县图志》的内容非常丰富，作为一部讲述全国范围的地理总志，首先对政区沿革地理方面有比较系统的叙述。
在每一州县下往往上溯到三代或《禹贡》所记载，下迄唐朝的沿革。其中特别是关于南北朝政区变迁的记载尤其可贵。记述南北朝时期的正史，除《宋书》、《南齐书》、《魏书》外，其他各史皆无地理志；《隋书·地理志》虽称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志，但隋以前的四个朝代较为简略；《水经注》虽是北魏时期的地理名著，但它毕竟是以记述水道为主，因而《元和郡县图志》有关这一时期的叙述至关重要。《元和郡县图志》中在每一县下都简叙沿革及县治迁徙、著名古迹等，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如京兆府万年、长安、咸阳三县均有名叫细柳营的地方。《元和郡县图志》在“万年”县下注明：
“细柳营在县东北三十里，相传云周亚夫屯军处。今按亚夫所屯，在咸阳县西南二十里，言在此非也”。又在“长安”县下载：“细柳原在县西南三十三里，别是一细柳，非亚夫屯军之所”。在“长安”县下还有关于秦阿房宫、汉长乐宫、汉未央宫及秦始皇陵等遗址的记载。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的政区变化，考证一些名胜古迹遗址，有重要参考价值。对于某些弄不清楚的问题，书中也并不是武断地下结论，而是抱着存疑的态度。如《元和郡县图志》卷2京兆府兴平县（今陕西兴平县）对马嵬故城的记载，就说：“马嵬于此筑城，以避难，未详何代人也。”又如，卷9申州义阳县（今河南信阳市）对平靖关城的记载，只是说：“旧有此关，不知何代创立。”这些都反映了作者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在自然地理方面，资料也极其丰富。在每县下记载着附近山脉的走向、水道的经流、湖泊的分布等等。在这方面自班固著《汉书·地理志》以来，历代正史地理志中大部分都有记述，但内容过于简略。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比较详备，可是自北魏至隋唐数百年中没有记载这方面的书籍保存下来。因此，《元和郡县图志》中保存下来的这部分资料也非常可贵。全书记载到的水道有550余条，湖泽陂池130多处。
不仅记载了人所共知的大川大泽，也记载了一些小的河流和陂泽。如卷11密州高密县（今山东高密县）的夷安泽，“周回四十里，多麋鹿蒲苇”。又如卷18定州望都县（今河北望都县）的阳城淀，“周回三十里，莞蒲菱芡，靡所不生”。另外还有对各种地形特征的描述。如卷1京兆府万年、长安、三原等县均有关于西北黄土高原上所谓“原”的记载，如毕原、白鹿原、细柳原、孟侯原、丰原、天齐原等。卷4灵州鸣沙县（今宁夏中宁县东北）有关于沙漠的记载，说“人马行经此沙，随路有声，异于余沙，故号鸣沙”。卷30辰州卢溪县（今湖南沪溪县西南）又有对于喀斯特地形的记载，说“溪山高可万仞，山中有槃瓠石窟，可容数万人”。所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历史上水道、湖泊的变迁，各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在经济地理方面，每个府、州之后有“贡赋”一项，可以说是《元和郡县图志》一书所首创。贡品多数都是当地的土特产，包括著名的手工业产品及矿产、药材等；赋为绵、绢等物。如卷1京兆府下记载：“开元贡：葵草席、地骨白皮、酸枣仁；赋：绵、绢。”在县下又有对于当地水利设施、工矿业及其他经济资料的记载。如卷1京兆府醴泉县（今陕西礼泉县）有关于郑、白渠灌溉情况的记载；卷16相州邺县（今河北临漳县）有西门豹及史起引漳水灌田的记载；卷11密州辅唐县（今山东安丘县）有语水堰灌田的记载，并说“今尚有余堰，而稻田畦畛存焉”；卷3原州平高县（今宁夏固原县）有西北地区监牧场地、马匹数字的记载；卷4盐州有关于盐池的记载；卷3延州肤施县（今陕西延安市东北）和卷40肃州玉门县（今甘肃玉门市北）都有关于石油矿的记载；卷14蔚州飞狐县（今河北涞源县）有三河冶官营铸钱工业的记载，并描述了作者亲自主持恢复铜冶置炉铸钱的经过。至于一般铜矿、银矿、铁矿的记载就更多了。《元和郡县图志》对各地户口记载的一大特色是兼记不同时代的户口数。地理志对户口的记载始于《汉书·地理志》，但《汉志》对西汉一代的户口，只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数字；《元和郡县图志》既记载开元年间的户数，也记载元和时的户数，为我们研究安史之乱前后各地户口的变动提供了重要佐证。
当然，《元和郡县图志》也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如叙述某些州县沿革过于简略。由于资料不全，往往显得残缺、混乱，给人以拼凑起来的感觉。而且，《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一员，他在宪宗时，两度被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官居宰相要职。他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如他在原序中所说：
“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他精研地理，编写《元和郡县图志》的目的正是为皇帝便于周览全国形势，以达到“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的目的。但这书毕竟保存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对全国各地的地理沿革、山川、物产，都有一个简要的叙述。在编写体例方面，对宋代乐史的《太平素宇记》，元、明、清各代的《一统志》都有很大影响。因此，人们盛赞《元和郡县图志》开我国总地志的先河，这话也并非过誉。
