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exie
玩主辛苦了，我代大家谢谢你。这个沙龙，版主最多，但来的倒是不多了。
不错啊
谢谢！哈哈哈，
以下是引用maxine在2003-6-26 21:04:42的发言啊哈，我已经弄到全文了。
自以为可以一边去读，不需要跟读，但是读的速度反而慢了。
悖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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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很好哦。不错。
31 《礼记》
31 《礼记》--------------------------------------------------------------------------------
最早的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其成书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由汉人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以区别于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礼记》也是一篇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其第一篇就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主要原因。
《礼记》共20卷49篇，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
首先，该书49篇中，仅关于婚丧祭礼的就有17篇之多，它对于研究先秦以至秦汉时代的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礼运篇》中记叙了儒家学派闪光的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
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这是科学的治学方法。《学记》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语言闪现着中国古代教育学理论的精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又次，《内则》中记载的家庭规制和敬老制度，《大传》中尊祖敬宗和大宗小宗的区别，《大学》中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等等，对于研究古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索2000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当然，《礼记》中也有许多糟粕的东西，需要在研究时批判吸收。又由于他成书较晚，又经汉儒的整理，除了有残缺篇章外，还有可能混入了秦汉时代的东西，阅读时需要谨慎，认真参阅后人的研究成果。
32史记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二，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中充分体现司马迁重视经济的篇章有：《八书》中有两篇：《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的经济情况。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辈。可以这样说，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之作注释。到南北朝时，由于经学衰微，玄学佛学继起，南朝刘宋的裴骃才开始为《史记》作《集解》。隋唐时，又有司马贞为之作《索隐》，张守节为之作《正义》。北宋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和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的有关部分，都是重要的参考书籍。
33 《汉书》
33 《汉书》--------------------------------------------------------------------------------
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汉书》，又名《前汉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沿用《史记》的体例而略有变更，改书为志，改世家为传，由纪、表、志、传四个部分组成。自《汉书》以后，历代仿照它的体例，相继纂修了纪传体的断代史。
《汉书》为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班固（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人，出身于豪富兼外戚的家庭。父亲班彪，东汉光武帝时，官至望都长。班彪博学多才，专攻史籍，是著名的儒学大师。他不满意当时许多《史记》的续作，便“采前史遗事，旁贯异闻”（《后汉书·班彪传》，作《后传》65篇，以续《史记》。班固生在这个家学渊博的家庭中，9岁便能作诗文，16岁入洛阳太学就读。他博览群书，穷究诸子百家学说，熟悉汉史掌故。建武三十年（54年），班固因父丧回故里，并整理班彪的《后传》。
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班固开始编纂《汉书》。5年后有人上书明帝，告发班固私改国史，因此被捕入狱。他的弟弟班超赶到洛阳，为兄申辩。当明帝审阅地方官送来班固的书稿时，十分赏识班固的才华，便任他为兰台令史，负责掌管图籍，校定文书。后又升为郎官，典校秘书。在此期间，明帝让他继续完成《汉书》的编纂。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等人撰成《世视本纪》，后又写成功臣、平林、公孙述等列传、载记28篇。
章帝建初四年（79年），章帝会诸儒于白虎观，讲《五经》异同，裁定正宗经学，班固受命“撰集其事”，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和帝永元初年（89年），班固以中护军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北匈奴。永元四年（92年），窦宪以外戚谋叛而畏罪自杀，班固受株连，先被免官；后又因洛阳令种竟，曾受班固家奴侮辱，便借机收捕班固入狱。不久，班固死于狱中。
班固纂述《汉书》，始于永平初年，至建初七年（82年）
