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转发] 方法的极限(1)

上帝这件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他还曾经是凡人吗？人不是上帝造的吗？我对上帝倒真的没有什么研究，这里用上帝很简单，其实就是万能之神的化身，对于这种万能之神，我感觉一般人是见不到的，至于有人说见过上帝，那也许吧。

就我的理解，上帝应该是可以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吧，总之，无论上帝，还是真理，其实我想说的意思是，它们都是人们的信仰，是想象的最美好的、最不可反抗的、终极的东西。同时也是在现实世界中无法随便看到、验证东西。正是这些特点，才使得这些东西怎么说都可以，反正谁也见不到。

这个我不想再分辨什么了，其实仅仅是一个比喻而已，来说明真理是信仰这个道理，我倒是没有考虑太严谨。

对于“科学”这个问题，倒是一个经典的问题。以人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科学研究到底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曾经是个传统的争论问题，好像心理学在开始的时候，也不被承认是科学。管理学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在国内现在有时候还在争论，国内管理学属于自然科学基金，听我的老师曾经说过，很长一段时间内，管理学的基金在申请答辩的时候，首先要花很长时间向哪些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说明，管理学也是科学，还有一些自然科学家经常问管理学家，管理学和巫术有什么区别。现在国家开始大力提倡管理的重要性，这种状况逐渐改善了。

但究竟什么是科学？难道心理学研究、管理学研究是科学、社会学研究就不是科学了吗？或者说凡是用了否证大法的是科学，不用否证大法的是科学吗？再或者说能用定量分析的是科学，不能用定量分析的不是科学吗？

（刚才不小心，敲了回车键，这里继续说）
对这些问题，好像有过很多争论。也很难得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由于科学现在有合法地位，所以每个学科的研究者基本上都有冲动证明自己的研究是科学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争论是和利益挂钩的。很难有谁给出一个标准，判断那个是科学研究，那个不是科学研究。比如定性研究来说吧，我相信肯定有人认为定性研究是科学研究，而这些人也最可能是使用定性研究的人，也肯定有人认为定性研究不是科学研究，而这些人是最可能使用定量研究的人。有人说管理学不是科学研究，那它很大可能就不是研究管理的，而是研究自然科学的；有人说管理学是科学研究，它很可能就是管理学家。总之这是没有头的争论。

我认为定性研究是科学。其实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不是整个研究，而是研究的不同阶段。一个完整的研究，从现实问题到研究结论，很难避开定性和定量这两个阶段的。要得到定量研究的前提——猜想，你必须先去想，而这个过程有的可能比较简单，以至于看上去好像没有定性研究；有的则很复杂，需要用特定方法来完成这个阶段，但无论阶段和复杂，其实这个过程是存在的，至于用什么方法（如扎根理论、民族志、case等等），或者不用方法，这些都是形式差异，根本目的都是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发现一些基本规律（未曾验证的关系）。有了这个之后，才是后面的定量分析。

如果只把定量研究称为科学研究，定性研究不是科学研究，那么请问定量研究的假设怎么得到的？得到假设的过程是不是科学的？如果这个过程是不科学的，那么定量研究还能否称为科学研究？

任何一个研究都有得到假设，和验证假设的过程。而得到假设的过程一般都是定性研究，只是有的简单，有的复杂。其实自然科学中，往往得到假设的过程很简单，有很多都是研究者灵光一闪，社会科学则要对纷繁复杂的现象进行整理抽象。在这一阶段，实际上自然科学研究者并不比社会科学研究者更成熟。但当得到假设验证的时候，自然科学研究者往往就现代很严谨了，社会科学研究者似乎就不太严谨。

如果完整地看待这个研究过程，能根据什么理由把定性研究排除在科学之外呢？难道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不都是整个研究过程的局部吗？

因此前面所说的科学，实际上就是指一个完整的研究过程，这个过程即包括定性研究，也包括定量研究。只要这个过程遵循一种特定的、合理的程序（哪怕是你自己独创的程序），它也可能是科学研究。而如果这个程序并不合理，仅仅是在验证部分做了定量分析，例如测量了全球大学生的毕业数量，又测量了气候变暖，然后发现随着大学生数量增多，全球气候变暖，因此大学生是气候变暖的原因。这种研究就不是科学研究。

法律本身并不必然带来公平和正义，但是法律至少可以保证在程序上是正义的。我认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必然带来正确的认识，但是科学研究至少可以保证在程序上是接近正确的，尽力客观的，尽力可重复的……等等一切所谓的科学性（究竟什么是科学，我也不清楚）。

不仅要感叹，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与地的距离，而是我们在说着同一个概念，但你想的这个概念是这样的，我想的却是那样的。沟通最难，理解万岁！

