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革命军》 续完
邹容在《革命军》中，还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具体方案，共25条纲领。例如，“定名中华共和国”，“建立中央政府为全国办事之总机关”，“于各省中投票公举一总议员，由各省总议员中投票公举一人为暂时大总统，为全国之代表人，又举一人为副总统，各府州县又举议员若干”，“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等等。由此可见，邹容已经具备了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邹容这个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体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去取代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制度，用民主选举的总统去更换一家一姓的君主，这使中国社会发生一个巨大的进步。邹容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提出了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纲领，不但摆脱了千百年来农民的“皇权主义”，而且还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方案，具体回答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真不愧是“雷霆之声”，惊动中国，惊动全世界。
《革命军》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暗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自从《革命军》出版以后，反清革命运动的政治前途就是建立共和国，已成为定论了。
邹容由于受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在《革命军》中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导致他写出“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的错误词句。在愤怒指责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时，他也说了某些过头话，如“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等大国主义思想。我们不可苛求前人，何况邹容当时还只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
《革命军》出版后，翻印流传极广，风行海内外。据估计，它在辛亥革命时期，共印了20几版，总印数超过110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销售量的第一位。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军》的作用，他在《革命原起》一文中追述说：《革命军》一书，宣传革命，“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革命军》一书的出版，启迪了一代爱国志士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如炸清政府五大臣的著名烈士吴樾，得到《革命军》后“三读不置”。四川著名会党首领佘英，在家乡沪州读到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
《革命军》充满着炽烈的革命热情，气势磅礴，震聋发聩，有如一声震撼大地的惊雷，把皇冠震落于地。它的巨大作用和影响，正如鲁迅所评价的：“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有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鲁迅全集》第一卷《杂忆》）
23《警世钟》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我们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是陈天华在《警世钟》一书中提出的名言。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天华写下了大量的宣传革命的作品，其中尤以《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最为著名。陈天华的反帝爱国思想，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毛泽东在1936年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回忆少年时代读了一本讲革命的书对自己的影响时说：“这本书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
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见《西行漫记》）毛泽东说的这本书，就是盛行一时的《警世钟》。
陈天华（1875—1905年），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县人。他父亲陈善，是个贫穷的村塾教师。1901年，当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天华悲痛万分，决心东渡日本，寻找救国图存的道路。1903年3月，29岁的陈天华，由新化实业中学资助，作为官费留学生前往日本。到日本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学习。1903年秋，天华看到祖国“主权失矣，利权去矣”，便撰写了《警世钟》。是年年底，天华回到湖南长沙，与黄兴组织华兴会革命团体。
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事败后，天华再度去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1905年，天华参加孙中山发起的同盟会，并参与制定《军政府宣言》、《革命方略》等文件。
当时清政府暗中勾结日本政府，企图镇压革命活动，于1905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一项“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这激起了8000多留日学生罢课表示抗议。但由于当时抗议斗争未能取得团结一致，天华忧时感事，便决心以死来警醒国人。12月7日深夜，他留下了近3000字的《绝命辞》等文字之后，于第二天清晨，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殉国，时年31岁。
1903年秋，陈天华蘸着革命激情挥笔写下《警世钟》时，鉴于当时的形势，他未签署真名，在题目之上标有“最新新闻白话演说”八个字，署“神州痛哭人著”。《警世钟》，全书约23000字，分为30个自然段。它是用这样的七言诗句开头的：