才告完成，历时25年之久。全书记载起自汉高祖刘邦起义反秦，终于新朝王莽败亡，共230年西汉的历史。它包括本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计100篇。其中，表8篇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后来由他的妹妹班昭和扶风人马续相继补撰而成。因此《汉书》撰成，共经四人之手，即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
《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但作了一些改动，也有一些创新。在纪部分，《汉书》不称“本纪”，而改称为“纪”（如《高帝纪》），在《史记》的基础上，《汉书》增立《惠帝纪》，以补《史记》的缺略；在《武帝纪》之后，又续写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纪。《汉书》取消了《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将项羽的事迹移入列传，立了《陈胜项籍传》。而王莽称帝十余年，《汉书》并未立纪，而将他归入列传，立了《王莽传》。在表的部分，《汉书》立了8种表，其中6种王侯表里根据《史记》有关各表制成的，主要记载汉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汉书》新增设的两种表。《古今人表》名为“古今”，却只记载古代至楚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共分为九等，后人因此而指责它不合断代之体。八表之中，最受后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记述秦汉职官设置年代、职权范围、俸禄数量和官职演变等内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种职官的表格，记录职官的升降迁免，较完整地介绍汉代的官制情况。在志部分，《汉书》改《史记》的“书”为“志”，而又丰富和发展了八书，形成我国史学上的书志体。
《汉书》的志，包括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等10种。其中，改变或合并八书名称的有律历、礼乐、食货、郊祀、天文、沟洫等6种，但它们的内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损。如《食货志》在承袭《平准书》部分材料的同时，又增加新的内容，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记“食”，叙述农业经济情况；下卷载“货”，介绍工商及货币情况。《郊祀志》、《天文志》和《沟洫志》，也在《封禅书》、《天官书》、《河渠书》的基础上，分别增加一些新的内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艺文等四志，都是《汉书》新创立的。其中的《艺文志》是记载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各种学科、不同学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记录汉代官府藏书的情况，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的著作。在传部分，《汉书》继承《史记》的传统。但它不设“世家”一目，凡属《史记》世家类的汉代历史人物，《汉书》都移入传部分。原属《史记》的一些附传，《汉书》则扩充其内容，写成专传或合传，如张骞、董仲舒、李陵等人的传记。
《汉书》因袭《史记》，又不同于《史记》，其特点有三。
其一，《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汉书》开创断代为史和整齐纪传史的编纂体例。
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
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未完待续
33 《汉书》 续完
其三，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
《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现存《汉书》的注本，是唐代颜师古兼采诸家而成的，属于较完备的注本。另外，清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和近人杨树达的《汉书管窥》及《汉书补注补正》，都可以参考阅读。
34 《前汉纪》
34 《前汉纪》--------------------------------------------------------------------------------
第一部编年体缩写史书
《前汉纪》本名《汉纪》，后世人为了与袁宏所作的《后汉记》相区别，故称之为
《前汉纪》。
《汉纪》的编撰者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荀悦（148—209年）。荀悦字仲豫，颍阳
（今河南许昌）人，早年丧父。年12岁，能讲《春秋》。家贫无书，然刻苦为学，博闻
强记，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格沉静，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权，士人多
退身穷处，不与宦者合污，荀悦也趁此托病隐居。后初被辟举为镇东将军曹操府供事，
不久又迁黄门侍郎，与荀彧和少府孔融侍讲宫中，为献帝所赏识，累迁秘书监、侍中等
职。
东汉末年，政归曹操，汉帝形同虚设。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
其所辩论，通见政体，所谓为政之术，先屏四患，再崇五政的议论，为汉帝所深喜。
汉献帝喜好读历史书，可每读班固《汉书》，即为其文繁难省所烦。就命荀悦按
《左传》体例，将《汉书》加以缩编。
荀悦受命，自建安三年（198年）开始，用了3年时间，至建安五年（200年）成书。
他在《序》中指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
勋，五曰表贤能。做到这五点，则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
轨，不损其业。”今以此五原则作《汉纪》，“中兴以前，明主贤臣得失之轨，亦足以
观矣。”很明显，荀悦希望以《汉纪》启发献帝重振朝政。
《汉纪》是以《汉书》为基本材料缩编而成的，故其与《汉书》一样，起始于（秦
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止于公元23年王莽灭亡，共记前后231年的历史。全书共
30卷：
《高祖纪》4卷，《惠帝纪》1卷，《高后纪》1卷，《文帝纪》1卷，《景帝纪》1
