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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琳2002

只在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她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 形。 她那总是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 而又并非是真实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 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尔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 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 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论次、视力几乎到零、迅速得让人感到毫无 思想准备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它的病不会有， 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 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她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 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不但没有查 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 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0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 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 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 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 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 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 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她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 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 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 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 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母亲的病根，也道出了母亲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 就看出母亲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是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 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 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地，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 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 从一九九0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 又带她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查不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 有脑垂体瘤。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 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垂体瘤的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 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的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 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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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特别是内分泌对人体的重大的影响。 他建议再给母亲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 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母亲。我只对她说，由于护 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 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她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她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就问护 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 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 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 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 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相当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 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 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便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母亲 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母亲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智、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 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就响起一种嗖嗖的音 响，像时光、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 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 留的过程的暗示。 大势已去，眼前就是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 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 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母亲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 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 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过于相 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 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当时就指点迷津他说， 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0一医院和博爱康复 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我们头上， 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联系上了一个机会。八月 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沙洗的丝绸上衣，一 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荫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七年得过 黄胆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太容易的事。车门那 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桶，只有 蹲坑。她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得不行。最后她 紧张他说：“算了，不解了。” 我很发愁，这样凑合怎么行，好在她并没有显出不适的样子。 一般来说，妈出门之前总是先上厕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备无患的意思。 这次要上厕所可能是为了准备做那长时间的检查。 本以为上午就可以顺利做完检查，可是中途停电，不能做了。医生让我们下午 再来。 幸亏有先生的司机帮忙，否则那样偏远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车费就 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我赶紧做了一顿简便的午饭草草吃下。吃完午饭，时间也 就到了。还是妈先到厨房来叫我，那时我刚刚收拾完厨房，想来妈根本没有休息。 她怎能静下心来休息！见我每日里活动得如此急迫，她大该也猜到事情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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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医院还是等。检查进行得慢，每个病人的检查，差不多都需要一个或一个半小时， 天气又热，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简直没有什么树荫可以在下面停车。我不过意让先生的司机 久等，就请他先回家休息，等妈做完检查再打电话给他。 下午五点钟左右才轮到我们，我搀着妈进了检查室。检查床并不很高，但我知道妈是上 不去的。我用尽全力托着她，她还是迈不上检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检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 帮忙，一起把妈抬上了检查床。连我一共三个人，可还觉得相当吃力。妈自己也纳闷：“我 怎么这么沉呢？” 我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躲避着她的话茬，也躲避着这句话的晦气，不然我如何回答 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妈。我们都知道，按照民间的说 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 ※ ※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蛹蛹地想动，我赶紧提醒她： “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泉，我振作精神， 好像什么让人焦心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有见过的这一景观，可是妈没有显 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发生什 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她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凶多吉少、却要显 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的时分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我搀扶，她说： “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又下来接她。那时，她刚上了 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 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 脸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日子。过去每到这 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却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别在她就要住 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她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档，赶快把妈的病情对唐棣说了 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团不明性状的氤氲，没有形成具 体的性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还在 他乡、鞭长莫及地干着急。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 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心痛 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更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声叫一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他是人、是鬼、是 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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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然后再到 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意见是尽快手术。 我不知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能做这种手术，而 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所见到过的几个病 例，发展到后期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个还专门拣食垃圾等等。而垂体瘤 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程。 ※ ※ ※ 多亏宋凡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这样人满为患的专 科医院，还不如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到了综合 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母亲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使马上汇 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变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为安装新 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 ※ ※ 妈去世后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一个电 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想 不到后来果真中了这一戏言。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着妈：“您别这么 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这样会 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 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 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 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我给她脱下 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 门，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 还是没来呢？ ※ ※ ※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表示了对俞大姐的感谢：“张洁太累、也太苦了。我尽量 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 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 之术。特别在我和妈从美国回来以后，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 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 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的一应手续，如果没有先生 的帮助，妈又怎能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 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单携带礼 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于一二。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我就成了 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真的有油、盐、 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动？而那桩桩件件、 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不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 子。这就势必造成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驴子。难免就向妈报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 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 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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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 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是让人 坑、老是让她操不完的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 ※ ※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带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绒背心（虽然谁也看不 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和上有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襟衣，一双蓝色软 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采 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我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 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旧得豁 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 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老 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 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 担。便豪迈他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 机票就行了。” 她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你就带这 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我带。到那儿以 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 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她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穿球 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由于我的不兑 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海关人 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这岂不是更惨？ 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她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妈 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缝大都没有受过正 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毛糙。还赶不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 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天，到了 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拣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划线。沿着这两条划 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 缝瘦。而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不是太委屈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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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不 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 八年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这笔 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着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 会男朋友怎么能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 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轮到自己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她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扮我那样 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最贵 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好。我要 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待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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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办好住院 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 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坐桶，她 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 个可供她随时使用、并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 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容满面地 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痛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 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呐，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我问她一 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忍再给我添乱。