顺带提一下自己的想法，希望能把这个问题探讨探讨。“Don Hambrick最近写了一篇“管理学是否太理论化”。这篇文章我没有看过（有一段时间没有读文献了），但是我感觉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不认为管理学研究太理论化，相反，我却认为管理学研究是极为缺乏理论的。当前的管理学研究并不是说把理论做的多深、多多，而实际上是不重理论，重模型（把一些概念组装起来）和方法论。这非常说明挂管理研究没关涉现实生活，因为当真正面对现实生活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充满变化的现实时，往往会产生很多理论。kenny也曾经说过，真正的管理学理论并不多。

更重要的是，记得Lewin曾经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说好的理论是最接近现实的，我认为这句话非常有道理，当真正把握住现实的时候，就会产生好的理论。同样，当一个理论被认为好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其实和现实是如此贴近。比如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简单，好理论。这个理论和现实难道不是非常贴切吗？

直面现实的时候，你必然会产生理论。当回避现实的时候，提出一个理论就会变得好难好难。我也没有看Don Hambrick的文章，但我想它可能也是指这个问题吧，应该不是认为管理研究真的理论太多吧。

谢谢Kenny耐心的引导，无以致谢，只希望我们能把用心感受到的这种精神通过我们每个人所言所行传递出去吧。也谢谢Eleven一大早起来分享的这些观点和source白熊前面的分享，很欣赏你们的文字，充满了认真的思考。常常被这里的氛围所感动...

Eleven提到的“什么是科学”应该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也是我现在有些困惑的。科学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定义，从目的上看，科学是为了求真和寻找客观存在的规律，它是人类发展系统的知识体系的工具，因此早期的科学、哲学、宗教是不分家的，因为它们的目标相同，都是了解“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而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更多是从方法上定义的，就是说更关注“我们用什么逻辑和方法得到的知识更有可能是客观和系统的”，如韦世词典的定义“科学是从观察、研究、实验中所导出来的一门有系统的知识”，再如我们习惯用popper的“可证伪性”等原则来检验某个陈述是否属于科学方法可以运用的范畴。

科学分出来并不是因为它最好，也不代表它是我们得到客观知识的唯一来源，仅仅是因为它的方法不同，而方法是可以不断发展和创新的，正如Kenny和你都提到的定量、定性方法，只要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找到系统的、可靠的知识，又何必在乎它们的名字。可奇怪的是，它本来仅是因为方法不同被分出来，人们却把方法本身无限放大来定义科学，甚至取代了其“求真”的根本目的。

我所困惑的是,我们是用目的定义它更合理，还是用方法定义它更合理呢？觉得这个问题挺重要的，比如，它决定了我们判断管理学是否是科学时，到底是问“管理现象背后是否有稳定的客观规律？”还是问“管理学中的规律是否可以用现有的‘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再回到您前面讨论上帝的问题，的确，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较为稳定的、系统的、可重复验证的知识，但相应的，它可以研究的范围也就有很大限制了。比如历史事件就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研究，可我们不能说历史事件没有客观存在过。使用Popper的原则，科学能研究的问题是很有限的，只有“全称命题（如‘所有的A都……’）而不可以是“存在命题（如‘存在一个A,它……’或“不存在一个A，它……”）”。

如果“上帝是否存在”是一个客观知识，那这个问题似乎也不是我们有限的科学方法可以解决的。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可以有其它渠道去获得这个的客观知识，不知道你是否同意？不过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请教Kenny吧，不知是否可以请Kenny用另一个Blog帮助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呢？^o^

Jane的分享更明确的点出了乌大师的感慨与担忧！是的！「方法」应是协助我们达到科学原先求真的「目的」，但若我们把关注的重点渐渐放在方法的钻研，忽略了「理论和方法论此本与末、道与术、体与用」的关系，我们创造出来的知识，具备了多少科学求真的价值？看来，代表客观规律的理论在这求真路上，不仅需更严谨的运用，更可能是弥补方法极限的必要处方！

下面是我个人的一种观点，或者说问题的辨析可能已经涉及到信念的问题了，无所谓对于错的。

Kenny说现在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科学是有限的，而且也并不把科学同真理联系起来。但我认为这并非历史的完整事实，而仅仅是后现代思想逐渐成长起来之后，研究者实际上已经在进行另一次“背叛”，这种背叛同曾经背叛“上帝”一样，开始怀疑科学。但这种社会事实成为一种可观的现象仅仅是晚近的事情，而且至今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认为科学就是真理，科学研究就是发现真理。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随着启蒙运动以来，整个世界在西方引发了现代化过程，虽然还存在着现代化和现代性之间的一些争论，但是一个普遍的观点存在：绝对真理、统一解释、认识是大脑对实物的反应，这一基本范式是现代性和现代精神的关键内核。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很长时间，科学就是真理，科学研究就是发现者真理，世界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认识的。这一信念统治者相当多研究者的认识。

只是晚近，其实量子力学仅仅是前哨兵，语言分析，后现代思想逐渐成型。宏大叙事的知识观，绝对真理的可能性，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紧密关联，科学共同体的制度本质。被哲学家、社会科学家、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者不断提及。科学与真理之间的紧密关系被怀疑，研究者对科学真理的背叛，才真正开始。另一方面核危险、现代社会的“铁笼”，人之“异化”也始终在警示着每一个人注意科学会最终把我们可能引向怎样的道路？

