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传习录》
16 《传习录》--------------------------------------------------------------------------------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
《传习录》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道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阳明）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辞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未完待续
16 《传习录》 续完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讨论了程颢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他指出，圣人有这个境界，因此他们看天下的人没有内外远近之分，均施之以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提出，天下之人的心和圣人之心是相同的，只因为有了私欲，所以反爱为仇。在王阳明看来，仁不仅是修养要达到的境界，也是人心之本体。王阳明对仁的解释偏重在道德修养方面。程颢所谈的仁和张载的“合内外之道”一样，兼有知识论的意义。
《传习录》中记载了为王学继承人争论不休的“四句教”。
这四句话是：“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的本意是说，作为人心本体的至善是超经验界的，它不是具体的善的行为。有所为而为的善是手段，无所为而为的善才是至善。人心的至善超越世间具体的善恶。具体的善行只是无善而至善之心的自然发用流行。王阳明说人心之无善恶是要人们不要去执著具体的善行而认识本心。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说，王阳明这样说是针对那些“先有乎善者”的。王阳明本人也说过：“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与黄诚甫》）四句教对人心本体的界说和心学开创人程颢的思想是一致的。程颢说：“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就是无心无情，没有先入之见。有了这种心，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四句教显然是针对才质高的人说的，一般的学生是摸不着头脑的。
《传习录》的版本情况大体如下：
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王阳明论学的谈话，取名《传习录》。正德十三年（1518年），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8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本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和学者一直致力于对它作现代解释并力图克服其偏失。《传习录》是一部较为纯粹的哲学著作，对它的研究几十年来一直未有重大突破。近年来，国内的老一辈学者邓艾民教授等人，青年学者陈来、方尔加、杨国荣等人在史料考证、诠解和评价方面作出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可供阅读《传习录》时参考。
17 《焚书》、《续焚书》
17 《焚书》、《续焚书》--------------------------------------------------------------------------------
“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
明代晚期，社会动荡不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艰难生长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受腐败政治与封建经济的摧残，发展极其缓慢。在历史的发展面临重大抉择的关头，地主阶级内部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在政治上、思想上都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因循守旧反对改革的传统思想孔孟之道、程朱理学等遭到了猛烈的冲击。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狂人”的“异端”思想家李贽，就是抨击时局，揭露假道学和封建礼教的勇敢斗士。
李贽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64岁高龄时著《焚书》，又称《李氏焚书》，6卷。他死后由门人汪本轲编辑成集，刻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的《续焚书》，5卷。两书收录了这位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生前所写的书信、杂著、史评、诗文、读史短文等，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是我们研究李贽生平和思想的重要著作。
李贽最痛恨维护封建礼教的假道学和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伪君子。他指斥那些所谓的道学家们：名心太重，回护太多。“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所好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焚书·答耿司寇》）。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同上）。他还进一步指斥道学家们是一群道貌岸然的假道学，“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续焚书·三教归儒说》）。道学家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是借道学这块敲门砖，“以欺世获利”，为自己谋取高官利禄，他们“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焚书·又与焦弱候》）。李贽对程朱理学及卫道士们的揭露真可谓一针见血，句句中的。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崇的孔孟之学也大加鞭挞。在《焚书·赞刘谐》及《续焚书》的《圣教小引》、《题孔子像于芝佛院》等文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代，真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众人类也”（《焚书·答周柳塘》）。孔子没什么了不起的，“耕稼陶渔之人即无不可取，则千圣万贤之善，独不可取乎？又何必专门学孔子而后为正脉也”（《焚书·答耿司寇》）。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要去学孔子呢？
这就把孔子从至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之贱态”（《焚书·何心隐论》）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将其当作教条而随便套用。《六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焚书·童心说》）。李贽对孔子及孔孟之道的批判确已达到了“非圣无法”的地步，难怪统治阶级对他要恨之入骨了。