《元和郡县图志》在流传过程中，不仅附图散失了，而且文字也有残缺。全书40卷中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六、三十六诸卷及第十八卷和第二十五卷的一部分。
清代严观有《元和郡县补志》及缪荃荪《元和郡县志缺卷逸文》等均可供参考。
85 《岛夷志略》
85 《岛夷志略》--------------------------------------------------------------------------------
中外交通史必读之书
《岛夷志略》是元代中外海上交通地理名著。汪大渊撰。
原名《岛夷志》，明代作《岛夷志》，清代改名《岛夷志略》。
全书共分100条，前99条记载和涉及的地点总计220个，均系作者亲睹，其说可靠；其第100条“异闻类聚”，是摘录前人旧记《太平广记》等书而成，没有什么价值。
汪大渊，安焕章，江西南昌人。关于他的生平，据吴鉴在《岛夷志·序》中介绍：“豫章汪君焕章，少负奇气，为司马子长之游，足迹几半天下矣。顾以海外之风土，国史未尽其蕴，因附舶以浮于海者数年，然后归。其目所及，皆为书以记之。校之五年旧志，大有迳庭矣。”汪氏自己在《岛夷志后序》里说：“大渊少年尝附舶以浮于海，所过之地，窃尝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张翥在《序》里说：“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所过辄采录其山川、风土、物产之诡异，居室、饮食、衣服之好尚，与夫贸易赍用之所宜。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征也。”可见，汪大渊是大游历家，曾两次随中国商船到东洋（即南洋）、西洋（即印度洋）。《岛夷志略》前99条中有关各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民、饮食、衣服和贸易的情况，都是他当时根据亲身的见闻记录下来的，因而是可靠的。
归来之后，他又以5年的时间，校对前人的记载，发现其中许多与自己的见闻“大有径庭”的地方。可以断定，该书初稿，大概也是在这5年内完成的。
《岛夷志略》最后成书是在“至正己丑冬”，即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冬天。这年冬，汪大渊路过泉州，适值泉州路达鲁花赤偰玉立莅任。偰以《清源前志》（泉州在五代后曾置清源军节度，宋代加清源郡号，故又称清源）散失，《后志》仅至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为止，乃命吴鉴编修《清源续志》。吴鉴以泉州为对外贸易的大港，船舶司的所在地，诸蕃幅辏之所，不能没有海道诸岛屿及诸国地理情况的记载，于是请两次亲历海外，熟悉海道地理情况的汪大渊撰写《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这一是为增加商人、文人的见识，二是宣扬元朝的威德远大。从吴鉴为《岛夷志》作“序”在“至正己丑冬十有二月”看出，汪大渊最后成书的时间不会晚于这年11月。
不久，大渊回到故乡南昌，复将《岛夷志》刊印成单行本，以广其传。至正十年（1350年），又请翰林修撰张翥为之作“序”，正式发行于世。现存的《岛夷志略》，在吴序之前，有张序，可见源于南昌所刻之单行本，而不是出自《清源续志》附录。
元代海外地理专著还有陈大震的《大德南海志》和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两书都不如《岛夷志略》的价值。《大德南海志》原书20卷，今仅存卷6至卷10。所收地名多虽多，然仅列其名而无叙述。《真腊风土记》虽记载详赅，但仅一国而已。总之，《岛夷志略》是我们研究元代中外海上交通最有价值的必读地理著作。
《岛夷志略》上承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和赵汝适的《诸蕃志》，下启明初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等书。但《岭外代答》，特别是《诸蕃志》，主要是作者耳闻，而不是亲历，因此其中存在一些错误。《四库全书总目》在评价中指出：“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马欢著《瀛涯胜览》，是受汪大渊的启发。他在自序中说：“余昔观《岛夷志》，载天时气候之别，地理人物之异，慨然叹曰：普天下何若是之不同耶？！……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随其所至，鲸波浩渺，不知其几千、万里。历涉诸邦，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于是采摭各国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编次成帙。”《瀛涯胜览》虽叙事更为详细，但涉及的只有20个国家，远不如《岛夷志略》之广。费信受汪大渊的影响更深。在他的《星槎胜览》里，许多地点的记述是从《岛夷志略》中抄袭来的。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所收条目与《瀛涯胜览》相同，内容也大同小异，实不过是根据马欢的记录加以润色，行文瞻雅罢了。
《岛夷志略》自明至今，一直为我国公、私藏书家所珍藏。
例如：明《文渊阁书目》、晁氏《宝文堂书目》、钱氏《述古堂书目》等均收有《岛夷志》；《袁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东西洋考》、《古今图书集成》等，都引用过《岛夷志》，清代的《四库全书本》中有《岛夷志略》，而《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作《岛夷志略》，这说明明清官方都收藏有《岛夷志略》。