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
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万丈风潮大逼人，腥羶满地血如糜；
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
在文言文风行的时代，天华大胆使用白话文，《警世钟》以说唱文艺形式出现，也是一种可贵的移风易俗的举动。文章辟头，作者就惊呼国破家亡的惨景即将来临：“嗳呀！嗳呀！
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苦呀！苦呀！苦呀！我们同胞辛苦所积的银钱产业，一齐要被洋人夺去；我们同胞恩爱的妻儿老小，活活要被洋人拆散，……枪林炮雨，是我们同胞的送终场；黑牢暗狱，是我们同胞的安身所。大好江山，变做了犬羊的世界；……唉！好不伤心呀！”这些令人心惊肉跳的文字，真是发人深醒！那么，中国为什么会面临这样的民族危亡呢？作者明确指出，根子就在于清王朝的腐败。
作者又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指出中国这块肥肉，正被一群豺狼围住撕扯着、吞咽着，中国被豆剖瓜分了；满洲政府已是“洋人朝廷”了。清政府已成为“洋人朝廷”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是陈天华最先公开指出的。真是“石破天惊”，这一观点的出现，在爱国人士中立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形成一种新的觉悟——反封建必须反帝。
面对列强的侵略，该怎么办呢？作者以炽热的爱国感情，斩钉截铁地指出，必须万众一心，齐心杀敌：“洋兵不来便罢，洋兵若来，奉功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满人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满人杀尽；那些贼官若是帮助洋人杀我们，便先把贼官杀尽。‘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仇人方罢手！’我所最亲爱的同胞……杀！杀！杀！杀我累世的国仇，杀我新来的大敌，杀我媚外的汉奸。”天华还引用了古今中外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事例，来鼓舞全国人民的士气。他还疾呼，要去掉“东亚病夫”的称号，全体国民必须注意锻炼身体。因为抗敌必须有强壮的身体、高超的技能和勇于报国的精神。
为了救中国，天华恳切地告诫大家十个须知：第一，“须知这瓜分之祸，不但是亡国罢了，一定还要火种。”第二，“须知各国就是瓜分了中国之后，必定仍旧留着满洲政府压制汉人。”第三，“须知事到今日，断不能再讲预备救国了，只有死死苦战，才能救得中国。”第四，“须知这时多死几人，以后方能多救几人。”第五，“须知种族二字，最要认得明白，分得清楚。”第六，“须知国家是人人有份的，万不可丝毫不管，随他怎样的。”第七，“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
第八，“须知要想自强，当先去掉自己的短处。”第九，“须知必定用文明排外，不可用野蛮排外。”第十，“须知这排外事业，无有了时。”
作者又提出十条奉劝：第一，奉劝做官的人，要尽忠报国。第二，奉劝当兵的人，要舍生取义。第三，奉劝世家贵族，毁家纾难。第四，奉劝读书士子，明是会说，必要会行。
第五，奉劝富裕的人，舍得出钱。第六，奉劝穷人，舍得出力，不怕丢失生命。第七，奉劝新、旧两党，各除意见，共抵外侮。第八，奉劝江湖朋友，互相联络。第九，奉劝教民当以爱国为主。第十，奉劝妇女必定也要想救国。
书的末尾，陈天华慷慨激昂地说：“醒来！醒来！快快醒来！快快醒来！不要睡的像死人一般。同胞！同胞！虽然我知道我所最亲最爱的同胞，不过从前深处黑暗，没有闻过这等道理。一经闻过，这爱国的心，一定就要发达了，这救国的事，一定就要担任了。前死后继，百折不回，我汉种一定能够建立个极完全的国家，横绝五大洲。我敢为同胞祝曰：汉种万岁！中国万岁！”
陈天华是中国人昏睡未醒之际，奋起撞击警世洪钟的敲钟人。在他的著作中，他注意吸收并发扬了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这些近代进步思想家的爱国思想，所以，在帝国主义面前，他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陈天华在对待帝国主义问题上，比当时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比较具体、深刻，因此他大声疾呼，要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中国同盟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而陈天华却高举反帝的旗帜，冲锋在前。这在当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在如何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上，是采取改良的手段还是用革命的手段呢？天华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因为清王朝已经成为“洋人朝廷”，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可见，天华的反帝反清思想，在当时对于唤醒中华民族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他真不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先驱者、出色的宣传家；同时又是一位爱国的进步思想家。
当然，陈天华的思想及其活动，也和他同时代的先进人物一样，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如《警世钟》中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及还没有也不可能把反帝和反封建全面地结合起来等不足和缺陷。
24孙文学说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但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和妥协，革命的果实被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走狗、大地主大买办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所篡夺。辛亥革命失败后，为了反对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统治，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力量，领导和发动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但屡遭失败。为了总结中国长期民主革命的丰富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探讨继续前进的道路和方法，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孙中山于1918年写成《孙文学说》，即巨著《建国方略》的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孙中山一生著述颇丰，而哲学专著只有《孙文学说》。