对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妇女，李贽给以深深的同情，他大声疾呼，为妇女鸣不平。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李贽批判了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的说法。他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这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尖锐挑战。
对封建统治者残酷压榨鱼肉人民的暴行，李贽加以无情揭露。他借汉宣城郡守封邵化虎食民的神话传说，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
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焚书·封使君》）。在《焚书》中，他还借评点《水浒》，发泄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
如何拯黎民于水火，探求一条益国利民的道路呢？李贽将目光投向了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希望“有一个半个怜才者”出现，使“大力大贤”的有才之士“得以效用，彼必杀身图报，不肯忘恩”（《焚书·寒灯小话》）。这说明李贽并非要推翻封建统治，而是要维护它，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没有超出地主阶级思想与时代的限制，也不可能违背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
17 《焚书》、《续焚书》 续完
李贽哲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唯物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转化的过程。李贽主张宇宙的万物是由天地（最终是阴阳二气）所生，否定程朱理学理能生气、一能生二的客观唯心主义论断。李贽还认为，人们的道德、精神等现象存在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中，“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答邓石阳》），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理论，这是带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李贽信奉佛教和王阳明的心学，所以，他的整个哲学体系的中心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认为“真心”、“童心”是最根本的概念，是万物的本源。自然界是“我妙明真心的一点物相”（《焚书·解经文》），没有“理”，没有物，世上一切物质和精神皆是只存在于“真心”之中。什么是真心呢？就是童心、初心，最初一念之本心，即不受外界影响的“我”的心。它们是主宰一切，产生诸相的本源，可称作“清净本源”，万事万物、山河大地就在一念之中，只是真心的显现物，是真心的因素和成分，如同水泡和大海中的海水的关系。这种观点，与陆王学派的“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禅宗的“万法尽在自心”是一脉相承的。李贽用主观唯心主义作为反对以客观唯心主义为基础的程朱理学的理论武器，势必削弱自身的战斗力。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渊源于佛性的“生知”说。《焚书·答周西岩》一文指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知。”人人有生知，人人有佛性。“人皆可以为圣”（《焚书·答耿司寇》）。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忽视的。
李贽的哲学思想中有不少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续焚书·与陶石篑》中说：“善与恶对，犹阴与阳对，刚与柔对，男与女对，盖有两则有对。”他承认事物皆有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内部的矛盾对立和相互转化。受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影响，《焚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为“世无定时，我无定术”（《晁错》），“不蹈故袭，不践往迹”（《与耿司寇告别》）等发展变化的思想。
《焚书》卷6和《续焚书》卷5收集了李贽的很多诗歌，其中不乏精彩的篇章。我们可从中看出他义无反顾的斗争精神，又可察觉出他沉湎于佛经而产生的苦闷徬徨。
《焚书》、《续焚书》是李贽反对封建传统思想的力作。书中对儒家和程朱理学的大胆批判所表现的反传统、反权威、反教条精神，启迪与鼓舞了当时及后来的进步学者，对人们解放思想，摆脱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洪水猛兽。李贽也深知其见解为世所不容，故将著作名之为《焚书》，以后也果然于明清二代多次遭焚烧，但却是屡焚屡刻，在民间广为流传。李贽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也成为后世之楷模，五四时期进步的思想家把他当作反孔的先驱。“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冯元仲《吊李卓吾先生墓诗》），正是对李贽与其思想影响的真实写照。
18 《明夷待访录》
18 《明夷待访录》--------------------------------------------------------------------------------
明末清初的“人权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布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主张“无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爱国者黄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访录》，比卢骚的《民约论》还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称它为“人权宣言”。黄宗羲同时代的思想家顾炎武说：“读了这部书，可以知道过去历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访录》反对君主专则，主张民权，对清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影响很大。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文中说过：“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黄氏的民权思想，一直影响到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邹容和陈天华等爱国志士。
黄宗羲（1610—1695年），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浙江余姚人。他父亲黄尊素，是有名的“东林党人”。黄宗羲14岁时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亲住在一起。
1645年，当清兵大举南下时，黄宗羲愤而毁家纾难，和浙东人民团结在一起，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清运动。他组织起一支抗清的“世忠营”，有3000多人。后来他又联合了太湖一带的豪杰，抗拒清兵达半年之久。当他扼守的四明山寨被攻破后，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张煌言等继续搞复国活动。1664年，张煌言殉难后，宗羲遂改名换姓回到故乡，聚众讲学，著书立说。