在明代，未闻有《岛夷志》刻本，当时藏书家所藏刻本当是汪大渊在南昌所刻的单行本。钱氏《述古堂》还藏有“元人钞本”，《天一阁》则藏有明抄本。元、明抄本今已亡失。
未完待续
85 《岛夷志略》 续完
清代有刻本，也有抄本，民国初年所见的抄本为旧抄本和《四库全书》传抄本。彭元瑞、李文田所藏的旧抄本与《四库全书》本有出入，说明在明、清有多种抄本存在。彭氏《知圣道斋》藏本今在北京图书馆，丁氏《竹书堂》抄本今藏南京图书馆。在日本、美、英、法也有藏本。
《岛夷志略》自元以来，为中外研究海上交通的学者所重视，校注的人很多。从现存的来说，以沈曾植的注本为最早。
1912——191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将该本刊于《古学汇刊》中，题名《岛夷志略广证》，分上、下两卷。沈氏认为不妥，在他本人著作《海日楼书目》中改为《岛夷志略笺》，孙德谦帮助校订。沈氏不懂外文，书中所考之地名往往游移不定，错误之处较多；孙氏校订时，亦仅以沈氏笔误、字误为限，因而价值不大。今本则以北京大学苏继庼教授的《岛夷志略校释》为最好，他以《四库全书》文津阁本作底本，同时以龙氏《知服斋丛书》刊本、彭氏《知圣道斋》藏本、丁氏《竹书堂》藏本以及《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等书中引用的《岛夷志》互为比勘，并以《诸蕃志》、《星槎胜览》等书为旁证，因而纠缪补正较为完备。在注释方面，更是详征博引，参考图书达100多种，涉及的语文、方言有10余种；他集中外诸家之说，然后进行分析研究，取长补短，考诸家之所未考；
此外，在校释中，苏继庼教授还涉及到了中外交通史、华侨史、西域南海物产志和民俗学等，为研究古代中外关系提供了不少参考资料，并有独创的见解。这些，都是中外其他学者所不能比拟的。
《岛夷志略》在国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凡是研究元代东亚、南亚诸国及海上交通的外国学者，都一定阅读《岛夷志略》。
在国外，研究和阅读《岛夷志略》的学者大有人在。早在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就注意到《岛夷志略》这本书，接着就进行翻译、征引和考证。其中最著名的学者首推卫理亚瑟（Arthurwylic）。在他1867年所编的《汉籍丛录》里，列有《岛夷志略》。格伦维尔（Croeneveldt）在1876年编辑的《南海群岛文献录》里，亦有此书名。布莱资须纳德（E·V·BreCitschneider）在1888年《中世纪史地探究》中，将《岛夷志略》中的“天堂”条译成英文。伯希和（P·pelliot）对《岛夷志略》的有关地名，也有颇多的论述。
日本学者对《岛夷志略》的重视与研究远远超过海外其他诸国。藤田丰八以龙氏《知服斋丛书》刊本为底本，参考其他藏本，对《岛夷志略》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同时作出注释，题名为《岛夷志略校注》，于1914年在罗振玉主编的《雪堂丛刊》第二集中刊登出版。1935年，又在北京《国学文库》中重版。这是当时最好的版本。作者博学多才，所注可取者多。然而仍不完全，且多错误。现在，研究《岛夷志略》的日本学者仍有不少。
美国学者对《岛夷志略》的研究较晚。柔克义（W·W·Rockhill）曾将《岛夷志略》的前99条中的60条地名译成英文，发表在1914—1915年《通报》上的《十四世纪时中国与南洋群岛印度洋沿岸诸港往来贸易考》里。此后，随着贸易的发展，美国学者（包括华裔汉学家）研究《岛夷志略》的日多。
86 《徐霞客游记》
“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徐霞客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用日记体裁撰写的一部光辉著作，它生动、准确、详细地记录着祖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地理景观。它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受到国内外广大专家和读者的赞赏，称霞客为“千古奇人”，称《徐霞客游记》为“千古奇书”、“古今一大奇著”。英国的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评价道：“他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17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部20世纪的野外勘察记录。”
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明朝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江阴市）南晹岐村（今属马镇乡）人。他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年），卒于崇祯十四年（1641年），享年54岁。
霞客从小就有一个远大理想，立志游遍祖国的锦绣河山，探索大自然的奥秘。他22岁就开始外出旅游，直到生命结束为止，在30多年中，他先后东渡普陀，北游幽燕，南达闽粤，西北勇攀太华之巅，西南远涉云贵边陲。游历了相当于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江西、广东、广西、湖南、湖北、贵州及云南等16个省区及北京、天津、上海3市。可以说，几乎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全部献给了祖国的地理考察事业。