卷，《武帝纪》6卷，《昭帝纪》1卷，《宣帝纪》4卷，《元帝纪》3卷，《成帝纪》4
卷，《哀帝纪》2卷，《平帝纪》1卷，而以王莽当政时事附于《平帝纪》之后。
荀悦作《汉纪》，取材范围不超出《汉书》，只是把班固书中的志、传、表等资料，
按时间先后顺序加以适当地剪裁排列，溶于各卷帝纪之中。全书18万字左右，约为《汉
书》4分之一的篇幅。所以后人有戏称其为简本《汉书》者。
但是，《汉纪》并非是泛泛地抄录《汉书》而成，它含蕴着编撰者的思想、史识及
驾驭能力和文笔才华。《汉纪》向有“词约事详”之誉，甚至“历代褒之，有逾本传。”
梁启超称赞《汉纪》是“善钞书者”。
就思想与史识来说，《序》中已提到其著书五原则。他编撰这部书，主要是给汉献
帝看的，同时也是给一般统治者看的，目的是要他们了解所谓：“天人之际，事物之
宜”，从历史的现实中，学会对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明确认识，以及应付一切事物发
展变化的办法。为了体现这个原则要求，在序文中他自己分析其书内容共有16个方面，
即所谓：“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
纪焉，有休详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
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斯皆明主贤臣命世立业，群后之盛勋，髦俊
之遗事。”所以，《汉纪》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从目的到内容，都很明显地是为统治者服
务的。
就其驾驭能力来说，荀悦并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去“钞”《汉书》，而是在运用编
年体方法的同时，又成功地加入了一些纪传体的记叙方法，这是《汉纪》不同于前些编
年史书的特点。他记叙人物活动或重要事件，能突破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或补叙前因，
或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等事物。如记人物事迹，采用纪传史书的“人经事纬”证叙
方法，以人物为本位去编排史事，从而克服了过去编年史记人不完整的缺点。所以，尽
管《汉纪》仅有《汉书》4分之一的篇幅，但西汉一朝所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典
章制度等，却都有条不紊地被记载下来。
再者，《汉纪》在编编《汉书》的同时，还加进了一些《汉书》没有，或虽有但简
而不详的史料。如西汉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就比《汉书》记载较为详细。
注重史论是《汉纪》又一特点。荀悦与班固眼光并非完全相同，所以在编撰过程中，
他于特别加重之处，常以“荀悦曰”的形式加以申述自己的政治和史学思想。如文帝十
三年六月诏“除民田租”一事，班固等多只以惠政而加称颂；而荀悦则尖锐指出当时
“豪强富人占田逾制，输其赋太半，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
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客观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又指出：
“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真是精辟之论。
又如批评汉武帝修陵墓，也颇为可取。另外，《汉纪》还可校补《汉书》脱文。如
孔安国献古文经书，因巫盅之祸来立学官之事。《汉纪》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记曰：
“孔安国家献之，会巫盅事，来列于学官。”而《汉书》的《艺文志》、《楚元王传》
似皆缺“官”字。
最为重要的是，自《史记》、《汉书》行世后，纪传体成为撰写史书的主要形式，
兴起较早的编年体反而无人过问。自荀悦《汉纪》成书起，编年体形式的著作才又稍见
通行。而且经荀悦之手，更加完备，成为与纪传体共行的一种史书体裁，为我国史学发
展开拓了广阔道路。其后晋人袁宏的《后汉纪》、孙盛的《晋阳秋》、南朝沈约的《齐
纪》以及北宋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皆深受《汉纪》影响。所以，《汉纪》在中
国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汉纪》自北宋天圣年间后，已无善本，今可见者，以《四部丛刊》影印的明嘉靖
年间刊本为较佳。
35《后汉书》、《续汉书》
“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后汉书》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是纪传体史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包括帝后纪10卷，列传80卷，记载了王莽末年到汉献帝逊位其间200余年的史事。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他是世家大族的庶子，少年时代即表现出过人的才华，但也深深体味了世态炎凉。在刘宋政权中，他虽担任过很多官职，但一直受到权贵们的打击排挤。他一生愤世嫉俗，具有突出的异端性格。他曾写作《和香方序》，影射攻击当朝权贵，因此受到权贵嫉恨。48岁时，他牵连进刘义康谋反案，被朝廷处死。他还著有《汉书缵》、《百官阶次》等书，班已不存。
范晔著《后汉书》，着力探讨东汉社会问题，贯彻了“正一代得失”（《后汉书》附《狱中与诸甥侄书》）的宗旨。书中的《王充王符仲长统传》，载王符《潜夫论》5篇，仲长统《昌言》3篇，都是探讨东汉为政得失的名作。他又于传末写了一篇长约600字的总论，对王符等人的言论作出评判，由他们的得失之议，引向更高层次的历史变化之论。范晔论史往往能抓住历史矛盾进行具体分析。一般论史的人大都对光武帝建国后不任用功臣表示不满，范晔则在中兴二十八将论中指出这正是刘秀的深谋远虑。他说光武帝对功臣崇以爵禄，而将吏事委之吏职，既避免了像西汉初年那样的分裂动乱、诛杀功臣之弊，又为一般士人广开入仕之途，满足了封建国家对人才的需要，是“至公均被”之举。此论深合秦汉政治实际，颇具史家识见。其它如《宦官列传》的序、论，言东汉“衅起宦夫”的原因和“阉尹倾国”的过程，《党锢列传》序，言两汉风俗之变，都合情入理，切中时弊。
《后汉书》对统治阶级的丑恶行为及封建政治的黑暗有所揭露和批判。在《逸民传》中，他借汉阴老农之口，指责汉桓帝“劳人自纵，逸游无度”。在《张纲传》中借张纲之口言“豺狼当路，安问狐狸”，一语勾勒出当时政治的黑暗。书中还往往将统治阶级的暴虐与农民的受苦受难联系起来记述，对农民阶级的痛苦遭遇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同情。