《孙文学说》前有自序，继分八章；第一章：以饮食为证；
第二章：以用钱为证；第三章：以作文为证；第四章：以七事为证；第五章：知行总论；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
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
《孙文学说》吸取了西方机械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进化论的自然发展观，认为自然界和人类都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认为世界的进化分为三个时期：其一为物质进化时期，其二为物种进化时期，其三为人类进化时期。“物质进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发展。孙中山以中国传统的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概念当作西方19世纪自然科学界提出的物质性的“以太”的译名，认为物质进化是由于以太运动而产生电子，而形成元素，而聚为物质，而形成地球的不断前进的过程。这种看法坚持了宇宙本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又超出了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水平。“物种进化”是指生物进化的阶段。孙中山把细胞理论和生物进化论结合起来，认为整个动植物有机体，以至于人类，都是由细胞即“生元”发展而来的，按其所固有的变化能力和进化规律，经过物种的生存斗争，自然选择，新陈代谢，不断由简而繁地发展。这种对生物发生和发展的解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的观点。
为解释精神意识的来源问题，孙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认为生元是有“知觉灵明”的，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类的本质区别，把作为物质高度发展的神经系统和人脑才具有的知觉和思想归结为一切细胞都具有的属性，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人类进化”是指人类从动物界脱离出来以后的发展过程。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种痛苦，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对把“物竞天择”的原则应用到人类社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社会沙文主义，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作用。但他把人类进化的原则说成是“互助”，则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
《孙文学说》最重要的是提出并系统论证了“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学说，这也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知行学说。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党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颓，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方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动摇，因而引起革命队伍分化。这些人的理论依据便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理论，他们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国行不通，百般抵制孙中山提出的许多革命主张。保皇党人也是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因而反对革命。可见这种学说在当时已经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动派、资产阶级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队伍中的蜕化分子用以反对革命的理论基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原意是“知”并不难，问题的关键是把“知”见诸“行”，知之是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祸害，是在知先行后的前提下强调知行一致，反对知行分离，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难”的思想却被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奉为永恒不变的绝对教条，成为保守、盲从、因循守旧的封建意识形态。孙中山认为他在革命实践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论上的祸害就是这种思想及其与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学说。他认为，这种思想的流弊是：因为“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后行，但一遇困难，就不去求知了；
因为“行难”，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则天下事就无可为者了。结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动。因而当务之急是从认识论的高度搞好革命党的“心理建设”即思想建设问题。