徐霞客在考察大自然的过程中，不管困难多么大，条件如何恶劣，每天都坚持把旅游的经历和考察的情况以及自己的心得体会，详尽而生动地记录下来，据他自己说：“余日必有记”，从未间断过。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因疾病缠身，双足不能行走，才由云南木知府用轿送回家乡。
霞客回家后，即卧病在床，已无力整理自己的游记手稿。
临危前，不得不委托其外甥季梦良（字会明）来实现这一心愿。后经季氏、王忠纫共同努力将游记手稿编辑成书。可惜的是，时值明末战乱之际，江阴县广大地区遭到清军的蹂躏和屠杀，《游记》手稿大部分被焚于火，季氏整理本亦散失殆尽。幸世上尚有数种抄本流传，但皆有残缺和讹误。后来由季会明、李寄（霞客的第四子）的多次搜集整理，去伪存真，才使得这部《游记》免于湮灭的命运，世称之为李本，曾被后人误认为是霞客的原稿本。
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霞客的族孙徐镇又进一步对李本重新编订，与各种手抄本对比校勘，考其缺失，订其异同，然后刻印出版，成为《徐霞客游记》的第一个木刻本面世，这个本子一直流传至今。不过这个徐本仍然不够完备，尚缺考察太湖、泰山、孔陵、南京、荆溪、勾曲、罗浮、京师、盘山、闽州、障州等地的游记和《滇游日记》首册。
嘉庆十三年（1808年），藏书家叶廷甲（字保堂）又对徐本进行了校勘，并增辑补编一卷，其中收集了不少霞客及其亲友的诗文、题赠、书牍，成为最通行的本子，共40余万字。
此后陆续续印的各种版本（包括石印本、铅印本）达10余种之多，皆以叶本为底本。
民国初年，在著名地质地理学家丁文江先生的倡导和主持下，专门撰写了《徐霞客先生年谱》，编绘了旅行地图，与《游记》合在一起，重新印行，起到了宣传推动作用。
近年来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书库发现了季本的残存部分，名为《徐霞客西游记》，共5册，虽然只有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十九日至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七日的游记，但比通行本记载详细、具体、生动。
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恢复《游记》的本来面貌，约请褚绍唐、吴应寿两位专家对《游记》进行整理、校点，以季会明抄本《徐霞客西游记》和徐镇本为底本，参考多种抄本和印本，并由褚绍唐、刘思源二人编绘旅行路线图39幅，另印成册。卷首还收有徐霞客的肖像、手迹和季会明、徐建极抄本书影及岩溶地貌等图片多幅，可以说这是目前了解和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最完善的本子。
未完待续
86 《徐霞客游记》 续完
《徐霞客游记》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广大学者和读者的欢迎，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今天已掀起了研究徐学的高潮。大家一致认为《游记》至少具有以下科学价值和社会效益。
第一，《徐霞客游记》（包括《徐霞客西游记》）是霞客30多年旅行考察的真实记录和结晶，它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从山川源流、地形地貌的考察到奇峰、异洞、瀑布、温泉的探索；从动植物生态品种到手工业、矿产、农业、交通运输、城市建置的记述；从风土人情的了解到民族关系和边陲防务的关注等等，皆有记载。它为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开创了我国地理学上实地考察自然，系统描述自然的先河。
第二，霞客系统地考察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石灰岩地貌（亦称岩溶地貌），他的《游记》对峰林、洞穴、溶沟、石芽、石梁、圆洼地、落水洞、天生桥和地热显示等地貌景观的分布、类型、变化、特征和成因皆作了详细的记录和分析研究，有比较科学的解释，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岩溶地貌的珍贵文献，比欧洲人于18世纪后半期才开始的岩溶地貌的考察，还要早100多年，其中许多西方地理学家认识到的地理现象和规律，早在《游记》中有了论述。它在世界上开辟了岩溶地貌考察的新方向。
第三，霞客考察了湖南、湖北、广西、云南等省区的大小河流，对诸水的源头、走向进行过认真的探索，他勇于打破传统的错误说法，并纠正前人研究中的不足和地方志记载的错误。尤其是他的《江源考》，正确指出长江的正源是金沙江，不是岷江，大胆地否认了1000多年来陈陈相因的“岷山导江”的错误论断，为以后进一步探求长江源头开辟了新方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四，《游记》对一些奇特的自然地理现象作了许多科学解释，揭示了一定的自然规律。例如，它以福建宁洋溪（今九龙江）与建溪为例，说明二水发源的山岭高度相等，但距海的远近不同而决定了二者流速的快慢，即所谓“程愈迫，则流愈急”。
第五，《游记》中有关各地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风土人情，动植物的种类、分布、特征以及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亦有不少记载和认识，给我们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动植物地理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资料。