范晔非常重视节义。他对东汉士子在同外戚、宦官腐朽势力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高尚情操作了大力颂扬，也对全节守志，不入流俗的高士表示赞赏。他通过陈蕃的事迹说明：“桓灵之世，若陈蕃之徒，咸能树立风声，抗论惛俗，而驱驰险阨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争衡，终取灭亡之祸者，彼非不能絜情志，违埃雾也。愍夫世士以离俗为高，而人伦莫相恤也。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后汉书·陈蕃传论》）对于那些隐者，则写他们“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后汉书·逸民传序》）李固、陈蕃等党人与逸民相比，或以入世为义，或以遁世为义，他们节义的内容是不相同的。但是在死亡的威胁和诱惑下，屹然无所动摇，始终表现出对邪恶与权势倔强高亢的风范，在节义的精神上，他们却是一致的。范晔热情讴歌他们抗节不屈的精神，对于当时只知保全禄位的世族来说，是个不小的讽刺。对于中华民族高尚民族精神与民族气节的形成，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范晔有无神论思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佛教，曾想著《无鬼论》来反驳佛教转世说。临死之前，他还向政敌宣称：
“天下决无佛鬼。”在《后汉书·西域传论》中，他批评佛教教义“好大不经，奇谲无已”，指出智者不应相信精灵起灭，因报相寻的说教。对于天人感应，图谶符命等神学迷信，他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当时流行着光武时的中兴28将就是天上的28星宿的说法。范晔指出：这个说法是没有根据的，28将只是能顺时立功的志能之士而已。他慨叹东汉帝王迷信图谶，把学术引上了歧途：“桓谭以不善谶流亡，郑兴以逊词谨免，贾逵附会文致，最差贵显。世主以此论学，悲矣哉”。
（《后汉书·贾逵传论》）
《后汉书》所以成为不朽的史学名著，也因为它在编撰上取得了很大成功。
纪传体是一种综合体裁，在这种体裁中如何统筹全局，详略得当地再现史实，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范晔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整体规划，对史实进行了认真的剪裁。书中所述史实规避得法，彼此间既有照应，又不重复烦冗，表现出高超的史学技巧。通过他的妙手剪裁，《后汉书》井井有条地叙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兴亡大势，错落有致地描画出东汉一代的社会、民情与人物百态。刘知几称赞《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史通·补注》），王应麟则说：“史裁如范，千古能有几人？”（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都充分肯定了他这方面的成就。
为再现东汉历史面貌，范晔在著述体例上下了一番功夫。
他特立《皇后纪》以反映东汉时期皇统屡绝，权归女主的政治状况。他在书中新立了一些类传，从不同角度反映东汉的政治、学术、文化和社会风气。《宦者》与《党锢》两传记宦官与党人两股势力的对立与消长。《文苑传》记词章之士。
《独行传》记特立卓行之人。《逸民传》记隐居不仕的高士。
《方术传》记科学技术和谶纬神学。《列女传》记才行优秀的妇女。这些类传的增设，不仅使东汉200年间的历史得到比较完整的反映，也进一步扩大了纪传体史书记述史事的范围。
《后汉书》的文字优美流畅、热情奔放，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成就。书中的论赞是范晔用力最多之处，一般都具有精湛思想理论、深刻历史见解与高超文学技巧相结合的特点。范晔自己对此也很自负，他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他特别欣赏自己在史论之后所加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狱中与诸甥侄书》）细阅全书，可知他这些话大体是不错的。
在范晔之前，曾有数人写过记述东汉历史的著作。范晔《后汉书》因为有诸多优点，所以它行世以后，其他各书就相继亡佚了。范晔本打算写一部由纪、志、传三部分组成的百卷《后汉书》，以踵续班固的《汉书》。可惜志的部分还未来得及撰写，他就遭到了杀身之祸。南朝梁人刘昭为《后汉书》作注时，取晋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补入范书。因此，现在通行的《后汉书》是范晔所撰纪、传及司马彪所撰志的集合品。
司马彪字绍统，是西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他专精学习，博览群书，不事交游。公元306年死去，时年60余。所著《续汉书》，纪志传凡80篇。其书是以谯周所删削的《后汉史》为蓝本，又补入安帝、顺帝以下之缺而成，在诸家后汉史中是较好的一部。现在除志被并入范著《后汉书》外，其余部分大都亡佚。《续汉书》的八志有《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其中《郡国志》记录东汉以来地理情况，《百官志》记录东汉官制，它们对地理历史和官制沿革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可以上接《汉书》的《地理志》和《百官公卿表》。《舆服志》是新创志目，记载车仗、服饰制度，是典章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八志中这三个志的价值更突出一些。遗憾的是，与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关系都相当大的《刑法》、《食货》、《沟洫》、《艺文》四志，《续汉书》中都付诸阙如，影响了八志的总体成就。
36 《后汉纪》
36 《后汉纪》--------------------------------------------------------------------------------
“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后汉纪》是编年体的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
全书30卷，21万余字。
《后汉纪》的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的幕僚，后来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也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