为了论证“知难行易”说，《孙文学说》把“行”即实践提到认识论的突出地位，提出“行先知后”说，强调知来源于行，这是孙中山唯物主义反映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书中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等十事来证明行先知后的思想，证明获得真知需要一个艰难的行的历程，行是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是促进人类文明的原动力。在行和知的关系上，行是占头等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知是由行派生的。《孙文学说》中的知，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需要的社会科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行则已初步包括人类的广泛的生产活动、科学试验和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虽然仍和马克思主义所讲的实践有原则区别。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行学说较之古代的知行学说，有着崭新的内容和形态，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行先知后”的思想是一种主观能动性质的反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孙中山从超阶级的进化论出发，从认识的角度把人分为三类：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是英雄豪杰，是支配者；后知后觉者是先知先觉的助手；不知不觉的广大人民群众则是“实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觉者的指导下，才能奋起“竭力乐成”。这显然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观的表现，由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主体，所以必然无法在知行观中彻底贯彻唯物主义。
从行先知后的基点出发，《孙文学说》正确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和“行”“进行不息”的观点。
认为人类在“行”中获得科学知识，再把“知”用诸“行”，推进“行”的发展。在“行”的基础上，人的知识随着宇宙的发展而发展，宇宙事物的发展没有止境，因而人的认识的进步也永无止境，知和行就是这样相生相长永不停息的。
《孙文学说》把人类的知行划分为三个时期：不知而行时期，行而后知时期，知而后行时期。这样就把知和行的辩证统一关系机械地割裂开来，含有机械形而上学的因素。但这三个时期是与人类进化三时期：由草昧进文明，由文明再进文明，进而达到科学昌明时代紧密相连的。在具体论证这个命题时，也兼顾了各个时期知与行的关系，在每一个时期并非只有行而无知，或只有知而无行，而是知和行都进化到了一个较高的阶段，证明了人类的认识过程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过程相一致。因此，这一理论中包含有合理的内核。
孙中山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出于革命需要而探讨知行问题的思想家。他为革命力辟传统的“知易行难”说之非，主张“知难行易”，要人们敢于行，积极投身革命实践，这对鼓舞革命党人的斗志，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知难行易”的知行观的提出，展开了中国近代认识论上的革命，把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应指出，从纯粹的理论角度看，知和行的关系不是用难易所能衡量和说明的，因而用“知难行易”来解释知行关系并不是很科学的。
《孙文学说》奠定了三民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由于时代的限制，孙中山当时所论证的仍然没有超出旧三民主义的范畴，但他的进化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是新三民主义的哲学思想基础。
25 《尚书》
25 《尚书》--------------------------------------------------------------------------------
最早的史书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由于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16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尚书》被人重视。
后来，它就逐渐散失了。
东晋元帝（司马睿）时，豫章内史梅蹟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尚书》（它与汉代的古文《尚书》也不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影响较大，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到唐朝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蹟所献的这个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
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学者开始怀疑梅蹟这部书，认为从文字看，不像周秦时的文词。到明清时，有更多的学者继续指责梅蹟这部书。明梅鷟作《尚书考异》，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清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都认为梅蹟的《尚书》为伪书。这一来，梅蹟的古文《尚书》其真伪，便成定论。
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书》早已散失，东晋梅蹟的古文《尚书》虽被认为是伪书，但它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们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共58篇，即《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
《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
《尚书》是难读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先秦的古书，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纪》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其中真伪参半，我们必须予以分辨。即使是伪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来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26 《春秋》
26 《春秋》--------------------------------------------------------------------------------
最早的编年体史书
《春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所谓编年体，就是“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它是按年、月、日有次序地记载史事的史书。如果说，《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纪传体史书，是横的叙述历史，那么，《春秋》、《资治通鉴》这类的编年体史书，就是纵的叙述历史。