第六，《游记》充分反映了霞客严谨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考察方法和追求真知的献身精神。霞客旅游的目的，就是要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攀登地理科学的高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下定了最大的决心，临行前，他嘱咐儿子说：“譬如吾已死，幸无以家累相牵矣。”在考察中，他不畏巉岩，不避死，百折不挠地同大自然作斗争，“虽山精怪兽群而狎我，亦不足为惧。”他重实践、勤考察，不迷信书本知识和民间传说。他能够经常遵循科学的原则去认识和解释自然界中各种奇异现象。总之，我们通过《游记》，可以学到徐霞客的许多优良品质。
第七，《游记》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从《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霞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爱憎分明，对当时政治腐败不满，尤其对宦官头目魏忠贤一伙深恶痛绝，不入仕途，不与贪官污吏为伍，并同情被迫害的东林党人，情愿和他们交朋友，他以“身许之山水”，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他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恤孤怜寡，拯弱救饥”。
因此，凡是读过游记的人，无不被霞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行为所鼓舞。
此外，《徐霞客游记》不仅是一部地理学名著，还是一部享有盛名的文学佳篇；不仅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而且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祖国的锦绣河山，自然界的万千奇景，在霞客的笔下，如诗如画，栩栩如生。写动态，千变万化；写静态，清新秀丽；写山，或峻险幽奇，或巍峨雄壮，令人目不暇接；
写水，或碧波荡漾，或水清石寒，令人心旷神怡；写洞，或玲珑剔透，或乳柱缤纷，令人眼花缭乱；写险，或悬流而下，或猿挂蛇行，令人心惊胆战。如此种种，美不胜言。它文字优美，语言生动，感情真挚，表达深刻细致。洋洋60多万字的大著作，人们读起来，如身临其境，深受感动，爱不释手，真不愧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87 《天下郡国利病书》
“造端宏大，未为定稿”《天下郡国利病书》120卷，是明末清初伟大的启蒙运动思想家顾炎武撰。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享年70岁。初名绛，字忠清，入清后为表示不与清朝合作，便改名为炎武，易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他自幼继承家学，15岁时就加入“复社”，与宦官弊政作斗争，清兵南下后，他又参加了昆山嘉定人民的反清武装斗争。他针对当时晚明的社会政治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外患日急，而文坛学士每每只是侈谈理性、追求名利的腐朽状况，提倡经世致用学风。他决心涉猎群书，探求一些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学问，作为自己改造社会拯救国家的根据。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学风严谨，成就宏富。
在经学、音韵学、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诸多方面造诣很深。有人统计他一生著述多达38种，《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是其中最为宏大的地理著作。
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1639年）开始锐意读书，广搜资料，兼以实地调查，有得即录，企图把地理知识用于改造社会和政治斗争实践。他为了编纂此书，收集资料十分广泛：
“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几阅志书一千余部。”（《肇域志》自序）同时将这些文献资料与实地调查相引证。他周游苏杭、两淮，十谒明陵。自1668年45岁以后，舍弃江南故里，飘游北国，足迹遍布华北、山东和西北，尤其致力于边防和西北地理研究。每到一地“所考山川、都邑、城廓、宫室，皆出自实践”。（《历代宅京记》阮元序）一路“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潘丰《日知录》序）他在旅途中以一骡二马载着应用书籍随行，每到险要地方，便找老兵退卒或当地百姓详细询问曲折原委，坚持实地考察、调查研究，遇有与平日所知不合，便在坊肆中翻书对勘，将其收获心得，注之其旁，旁又不尽，便别为二集曰“别录”。
“别录”实际上是一些读书札记，是作者为了准备著书长期积蓄的一些资料长编。所以在内容上将是不同的观点，甚至相反矛盾的史料兼收并蓄，而未加考辨论述和筛选。全书很不平衡，有的地区收得很多，有的地区却很少。在他50岁时，由于年老善忘，对这些材料不能逐一校正，便将这些原始材料编订成册，存于篇中，总名为“肇域志”。有人考证认为这是出典于《尚书·尧典》：“肇有十二州”，以此表示明代整个疆域。作者编订后，希望后人能在此基础上斟酌去舍，“续而传之”。在他晚年时，他又将此书一分为二：“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前者即《肇域志》，后者为《天下郡国利病书》。