黄宗羲学识广博，研究过天文、地理、算学、音乐、历史和哲学等。他留下了许多著作，有《南雷文定》、《南雷诗历》、《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在他54岁时，写下了划时代的反帝制的光辉著作——《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计有《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学校》、《取士上》、《取士下》、《建都》、《方镇》、《田制一》、《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兵制三》、《财计一》、《财计二》、《财计三》、《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黄氏在《原君》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恶，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贼。他说：“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这些话在300年前，是没有人敢说的，黄宗羲却大声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剥者”。因此有人称赞《明夷待访录》是“人权宣言”。
他对封建专制进行猛烈的批评，说它是公私不分，权利义务不平，没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对“一家之法”，主张“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原法》）。他为了求得人权平等，主张非废除秦汉以来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废除专制的君本制度，而改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气壮地呼吁，现今应当是“天下（人民）为主，君为客”（《原君》）。他同时也提醒封建时代的臣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剥”百姓的服役者，而应该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原臣》）
黄宗羲的思想意识中已有责任内阁制的因素，他认为宰相，一是贤人，二是有职有权的人；而君主的职位不过是虚名罢了。他在《置相》篇中阐述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宰相既当责任内阁之权，“四方上书言利弊者……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黄氏也有近代代议制的意识，他在《学校》篇中，已流露出议会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东汉的太学清议的历史意义理解为近代的议会政治，这是托古改制。黄宗羲的理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学祭酒的面前就弟子之列，祭酒（类似议长）有权批评政治的得失。在地方政府，郡县官都要在地方学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学官对于地方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
明、清之际，随着都市经济的成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反映到意识形态上，产生了黄宗羲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学说。我国封建社会，一向是“重农抑商”的。而黄宗羲鉴于社会的变动，面对现实，却提出“工商皆本”的学说。他说：“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在经济学说上，黄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张废止金银货币，使用“宝钞”，而以金银作为宝钞的基金。他这种经济思想，有利于商品流通，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并启发了近代的经济政策。在黄氏看来，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夜，此时，“土力日竭”了，市场停顿了，人民生活的条件被皇帝夺去了，加税加饷永没有限制了。他站在市民的立场，还呼吁减轻军费负担，主张实行征兵制度；反对募兵制。
当时农民无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阉宦和地方的豪强所霸占，赋税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带来说，“一困于赋，再困于役，盖已皮尽而骨存矣”（《复社纪略》）。黄氏为了减轻农民的负担，主张减赋税。为了使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黄宗羲看来，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复井田制度。所以他主张“齐之均之”，认为土地应收回为国家所有，然后再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还主张“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
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田制三》）
宗羲“齐之”而“均之”的改革论，是在土地制度上的民主主义。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认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占有，给农民以土地，使之成为自由人。
《明夷待访录》文字的特点是，他对于封建的现状，批判很尖锐，而且是披着夏、商、周三代外衣的理想，托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异端”精神，批判旧的，设计将来的新世界，是值得称赞颂扬的。他不愧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者、思想家。
19 《定庵文集》、《续集》
19 《定庵文集》、《续集》“但开风气不为师”
《定庵文集》及《续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1829年中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1841年暴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一生著述丰富。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佇泣亭文集》，后又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已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庵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著作、政论、散文、诗、词，流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庵文集》、《续编》和《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响。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他尤其痛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良论二》）。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著议第九》）。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