编年体这种体裁的史书，在世界上，我国起源最早。东周时，各诸侯国都设置史官撰写本国的编年史，但名称不统一，燕、齐、鲁、宋等国均称《春秋》，因商代和西周时，一年只有春、秋二时，而无冬、夏，因此古人称年为“春秋”。
春秋时期，虽然已有四时划分，但是人们仍然习惯用旧称。所以各国史书大多以《春秋》命名。而晋称《乘》，楚称《梼杌》。
东周时诸侯国的史书后来均已散失，只有孔子编订的鲁国史《春秋》留传了下来，这是孔子的一大功劳。《春秋》是孔子晚年呕心沥血之作。孔子周游列国经历了14年之久，他在68岁返鲁后，以“国老”身份问政，因此有条件阅读鲁国档案。他为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以便留给后人效法，就用晚年的精力编纂《春秋》等“六经”。关于孔子删订《春秋》的意图，孟子说得很清楚：“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理解他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人），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订《春秋》的人。可见，孔子编订《春秋》的目的是为匡救时弊，因此，他的思想和主张便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春秋》的字里行间，即所谓“微言大义”。
所谓“微言大义”，诸如当时吴国、楚国的国君，都已自称为王，这对于维护宗法制的尊卑贵贱等级观念的孔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孔子在“正名”的思想指导下，在《春秋》中却把他们贬称为“子”，以示对这些诸侯竟敢僭拟天子专用王号的谴责。对于这种“春秋”笔法，司马迁得出这样的结论：
“《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本人把经他删订的《春秋》看成是他的第二生命。
《春秋》记载了上自公元前722年（鲁隐公元年），下至前481年（鲁哀公十四年），包括12个国君，合计242年的历史。它虽是鲁国史的一部分，但它把鲁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以及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也作了广泛的记载。因此，史学家就把200多年的这段历史叫做“春秋”时期。
孔子是活到73岁才辞世的，那么，为什么孔子到71岁时就停止写《春秋》呢？鲁哀公十四年春天，管理山林的“虞人”和叔孙氏的仆从鉏商，在曲阜西（今巨野县一带）打猎（“大野”），捕获一只怪兽归来，叔孙氏看到此怪兽，以为不吉祥，便赐给“虞人”。孔子看了说：“这是麟啊！它为什么来啊！为什么来啊！”边说边掩面大哭，涕泪沾襟。孔子这时正在写《春秋》，他认为麟是“仁兽”，太平盛世才出现，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出非其时而被猎获，因而伤感。于是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之后，就不写了。这就是传说中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春秋·经》：鲁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春秋》全书大约17000字，主要内容记载春秋时期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包括诸侯国之间的征伐、会盟、朝聘等；也记载一些自然现象，如日蚀、月蚀、地震、山崩、星变、水灾、虫灾等；经济文化方面，记载一些祭祀、婚丧、城筑、宫室、搜狩、土田等。
在对待人与神关系上，孔子的历史观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王道的兴衰取决于“天命”，表现了天命主宰历史的唯心史观；而另一方面，孔子又明确表示“敬鬼神而远之”，这说明他对鬼神是抱怀疑和保留态度的。对于一些灾异现象与人事有什么关系，他没有明确表态。可见，他持保留态度。
孔子编订的《春秋》有明确的时间顺序的特点，对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北宋时由司马光主编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就是按年、月、日顺序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又是我国第一部私修的史书，它打破了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对于史学的垄断和控制，因此它在史学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由于孔子开创了私人著书的学术风气，开辟研究近现代史的风气，成为后来诸子百家竞相著书立说的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的先声。
孔子的“春秋”笔法，还表现在敢于揭露统治者淫秽纳贿、仇杀助乱的黑暗面。如隐公元年，记载了周平王向鲁惠公的妾仲子赠送葬礼的东西。在孔子看来，这是为君者不守君道的表现，不成体统，记上这一笔，让后来的统治者有所警惕。
《春秋》也记载自然现状。如它精辟地记叙了公元前611年彗星（哈雷彗星）入紫微境的事：“秋七月，有星孝入于北斗。”（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史上彗星运行的最早记录。）又如，它记录了公元前687年3月16日“夜中星陨如雨”的陨石雨情况。孔子保留了这些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春秋》的文字过于简洁，有的只记结果，没有写它的原委，要读懂它，确实不容易。如隐公八年（前715年），在一条记事中，只记了一个“螟”字，它仅是告诉人们，这年发生了螟虫灾害，但具体在什么地方，灾情多大？却没有记清楚。所以，后世的学者，对《春秋》作了许多的引申和解释。
由于《春秋》是孔子编订的“六经”之一，它被儒家各派尊为“经”，对它的解释称为“传”。到汉代时，这种传已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夹氏传》和《邹氏传》5种之多，后来，《夹氏传》和《邹氏传》亡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是我们读《春秋》时可对照参考的。
《春秋》有些材料的来源也有些问题，对材料又未剪裁，尤其是记别国的事，人云亦云。至于鲁国，“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史记·孔子世家》称：“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实际上这是夸大之词。王安石称《春秋》为“断烂朝报”，也有点过分。而梁启超称《春秋》为“流水账簿”，却是有点道理的。
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在于它以年月为经，以事实为纬，容易使人看清事件之间发生的联系。它的缺点，主要是同一事件发生和延续的时间过长，记载时就难免犯前后割裂的毛病；