《天下郡国利病书》以讲究郡国利病贯穿全书，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作者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深感兵防之重要，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所以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此书为“政治地理学”。我们认为未免有点偏颇。
其次在赋税方面主要对明代一条鞭法实行后果及各地所遭破坏事实，以及揭示地主阶级如何将国家赋役通过各种不法手段转嫁到农民身上的种种事实等都加以详细收录，同时也辑录了与之有关的土田、屯垦、粮额、租税等项目。所以今人赵俪生认为此书“不应列为地理类，而应列为明朝社会经济资料之书”。“主要是著录明朝社会经济情况的一部重要的资料书，仅仅它的著录方式是按‘郡国’的框框而已”。其理由“主要是由于本书绝大部分篇章所注录的是关于赋役、屯垦、水利、漕运、兵防、马政、盐政、少数民族以及农民起义诸项目的资料，其中虽然偶有记录地方风俗以及山川沿革考订事项等，但所占的比例究竟太少了”。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仍有些牵强。因这些经济内容无一不通过地理显示，至少应属经济地理范畴，何况书中尚有大量沿革地理、军事地理、民俗、文化地理等材料。
再说水利方面，书中收集了主要河道、漕运诸河（运河、胶莱运河等）、航运，主要作物区特别是三吴地区农田水利以及明代水利专家治水方略、奏折等主要资料。
全书实际汇总了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等各方面资料，这些资料除了摘自方志外，同时也辑录于实录、文集、邸抄及其他各种史料，其中不少今已失传，或已成罕见的碑刻和地方史志材料，十分珍贵。《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杂取天下府州县志书及历代奏疏文集，并明代实录，辑录成编”，将其列入史部地理类，是有一定道理的。
至于说到这部书的价值，除了前面已叙过它保留了许多珍贵资料和进行了实地考察加以厘正以外，更重要的是它对明史研究有特殊史料价值。正如赵俪生研究后所云：在考查明朝社会经济方面，《利病书》却与《明实录》、《皇朝经世文编》有三鼎足之妙。自上而下的材料，多见于实录，《经世文编》中主要是来自中层士大夫的意见，惟有《利病书》是透过基层人们的回忆、总结、评论及一些下层的意见，可以补足《实录》自上而下材料的片面性，对研究明代社会经济是很有价值的。
此书原为34册，今已不全，第14册全缺，其他各册也有佚文。以后版本多种，现通行本中，以四库善本丛书馆借涵芬楼印昆山图书馆所藏稿本影印本为佳。
至于《天下郡国利病书》的姐妹篇《肇域志》则是专述地理的，可谓明代地理总志，因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关系十分密切，这里有必要作一些简要介绍。《肇域志》全书不分卷，约200万字，其内容包含沿革、形势、城廓、山川、道路、驿递、街市、坊宅、兵防、风俗、寺观、水利、陵墓、郊庙等项，有的府州还附有长篇的食货、官职资料，可见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一大特点是收编了大量地名。它收集的地名不仅超过《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而且有的地区比《读史方舆纪要》还多。它除记载了各省府州县著名山川古迹外，还收录了许多小山、支水、盐场、坑冶、镇市、渡口、巡检司和课税司所在的小地名，有的地区甚至比专志以及《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所辑录的小地名还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另外它与《天下郡国利病书》一样，也保存了大量已经失传的明代方志资料和许多罕见的专志资料，这些珍贵资料可以作校勘其他古籍参考。此书在乾隆末年已佚京师、江西、四川、广西四部分，现有抄本很多种。近年谭其骧主持以云南图书馆藏的抄本为底本，校订后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将是我国目前国内最佳版本。
《天下郡国利病书》与《肇域志》因源出同一部资料，在拆分时比较粗疏，以致分而未净。正如今人杨正泰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介绍中指出：《肇域志》虽偏重于地理，但也杂有食货、兵防、水利等方面资料；《天下郡国利病书》虽偏重郡国利病，但也杂有许多舆地记载。诸如沿革、山川、城池、古迹、市镇、风俗、屯垦、水利、赋役、漕运、兵防、马政、盐政等门类，在两书中均有。分得不当的也屡见不鲜，有的州县沿革、山川、城池等材料不在《肇域志》中，却收入了《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同样不少有关国计民生的“论”、“说”、“文”、“集”却不载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却收入了《肇域志》中。甚至论证同一问题的资料却被硬行拆开分置在各书中，最典型的是对曾子籍贯考证，提出问题和罗列不同说法的材料在《肇域志》中，大量考证资料却留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而考证后得出的结论却又放入他的另一部著作《山东肇域记》中。所以对这两部书的资料，不能机械隔立对待，需要相互补充、相互参证，互得益彰。
88 《读史方舆纪要》