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
《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但是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的今文经著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庵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
《定庵先生年谱》）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20 《天朝田亩制度》
20 《天朝田亩制度》-------------------------------------------------------------------------------
“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
中国近代，由于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曾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第一次思潮的出现，就是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十分严重。全国土地大部分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80％的农民没有土地。
在江淮流域、华北地区，就出现了有百顷、千顷的地主；形成“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的局面。广大农民处于啼饥号寒之中，所以，他们都渴望着有自己的土地耕种。洪秀全为了在人间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天国”，于1853年冬，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的中心内容是，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所以洪秀全要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均天下田给天下农民耕种，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个天国理想的宏图，是它立国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它是第一次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出现，不仅标志着农民战争发展的历史高峰，而且是近代中国农民阶级摸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尝试。
《天朝田亩制度》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为中心，它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和社会改革等多方面的政策和措施。
它把土地分为九等，好坏平均搭配。然后以户为单位，不分男女按人口平均分配。16岁以上分全份，15岁以下分半份。
它还绘制了一幅新型社会的蓝图，这就是以25家为基层单位，称为“两”。两个“两”，设“两司马”主持。每5家设“伍长”一人。每家出1人当兵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每个基层单位，建立一个“国库”，“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苧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各家遇有婚丧嫁娶和生育等事，按规定费用到“国库”领取；鳏寡孤独残废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由“国库”开支抚养。农民除耕种外，还要利用农闲时间饲养猪、鸡、蚕，从事纺织、缝衣、制作陶器、木活、打石等家庭副业和手工业生产。
《天朝田亩制度》中的反封建精神，鼓舞着千百万农民群众，为推翻封建的土地制度而斗争。太平军所到之处，出现了没收地主、官僚的财产，焚毁田契、债券，限制地主收租的斗争场面。不少地主哀声叹气说：丰收“于我无份”；有些地区的地主全年地租“籽粒无收”。有的地区甚至把地主的土地分掉，太平天国政权发给“田凭”。除此之外，太平天国把一些庙宇祠堂占有的土地、公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耕种。以上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这样一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发挥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有的地区出现了“谷物丰收”、“农安物阜”的繁荣景象。
但是，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并绝对平均分配所有财物，这是一种空想，加上连年征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能实现的。所以，太平天国在江西、安徽等地实行比较切合实际的“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实行乡官制度。在太平军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革命军将领担任。地方乡官由贫苦农民担任。《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地方官吏由人民选举，“凡天下每岁一举，以补诸官之缺”。乡官如有贫污不法的，人民可以检举揭发，随时革退。太平天国地方政权的建立，有力地推进了革命的发展。
对于妇女政策，《天朝田亩制度》也有一些进步的规定。
妇女和男子同样分配土地和生活资料；妇女可参与军政事务；
设置女官，开科取士；在宗教上，妇女和男子都参加拜上帝活动。还提出禁止缠足和买卖婚姻。这样，妇女地位有了显著提高。妇女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太平天国在婚姻上，规定“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了把妇女当作商品的买卖婚姻。太平天国发给男女自由结合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还盖有龙凤图章；这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由于它终究是一次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在坚持长达18年斗争之后，终于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了。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宏图——《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受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它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喊出了农民对土地渴望的呼声，但它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
21 《大同书》
21 《大同书》--------------------------------------------------------------------------------