还有记人物活动时，更难详其来龙去脉。因此，后来才有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出现。
27 《春秋》三传
27 《春秋》三传--------------------------------------------------------------------------------
“其言简而要，其事洋而博”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
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文
艺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5传。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
只有《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流传至今，被称为“《春秋》三传”。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30卷。《左传》的作者是谁，历来
颇有争议。汉代时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丘明在口
授《春秋》以教弟子时，怕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汉书·艺文志》），故用
事实来补订《春秋》，作《左氏传》。清代今文经学家们则认为《左传》是刘歆托名改
编。近人认为根据传文和结束年代等方面分析，《左传》是战国初年人根据各国史料编
成的，可能并非出于同一作者之手。
《左传》的体例是编年纪事体，内容大部分是传注史事，叙述《春秋》经文重要史
事的过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多
出17年。
若按叙事时间论，则到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454年）为止，下限比《春秋》多27
年。所记鲁国君主也比《春秋》多1位，为13位。文字增加更多，共计约18余万字，内
容大大丰富了。
《左传》与《春秋》相比，传文内容与经文内容并非十分密切配合，或经文有而传
文缺，或传文有而经文无。故后人认为《左传》虽因《春秋》而作，但在编年体例上比
《春秋》完备，在史料和文字价值上也远远超过《春秋》，完全可以独立称为史书，所
以称其为《左氏春秋》。
《左传》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
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帐式
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
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如春秋时的几次大的战役：齐楚
召陵（郾城）之役（鲁僖公四年）、晋楚城濮（濮县）之役（鲁僖公二十八年）、秦晋
濮（陕县）之役（鲁僖公三十三年）、楚晋邲（郑县）之役（鲁宣公十二年）、齐晋鄢
陵之役（鲁成公十六年）
等等，《左传》皆有生动详实的记载，为我们研究春秋时大国争霸的历史提供了史
料。又如鲁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事，是西周王室兴衰的生动写照。因此，《左
传》是研究春秋史的宝贵参考书籍。《左传》注本主要是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
唐时孔颖达作《春秋左传正义》，陆德明撰《经典释文》，均采用杜注。1977年人民出
版社根据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内附陆氏《经典释文》的有关注文，改名为《春秋左
传集解》出版，此为目前最好注本。
《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公羊春秋》，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
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相传其作者为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齐人
公羊高。
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子都）一
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公羊传》有东汉何休撰《春秋公羊解诂》、唐朝
徐彦作《公羊传疏》、清朝陈立撰《公羊义疏》。
《谷梁传》亦称《春秋谷梁传》、《谷梁春秋》，为儒家经典之一。起于鲁隐公元
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体裁与《公羊传》相似。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
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晋人范宁
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
为清代学者注解《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内容和特点在今人看来大同小异，二者都重视阐释《春
秋》之“大义”或“宗旨”，不重历史事实的传注，因而史料价值远远低于《左传》。
从经学的角度看，二者则各有所侧重。《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
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
《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
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谷梁传》则
着重宣扬儒家思想的另一方面：重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为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
稳定封建统治的长远利益服务，因而也受到统治阶级的极大重视。它是我们研究秦汉间
及西汉初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春秋》及三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
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左传》在唐宋两代被定为“大经”；《谷梁传》和
《公羊传》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三传与《春秋》合刊，均
被列入十三经中。
《春秋》与三传文字洗练，记事简洁明了，遣词井然有序，对后世文学家、史学家
影响颇大。尤其是《左传》，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说：“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