88 《读史方舆纪要》--------------------------------------------------------------------------------
“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顾祖禹，字瑞五，号景范，江苏无锡人，生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卒于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由于久居无锡城东宛溪，被学者称为宛溪先生。他自幼聪颖过人，好学不倦，背诵经史如流水，且博览群书，尤好地理之学。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入关，顾祖禹随父避居常熟虞山，长期躬耕授业，过着“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贫生活。虽如此，亦耻于追名逐利，走入仕途。相反，选择了以著书立说为手段，以图匡复亡明的道路。秉承父亲遗命，立志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自顺治十六年（1659年）始，他边教私塾，边开始《读史方舆纪要》的著述。
康熙十三年（1674年），三藩起兵，顾祖禹只身入闽，希望投靠耿精忠，借其力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但未被耿精忠收用，只好重返故里，继续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年间，虽曾应徐乾学再三之聘，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修，但坚持民族气节，不受清廷一官一职，书成后甚至拒绝署名。在此期间，顾祖禹利用工作之便，遍查徐氏传是楼藏书，为《读史方舆纪要》的修撰，积累了大量资料。经过30余年的笔耕奋斗，约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前，也就是顾祖禹50岁左右时，终于完成了这部举世闻名的历史地理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未完待续
88 《读史方舆纪要》 续完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
《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89 《大清一统志》
内容最丰富最完善的地理总志《大清一统志》，清朝官修地理总志。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至道光二十二
年（1842年），前后编辑过3部：即康熙《大清一统志》，乾隆《大清一统志》，《嘉
庆重修一统志》。
康熙《大清一统志》。清自努儿哈赤统一长城以北，世祖灭大顺、大西，至康熙三
年（1662年），最后灭南明。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二十四年（1685年）又
击败沙俄侵略者，国内出现了空前稳定的局面。同明代相比，无论是政区、边界，还是
职官、户口、田赋、物产等，都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为了全面了解并掌握国内的情况，
进一步治理国家，次年三月，圣祖下令编纂《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当时国内变化了的
情况。其体例，基本仿照《大明一统志》。由于工程浩大，特别是地图的绘制，资料的
收集，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同时人事又有很多周折，断断续续，以致圣祖于康熙六十
一年（1722年）去世时，这部总志尚未完成。
世宗继位以后，重加编辑。可是迄雍正十三年（1735年），仍未完成。高宗继之，
至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成书，俗称乾隆旧志。又因为该志的时间至康熙时为止，
故世人称之为康熙《大清一统志》。
全书共342卷。排次为京师、直隶，然后是各省。直隶及“每省皆先立统部，冠以
图表，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次职官、次户口、次田赋、次名宦，皆统括一省
者也。
其诸府及直隶州，又各立一表，所属诸县系焉。皆首分野、次建置沿革、次形势、
次风俗、次城池、次学校、次户口、次田赋、次山川、次古迹、次关隘、次津梁、次堤
堰、次陵墓、次寺观、次名宦、次人物、次流寓、次列女、次仙释、次土产。”（《凡
例》）其后续修、重修，基本上都是沿用这个体例。
乾隆《大清一统志》，是反映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时期国内情况大变化而续
编的。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之乱。三年（1725年），将青
海北部的厄鲁特蒙古诸部分编为29旗（其中和硕特部为21旗、辉特部3旗，土尔扈特部4
旗，喀尔喀部1旗），又将大喇嘛察罕诺们汗所属的蒙古人分为4佐领，青海南部的藏族
分设40个土司，上设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之。雍正五年（1727年），又平定西藏阿尔布巴
之乱。九年（1731年），晋封颇罗鼐为多罗贝勒，使之办理西藏事务。至乾隆十五年
（1750年），其子谋反伏诛，清政府设驻藏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分驻前藏和后藏，统