“写了《大同书》，……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中国近代史上出现过三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即太平天国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康有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大同社会主义空想；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空想。这三种空想都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专制制度的厌恨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尽管康有为和孙中山设计的方案不同，但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倡导的“天下为公”的思想不能说没有相通之处。
领导震惊中外的戊戌维新运动和撰写《大同书》，是康有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文化思想宝库最重要的贡献，是值得后人怀念的。
康有为生于1858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他受老师朱次琦的影响，青年时便重视“经世致用”之学。他早年去过香港、上海等地，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还攻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因而深感中国再也不能以“天朝上国”夜郎自大了，这使康有为的革新思想逐渐萌发，并把学习外国，搞改良当作救国救民的真理。
贯通中西思想的《大同书》，酝思较早，而正式成书较晚。
康氏自称早在1884年就开始“演大同主义”，1885年就“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98年秋，康有为在日本时，已有稿本20余篇，1902年避居印度时，最后成书。《大同书》初名为《人类公理》，它是康氏的主要代表作之一。当时除梁启超等少数门徒看到过外，很少人有机会目睹这部杰作。直到1913年才第一次把它的甲部和乙部发表在《不忍》杂志上。1919年由上海长兴书局将甲乙两部合刊印成单行本，书名为《大同书》。一直到1927年康有为死后的第八年，才由他的弟子钱定安将全书交给中华书局出版。1956年，古籍出版社重印《大同书》。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呢？他本人是这样说的：
“吾为天游，想象诸极乐之世界，想象诸极苦之世界，乐者吾乐之，苦者吾救亡，吾为诸天之物，吾宁舍世界天界绝类逃伦而独乐哉！”（《大同书》见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四页）可见，康氏的目的是为了救苦救难，救国救民。
戊戌变法失败后，血的教训，使康有为看到国家民族的苦难更加深重，他流亡日本，游历欧、美等地，寻找医国治民的良药，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对他产生了影响。但是康氏《大同书》的思想仍基于儒学的“不忍人之心”的博爱观，“思有以拯救之”。他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运用今文经学的交易哲学，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由“升平”进为“太平”（大同），那时人们都成为快活无比的“神圣”。而这种大同极乐世界，正如《礼记·礼远》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不作。故外户不闭，是为大同。”康氏在《大同书》中追寻的理想社会，就是这样既有中国社会理想特色，又有西方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世界。
《大同书》全书共30卷，约20万字，分为10部，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乙部《去国界合大地》，丙部《去级界平民族》，丁部《去种界同人类》，戊部《去形界保独立》，己部《去家界为天民》，庚部《去产界公生业》，辛部《去乱界治太平》，壬部《去类界爱众生》，癸部《去苦界至极乐》。
康氏以民主主义的平等精神和某些社会主义的空想，用他的彩笔，勾画出一幅人类未来社会的美景——大同世界的蓝图，它具有进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大同书》的内容曾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未完待续
21 《大同书》 续完
1．无国家，全世界置一总政府，分若干区域。
2．总政府及区政府皆由民选。
3．无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一年，届期须易人。
4．妇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儿童出胎者入育婴院。
5．儿童按年入蒙养院及各级学校。
6．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
7．病则入养病院，老则入养老院。
8．胎教、育婴、蒙养、养病、养老诸院，为各区最高之设备，入者得最高之享乐。
9．成年男女，例须以若干年服役于此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
10．设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劳作所人自由享用。
11．警惰为最严之刑罚。
12．学术上有新发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别劳绩者，得殊奖。
13．死则火葬，火葬场比邻为肥料工厂。
尽管《大同书》问世以来，学术界对其评价毁誉不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但有几点是应该加以重视的。例如：
其一，他激烈反对“独尊”，诅咒专制皇帝为“民贱屠伯”。康氏指出，在太平之世，人人平等，没有什么臣妾奴隶，也没有什么君主统领，更没有什么教主教皇，人人和睦相处，过着平等而富裕的美好生活，差别虽有，可是并不悬殊。
其二，重视发展生产。康氏在《大同书》中描述了一个具有较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它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制，然后全部实行机械化、自动化和电气化，生产力高度发展。
其三，特别重视教育。在康氏看来，大力发展学校教育是大同世界进步的巨大推动力。他说：“太平世以开人智为主，最重学校。自慈幼院之教至小学、中学、大学，人人皆自幼而学，人人皆学至二十岁，人人皆无家累，人人皆无恶习，图书器物既备，语言文字同一，日力既省，养生又备，道德一而教化同，其学人之进化过今不止千万倍矣。”（《大同书》）
其四，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在《大同书》中所谓“专家界”，就是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打破封建家族宗法关系和纲常名教的束缚，实现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
其五，康氏主张废除国家，走向“去国界合大地”的盛世。他向往桃花源之世界：“大同无邦国故无有军法之重律，无君主则无有犯上作乱之悖事，无夫妇则无有色欲之争，奸淫之防，……无宗亲兄弟则无有望养、责善、争分之狱，无爵位则无有恃威、估力……佞谄之事，无私产则无有田宅、工商、产业之讼……”（《大同书》）