博。”语言之精要已成为后代楷模。《左传》文字优美生动，在文学性方面较之《春秋》
有很大增强，从“大事记”式的记录发展为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展示，塑造了丰满的人物
形象，堪称为文史并茂的历史、文学名著。司马迁发扬《左传》的传统，为世人留下了
亦史亦文的巨著《史记》，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裁、手法均深受《左传》影响。
28 《国语》
28 《国语》--------------------------------------------------------------------------------
最早的国别史
《国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关于它的作者，历史上多有争议。唐宋以前，人们都认为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所著。如西汉时的司马迁、东汉的班固、吴国的韦昭、唐朝的刘知几等都持此说。按照他们的说法，我们可以得知《国语》的成书经过为：孔子作《春秋》后，左丘明为之作传，即《春秋左氏传》。后来，左丘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尽”，根据传注《春秋》时所剩材料，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编著了一本《国语》。故《国语》又被称为《春秋外传》，《春秋左氏传》被称为《春秋内传》。然而，唐宋以后很多学者对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一事提出异议，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国语》是在战国初年编辑而成，作者有待进一步考证。
《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都记载《国语》为21卷，与今本相同。其体例是分国记载，有《周语》3卷、《鲁语》2卷、《齐语》1卷、《晋书》9卷、《郑语》1卷、《楚语》2卷、《吴语》1卷、《越语》2卷。
《国语》记载史实的时间，上起西周周穆王征犬戎（约公元前976年），下至韩、赵、魏灭智伯，共约500年间的历史，但《国语》不是编年体，它是以国分类。《国语》中《周语》排在最前面，内容也很丰富，它又和鲁，齐、晋、郑、楚、吴、越并列，所以又不像严格意义上的分国史体例。《国语》记载晋国史事最多，内容最丰富，其卷数占整书的近一半，相比之下，其他国的记载就很简略了，如《郑语》，仅记载了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因此，有人将《国语》称之为《晋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国语》与《左传》之间的关系，有继承，又有发展。《国语》记事与《左传》相同者有60余事，而史实中的细节，又有8事与《左传》不同，可见所依据的材料并不完全相同。《左传》记周王室事迹很简略，《国语》则记有穆、恭、厉、幽、宣、襄、定、灵、景、敬10王的大事，为后代保留了研究周王室的宝贵资料。《左传》对齐桓公成霸业的历史记载简略，《国语》的《齐语》则专记管仲相齐的业绩，对后人详细了解齐桓公霸业形成之经过大有裨益。《左传》对越灭吴的记载略而不详，《国语》的《越语》则用很大的篇幅，生动详细地记载了越王勾践如何忍辱负重，发愤图强，最终灭吴的历史。《左传》记事，偏重于事件之原委，而《国语》则很注重各国贵族的言论。二者可相互参证，相互补充。总之，《国语》作为《春秋外传》，确实可补《春秋内传》——
《左传》之不足，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所以，司马迁修《史记》时，将《国语》列为重要的参考书目。
《国语》开创了以国分类的国别史体例，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陈寿的《三国志》、常璩的《华阳国志》、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吴任臣的《十国春秋》，都是《国语》体例的发展。
《国语》的写作风格以记实为主，注重客观描写，它不像《左传》、《史记》那样，在文中加“君子曰”、“太史公曰”以表明作者立场之类的评语，而是通过客观具体的描述，让读者自己去细细品味，揣摩作者的写作意图。《国语》的原始资料来源不同，所以其文风也不很统一，通过文风我们可以感觉到多姿多采的各地民风：“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楚多恣放。”（崔述《沫泗考信录·余录》）
《国语》以记述西周末年至春秋时期各国贵族言论为主，通过各有风格、各有特色的语言来塑造人物性格，表述不同人物的思想及命运，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用语言记史，生动、精练，为历代所称道。《吴语》、《越语》记载吴越两国斗争始末，从吴败越，越王勾践卑事吴王夫差，最后终于灭吴，如此大事，包括两国最高层的谋略，大臣的劝谏，两国外交、内政、战争以及人心向背等，大都是通过对话来表现的。除表现重大历史事件外，作者还善于选取一些精彩的言论，用以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如《周语》“召公谏弭谤”一节，提出了统治者如何对待民间舆论的问题，对那些专制霸道，妄图用高压手段压制来自人民的批评的统治者提出了严正的警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一著名论断也反映了当时统治阶级中开明之士的重民思想。《国语》中的《鲁语》，记载孔子的言论，含有儒家的思想；《齐语》记管仲谈霸术，含有法家思想；《越语》记范蠡尚阴柔，功成身退，带有浓厚的道家思想。因此，《国语》又是古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来源。
《国语》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以其缜密、生动、精练、真切的笔法，在历史散文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现存最早的《国语》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因宋庠字公序，故称）。另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国语》点校本，广泛吸取前人的校勘成果，注释简明，易于阅读。
29 《战国策》
29 《战国策》--------------------------------------------------------------------------------
“长短纵横之术”