为 了心痛我，她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混着很 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怕妈会蹭一手 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 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它的地方，等我歇过劲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护士为我 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托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前预定的。临时添 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太师椅上 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 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的地步。朋友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 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地？”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做。” 她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榻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见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 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它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 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自疚。 从我一嗅到这股味道起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 我给您洗。” 她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那种“老来福”。以 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 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为她料理的一些琐 事。比如更换内裤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她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 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 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剩有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地给她治，让她的脚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 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 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于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 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设计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 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她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 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这两个小时是清醒的。 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 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 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 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的疑惑可不就是真的。 只有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她的生命即使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她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 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她说：“为了给我治 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她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是几滴清泪罢了。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她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让我倍感伤情。我强做欢颜他说： “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象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 买条人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们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 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们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 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 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再 也没有流过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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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 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 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 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安慰、开 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 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 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 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 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 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 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 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 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 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 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个年 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 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 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就如 他所料。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 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 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义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最小的手 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 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 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 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 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 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 ※ ※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 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 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 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 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 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 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 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 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 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能像一般人在这种 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 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 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 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 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 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眼睛 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 ※ ※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 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 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 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 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 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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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 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抗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 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减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 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她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要我安慰、开 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 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她浅浅地、亦庄亦谐，甚至还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 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 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所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 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 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 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办法有，但是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 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解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 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 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胆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 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对一个年 轻人来说，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对老年人就很难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 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 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就如 他所料。 又说：“老年人的脑子，软得都像豆腐渣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 能把脑子戳出两个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 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义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最小的手 术了，和普通外科手术中的切除盲肠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 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当然首先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 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地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 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向他多次探询过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 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之后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 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 ※ ※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 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 关系，顶多就是失明。”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 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将来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 上他们怎么得了。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他问：“难道你没人可以一块 商量商量吗？”我说：“没有。”甲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我不 是没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问题是我拿不了！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 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 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你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 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不但不能像一般人在这种 时候常做的那样，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 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钩。 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 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 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 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 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她叫住了。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眼睛 里的泪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她到底看见了我的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 ※ ※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 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也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 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 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 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 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么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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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要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尔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 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活。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她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 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 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 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 地朝她全身看了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夫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 间的万千风景？ 她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中间开口的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 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 美国回来后新给她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 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 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 ※ ※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忆在我心 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联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压着我 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老迈，也更显得孤助无援。想必我亦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 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 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负起托靠大夫的责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 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他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以为妈是 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家听见。”到 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所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谓地说，“不怕，一点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伤人、太不懂人情事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加更多的 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 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待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 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 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她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活何曾荣 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咸菜，直到我有了 稿费收入，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 热，不像在二里沟住着的时候，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 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她不只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了， 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她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她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在我 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样 无时无刻不左右在我的一旁。 她是为了我们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她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她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但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 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 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她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 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 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她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她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