其六，在《大同书》中康氏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哲学上有所谓“理”、“欲”之争，其实质是人本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争论。康氏在《大同书》中揭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性和残忍性，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泛爱众”思想和佛家“慈悲”观念，举起了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旗帜。儒家“仁”的思想渗透在《大同书》的全部内容之中，康氏把“仁”与“人”糅合为一体，指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仁也。”“舍仁不得为人。”康氏的仁道主义是从反程朱理学的角度提出命题的，在《大同书》中他把“人”摆在“天理”之上，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是十分可贵的。
尽管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许多独到的精辟的见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放出异彩，但由于当时社会条件及康氏在政治实践上坚持改良的限制，使他这一独特的见解只能成为一种乌托邦的空想。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论人民民主专政》）
22 《革命军》
22 《革命军》--------------------------------------------------------------------------------
“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1903年5月，《革命军》由上海的大同书局印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当时署名为“革命军马前卒”。章太炎的名著——《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同时出版，以后曾合在一起刊行，称《章邹合刊》。这两篇名著，是当时宣传辛亥革命最有力的姐妹篇。
邹容的《革命军》，则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为主要武器，从正面阐述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宣传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是它的主旋律。章太炎的文章，以文笔典雅深沉，展现在读者面前。我们在阅读邹容的《革命军》时，可同时研究章氏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邹容（1885—1905年），原名绍陶，字蔚丹，四川巴县人。
1901年夏天，邹容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决定自费去日本学习。1902年春，邹容东渡日本，进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
在这期间，邹容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新书籍，如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骚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书籍。这时邹容所憧憬的是欧美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邹容一边学习，一边积极地参加留日学生的反清宣传，不久被迫离开日本，于1903年春回到上海。他回国后，加入蔡元培、章太炎等人主持的爱国学社，积极参加拒俄运动。
邹容在日本时，已着手撰写《革命军》，回到上海后，即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革命军》的最后定稿上。1903年5月正式出版，章太炎为之作序，章行严（即章士钊）为它题签。
上海的革命刊物《苏报》，刊登了邹容写的《〈革命军〉自序》，和评论《革命军》的文章，这一来，人们争相阅读《革命军》，交口赞誉它应成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这部被誉为中国近代《人权宣言》的公开问世，吓得清政府惶惶不安，勾结帝国主义查封了爱国学社和《苏报》，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等人，这就是1903年震惊中外的“苏报案”。邹容在狱中受尽凌辱，于1905年死于狱中，年仅20岁。
《革命军》，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地、旗帜鲜明地宣传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名著。全书2万多字，共分七章叙述：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
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革命军》一开头就热烈地歌颂了革命事业的伟大：“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邹容从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道理，明确地指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邹容指出，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天下，称皇帝，建立专制政体以后，这种视国家为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的封建专制制度，就是中国兵连祸结，国病民穷以及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邹容得出结论说：“革命！革命！
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
在中国面临封建主义的压制和列强驱迫的处境下，邹容得出一个与康有为、梁启超保皇派截然不同的结论：“欲御外侮，先清内患”。《革命军》在揭露清政府贪酷无度和统治者的荒淫无耻时说：“乾隆之圆明园，已化灰烬，不可凭借。如近日之崇楼杰阁，巍巍高大之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括吾汉人之膏脂，以供一卖淫妇那拉氏之笑傲。夫暴秦无道，作阿房宫，天下后世，尚称其不仁，于圆明园何如？
于颐和园何如？我同胞不敢道其恶者，是可知满洲政府专制之极点。”
邹容在《革命军》中，不仅无情揭露清王朝是国内被压迫民族的监牢，而且是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他说：“‘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是岂非煌煌上谕之言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此割台湾胶州之本心，所以感发五中矣！”因此，邹容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他豪迈地说：“磨吾刃，建吾旗”，同清王朝“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扫除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邹容坚决地宣布：与帝国主义血战到底，“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邹容吸取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的教训，在争取中华民族生存的斗争时，不再维护清王朝，而主张坚决地推翻清王朝这个“洋人朝廷”，这显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