西汉时，宫廷的密室中藏有很多战国时的史料，但这些珍贵的史料却错乱残破不全，一些残简上的字只剩下一半，如“趙”字只剩下了“肖”，此类错误屡见不鲜。朝廷便将编校整理这些史料的任务交给了著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刘向。宫廷密室所藏战国史料，分别名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刘向以国别划分，把6种书的资料，分别编入12国中。因这些材料大多是记述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所以，刘向将其定名为《战国策》。然而，《战国策》里并非尽是策士的说辞，还有诸如“豫让刺襄子”、“荆轲刺秦王”之类记载，所以，不能仅视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游说之辞的汇编，它还是一部上接《春秋左氏传》，下接陆贾《楚汉春秋》的战国杂史。
《战国策》，33篇，记载了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间的历史。因此书思想活跃，有许多纵横阴谋之术，不合于儒家的思想，故被儒家所排斥，未得在世广泛传播，后来便逐渐残缺不全。如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有《蒯通说韩信自立》一篇，曾被司马贞的《史记索隐·淮阴侯列传注》所引，但后来《战国策》中此篇佚失。据《崇文总目》称，共散失11篇。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从士大夫的私人藏书中访求书籍，并加以校订，正其谬误，又重新凑足了33篇。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曾巩所校订的《战国策》与刘向所编订的《战国策》在篇目上已有出入。所以，历史上就存有两种文本的《战国策》，刘向所编为古本，曾巩所校补的为新本。
今本《战国策》的篇目如下：
1．《西周策》1篇，分为17章。2．《东周策》1篇，分为22章。3．《秦策》5篇，分为64章。4．《齐策》6篇，分为57章。5．《楚策》4篇，分为52章。6．《赵策》4篇，分为66章。7．《魏策》4篇，分为81章。8．《韩策》3篇，分为69章。9．《燕策》3篇，分为34章。10．《宋卫策》1篇，分为14章。11．《中山策》1篇，分为10章。以上共33篇，486章。这是元朝泰定二年（1325）年，由东阳人吴师道依据曾巩校补本而订定的。吴师道所著《战国策校注》通行至今，另有宋人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东汉高诱曾为旧本《战国策》作注，今残缺。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战国策》内容相似，可补今本《战国策》之讹误与不足。
《战国策》的作者是谁？对此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它是由多种书编订而成，显然不会是一人所作。人们对作者所处时代作了大量考证，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战国时人作。
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如长平之战、荆轲刺秦王等，故可断定其中大部分是战国时人著的；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如古本有《蒯通说韩信自立》，大概就是楚汉时人的著作；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边通、主父偃等都好“长短纵横之术”，蒯通还撰有《隽永》凡81首，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短长》、《长书》、《修书》，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隽永》，而蒯通可能就是《战国策》一书的作者之一。但很多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还缺乏确实的根据，如果说《战国策》的一部分是出自西汉时人之手，还有一定的道理。
《战国策》有很高的史学价值，尤其是刘向编校成书的古本，在中国古代史上曾占有很重要的史料地位。《战国策》是继《春秋》之后，讫楚汉之起，共245年的历史记载。如果从楚汉起事之年算起，即从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上推245年，正好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为其始。在《左传》、《国语》之后，《楚汉春秋》、《秦楚之际》之前，这中间245年的史料空白，主要靠《战国策》来填补。《战国策》保存了许多珍贵史料，如西周君、东周君二国的情况，楚幽王为春申君之后，郭开谗李牧，吕不韦立子楚，嫪毐乱秦宫等，都是独家占有之史料，是司马迁修《史记》取材的唯一史料来源。
《战国策》很多篇是战国时人或稍后时人所著，其底本又是各国史策，故其中史实比较可信，真实性亦高。故司马迁修《史记》，采用《战国策》的史料计有八九十处。在战国诸子所著书中，也屡被征引。例如《楚策四·客说春申君》，见于《韩非子·奸劫弑臣》篇；《魏策一·文侯与虞人期猎》，见于《韩非子·说林》篇；《秦策一·张仪说秦》，见于《韩非子·初见秦》篇；《中山策·主父欲伐中山》，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篇；《齐策一·靖郭君善齐貌辨》，见于《吕氏春秋·知士》篇；《齐策三·孟尝君在薛》，见于《吕氏春秋·报更》篇；《魏策一·魏公叔痤病》，见于《吕氏春秋·长见》篇；《魏策二·魏惠王死》，见于《吕氏春秋·开春》篇。
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战国时史料亦取自《战国策》。
《战国策》中所收游说之士的纵横之论，反映了战国时的社会风貌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重大活动，生动记载了纵横家们的机智善辩、聪明智慧，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纵横家们在当时的社会大舞台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感人，有声有色的活剧，《战国策》为后人留下了那段历史的宝贵材料。受战国纵横家们的智慧、谋略的影响，至西汉时还涌现了陆贾、边通、主父偃、徐乐、邹阳、严助、庄安等一批纵横家。
《战国策》语言流畅犀利，笔调辛辣，善于将寓言故事巧妙地穿插于文中，用以说明抽象的道理，阐述自己的论点，是论辩文的典范。其中很多寓言和比喻后来成了著名的典故，如画蛇添足、狐假虎威、惊弓之鸟、南辕北辙、鹬蚌相争等。
《战国策》文笔优美，叙事生动形象，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著名散文家贾谊、晁错、司马迁，宋代的苏洵、苏辙、苏轼的散文都受到《战国策》的影响。《战国策》中运用的工整的对偶和排比句法及主客对答、抑客申主的写法，亦为汉赋所继承。
刘向为《战国策》一书命名，也同时为那段纷纭复杂、多姿多采的历史命了名——“战国”的名称由此而来，这也可看做是刘向编校《战国策》的额外收获吧。
30 《周礼》
30 《周礼》--------------------------------------------------------------------------------
最早最完整的官制记录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历史记载和历史典籍最丰富、最完整、最系统的国家。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