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
以下是引用暖水袋在2003-7-10 12:14:20的发言daisywcl@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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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邮寄出了！
厉害
这些书我是不太能静下心来看的收到谢谢。
以下是引用玩主在2003-7-11 17:12:25的发言已经邮寄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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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旧唐书》、《新唐书》
51 《旧唐书》、《新唐书》--------------------------------------------------------------------------------
“新旧合璧，备一代之典”
二十四史中有两部记载唐代历史的著作，按两书完成的先后，分别称为《旧唐书》和《新唐书》。
《旧唐书》是五代后晋的官修史书，当时叫《李氏书》。到宋朝，因欧阳修、宋祁等人编修了《唐书》，才有了新、旧之别，称前者为《旧唐书》，后者为《新唐书》。
《旧唐书》由纪、传、志三部分组成，共有200卷。
早在后梁、后唐两代，就已经开始了搜集资料、编撰唐史的准备工作。《旧唐书》的正式编撰始于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完成于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历时4年多。最初由宰相赵莹监修，做主持工作，他在组织人员、收集史料和确定体例上，做了大量工作。以后担任宰相的桑维翰、刘昫也相继担任监修。参加具体编写的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等9人。在全书最后完成时，正好是刘昫任监修，由他领衔奏上，所以《旧唐书》题为刘昫等撰。
《旧唐书》的显著特点是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也差别较大，这是由当时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
《旧唐书》编修的时代离唐朝灭亡很近，所以能直接利用大量史料，特别是唐代前期的史料。但由于当时正是割据混战的时代，《旧唐书》在短期内仓促修成，所以对唐代史官的著述照抄照录多而加工少，缺乏必要的剪裁、整理和概括。
关于唐代前期的历史，吴兢、韦述、于休烈、令狐峘等人相继编写的《唐书》130卷以及唐高祖到唐文宗的各朝实录对唐初至唐代宗时期的历史事件记述较为完整。唐代后期的史料则较少，只有《武宗实录》1卷和其他零碎材料。《旧唐史》主要是抄录唐代史料成书，所以后期大不如前。穆宗以后的本纪繁杂，《历志》、《经籍志》的记述仅至玄宗时代，列传对唐代末期人物缺漏很多。此外还有一人两传，同一篇文字重复出现等现象。《旧唐书》比较粗糙是它的重要缺陷。
尽管《旧唐书》存在着上述的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著《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
《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
《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
《旧唐书》编撰所遵循的指导原则是“纂修须按于旧章”，即忠实于唐代遗留下来的原始资料，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完全按照当时人的思想认识，这样就真实地反映唐代不同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时代风貌。
由于《旧唐书》的这些优点，所以它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新唐书》虽然在史料上作了一些补充，特别是志、表以及唐后期的列传部分，但是《新唐书》意在克服《旧唐书》记事繁杂的缺点，所以行文记事又过于简略，使读者不易了解具体情况。《新唐书》还对《旧唐书》中保存的大量文章，进行了删削、改写，这样就改变了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相比之下，《新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不能取代《旧唐书》的。
《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
52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52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
“综事迹之备，追《史记》之文”
北宋时期，先后有两部记述五代时期历史的著作，一部是由薛居正主持的官修史书《旧五代史》，一部是由欧阳修私修的《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原来称为《五代史》，或《梁唐晋汉周书》，共150卷。完成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四月至第二年闰十月，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澹、李昉等人同修。后来欧阳修《五代史记》问世后，称为《新五代史》，薛居正等所修的史书就被称为《旧五代史》。
《旧五代史》编修的目的性是很强的，那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宋王朝的政治提供借鉴。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分裂混乱的时期，在短短的50余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先后出现了5个王朝，这些王朝的创建者都是前朝的镇将，他们手握重兵，一旦时机可乘就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这个时期的中央政权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制服藩镇，谁的兵强马壮谁就可以做皇帝，毫无秩序可言。因此，王朝的变换很快。此外，5个中原王朝之外，还先后存在过10个独立的小国。北宋是继后周之后而建立的，赵匡胤有结束分裂局面，建立稳固的赵宋王朝的雄心。因此，总结五代时期的经验教训就很重要。
《旧五代史》的编撰只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速度是很快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北宋离五代很近，参加编写的史官大多亲眼目睹了五代的历史场面，对五代的历史比较熟悉。另外，当时可以利用的资料比较全面，主要有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还有范质所编《五代通录》可供借鉴。
《旧五代史》由《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杂传》、《志》7个部分组成。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
《旧五代史》主要依据五代时期各朝《实录》，这些《实录》是原始资料，比较能反映历史实际，特别是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可信程度很高。《旧五代史》保存了大量五代时期的历史文献，是它的可贵之处。《旧五代史》现存的《志》有10篇，全面地叙述了五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旧五代史》所叙述的范围，除中原王朝外，北至契丹，南至占城（越南北部），西至党项，东至新罗（朝鲜）的广大范围内的情况均有交待。
《旧五代史》因为史料丰富翔实，所以很受重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胡三省著《通鉴注》都依据此书。
《旧五代史》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因为它是依据五代实录，而实录多是由当朝人编写，所以隐讳粉饰的地方较多，修《旧五代史》的史官又多是五代时的旧臣，他们不加区分地照录了这些不实屈笔的文字，使书中的不少记述不符合历史事实，另外《旧五代史》叙事较为繁杂。这些都引起后人对它的批评。
北宋时期，《旧五代史》与《新五代史》并行于世，到后来《新五代史》因为更符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越来越受到推崇，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下诏不用《旧五代史》而专用《新五代史》，到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邵晋涵等人才从《永乐大典》等书中加以辑录整理，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
《新五代史》是欧阳修私修的史书。中国古代本来有私家修史的传统，但隋文帝时下诏禁止私人修史，正史都由官修，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唐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