领西藏事务。二十年（1755年），平定准噶尔。二十二年（1757年），再平阿睦尔撒纳
叛乱，二十四年（1759年），又平大、小和卓木之乱，定南疆，于是设总统伊犁等处将
军及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管理新疆地区。与此同时，内地和东北、内外
蒙古地区的政区、赋税、人口等，也有大小程度不同的变化。这样，原来的康熙《大清
一统志》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了。于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高宗下令续修
《大清一统志》，以反映变化了的情况，满足当时的需要。
续编《大清一统志》，首先要测绘、制作青海、西藏、新疆地区精确的地图，编写
《西域图志》等边区的图书，并动员各省官员收集、整理、上交有关《大清一统志》所
需的资料等，工程也相当大。因此，历时20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10年）方才完成。
全书共500卷。其体例与康熙《大清一统志》相同，只是增加了新疆地区和雍正至
乾隆时期的变化内容。就这一点来讲，它比前者进步，价值要大。
《嘉庆重修一统志》。到了嘉庆十七年（1812年），中国国内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变
化，其中包括田地日辟，田赋日增，户口日盛，人物日多，物产渐丰，政区变迁，等等。
为了补充乾隆四十九年至嘉庆年间的这些变化，嘉庆十七年4月，仁宗下令重修《大清
一统志》。这次重修也经历了30年，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才完成。因为开编于
嘉庆十七年，取材内容也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所以称为《嘉庆重修一统
志》。
全书共560卷，另加凡例、目录二卷。其体例是在前两志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增补。
例如：在直隶承德府增加了“行宫”门，在各省统部“田赋”之后，增加了“税课”门，
等等。最主要的是增加了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间各方面的变化，同
时对前志的某些内容进行了一些补充。
《嘉庆重修一统志》的排次是：“首京师，次直隶，次盛京，次江苏、安徽、山西、
山东、河南、陕西、甘肃、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
贵州，次新疆，次蒙古、各藩部，次朝贡各国。”“自京师以下，每省有统部，总叙一
省大要。各府、厅、直隶州自有分卷，凡所属之县入焉。蒙古各藩统部，分卷悉照各省
体例。”（《凡例》）有新增者，则另标出。
这次重修，是在两志之后，收集的图书比两志多，特别是有关边疆地区。如采用的
群书中，自国史之外，新增加的有：《日下旧闻考》、《热河志》、《盛京通志》、
《平定准噶尔方略》、《西域同文志》、《西域图志》、《平定金川方略》、《天下舆
地全图》等书，旁搜博采，“然后确切参稽。”这些新图书和乾隆《大清一统志》以后
至嘉庆二十五年的新资料一起，“并照体例登入，”（《凡例》）因而内容较前两志丰
富而且准确。
在《嘉庆重修一统志》里，凡是新增补者，都一一加以说明。如“府、厅、州、县
有升降分含者，府与直隶州、厅自立专部，即于‘建置沿革’门叙清源流及升降分含年
分，其各州、县，除于所辖府、州下详载外，仍于本条兼注。”又如：
“直、省修葺及新建之城池、学校并海岳江、河神庙与诸寺、观等，凡在嘉庆二十
五年以前奉旨修建及赐名者，均据各省来册备载外，其各书院及津梁、隄堰等，有经某
官、某人增建增修者亦载入，”并且注明。“职官有增设、裁汰者，于本条下注明。”
“四川、广西、贵州等省向设有土司官员，历年有裁汰、停袭，《续志》悉仍前志。”
今按嘉庆二十五年前所查之各省来册修改。“河工海塘事宜，谨遵嘉庆二十五年以前所
奉谕旨及督抚河臣奏疏所陈节，载于各省河、海条下。”陵墓、名宦、人物，凡自乾隆
元年（1736年）以后至嘉庆二十五年新增者，一律补入。“外藩各部，自内扎萨克、察
哈尔至喀尔喀、青海、西藏诸境，俱详核其山水、形势之迹，及封爵、旗分添设移改，
并世袭传次之数，照理藩院册籍登记。”
“乌里雅苏台设有将军一，参赞二，统辖唐努乌梁海、科布多、喀尔喀四部官兵，
会办库伦以西事务，并设办事司员，旧志未经晰载，今详考晷度、山川、卡伦、台站，
自为二卷，附于新疆志之末。”（《凡例》）
《嘉庆重修一统志》不仅仅是嘉庆二十五年以前的清代地理总志，而且也包含了以
往各代的地理志内容，因此，成了每一个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必读物，而受到
官方、学者的重视；同时，它也为我们研究清史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可见，它的价
值和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部地理总志。
它的最大缺点，是只反映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为止。由于编辑者中学术水
平不一，其中不少内容存在错误，封建糟粕也不少；还有，它把当时派使臣来华的所有
国家，统统称作“朝贡各国”，列为专门，排于书尾，根本与事实不符。
然而这是受时代的限制，是封建时代任何一部官修地理总志所不能避免的。但是，
这并不能否定《嘉庆重修一统志》伟大的学术价值与重要性，也不能掩盖它在世界历史
地理著作中的光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