所以，如果说科学研究者从一开始就是认为科学是有限度的，就认为科学和真理没有必然联系，就认为科学是一种制度和方法。我是不认同这一观点的，所有这些认识的背后，直接关涉的是后现代思想对现代思想的冲击。而后现代思想是二战之后才开始逐渐发展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科学和真理是紧密关涉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粉饰古人的英明。

科学研究者对“科学真理”的背叛，是否代表着对其这些体系中极具价值的“求真精神”的 背叛或怀疑呢？如果说kenny所说的西方研究者认识到科学是有限的，那么这一社会事实，是不是在佐证了，西方知识体系在面对今天的复杂社会时，是否已经感觉到紧张和应对无策呢？同时也是否佐证了，中国人的智慧中更存在老道和狡猾的基因。

在现代思想和后现代思想这两个不同的体系内，本体、知识、方法存在着根本的不同，行动上的现代性（因为现代性仍是合法的），认识上的后现代，也许正是当前研究者在这个历史交错的时机和潮流中，身不由己的处境。

Jane，历史事件研究的具体内容我不太清楚，但是据我所知，好像历史研究中也有学者在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

传统的中国历史研究，强调帝王的历史。而且更多的时候，带有为帝王“造”史的嫌疑，正所谓“成者王侯败者贼”。但是现代历史研究也有人用科学方法，严格说是科学程序研究历史，那种方法有点类似考古学，就是用器物证据，来揭示历史真相，或者说从诗词歌赋中搜索历史的证据，然后利用这些证据构建历史。台湾的一些历史研究者好像都是这样做的，当然由于历史已经过去，总是要解释的，但是就我来看，这个程序同科学程序没有什么区别，提出假设，搜出证据，证明假设，假设成立也就构建了历史。

这种研究很大程度上同数据材料的可得性有关，好像法国有个人，专门从教堂、结婚、生子、等等这些客观的、有记录的日常生活中，还原历史的原貌。关键就在于欧洲国家的教堂好像对这些日常小事都是有记录的，而且这种记录还能保持很久很长时间，但这种事情在中国就是一种难得的了。

Kenneth

Eleven, 我猜有几件事关于“科学”应该要澄清的。
1.科学是一个“方法”。凡是用这个方法的研究都叫科学的研究。我在日志「理论与逻辑5 （可怜的管理学）」里回答「学习者」时已经讲过了。我的理解是「科学方法」是从验证理论开始的，你的理论从哪里来根本不重要。所以定性分析的理论建构严格来讲，应该不在科学的范围。你试试看问爱恩斯坦“为什么他知道「光是波」可以用来解释光电效应”？是不是不能解释来源的话，理论就没有意思呢？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你这个理论从哪里来根本不重要。所以，定性分析不在科学的领域里面。

2.第二、我还是要说，「科学方法」与「真理」没有绝对的关系的。你是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科学的发展。但是我有兴趣的是科学方法的本质是什么。别人怎样去看科学是别人的事，我更看重的是我自己怎样看科学方法。不科学的东西不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你喜欢把这个看法看成是「后现代」对科学的背叛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把前者叫做前人对「科学主义」的盲目呢？
我在台湾讲学的时候就引了一个「头配理论」，说凡是夫妻头的大小相近的话，他们的夫妻关系就越好。如果一个头大一个头小，关系就不会好。这个理论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的，所以是在“科学的”范畴里面，但是这不代表它是对的。如果我们跟随Karl Popper的定义的话，凡是可以证明它是错的（真伪的），才在科学的范畴，或者说才可以叫做科学。对我来讲，不科学就是不科学，无论你用「前现代」或「后现代」的观点都一样。

3.基于上一点，中国的管理到现在还不可以叫做“科学”。我作为一个管理教授，跑到几家企业里做咨询，结果“领悟”了一套叫做「人本管理」的东西。到底什么叫「人本管理」没有清楚定义，到底怎样测量一个企业有没有「人本管理」没讲好，「人本管理」是不是在所有企业、所有层面都有用不知道。A企业的老总听过「人本管理」后很喜欢，尝试用了一点点，“感觉”非常好。B企业的老总听到后也试一试，“感觉”也非常好，员工也开心了。这样「人本管理」就变成科学的理论吗？我的理解是科学的理论是经过「大样本」和「重复的」验证的。除非我们可以测量“人本管理”的程度（跨企业的方差），而在大样本中重复的证明“人本管理”是可以有系统的预测企业绩效的方差，这个才可以叫做科学管理研究的结果，不然的话，我们顶多可以美其名为「管理的艺术」，可是那就变成非常主观了。     Kenny

kenny说科学是一种方法。那么这种方法是否应该被定义为是一遵循自然规律法则的方法呢？