《新五代史》由本纪、列传、考、世家、年谱、四夷附录六部分组成，共74卷。在编撰体例上，欧阳修不按朝代界限，打破了《旧五代史
53 《资治通鉴》
53 《资治通鉴》--------------------------------------------------------------------------------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
53 《资治通鉴》续完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的《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
54 《通鉴纪事本末》
54 《通鉴纪事本末》--------------------------------------------------------------------------------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卷三《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
55 《通志》
55 《通志》--------------------------------------------------------------------------------
“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
属典章制度的书，一般称为“政书”。它专讲我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和演变，保存历代的文化、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资料，使用价值很大。我国古代最早涉及典章制度的，当推典谟训诰一类的文字记载，以及“三礼”专著。到汉代，司马迁作《史记》，以八书——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的形式记述了汉武帝以前历代典章制度的原委；东汉班固写《汉书》则改《史记》中的“书”为“志”。此后，各代凡涉及典章制度的，修史者均依前例散记于有关史书的各“志”中。这自然不可能是很有系统的。到唐代，刘知几的儿子刘秩作《政典》，遂有典章制度的专著，但它叙述十分简陋，不被人重视。后来杜佑在“志”的基础上更详细地论述了历代典章制度，有《通典》问世，由于它编排得体，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发凡起例者。
《通典》之后为后人所注意的，有郑樵作的《通志》与马端临作的《文献通考》，以上三书被合称为“三通”。“三通”所记我国古代典章制度内容全面，分类得当，源流分明，检索方便，所以深受后人欢迎。
郑樵（1103—1162年），字渔仲，宋兴化军莆田（今福建莆田）人。他从16岁开始，谢绝人事，闭门读书，“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夹漈遗稿》卷二《献皇帝书》）。他不应科举，无心于仕进，深居夹漈山读书、讲学30年，所以人称为夹漈先生。据《宋史·郑樵传》记载，郑樵好著书，自比不下汉的刘向、扬雄。每搜奇书访古，遇藏书家必借留，读尽其家之书而去。他一生著作甚丰，有《氏族志》、《动物态》、《图书志》等80余种。但其代表作，却是一部包罗各代历史的《通志》。郑樵是自学成才，既无家学，又不是史官，在客观条件上，既不如司马迁，也不如班固。
郑樵所处的时代，是金兵南侵，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包围汴京，第二年汴京沦陷，钦、徽二帝被俘北去。从此，宋室南迁。郑樵从主张抗金，转入著述生活。1158年，郑樵被宋高宗面召对策，他当着皇帝的面述说自班固以来历代史家作史的不足之处。高宗很赞赏他的宏论，说他敷陈古义，自成一家。郑樵的晚年，埋头撰写《通志》，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抄成之后，便进京献书，终于得了一个枢密院编修的官衔，准许他进入秘书省翻阅书籍，可惜被人弹劾，失去了这种权利，不久便病死了。
《通志》是郑樵毕生心血的结晶，他说是“五十载总为一书”。它共有200卷，记上古至隋唐的制度（二十略记上古至唐，纪传记三皇至隋）。全书分为：帝纪1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二十略52卷，世家3卷，宗室8卷，列传130卷，载记8卷。其中，后妃、宗室、世家三部分，性质和列传相近，篇幅也不多，后人把它归入列传，这样，《通志》就成为纪、传、谱、略、载记五种体例构成的史书了。它实际上是继承《史记》的传统体裁，不过在改“表”为“谱”、易“志”为“略”，以及全书纲目体例的统一，史事的考订改编，二十略的创作等方面，都有他的独到的见识，也有所创新，所以，章学诚称赞《通志》，是郑氏“别识心裁”的创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郑樵在《通志》中十分重视二十略。
这二十略有些是郑樵独创的，像氏族、六书、七音、都邑、草木昆虫等略。郑樵自己也说过：“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通志·总序》）
郑氏在编纂《通志》这部500多万字的巨著时，其方法是值得
56 《文献通考》
56 《文献通考》--------------------------------------------------------------------------------
“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
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
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
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
《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
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
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
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
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
“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
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
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
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
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
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
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
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
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
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
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
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
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
《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
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
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
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
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
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
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
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
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
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
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
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
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